在和病毒抗爭的過程當中
疫苗被認為是一張行之有效的終極王牌
在這場和時間賽跑的戰役當中
中國誕生了一支央企科技抗疫「先鋒隊」
作為生物醫藥的「國家隊」
國藥集團中國生物的科研工作者
星夜兼程、全力出擊
創造了多個「全球率先」標誌性成果
和一系列生物安全領域的「國之重器」
今天
跟小新一起走進他們的故事——
疫苗「國家隊」行動報告
——寫在國藥集團中國生物新冠病毒滅活疫苗上市之際
2019年底，一個來歷不明的幽靈，闖到了武漢，引發了一種怪病：不明原因肺炎。
當務之急是弄清病因。31日，國藥集團中國生物董事長、科技部「863」計劃疫苗項目首席科學家楊曉明憑著職業的敏感，電令上海捷諾公司總經理夏小凱：「立即派人趕往武漢，查明病原。」捷諾專攻檢測試劑，其生產的試劑盒，對22種呼吸道病毒，只須一次檢測即可查明「戶口」。2020年元旦，捷諾派出的專家組在武漢檢測了一晝夜，發現它既不在人類已知的22種呼吸道病毒之列，也不在50多種消化道病毒之列，是一個沒名沒姓沒上「戶口」的新病毒！
中國生物與這個新病毒的戰鬥就此拉開了帷幕。
「頂梁柱，關鍵時刻要頂得住」
一個引發傳染病的新病毒對人類的危害，甚至超過一次世界大戰。因為它是個陌生的入侵者，人們對它還一無所知，以致於一時無藥可治！疫苗是控制、終結傳染病的終極武器，但其研製往往在疾病流行之後，這是常規。但這一次，「我們應該打破常規了。」董事長楊曉明與黨委書記朱京津、總裁吳永林、副總裁張雲濤等溝通後，形成共識：「中國生物作為疫苗研發『國家隊』，要主動作為，在診斷、治療、預防三個方面都要作出貢獻，特別是在疫苗研發上要衝鋒在前。」於是，董事會、黨委、經營班子迅速作出決策，向下屬單位發出了「預先號令」：令上海捷諾總經理夏小凱掛帥研製診斷試劑盒；令天壇生物武漢血制公司副總李策生在武漢生研所所長段凱的統一領導下，採集康復者血漿和製作特異性免疫球蛋白，用於搶救重症病人；令武漢生研所所長段凱、北京生研所主持工作的副所長王輝分別掛帥研製滅活疫苗；令中國生物研究院院長李啟明掛帥研製基因重組疫苗……
1月2日，中科院武漢病毒所發現「不明原因肺炎」的病原體是一種新型冠狀病毒；5日完成其基因測序。國家疾控中心拿到基因序列後，夏小凱帶著大家僅用48小時就研發出新冠病毒2019-nCoV核酸檢測試劑盒（螢光PCR法），用於武漢「前線」。這是世界上第一批新冠病毒核酸檢測試劑盒。26日通過國家藥監局認證後，又獲歐盟認證，並被世衛組織列入應急使用清單（現已升級為「七聯冠」試劑盒，可一次檢測出七種人類已知的冠狀病毒，30分鐘出結果）。
然而，疫苗是不可能像試劑盒那樣突擊出來的。業內有一個所謂「雙十規律」，即搞成一個疫苗，需投資10億，耗時10年。光是論證、立項少說也得一年時間。疫苗是創造性產品，誰也不能保證一定成功。目前已知的病毒有數萬種，做成疫苗的才50多種，所佔比例微乎其微。眼下新冠病毒初來乍到，就要刻不容緩地研製疫苗，成功的把握有多大？投資是否會打水漂？面對質疑，楊曉明說：「中國生物是國企，首先是國家，其次才是企業；中國生物是央企，是國家疫苗行業的頂梁柱，關鍵時刻必須頂上去。」回顧歷史，我國消滅天花、消除脊灰用的是中國生物的疫苗，控制其它法定傳染病，至今80%以上的疫苗是中國生物提供的。中國生物剛剛度過了她的百年生日，百年奮鬥，百年輝煌。改革開放後，尤其是近10年來，中國生物人讓中國疫苗從跟跑階段進入到與世界先進國家並跑和部分領跑的新階段。如輪狀病毒疫苗與美國等疫苗大國同步成功；EV71疫苗是中國獨有的疫苗……中國生物的領導班子、科技平臺、人才隊伍、運行機制、經濟實力和企業文化，方方面面都具備了挑戰新冠病毒疫苗的能力。黨委書記朱京津說：「現在要戰勝新冠病毒，我們要有『捨我其誰』的擔當精神。」
既豪情滿懷，又頭腦清醒，中國生物董事會、黨委會、總裁辦公會一致同意，投資20億，用於新冠病毒疫苗研發、生產。為增加保險係數，決定同時展開滅活疫苗和基因重組疫苗的研製。滅活疫苗是傳統疫苗，技術和工藝比較成熟，質量可控，安全性好，目前仍然是疫苗市場上的主力。基因重組疫苗等新型疫苗技術上固然先進，從理論上說更適合疫苗的緊急研製，但到目前為止，真正成功的其實只有一個基因工程重組酵母B肝疫苗。兩條腿走路，更穩當。
