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霧社事件」折射臺灣少數民族困境

臺灣光復後，在霧社建立的紀念碑，題曰：碧血英風。

臺灣歷史的想像在「霧社事件」上折射

從1997年起，魏德聖就開始籌拍關於「霧社事件」的電影《賽德克·巴萊》。對於大陸觀眾來講，無論是「賽德克·巴萊」還是「霧社事件」都是非常陌生的名詞。「霧社事件」是日本在臺殖民史上最大的少數民族抗爭事件，而此次抗暴的主體就是魏德聖電影名字中的「賽德克」人。

一些學者認為，臺灣人在不斷回望歷史的同時，對於「霧社事件」的不同詮釋開始逐漸裹挾著政治訴求和各種政治利益，「少數民族」成為「泛政治化」社會中各方可以善加利用的「符號」。其中，有的是為了迎合新的「臺灣民族」意識形態，另外一些把「霧社事件」作為抗議精神的宣言。

臺灣歷史的想像，都在「霧社事件」上折射出來。

「霧社事件」發生於1930年10月27日，前後2個月，參與此次抗日暴動的霧社6社少數民族幾乎滅族。霧社所管轄的少數民族分為四大部落，各部落又由若干社組成，當時起事之時霧社共11社，參與起事的有6社，莫那·魯道是起事的馬赫坡社頭領。

「霧社事件」成日本「理蕃」政策轉折點

爆發「霧社事件」的1930年，日本人在中國東北已經咄咄逼人，而在臺灣，經過討伐和綏撫三十餘年，社會局勢已相對平靜。正當殖民政府以為大局已定之時，發生了血腥的「霧社事件」。臺灣大學歷史系教授周婉窈在其研究中認為，「霧社事件」的起因根據日方資料大概有三個方面，一、勞役問題；二、少數民族與日本人通婚問題；三、馬赫坡社頭目的不滿。但其根本之處在於日本人侵入原本自成世界的賽德克族領域，沒收族人狩獵槍枝，日本人慾取代部落首領地位，部落傳統習慣律法受到嚴重挑戰。

「霧社事件」的導火線是，1937年10月7日上午，日本巡查吉村克己等人經過馬赫坡社，當時社中正舉行婚宴，吉村等人受邀進去參觀。吉村與男子達多·莫那產生摩擦，並用手杖打了達多·莫那的手。這是對達多·莫那的侮辱，進而達多·莫那毆打了吉村。事後，馬赫坡社頭領莫那·魯道擔心受到嚴懲，也擔心自己的位置被取代，於是利用族人不滿，決定起事。莫那·魯道作為領導者曾被送往日本「參觀」，與日本殖民者打交道數十年，他明白一旦起義，除了赴死別無他途。但他的族人堅持要反，他最後還是認可他們。

莫那原希望11社共同參與，但最後只有6社參加。舉事的日子定在10月27日，當天是霧社每年舉行盛會的日子，轄下的十個學校和教育所，集合在霧社公學校舉行各種活動。當時來參加的日本人有200多人。當日上午8時，霧社族人襲擊在霧社公學校的日本人，軍警、婦女兒童幾乎被殺盡。據統計，日本人共死亡139人。

但很快，日本軍警迅速趕到，從10月28日開始至12月26日鎮壓結束，參與起事的6社總人口1234人中，共死亡644人，幾乎減少一半。在鎮壓過程中，日方可能使用了毒氣，並動用飛機進行轟炸。另外，日方還利用「味方番」一起鎮壓6社，「味方番」就是和日本人關係友好的少數民族，也就是所謂「以夷制夷」、「以番制夷」，誘使有山林作戰經驗的少數民族討伐族人，當時的價格是，男丁人頭100元，女人30元，兒童20元。1931年4月，「味方番」道澤社在日本當局的縱容下，大舉襲擊了霧社事件的倖存者，殺害6社族人214人，導致「反抗番」人口最後僅剩298人，這些人後又被強制遷居到川中島。這就是所謂「第二次霧社事件」。

在起事過程中，莫那·魯道率領番丁和家人逃到馬赫坡巖窟，在殺死家人後，莫那獨自在深山自盡。其長子達多和次子巴索繼續奮戰，最後拒絕歸降也都自殺身亡。 「霧社事件」成為當時日本殖民政府「理蕃」的一個轉折點， 給了正舉杯慶祝第一個殖民地成功經營的日本當頭一棒。

