羅貝託·波拉尼奧和保羅·奧斯特是恩裡克·比拉-馬塔斯的好朋友。2003年，波拉尼奧去世，留下了《2666》、《荒野偵探》；奧斯特還住在紐約布魯克林每年寫一本書；巴塞隆納的比拉-馬塔斯無論走到哪裡，都會一遍遍講述他跟這兩位作家朋友的故事。在中國也不例外。波拉尼奧和奧斯特的讀者多得多。
在剛過去的上海書展上，比拉-馬塔斯出席了3場公開活動和多個媒體專訪，不用嘉賓和記者開口，他都會主動說：讓我們談談保羅·奧斯特和羅貝託·波拉尼奧吧！
智利作家羅貝託·波拉尼奧波拉尼奧總是跟比拉-馬塔斯對著幹羅貝託·波拉尼奧、保羅·奧斯特和恩裡克·比拉-馬塔斯，三個不同國家的作家，就這麼在上海匯聚。在接受澎湃新聞專訪時，一旁的比拉-馬塔斯夫人打開了手機，裡面存著一些波拉尼奧和他家人的照片。
「我是因為太太才認識波拉尼奧的，她跟波拉尼奧一家的關係比我更密切。」 比拉-馬塔斯第一次見到波拉尼奧的那天就去了他家。第一次見面，他們倆就要喝酒，可波拉尼奧卻說家裡只有一小杯紅酒了。比拉-馬塔斯想，這對即將到來的一次文學長談怎麼夠。而一旁的波拉尼奧兒子更不開心，他對著爸爸說：「他會把我家的酒全喝光的。」兩位作家共享一小杯就談了很長時間的文學和生活，一旁的波拉尼奧兒子不耐煩地一直看表，想打發陌生人走。
「這幾年，我跟波拉尼奧的兒子一直在做一件事情，就是把他爸爸在西班牙生活過的地方掛個牌子，上面就是寫著羅貝託·波拉尼奧什麼時候在此居住。他們全家在西班牙住過很多地方，因為窮所以不停搬家。」比拉-馬塔斯太太翻著手機找出了那些掛著牌子的公寓樓。
有那麼四五年時間，比拉-馬塔斯和波拉尼奧的關係非常密切，時常見面，他還記得有一次在波拉尼奧家裡喝多了，兩人打了起來，最後波拉尼奧把他哄了出去。比拉-馬塔斯和波拉尼奧在一起聊起天來總是沒完沒了，因為波拉尼奧總是跟比拉-馬塔斯對著幹，「只要我說這個，波拉尼奧就說那個。尤其打電話的時候，我說什麼，波拉尼奧都說不對。所以這個電話總是永遠打不完。」波拉尼奧有一本書《地球上最後的夜晚》，說是獻給恩裡克·馬丁，其實就是恩裡克·比拉-馬塔斯。
美國作家保羅·奧斯特年輕時的保羅·奧斯特和比拉-馬塔斯長得像兄弟波拉尼奧沒能活到自己作品在全世界暢銷的日子，他後來死於肝癌。比拉-馬塔斯記得最後一次見到波拉尼奧前，他們已經有三四個月沒會面了。比拉-馬塔斯準備了一個問題去找波拉尼奧，「我認為，這個問題波拉尼奧是沒有辦法反對我的。我問波拉尼奧，『你是不是也覺得布希的一些政治決定非常可怕？』這是我人生當中第一次覺得波拉尼奧會贊同我的觀點。但是沒有想到波拉尼奧說，『非常可怕？哪裡可怕了？什麼東西可怕？』『我沒有覺得有什麼可怕的。』我覺得不爽。」波拉尼奧去世的那年，布希的軍隊侵略了伊拉克。
比拉-馬塔斯寫過一本14頁的小冊子《我不是保羅·奧斯特》。年輕時的保羅·奧斯特和比拉-馬塔斯長得像兄弟，連比拉-馬塔斯的媽媽都覺得兩人像，「但是她還補充了一句，『不過我覺得奧斯特比你要帥一點。』」「我覺得，我跟奧斯特最大的差別是，他喜歡棒球，而我喜歡足球。」
1974年，年輕的比拉-馬塔斯因為政治問題來巴黎避難，保羅·奧斯特也來到了巴黎，他們都希望在這裡能追隨上一輩作家的足跡。兩人沒能在巴黎相遇。很多年後，比拉-馬塔斯一直說，要是當年他們倆在巴黎碰到了，倒不一定能成為朋友，反而會打起來。「當時我們倆不認識。我不會英文，他不會西班牙語，所以我開玩笑說，我們能成為好朋友的原因就是語言不通。」
在《似是都柏林》裡，比拉-馬塔斯寫到了小說主人公裡瓦曾在紐約去保羅·奧斯特家的情景，那是比拉-馬塔斯的真實經歷。「我在《似是都柏林》裡提到，我去奧斯特家裡拜訪，這是真的。但當時我的真實想法是，整個晚上都想賴在奧斯特家裡。因為他們的家就是我理想住宿的地方，我也想成為紐約作家，又帥又有錢。我覺得，奧斯特當時可能已經注意到了我想賴在他家的想法。」
保羅·奧斯特當然看到了這本小說，讀到了自己。有一次在一個讀書會上，保羅·奧斯特還當眾朗讀了這個片段，當時比拉-馬塔斯就坐在下面。「他讀完後看著我，那意思似乎在說，我知道你當時想賴在我家不走。」
兩位好友頻繁出入比拉-馬塔斯的小說比拉-馬塔斯剛剛在英美出版了《不合邏輯的卡塞爾》和《可攜式文學簡史》的英文版，其中《可攜式文學簡史》英文版的封面推薦語就是保羅·奧斯特寫的。