新冠病毒屬「乙類病毒，甲類管理」，研製滅活疫苗必須與活病毒為伍，P3（生物安全防護等級三級）實驗室是必備前提。而負責研製滅活疫苗的武漢和北京兩個生研所都沒有P3實驗室。怎麼辦？發揚社會主義制度的優越性，借雞生蛋。武漢生研所與中科院武漢病毒所只有一牆之隔，兩家八年前就訂有戰略合作協議，現在一拍即合，兩家合作，用病毒所的P4、P3實驗室研發新冠病毒疫苗。北京生研所擬借用國家疾控中心病毒病研究所（以下簡稱病毒病所）的P3實驗室，楊曉明去談判，疾控中心主任高福和其他領導欣然應允。他們有7間P3實驗室，騰出兩間大的給北京生研所使用。
春節，默默的逆行者
實驗室有了，正是用人之時，可恰逢庚子年春節，人員大多回家過節去了。
1月24日（己亥年除夕）凌晨2點，武漢市發布公告，決定從當日10時起「封城」。這一下打亂了許多人的出行和工作計劃。春節前，武漢生研所病毒類疫苗研究室主任王澤鋆考慮到新冠病毒疫苗立項準備工作不需要太多的人，只留下6人堅守崗位，讓其餘人回家過年了。沒想到人剛放走，所長段凱就催他「不等立項，提前上馬」，偏偏又碰到「封城」，咋辦呢？他在微信工作群裡發了一則通告：「@所有人：新冠病毒肆虐，疫苗研製加速，武漢『封城』，務請想方設法儘快趕回。」
孟勝利、盧佳、萬鑫、郭靖、王文輝……大家紛紛行動起來。盧佳與丈夫帶著女兒回合肥公婆家過年，一家團圓，其樂融融，而歡樂的氣氛卻被這條微信給攪黃了。這對博士夫婦商量，把2歲的女兒託付給爺爺奶奶，馬上開車趕回。但兩位老人堅持「再怎麼也得過了大年三十再走」。春節一早，乘孩子還沒睡醒，他倆悄悄開車走了。盧佳是含著眼淚與孩子告別的，「沒想到這一別，大半年的時間只能在手機裡見面。」
研究室回家過年的人大多在初一趕回了，而王文輝卻被當做「高危」人員被控制在河南民權縣的老家。他家的院牆上掛著一條橫幅，上寫：「本戶有武漢返鄉人員，請勿相互來往」。連門也不讓他出。沒法，他讓所裡給村委會和鄉政府開來了《請讓王文輝回漢參與緊急研究新冠病毒疫苗的函》……費盡周折，他才坐上了南下的列車，但當時列車在湖北都甩站。感謝列車長向上請示，為他這個肩負特殊使命的人下車，路局特批列車在武漢站停車1分鐘。
除夕這天，北京生研所副所長王輝也在緊急收攏人員。疫苗研究二室主任趙玉秀在保定公婆家中，正準備吃團圓飯，突然接到王輝的電話：「立即搜集有關新冠病毒的資料，準備研究疫苗。」剛吃罷團圓飯，王輝又來電話：「連夜趕回所裡，討論疫苗研究方案。」不用問，有關人員都會接到同樣的電話。
大年初一，王輝帶著趙玉秀、張晉、梁宏陽、李娜和丁玲，晝夜加班，拿出新冠病毒滅活疫苗的研製方案，宣布由上述人員組成 「六人小組」，領導疫苗研製。
大年初二，中國生物副總裁張雲濤帶著北京生研所王輝、趙玉秀等人來到科技部生物技術發展中心，與武漢生研所（視頻）和另一家公司一起，做新冠病毒滅活疫苗課題匯報。按公共衛生緊急課題，三家均被批准立項。
「請讓我多睡一小時」
新冠病毒滅活疫苗的研製戰場，首先在武漢病毒所的P4實驗室展開。P4實驗室是生物安全防護等級最高的實驗室，非常適合新冠病毒的毒株選育、細胞培養和動物感染實驗的操作，但它的高「門檻」卻將武漢生研所的人擋在了門外。進入者必須穿雙層防護服，戴頭盔、N95口罩、兩層手術手套，呼吸全靠背後翹起的那根連著天花板的「長尾巴」輸送來的空氣。進出要經過10道門，每一道都要進行消毒、檢測、審核。這就給疫苗研製出了一個大難題：能進P4實驗室的人都是搞純科學的，而製作疫苗是應用研究，二者區別極大。王澤鋆說：「比如，培育病毒，他們一般用試管、燒杯就足夠了，而製作疫苗培育病毒要用反應器，用40層的細胞工廠，這麼大的傢伙，他們沒見過，自然就不會操作。而會操作的人卻進不去。」大家想到一個合作的辦法：生研所的專家隔著防彈玻璃窗戶看著裡面，用電話指導裡面操作。後來，生研所的盧佳和楊安納經嚴格的培訓，考取了「準入證」，可以進去工作了。
