原標題：嶺南大學校長鄭國漢：青年人的教育問題，並不是到大學才有的
從嶺南大學校長鄭國漢先生的履歷中不難看出，他對中西方教育有著深入的觀察。1961年，出生於潮州的鄭國漢隨母親來到香港，隨後在香港接受教育，1975年獲香港中文大學經濟系學士學位，並於1977年及1980年分別獲美國加州大學伯克利分校經濟系碩士及博士學位。2009年獲委任香港科技大學商學院院長，2013年9月出任嶺南大學校長。
2014年10月，香港非法「佔中」事件期間，嶺南大學校長鄭國漢成為了備受新聞關注的人物。那時，他擔任主持人，主持了香港特區政府和學聯代表對話。
一年多之後的一個下午，他在辦公室中向我們回憶起了這件事。
嶺南大學校長鄭國漢接受中央人民廣播電臺華夏之聲、香港之聲記者孫洪濤專訪
記者：您出生在潮州，1961年跟母親和妹妹一起來到了香港，九歲開始在香港接受教育。之後您考上了香港中文大學，現在又擔任嶺南大學的校長，這段經歷中有什麼樣的故事呢？
鄭國漢：在我小的時候，並沒有想過念大學。我剛來香港的時候，很幸運進了一所聖公會的小學，叫基德小學。這對我來說是一個很大的改變，當時我希望把書念好，將來找一份比較安穩的相對不錯的工作。小學的老師還說，你們好好念書，將來念大學。我當時真的沒有想那麼遠，能把中學念下來我就相當滿意了。但這是很自然的，一步一步地往前走，我成績很不錯，考了政府獎學金，然後也是進了一家聖公會的中學，叫拔萃男書院，這對我來說是很重要的一段時間。
沒進這個學校前，我們看到它的建築、它的學生，有外國學生，也有在學校住宿舍的學生，所以我以為它是一個貴族學校，但入學之後我知道，它有貴族的一部分，也有平民的一部分。我們這些平民靠會考，有機會進去。我中學的時候也有起伏，有時候因為某種原因不是很勤奮，小學的我是非常勤奮的。我準備要去報大學的時候，就恢復了勤奮的狀態，後來進入香港中文大學，又從中文大學到美國加州大學伯克利。所以回頭想來，我是相當努力的，雖然中間可能有一點起伏，我的目標也是一點點積累起來，而在最開始的時候我並沒有想到那麼老遠。
記者：從香港中文大學畢業之後您去了美國加州大學伯克利分校，那之後又在美國的大學做過助教，在美國經歷了有十幾年的時間。
鄭國漢：十二年。
記者：那之後為什麼會選擇再回到香港，進入香港的高校任教？
鄭國漢：我去美國是念經濟的，因為我在中文大學聯合書院是念經濟，我一開始念工商管理，後來發現對經濟更有興趣，就改學經濟，也相當勤奮。當時打算去念經濟學博士，我以為會有興趣到世界銀行這些機構去工作，也沒有想很多其他出路，沒有想過會留在大學。但是，念了兩年以後我到華盛頓去工作了一個暑期，我並不認為當時的工作很有挑戰性，就是貸款給發展中國家，我覺得做那個工作很沉悶，所以我就開始對世界銀行這種工作興趣不大了。當時在那邊短期工作的有一個英國教授，他在英國一所大學任教，他就告訴我說，你不如去大學先幹幾年吧，幹得可以就留下來，不行的話你還可以從大學到其他地方去，包括再回頭看看世界銀行這種工作。我聽了他的建議，就去了美國的佛羅裡達州立大學。我進去的時候是助理教授，五年後升副教授，一直幹了十二年。
我當時沒有想到回香港的。可以這麼說，因為我是中文大學畢業，我知道當時中文大學的研究氛圍不是很好，是以教學為主，所以我真的沒有特別想回香港。
但是，1991、1992年的時候我就在想，我是否要永遠留在原來那個地方？那地方是一個小城市，十萬人口裡面就有三萬多學生，再加上老師，基本上是一個大學城。周末的時候我有機會跟其他華人的教授、華人的朋友一起，我看到有一些退休的老教授，他們子女也大了，不在身邊，退休後生活裡面的亮點可能就是某一個星期六跟大家一起吃個中餐。那我想，我退休以後是否就是這樣子？所以我開始想要離開，想去找一個比較大的城市。