戰後成「泛政治化」的符號

1945年，臺灣光復之後，「霧社事件」在臺灣不再是禁忌。1953年，遷臺政府在霧社櫻臺立碑，此後每年舉辦紀念活動，「霧社事件」被一統於民族「抗日」史詩之中。但戰後臺灣談「霧社事件」，往往僅止於第一次「霧社事件」，與之密切相關的「第二次霧社事件」，如何看待「親日者」令官方和史學家很為難，因為這裡涉及少數民族內部的和解問題。如何「和解」？「和解」之後呢？中國社科院文學所研究員李娜說：「在長久以來抗日主流敘述的壓力下，那些在『親日』恥辱中生活的族人面臨著壓力。『和解』要回到歷史，也指向未來，在賽德克和其他少數民族之間，共享著什麼樣的現實和未來？有怎樣的傳統和價值待尋找、待確立？」莫那·魯道的曾孫則提出：「和解應出於仇恨之後，但仇恨該如何去消解？和解儀式只是個外在的形式，但心中的瘡疤真能癒合嗎？這時候『愛』在哪裡？它該怎麼作用？真正的和解是否會消失在時間的推移中，是否再度成為歷史的內容？然後再度成為後人爭論的題材。」

近幾十年來，對於「霧社事件」的不同詮釋本身就裹挾著政治訴求和各種政治利益，使用「霧社事件」成為各政治派別的一張牌，由此「霧社事件」成為又一個「二二八」。從「威權統治」走向「本土政治」，「少數民族」成為「泛政治化」社會中各方可以善加利用的「符號」，一個某種程度上新的「政治正確」。有的是為了迎合新的「臺灣民族」意識形態；而另外一些從事少數民族運動的人，如高金素梅 (微博)，在組織抗議日本參拜靖國神社、要求取回祖先牌位以及抗議民進黨執政者的不當政策的鬥爭中，把「霧社事件」作為抗議精神的宣言。臺灣歷史的想像，都在「霧社事件」上折射出來。莫那·魯道及其族人，他們實際面臨的是外來強權對自身文化的嚴重摧毀和破壞，他們的困境也是世界上很多少數民族的困境。

關於「霧社事件」的書寫、論述和研究，從戰後到現在有很多文學、歷史、影像等作品，但其間有很大變化，這些變化是不同群體、不同世代、不同部落，以及不同政治、社會、文化條件的交錯。在所有「霧社事件」的研究作品中，最值得注意的是旅日臺灣學者戴國輝在1981年出版的《臺灣霧社蜂起事件》，全書共600頁，這本書後來成為霧社事件研究的最重要參考著作。

在臺灣文學中，「霧社事件」特別為本土作家關注，張深切以歌頌「抗暴」的劇本《遍地紅——霧社事變》（1960）寄託自己的政治理想，鍾肇政以《馬赫坡風雲》（1979）、《川中島》（1985）、《戰火》（1985）三部曲試圖歷史性描繪「霧社事件」參與者及其後代的命運起伏。近年來，最值得注意的關於「霧社事件」文學作品是臺灣作家舞鶴的長篇小說《餘生》，小說出版於1999年。《餘生》以1930年的「霧社事件」為書寫的出發點，但並非以講故事的方式「再現」驚心動魄的歷史。《餘生》的敘述者行走在1990年代後期的遺族部落，有仿若「田野調查」的姿態，卻以史料與現實、虛構與思辨雜糅組成特殊風貌的「小說」。

而即將上映的這部魏德聖《賽德克·巴萊》，臺灣大學歷史系教授周婉窈認為導演試圖從賽德克族的文化來詮釋莫那·魯道及其族人的浴血抗日，「換句話說，魏導演似乎採取了一個比較『內部』的觀念。這樣的觀念之所以可能，顯然不是魏導演一個人的思索結果，而是一個漫長曆程的裡程碑。」

（本文參考臺灣大學歷史系教授周婉窈《試論戰後臺灣關於霧社事件的詮釋》、中國社科院文學所副研究員李娜《出草者餘生》、 近代中國出版社印行《不屈的山嶽：霧社事件》等文。）