科研人員在中科院武漢病毒所P4實驗室
許多困難是以往從未遇到過的。比如，動物試驗是疫苗研發中無法跳過的一環，建立動物模型則是動物試驗的前提。可新冠病毒對人狠，對動物卻不敏感，許多傳統的實驗動物如小白鼠等即使帶毒也不致病。怎麼辦呢？中國醫學科學院秦川教授等科學家通過基因技術讓動物從不敏感變為敏感，從而建立起新冠病毒的動物模型。
困難很多，但大家最怕的不是困難，而是沒時間。疫情肆虐，疫苗研發進度必須儘量往前趕。武漢的盧佳和楊安納在P4實驗室做檢定，要把活病毒注射到打過疫苗的實驗動物體內，以檢驗抗體抵禦病毒的能力。小白鼠、大白鼠、豚鼠、兔子、靈猴、恆河猴，從小到大，一個一個試驗，一項一項檢定……工作時間屢屢嚴重超過P4實驗室規定的4小時。既危險，又疲勞。從P4實驗室出來，還得整理資料，結束工作的時間大多是凌晨4點左右。只有在這時，盧佳才能在手機中看到女兒的視頻，那是她爺爺從合肥傳來的。女兒問得最多的是：「媽媽，你什麼時候來接我呀？」最扎心的一問是：「媽媽！你是不是不要我了？」她無言以對，哭了好一會才緩過來。
無獨有偶，同樣的「劇情」也在北京生研所上演。疫苗研究二室主任趙玉秀春節後就到了病毒病所的P3實驗室做研發。防護等級雖然比P4稍低，但穿、脫防護服也是很花時間的。嫌這樣浪費時間，她儘量少吃少喝，並穿上了紙尿褲，進去幹起來就不分晝夜，最長的一次在裡面幹了19個小時。凌晨4點，她脫下防護服，回到休息區，照例在手機上看孩子的留言。此前在研究脊灰滅活疫苗時，她就因為天天早出晚歸與孩子不照面，疫苗搞成了，孩子卻不認她了，說：「你不是我媽媽。」她決心要給孩子還上欠下的母愛。可新冠病毒疫苗一上馬，她又身不由己了，只能每天凌晨休息前給孩子留言。雖然母子不能見面，但能聽到對方的聲音也是一種幸福。可她沒想到，今天孩子留給她的是一句「絕情」的話：「你已經兩三個月不見我了，我沒你這個媽媽。」孩子太小，還不能完全看懂媽媽，但媽媽能讀懂孩子。爸媽都在忙抗疫，不著家，一個不滿10歲的孩子獨自過日子，該有多難啊！她的淚水像開了閘一樣譁譁流下。
2020年12月25日，在國藥集團中國生物北京生物製品研究所的新冠病毒滅活疫苗分包裝車間內，疫苗產品在燈檢機內進行燈檢。
在北京生研所，趙玉秀的「待遇」算是好的，因為病毒病所在專家公寓給他們提供了一個床位，而絕大多數在本所工作的人卻只能睡沙發或行軍床。王輝考慮到大家沒法回家，便按2:1的比例給各辦公室配發了行軍床，以便大家忙裡偷閒，輪流睡一會。朱迪做檢定，在凌晨5時才完成手頭工作，想回辦公室睡一會，沒料到幾張行軍床上都有了人，無奈，那就趴在辦公桌上睡一會吧！兩小時後，又有新的工作等著哩！
國藥集團董事長劉敬楨去武漢生研所慰問研發人員，問大家：「有什麼要求？」回答說：「沒什麼要求。」領導說：「大家別客氣，有要求就提出來，我們解決。」研究室主任王澤鋆說：「硬要說要求的話，就是能不能放一天假，讓我們睡個好覺。」全場鴉雀無聲，劉敬楨卻淚流滿面，連擦了三張面巾紙。
另一位領導在北京生研所慰問時也流淚了，請大家提要求，想不到一致要求：「請讓我多睡一小時。」
其實，即使領導讓他們多睡一小時，他們也不會執行。因為他們在和疫情賽跑，也在與世界同行賽跑，不獲勝是不會停下來的。領導沒能滿足他們「多睡一小時」的要求，但國藥和中國生物黨委通過「火線入黨」、「火線提拔」給他們補充「精神食糧」。比如：武漢生研所的王澤鋆雖然資歷淺，博士才畢業不久，卻帶領團隊屢建奇功，被批准「火線入黨」，破格提拔為總經理助理；北京生研所副所長王輝被「火線提拔」為所長、總經理。她既風風火火，又科學嚴謹，新冠疫苗上馬以來，一直以辦公室為家，沙發為床，晝夜與大家拼搏在一起，以致走不了50步就需要人攙扶。