就在那個時候，我的一些朋友去了香港科技大學。我剛開始說，等我換一個地方，做穩了再到香港科大來短期訪問下，但是我朋友說，幾年後我們請滿人了，沒有位置留給你。他說你不如來看看，不喜歡就不來，很簡單。我說好，1992年3月份我就到香港科大來，看到環境非常漂亮，在山邊，面對著海。最重要的是，我在美國認識的朋友都是大學界的朋友，不少已經做出成績，他們很多人都考慮回來。還有一個方面是跟回歸有關係。我是香港人，但是很多人可能以前是臺灣的、內地的。1997年以後，這裡是中國人的地方，有機會把一個沒有歷史包袱的新大學做成一個世界上水平比較高的大學。所以，三月份我回到香港面試，六月份我就回來了，因為我真的是覺得很有希望，也想一輩子裡面有機會幫助創立一個新的大學，而且是有高水平的大學，一輩子可能就只有這樣一個機會，所以我回來了。我的不少朋友都是因為這個理想回來的。
記者：1992年您回來參與了香港科技大學的創校。在那之前的十多年時間裡，您在美國有過讀書和工作的經歷，您又是香港中文大學的畢業生，可以說對中西方的教育及校園文化都有很深的了解，您覺得香港高校的氛圍跟西方相比有什麼樣的不同？
鄭國漢：美國的高校也有不同種類的。有一些是世界上最優秀的，像哈佛、斯坦福這些都是，但也有一些比較一般的大學。我求學和工作的地方，都是屬於研究性大學，所以香港科技大學還沒有出現之前，香港的大學無法跟它們比，因為它們基本上不能說是研究性大學。
有了科技大學後，其他大學跟著改，有更多學校更注重研究方面，而且在不停追趕。可以說讓整個香港的大學起翻天覆地變化的最主要就是科技大學，因為科技大學開始的定位就是研究性大學。九十年代有科大以後，它做出成績，其他大學也認為不改革的話，慢慢人家就不把你當回事，所以所有的大學都開始在研究方面更加投入。從這個角度來說，現在香港很多所大學應該都是蠻高水平的，香港也有四五家能排進全世界前一百名。所以我覺得從九十年代開始的這二十年，香港高等教育的發展是非常快的。
當然，我們的大學必須有不同的類型才可以滿足社會的不同要求，就是有紅花也有綠葉，不能大家都當紅花沒有綠葉了，也不能大家都是綠葉沒有紅花，大學之間也必須有分工。所以我們在香港看，中大、港大就是我們所謂全方位的大學，科技大學跟理工是比較偏科技方面的，當然城市大學也類似。浸會大學跟嶺南大學基本上就是比較以本科為主的大學，還有一個教育大學，那是培訓老師的一個基地。事實上我們是有不同的分工，跟世界各類的大學進行競爭，所以我覺得這十幾年香港是做出了很大的成績。
記者：就像您說的，每個大學都有不同的定位和發展方向，同時也有自己不同的文化和氣質。嶺南大學在學校主頁寫到，要傳承一種「嶺南精神」，那您覺得什麼是「嶺南精神」？
鄭國漢：我只是2013年才到嶺南大學工作，所以還是依靠我們的校友，老的嶺南人，把嶺南精神傳下來。嶺南精神基本上就是包括這些方面：很熱情、很忠誠，還有很堅毅，對做事方面堅持，同時思想比較開闊，能夠接受不同的看法，不同的文化，還有一個就是我們會以服務社會作為我們學生的抱負，這幾個加起來大概就是我們所謂的嶺南精神。
嶺南精神是我們嶺南大學從1888年在廣州創立的時候一直發展傳承下來的，當時它叫格致書院，是一所基督教的大學學院，英文名叫Christian College in China。我們要構建一個老師跟學生共同學習、研究的社區。我們重視的是全人發展，要有責任感，有服務社會的心。所以你看我們校訓，英文很簡單Education for Service，中文把它翻譯成「育英才，服務社會」，所以這就是我們辦學的目的。
記者：您覺得大學的教育應該提供給學生什麼，通過大學的教育應該培養出什麼樣的學生？