羅貝託·波拉尼奧和保羅·奧斯特是比拉-馬塔斯的好朋友，這兩個人物頻繁地出入比拉-馬塔斯的小說裡。比拉-馬塔斯反覆地通過小說的形式寫當代和歷史上那些真實存在的作家和他們的作品。這些我們耳熟能詳的作家，在小說主人公的旅行中交替出現，中文版的《似是都柏林》、《巴黎永無止境》和《垂直之旅》無不如此，到了《巴託比症候群》，裡面只有一群痛苦的作家。
在這些以作家為小說人物的作品裡，絕大多數作家都是真實存在的，但他們在小說中所言所行的真實性當然是可疑的。「不，不能這麼說！」「當我寫作的時候，我是不會說謊的。我寫下的一切，一定是我認為發生過的事情。」當然，在小說出版後，比拉-馬塔斯還是知道哪些是真的，哪些是他的惡作劇。
他以小說的形式寫了好幾部文學史，比拉-馬塔斯同意一位評論家的看法，「我的作品使卡夫卡、博爾赫斯獲得了第二次生命。我對這個評論很自豪。這是我想像的20世紀文學。」
比拉-馬塔斯說自己只有在情節需要的時候才會虛構作家，他還是喜歡用真實的作家當小說角色。對於那些偶爾編造的作家，比拉-馬塔斯有時候出於好奇心會到網上搜索這些名字，結果發現這些他編造的作家在網上是存在的，有人給他們編了簡歷和很長的作品表，給他們做了網站,還附上了照片。「這不是很可怕的事情嗎？就像那種恐怖片，那些人偶變成了真人。」
比拉-馬塔斯把其他作家偷進小說，他也成為這個遊戲的一部分。 比拉-馬塔斯統計過，自己先後出入了30多本別人寫的小說裡。有一次，我在一本書裡讀到我是小說主角，但裡面的馬塔斯說的話、幹的事情，我從來沒有沒說過、做過。我有種感覺，我自己都不認識我自己了。所以我認為，我寫過的那些作家，他們應該會有相似的感覺，那真的是我嗎？」
比拉-馬塔斯覺得這種寫作方式就像偷別人的記憶，想像自己成為另外一個人。這些偷來的、偽造的記憶留在文學史中，多年後那些偽造的故事可能就會成為歷史的一部分。
「我一共偽造了六七個專訪」比拉-馬塔斯提到了一次有趣的經歷。義大利作家安東尼·塔布
齊有一次來西班牙參加新書發表會，當時比拉-馬塔斯也在，他們的作品在同一家出版社出版。塔布齊在發表會上當眾說：「我從小就認識比拉-馬塔斯，5歲就認識他了。我們都認識了50年，還說了一通童年往事。塔布齊當時回憶說，『我們倆5歲的時候，有一次在街上，比拉-馬塔斯突然喊到，安東尼，安東尼，你看啊，那些大人都好傻！」』塔布齊和比拉-馬塔斯的編輯當時也在場，連忙衝上去搶過話筒說：「這不是真的。」塔布
齊卻很認真地回答：「這是真的。」塔布齊接著「回憶」他和比拉-馬塔斯的童年往事。第二天，西班牙各大報紙都登了一篇文章，講述他們倆從5歲開始交往的故事。比拉-馬塔斯說，「隨著時間推移，我也相信，這是真的」。
比拉-馬塔斯的文學偽造術是源於他年輕時編造獨家專訪的經歷嗎？「這是法國評論家的觀點，我認為不是這樣的。法國人還寫過評論認為，通過編造採訪，我成為文學家，我覺得這不是事實。在我看來，編造一個採訪是一個很正常的事情。」
17歲時，比拉-馬塔斯受一本電影雜誌之託去採訪來西班牙訪問的白蘭度，可是他不懂英文。為了保住飯碗，他編了一個專訪。編了一個，後面就順手了，他在見英國作家伯吉斯前，把專訪稿都寫好了，還很誠實地告訴了對方，伯吉斯倒是覺得省了採訪也挺好。「當時發表出來的東西，到現在也就成為真的了。在小說的世界裡，這都是真的。我一共偽造了六七個專訪。自始至終都沒有被揭穿過。」
在比拉-馬塔斯那裡，虛構與非虛構，真與假沒有明顯的界限？「在我的小說裡，所有一切都是真的。比如哈姆雷特當然是虛構的，但我們都會覺得哈姆雷特像一個真實存在的人物。還比如堂吉訶德，大家也覺得這個人真實存在。在文學中一切都有可能，只要寫得可信。」
在《巴託比症候群》裡，比拉-馬塔斯以注釋的形式寫了一堆「巴託比」，他們是作家但停止了寫作。「所有作家多少都有這種病，我也有。」事實上比拉-馬塔斯是位勤奮的作家，每天早上都要在巴塞隆納公寓裡寫作。在年輕的時候，比拉-馬塔斯覺得那些停止寫作的作家很不可理喻，頂著作家頭銜怎麼能不寫呢？「為了打破詛咒，我就不停寫不停寫。」
(本文來自澎湃新聞，更多原創資訊請下載「澎湃新聞」APP)