多睡一小時，是群眾的奢望，也是領導的奢望。抗疫以來，從國藥集團到中國生物，沒有一個領導不是連軸轉的。中國生物董事長楊曉明因長期睡眠不足而先後四次暈倒在辦公室。他兩次被迫住進醫院，一次在北京，一次在上海，但除了國藥董事長劉敬楨和同在一個班子的黨委書記朱京津、總裁吳永林之外，包括董事長辦公室的人都沒人知道他住過院。因為每天都能照常接到他的有關指示，每天晚上領導班子的微信視頻會議仍然照開。副總裁張雲濤說：「我天天都參加他主持的視頻會，而且每天都不止一次在電話中研究工作，可他住院的事，我一點沒有覺察。」
以身試藥的「四君子」
其它疫苗的生產車間，符合GMP標準即可，而生產新冠病毒滅活疫苗還必須達到P3標準。因此，生產車間的建設就必須與實驗室研究同步，這樣，才能保證疫苗研發成功即能投入生產。此前我國還沒有人用疫苗的P3生產車間。
大年初二，楊曉明就指示北京生研所：「選擇一個現存的車間，升級改造成新冠病毒滅活疫苗生產車間」。王輝選好一個車間，請示楊曉明：「是否馬上將原有東西拆掉？」答覆是「等一天再說。」為啥？因為異議強烈：「建一個P3車間，投資上10億，如果疫苗研發不成功，或者疫情像SARS那樣一下過去了，這麼大的投資打了水漂，誰負責？」楊曉明得有時間來做說服工作。他說：「美國的P3實驗室數以千計，我國卻寥寥無幾，中國生物是我國疫苗的『航母』，竟也沒有一個。P3車間建了即使這次用不上，也是給國家補短板。何況我們的研發隊伍很強，我相信他們是能夠做出疫苗來的。」次日，王輝接到楊曉明的指示：「拆！」第三天，楊曉明問：「拆了嗎？」王輝說：「拆了。」楊曉明說：「這麼快呀！」王輝說：「我不能讓你有後悔的時間。」兩人都笑起來，說：「破釜沉舟！不留後路。」
自投入抗疫，楊曉明就沒有給自己留後路。他的不少決策都與風險相伴，如果失敗，難辭其咎。他說：「習總書記、黨中央、國務院對疫苗研發寄予厚望，我們除了衝鋒，別無選擇。」副總裁張雲濤補充說：「我過去從未進過中南海，這次竟然去開了十幾次會。楊董事長去了20多次。國藥的劉董事長去了30多次。黨和國家如此重視，我們必須破釜沉舟。」
就是憑著破釜沉舟的精神，北京生研所僅用60天時間，就建成了中國、也是世界上的第一個新冠病毒疫苗生產車間，創造了奇蹟。
4月10日，工作人員在國藥集團中國生物新冠疫苗生產基地尚未投產的新型冠狀病毒滅活疫苗生產車間內調試設備。
奇蹟接連出現。武漢生研所與病毒所合作，僅用不到3個月的時間，就研製出新冠病毒滅活疫苗。緊接著北京生研所的同質疫苗也獲成功。4月，兩款疫苗相繼被批准進入臨床試驗。在進入臨床之前，有一個不為人知的現實版神農嘗百草的故事。
4月10日，工作人員在國藥集團中國生物新冠疫苗生產基地展示新型冠狀病毒滅活疫苗樣品。
3月23日，即在拿到臨床批件前的19天，有4位科學家注射了武漢研製的新冠病毒滅活疫苗。按注射的時間順序，他們是武漢生研所所長段凱、武漢血制副總李策生，中國生物董事長楊曉明和全國人大常委會副委員長陳竺院士。他們被稱為「新冠疫苗四君子」。繼「四君子」之後，國藥由董事長劉敬楨帶頭，中國生物朱京津等四級領導班子成員除身體不符合條件的，138名幹部員工參加了試驗。這是在中國才能發生的故事。
科學家和領導幹部以身試藥，傳達出一種對中國生物疫苗的高度自信。新冠病毒滅活疫苗雖然是超常規在短時間內研發出來的，但一點沒有違背科學規律。該做的實驗一個不少，該走的程序一個不缺。王輝說：「動物試驗，我們光小白鼠就用了5000多隻。」那麼，研發速度快在哪裡呢？快在統籌安排和無私奉獻上，王澤鋆說：「我們把過去『串聯』的工作改成『並聯』，比如，做動物試驗，一般是從小到大一項一項『串聯』做過來，這次是各種動物、各項試驗『並聯』起來做，雖然工作量成倍增加，但省下了不少時間。」另外，還快在從中央到地方各部門的全力保障上，快在辦什麼事都一路「綠燈」上。
參加以身試藥幹部，差不多都瞞著家人，許多人不知道注射後還要抽10次血。中國生物紀委書記、總法律顧問周頌因抽血次數多了，胳膊彎的地方出現了淤青。家人發現後，一臉嚴肅地說：「你工作壓力再大，也不能吸毒啊！」聽了周頌的解釋，家人竟嚇得哭起來，問：「那是不是比毒品還危險啊？」周頌說：「別大驚小怪。全公司的領導都打了。我們的疫苗很安全。」