鄭國漢：不同的大學有不同的考量，不同的大學有不同的宗旨、目標。從我們的角度來說，培養一個畢業生最要緊的是培養他做人，做一個對社會有貢獻的人，有正能量的人，知識面比較廣闊，能夠獨立思考，有更多的創意，對社會懷有一種責任感，懂得回饋、回報社會。至於怎麼做，就是回到我們博雅教育的方法上面，有人認為博雅教育是目的，但我認為博雅教育是一種方法，這是全人發展的方法。
隨著知識的擴展，我們慢慢在「文」的東西上加上「理」的東西，理的東西除了自然科學之外還有社會科學，這就是博雅教育的一個共同的基礎，你的知識面必須包括這三方面：文科、理科、社會科學。但是，假如只有課程設計是這樣的話，那基本上只能叫通識教育，現在內地也談博雅教育，他們談的博雅教育就是通識教育。但是西方尤其是美國，美國做博雅教育是最好的，它們的教育除了知識面比較廣闊以外，還有一個教育學的問題，方法的問題，所以它是小班教育，因為小班才有機會討論，而不是大班，我一個人說，你們在下面就做筆記。小班可以多討論、多啟發、多想，去幫助學生自學，獨立思考，從不同的角度看同一個問題。所以我們這邊也發展小班教育。還有就是，博雅學院很注重兩個東西。一個就是運動，除了鍛鍊身體以外，也可以鍛鍊意志，鍛鍊團隊精神。我們這邊的設施不錯，我希望學生能更多地利用，好好培養運動的精神。另外一個就是要住在學校裡面，跟其他同學一起住宿舍。宿舍就是學生的一個小社區，人與人交往，他們可以解決矛盾或是共同去做一件事情，組織一個活動，這些都是訓練他們解決問題的能力，所以宿舍生活也是一種教育。還有最後一個，就是服務社會，我們這邊叫citizen participation，就是公民參與，它本身包含一些基本的培訓，幾十個小時的服務。所有這些東西加起來，加上我們校友的支持、社會的支持，這就是我們辦博雅教育的方法、做法。
我們做這些事情，就是為了達到我剛才談到的目的，語言能力比較好，溝通能力比較強，有回報社會的心，還有一定的能力，知識面比較廣，能夠獨立思考，能夠不同角度看事情，也比較能夠接受不同的意見，可以尊重你我的差別，能夠互相包容，這些都是我們博雅教育或者全人教育希望達到的目的。但是我們的理想，不見得每個學生方方面面都能夠做得到，但這是我們希望達到的理想狀態。
記者：香港年輕人的發展一直非常受到大家關注，尤其在這幾年經歷了一系列事件之後，香港的年輕人發展也面臨許多問題。您怎麼看現在香港年輕人存在的問題？
鄭國漢：我自己感覺，現在香港這個情況下，青年人可能也有了很多特別的狀況。當然我們很多時候就說到青年人的教育問題，這些問題並不是到大學才有的，在中小學的時候，可能更多是中學就出現了。一方面是教育出問題，可能更重要的是社會跟政治方面出的問題。我們也看到有人正在做研究，研究是否因為某種原因導致了這些青年人的特定行為。
我覺得青年人如果是為追求理想、公義、民主、自由這些東西，是值得鼓勵的。問題是香港在民主方面沒有很深厚的歷史，所以民主社會所需要的一些特質我們是沒有的。民主社會是互相尊重，就算你的意見跟我是相反的，我尊重你，你也尊重我，我們是找一個平衡、協調，找解決的方案，而不是各種極端。
所以我覺得，可能是我們在民主上並沒有很多經驗，很多人都認為他自己很懂民主，可能他根本就不懂，或者是沒有歷史比較長的民主國家的那種包容和理性，所以就比較容易走極端。尤其是現在有很多人，無論是年輕、年紀大的，認為我掌握了公義，而你又跟我意見不一樣，那顯然你就不在公義那方面，變成了我們不是一種平等的對話，而是一種謾罵。實際上這些都是違背了民主最基礎的行為。
我們可以多了解自己，也了解世界。你剛才講的那些問題，也不是光在香港出現，全世界都會出現，那是否跟現在信息流通的速度和模式有關係呢？比方說，在現在的網際網路中，大家通過不同的社交工具跟不同的圈子交流，一個圈裡的人同聲同氣，那肯定沒有什麼不同意見，但是外邊不同意見就進不來，甚至是被排除了。連現在網上的搜尋引擎，當你要找某一問題的時候，它會根據你以前看過什麼文章，提供給你類似的文章，就像你上網都是看汽車，它就都把汽車廣告給你看，不會給你其他廣告。這種模式對推銷商品來說是沒有問題的，投其所好，但是對社會問題的看法，就會導致你看不到不同的意見。