新冠病毒滅活疫苗的確很安全。中國生物與河南省疾控中心合作，兩款疫苗第I、II期臨床試驗在河南開展。在河南省疾控中心臨床中心主任夏勝利等研究員帶領努力下，共接種4064人，從兒童到70歲以上的老人，無一例明顯不良反應，均產生高滴度免疫應答，中和抗體陽轉率100%。北京、武漢兩所有關論文分別發表在《細胞》、《柳葉刀》和《美國醫學會雜誌》等國際專業期刊上，得到世界公認。
用數據告訴全世界
新冠病毒滅活疫苗在即將進行第III期臨床試驗時，遇到了一個自豪的煩惱。因為第III期臨床試驗必須要在疫區做，而我國的疫情已得到有效控制，3月20日，武漢新增確診病例歸零。這足以讓人自豪，但帶來一個煩惱：III期臨床只能到疫情嚴重的外國去做了。這將使這款疫苗上市的時間至少推遲3個月。在國外做臨床，涉及到外交、法律、社會制度和經濟利益等諸多方面，而我國經驗不夠，一切都得摸索。經過與50多個國家的200多場談判，找到不少願意合作的國家。7月上旬，中國生物兵分兩路，重點派出朱京津帶隊到阿聯、巴林、埃及等中東國家，這是第一路。隨後又派出一路，由國藥副總裁曾兵帶隊去秘魯、阿根廷等南美國家。參試的各國志願者超過5萬人，樣本覆蓋125個國籍，各國政要帶頭接種疫苗，其中有阿聯副總統兼總理、巴林王儲等。
在靜待III期臨床試驗揭盲時，緊急接種的數據已經向世界證明，在安全性和有效性這兩個疫苗的金標準面前，中國的新冠病毒滅活疫苗是表現最好的。7月22日，國家有關部門依法將中國生物研發的兩款新冠病毒滅活疫苗納入緊急使用（試用）範圍。接種對象為出境人員、醫務人員、防疫人員、邊檢人員以及城市基本運行保障人員等特殊群體。目前已緊急接種近80萬人，無一例嚴重不良反應。
一家中資企業的138人在新冠疫情嚴重的國家工作，因為出國前接種了疫苗，全都安然無恙，而他們的外國同事不少人被感染了。感慨之餘，他們穿著印有國旗圖案的T恤，手撫一面大幅國旗拍了一個視頻，說：「感謝祖國，讓我們戴著護身鎧甲出國，請祖國親人放心，我們一定會平安回家！」這家央企特地把上述視頻和一面錦旗送給了中國生物。看到視頻中的這一幕，研發者不禁落淚了。
目前，已有阿聯、等數十個國家希望採購中國的新冠病毒滅活疫苗。阿聯、巴林還把疫苗列入了緊急使用，前者還準備宣布全國接種來建立免疫屏障。
冬天到了，而冬、春兩季是新冠病毒的活躍期。全世界上都在為冬天發愁的時候，中國卻任憑風浪起，穩坐釣魚船。因為我們的新冠病毒滅活疫苗上市了，到2021年具備年產10億劑的產能，可供構築一道抵禦病毒的堅固屏障。另外，不知讀者注意到沒有，在武漢之後，北京、東北、新疆等地先後出現局部疫情，卻沒有一例死亡病例，為啥？一是搶救經驗更加成熟，二是給危重患者使用了康復者血漿或從中提煉出的特異性免疫球蛋白。此「藥」乃中國生物武漢血制的傑作，用於危重患者有特效：一天退燒、二天撤呼吸機，三天自己吃飯，四天下地走路，已挽救了700多人的生命。
一個個挺身而出的集體
一群群攻堅克難的戰士
一次次捨生忘死的衝鋒
……
人民至上，生命至上
向病毒發出挑戰，向科學探尋答案
央企科研工作者在科研攻堅戰場上迎難而上
奮戰在黨和人民最需要的地方
這是一個個能徵善戰的團隊集體
這是一位位默默奉獻的幕後英雄
一起認識疫苗背後的他們——
「六人研發小組」的庚子戰疫
（上下滑動進行翻看）
「研究新冠疫苗就是：一件事、一群人、一直幹。」
2020年（農曆庚子年）在全球暴發肆虐的新型冠狀病毒肺炎，是1918年大流感以來全球最嚴重的傳染病大流行，是第二次世界大戰結束以來最嚴重的全球公共衛生突發事件，其複雜性、艱巨性前所未有，對全球經濟社會發展的衝擊前所未有。此次疫情也是新中國成立以來在我國發生的傳播速度最快、感染範圍最廣、防控難度最大的一次重大突發公共衛生事件。
中國生物北京生物製品研究所有限責任公司（以下簡稱「北京生物所」）的新冠疫苗項目研發團隊，關鍵時刻他們責無旁貸、義無反顧，衝得上、扛得住，凝心聚力、奮力一搏。也為全球疫苗研發貢獻中國方案和中國力量！
研發突破：從0到1背後
2020年1月，看到武漢新冠肺炎疫情暴發時，當時擔任北京生物製品研究所副所長的王輝就有預感，和家人說：「這個年不好過了。」果不其然，1月19日，她就接到了中國生物董事長、科技部「863」計劃疫苗項目首席科學家楊曉明的電話，「開始幹吧！」
從那時起，王輝就擔起了北京生物所新冠疫苗項目總負責人的重任。她第一時間衝到中國疾病預防控制中心病毒病預防控制所，了解新冠病毒毒株分離情況；又在第一時間抽調最精幹的力量組織科研攻關團隊進行疫苗研發工作。
除夕這天，疫苗研究二室主任趙玉秀在保定公婆家中，正準備吃團圓飯，突然接到王輝的電話：「立即搜集有關新冠病毒的資料，準備研究疫苗。」剛吃罷團圓飯，王輝又來電話：「連夜趕回所裡，討論疫苗研究方案。」疫苗六室副主任梁宏陽大年初一剛回北京放下行李，就接到北京所副所長王輝的電話：搜集有關新冠病毒的資料，準備研製疫苗……
大年初一，一個「六人研發小組」火速成立了——王輝帶領疫苗研究二室主任趙玉秀，疫苗六室負責人、此前和王輝一起研發脊髓灰質炎滅活疫苗（IPV）的團隊骨幹張晉，疫苗六室副主任梁宏陽，所裡最年輕的質量控制（QC）經理李娜和動物實驗專家丁玲，負責牽頭此次新冠病毒滅活疫苗的研製。雖然時間緊張，但是他們分工有序，緊密合作。他們每個人身後又各有一個團隊做支撐。
然而，疫苗是不可能突擊出來的。業內有一個所謂「雙十規律」，即搞成一個疫苗，需投資10億，耗時10年。光是論證、立項少說也得一年時間。疫苗是創造性產品，誰也不能保證一定成功。而北京生物所在10個月左右的時間內就完成，但該做的實驗一個不少，該走的程序一個不缺，不違背科學規律，這就要做到無限的細緻，不能有任何漏洞。
回顧歷史，我國消滅天花、消除脊灰用的是中國生物的疫苗，控制其它法定傳染病，至今80%以上的疫苗是中國生物提供的。中國生物剛剛度過了她的百年生日，百年奮鬥，百年輝煌。改革開放後，尤其是近10年來，中國生物人讓中國疫苗從跟跑階段進入到與世界先進國家並跑和部分領跑的新階段。中國生物的領導班子、科技平臺、人才隊伍、運行機制、經濟實力和企業文化，方方面面都具備了挑戰新冠病毒疫苗的能力。黨委書記朱京津說：「現在要戰勝新冠病毒，我們要有『捨我其誰』的擔當精神。」
中國生物投資20億用於新冠病毒疫苗研發和生產。為增加保險係數，決定同時展開滅活疫苗和基因重組疫苗的研製。滅活疫苗是傳統疫苗，技術和工藝比較成熟，質量可控，安全性好，目前仍然是疫苗市場上的主力。基因重組疫苗等新型疫苗技術上固然先進，從理論上說更適合疫苗的緊急研製，但到目前為止，真正成功的其實只有一個基因工程重組酵母B肝疫苗。兩條腿走路，更穩當。
「我們制定了詳細的策略和嚴格的疫苗研發計劃表。從實驗設計、質量控制、工藝流程，再到車間建設，每一步都是盡最大的努力考慮到每個細節，並且對標國際及國家的相關要求。這也是基於我們幾十年來積累下來的經驗和擁有國際領先的技術平臺。」王輝說。
在綜合辦公大樓六層的一間大會議室，王輝把這裡稱為「作戰指揮部」。每晚10點，「六人研發小組」都會在這裡開會。「會議室裡有兩塊大白板。我們每人依次在上面寫下當天的數據情況和任務落實情況，再據此進行分析討論。不行的，就重新再做實驗或者重新設計策略；可行的，就商議下一步該怎麼做。根據每天的實驗結果，都要進行策略性的調整。必須不能有一點差錯，天天都要有新的推進。再一層一層分工下去。每天都有數百個人參與，成千上萬個實驗在同步進行著。天天如此。」王輝說。
考慮到大家沒法回家，公司給團隊每人都配備了一張行軍床，或者就睡在沙發上，往往是幹了十幾個小時，還沒有睡著，新的樣品又來了，就又馬上起來投入到下一步的工作中去。趙玉秀現在回想起來說，「這就是革命友誼啊！」
創新突破：面對未知、驚險與挑戰
整個項目組和研發小組的工作機制也都是前所未有的，所有的人力物力財力全部圍繞項目進行。「研發工作進行得這麼快，就是由於生產部門也參與到研發過程當中去，每個團隊成員都集中各自的資源和技術優勢，充分發揮自身作用。」趙玉秀說。