所以很多人都以為我周圍所有人都跟我一樣，那我不是掌握了大眾的主流意見嗎？實際上不是，事實上現在各有各的山頭，自我中心，跟外面沒有交流。現在大家都比較自我，我認為公義就是公義，甚至進一步來說，因為我認為是公義的我就可以不擇手段，甚至可以傷害其他人去達到我的公義。這是相當自私的，首先不是所有人都同意你所謂的公義就是公義，然後你用你的公義去不守法，社會就亂了。
現在我們的確面臨著這種情況，但是香港不是唯一面臨這個問題的地方。我覺得有可能跟我們這一二十年信息交流的方式有關，那種要儘快找出一個答案的方式，對我們解決浮躁問題一點好處都沒有，甚至是負面的。可能很多人對內地的情況並不太了解，但是內地不少負面的信息很快傳到香港，甚至可能比在內地流傳還要快。所以不能排除有部分年輕人就受到這些信息的影響，令他們對內地有了一定的看法。
希望無論是年輕人還是年紀大的人都要多看不同意見，因為畢竟沒有哪個國家、哪個地方是完美的，有好的東西，也有一些不太好的東西。內地網上好像也有一些很極端的思想，這是我們共同面臨的問題。
記者：造成香港青年人的問題有很多原因，那您覺得從教育層面來說有什麼解決的方法？
鄭國漢：現在的特首梁振英上任的時候，推出了一個上任政府已經安排好但沒推出的東西，叫國民教育。國民教育一推出來，就引起了很多的疑慮，認為這是「洗腦」。大學生來到大學，他怎麼想，大學是控制不了的，我們只是提供一個平臺，令大家有機會交換辯論，互相了解。所以我的想法就是，在大學裡面能夠有更多的機會讓不同的意見交流，不要自己關起門來。
「我是對的，你們跟我不一樣，那你們就是錯誤的」，現在的確有這種傾向。但是大家要了解，並不是所有香港大學生都是你在電視上看到的那些比較極端的大學生，他們佔的比例可能還不到百分之五，可能更低，但是大部分學生都在勤奮念書，不在這些事情上面發表意見，所以造成外界的錯覺，認為所有學生都是如此。事實上不是的。我自己的想法是要多交流，更要緊是要有開放的態度，包容不同的意見，互相尊重，大家講道理、擺事實，不要把自己的眼遮住了，我不看這個，不看那個，事實上什麼都要看才能全面理解。
現在香港有些年輕人對內地有牴觸的情緒，解決的方法是讓他們有機會多看看，自己看，有些東西看了以後就會發生改變。單純依靠教育企圖改變他們的想法我覺得是不現實的，反而會引起人家的猜疑，有負面的影響，往相反的方向發展。就像父母跟子女之間，你叫他不要做這個事情，他就偏偏做這個事情。
記者：逆反心理。
鄭國漢：對，逆反心理。所以我覺得應該有更多的信息交流。嶺南大學每年收進來六百多個本科生，我們每年都安排三百名到各地去實習，有三分之一是在香港，三分之一是在內地，三分之一是在海外，包括東南亞等地方。事實上，他只要多看幾個地方，他的那種想像就會改變：想像中好的，事實上不見得那麼好，想像中壞的，不見得肯定壞。所以我覺得最要緊是多交流，多給年輕人機會。
記者：您對香港年輕一代的未來有什麼樣的期待？
鄭國漢：老實說，年輕人都有這種成長的過程，現在上了年紀的人，他們有一部分在年輕的時候可能很輕狂，也可能很叛逆，甚至很激進，但是投入到社會之後，相當一部分人會改變，因為他們看到了不同的東西。我希望年輕人好好學習，多用開闊的眼界去看世界、看香港、看自己，然後努力地裝備自己，將來在這個世界上有一個立足的基礎，然後好好把事情做好。首先能夠發揮自己的才能，同時也對自己的家庭、自己當地社會、我們香港跟國家做出貢獻。總之，做一個對社會有正面影響的人，這樣才不會辜負他們的一生。