每天，團隊成員面臨的是各種未知、驚險與挑戰。王輝舉了一個例子，疫苗在臨床實驗之前，需要進行完善的臨床前研究，這其中必須要有一個對猴子的挑戰性實驗，就是給猴子接種疫苗，再把猴子的氣管切開，灌入上百萬個病毒，測試它會不會得新冠病毒。如果它沒有得，就說明疫苗是有保護作用的；如果得了，就需要進一步論證。
「這是一個很尖銳的實驗。」王輝介紹說，因為時間緊迫，疫苗研發團隊把原先串聯的實驗變成了並聯實驗，把原先是從第1個實驗做到第80個實驗，現在分成4組、每組20個實驗同時進行。「我們誰都不知道疫苗是否可以保護，但我們要賭一把。」
制定的方案要符合全球標準，團隊成員就一夜一夜敲定實驗的每個細節。比如，猴子咽拭子、肛拭子塗抹病毒的數量，對猴子的肝、肺、生殖等所有的生理體徵進行全面分析，對猴子攻毒的計量做充分的考量。「如果考慮地不完善、不充分，就可能因為一個小的細節導致試驗的失敗。」王輝說。
「猴子一打上疫苗，我們天天給猴子『磕頭』。面臨未知，我們也害怕。但最終的實驗結果很好，就連注射低劑量疫苗的猴子也得到了較好的保護。」王輝說。
除了這樣有驚無險的實驗經歷，王輝及研發團隊也經歷了很多挫折、失敗和絕望。他們常常是嘗試10個實驗方案，然後選取其中成功的1到2個再繼續推進。他們會事先把所有的可行性都想好，再做出周密的設計，雖然這可能會多幹兩三倍的工作量。「壓力很大，每一個環節都不能出問題。」梁宏陽說。
張晉回憶說，「新型冠狀病毒滅活疫苗的研發製備，是與脊髓灰質炎滅活疫苗為同一技術路線，我們立即對原有生產工藝做了新的改良。我們利用休息時間查閱文獻資料，為疫苗的順利開發提供更充足的理論基礎；疫苗研發過程的出現各種問題，我們立即查找並想盡辦法解決。在不到一個月的時間，我們製備出臨床樣品，經過中檢院檢定，全部合格！」
整個實驗的執行是堅決的，然而整個過程也是異常艱苦的。但最終事實也證明，整個項目的設計是合理的。
北京所從2月初疫苗立項，到4月28日啟動Ⅰ期和Ⅱ期臨床試驗，北京所科研團隊經受住了這次極限挑戰，跑出了科研領域的「火神山速度」；
6月28日，北京所研製的新冠滅活疫苗Ⅰ期、Ⅱ期臨床試驗揭盲，結果顯示疫苗組接種者均產生高滴度抗體，且無一例明顯不良反應；
7月22日，國家有關部門依法將中國生物研發的兩款新冠病毒滅活疫苗納入緊急使用範圍，出境人員、醫務人員、防疫人員、邊檢人員以及城市基本運行保障人員為接種對象。目前已經完成300萬劑緊急接種，沒有非預期的嚴重不良反應。
自我突破：極限挑戰，相互成就，護佑生命
「研究新冠疫苗就是：一件事、一群人、一直幹。」王輝說。
趙玉秀春節後就到了中疾控病毒所高等級生物安全實驗室做研發，是第一批進入接觸新冠病毒的人員之一，在封閉近兩個月的研發工作中，她克服身穿多層防護服、全負壓空間的艱苦條件，開展疫苗生產用毒株的傳代適應、建庫、病毒滅活條件等研究，常常一幹就是一天。穿脫防護服很花時間，她儘量少吃少喝，並穿上了紙尿褲，進去幹起來就不分晝夜，最長的一次在裡面幹了19個小時。有一天忙到凌晨4點，她才脫下防護服，回到休息區，照例去手機上看孩子的留言。此前在研究脊灰滅活疫苗時，她就因為天天早出晚歸與孩子不照面，疫苗搞成了，孩子卻不認她了；
梁宏陽是第二批進入高等級生物安全實驗室的，工作時也是儘量不吃不喝。就在研究進入到細胞接種病毒環節的前一天，梁宏陽突然犯了痛風，左腳腳踝疼痛難忍，無法下地走路。得了痛風需要多喝水，加速身體代謝、緩解症狀，但實際工作中又很難做到。為了不耽誤第二天的實驗，梁宏陽吃下了大量止疼藥。現在回想當時那個場景，平時總是笑眯眯的梁宏陽也好幾次哽咽；
李娜負責新冠檢定及質量研究，她帶領檢定團隊24小時待命；
「現在回想這一切，我只能用『不堪回首』四個字來形容。」王輝的聲音顫抖著說，與新冠疫苗賽跑的這幾個月，可以說是生命張力發揮到極致的幾個月。無論從生理還是心理，都處於瀕臨崩潰和透支的極限狀態。「在疫苗研發最緊張的時刻，我累到走不出去100米，此生從沒有過這樣的狀態。我以前一直覺得自己身體好，精力旺盛。大家都說，這十幾年來在一起，從建立這個園區到研發IPV，從沒有見過我這樣子的崩潰過。但回首看看，我覺得這太值了。我的人生目標得到了實現，很為自己感到欣慰，我覺得做了我該做的事情」……
團隊成員們都處於極度缺覺、節奏極快，用梁宏陽的話來說就是「癲狂」的工作狀態中。團隊成員有時候幹事急了，也會經常發生分歧和爭執。「但是我們都是為了把事情做成，更好地完成任務。」梁宏陽說。王輝也提到團隊成員間提倡「有話直說，有話好好說」，「無論產生怎樣的分歧和爭執，大家都要知道，我們是要為著同一個目標努力，要『相互成就，護佑生命。』」
國家主席習近平2020年11月舉行的二十國集團領導人第十五次峰會上強調，我們將履行承諾，向其他發展中國家提供幫助和支持，努力讓疫苗成為各國人民用得上、用得起的公共產品。「我們就是想要中國疫苗成真，我們要為國爭光。」王輝說。
新冠疫苗生產的「先鋒隊」
（上下滑動進行翻看）
「我們肩負著全中國人民乃至世界人民的期盼，這既是壓力，也是榮譽挑戰。」
從北京城區驅車向南行駛一個多小時，就到了位於南六環的中國生物北京生物製品研究所有限責任公司（以下簡稱「北京生物製品研究所」）。與周邊的單位相比，這裡沒有任何特別之處。然而，就是在這個遠離市中心、公交車半小時才發一趟的偏僻之地，誕生了一支新冠疫苗生產「先鋒隊」，他們不畏艱險，爭分奪秒、夜以繼日地生產出一支支新冠疫苗，為飽受新冠肺炎肆虐之苦的人們帶來了希望。
疫情就是命令
2020年的春節，因新冠肺炎疫情的暴發而變得不再平凡。
在保定公婆家中過年的疫苗研究二室主任趙玉秀接到了王輝總經理的電話：「立即搜集有關新冠病毒的資料，準備研究疫苗。」「連夜趕回所裡，討論疫苗研究方案。」疫苗六室副主任梁宏陽在接到王總電話後更是連夜趕回了北京，同樣接到電話的還有張晉、張穎、趙雪……
王輝挑選的都是具有脊髓灰質炎疫苗研發經驗的精兵強將：他們有的擅長反應器上遊工藝培養，有的負責下遊工藝培養，有人負責檢定，有的負責動物實驗……正是這些在各自領域擅長的人，臨時組建起一個新冠疫苗攻關團隊。他們晝夜加班，火速拿出新冠病毒滅活疫苗的研製方案，大年初二便按公共衛生緊急課題被批准立項。
新冠病毒屬「乙類病毒，甲類管理」，研製滅活疫苗必須與活病毒為伍，生物安全防護等級三級（P3）實驗室是必備前提。北京生物製品研究所沒有P3實驗室，就借用中國疾病預防控制中心病毒病預防控制所（以下簡稱「病毒病所」）的實驗室使用。
趙玉秀和張穎是第一批進入病毒病所P3實驗室的。
1990年便到北京生物製品研究所工作的張穎參與過很多種疫苗的研發工作，在檢定、研發、生產各方面都有豐富的實戰經驗。大年初二，張穎就開始給病毒病所送細胞，進行前期的病毒分離和各種檢定。但由於這裡管控相當嚴格，她根本不能進入P3實驗室。隨後，病毒病所對他們進行了理論和實操的系統培訓，包括如何穿防護服，如何戴口罩，如何戴護目鏡，怎麼脫防護服，怎麼防止把病毒帶出來……考核合格後才可以進入P3實驗室。「培訓時，老師在我們的防護服上抹上螢光粉，反著脫完後用螢光燈檢查，如果身上沒有亮晶晶的顏色才算合格。」
2月初，張穎正式進入P3實驗室。按規定，在P3實驗室最多不能超過4個小時。而防護服加上呼吸裝置有5斤重，一穿一脫就要花費20分鐘。張穎嫌浪費時間，有時候一待就是五六個小時。「在裡面不能喝水，我經常上火，嘴上長泡。因為鼻梁高，長時間戴3M口罩鼻子都青紫青紫的。」張穎輕描淡寫地說：「我們天天這樣，都習慣了。」
為了防止內部氣體洩漏到外面造成汙染，P3實驗室是完全密封的，室內處於負壓狀態。管倩倩剛進去的時候覺得憋得慌，難受得必須吸氧。張穎進去時還好，出來後醉氧，頭暈得不行，原本身體特別好的她從此落下了頭暈的毛病。而有的人則總感覺心臟不舒服……
病毒病所位於北京市北部的昌平區，在P3實驗室的3個月裡，張穎都住在昌平。她的媽媽已經臥床不起11年，不會說話，每天都要吸痰。平時照顧媽媽的阿姨回家過春節了，愛人在部隊也經常加班。無奈之下，張穎只能臨時找個阿姨來照顧。
不只是梁宏陽、趙玉秀、張穎、管倩倩，在北京生物製品研究所，還有許許多多人為新冠疫苗的研發和生產拋家舍業、挺身而出。而在他們看來，這只是工作的一部分，是自己的義務和責任。
一旦洩漏，後果不堪設想
梁宏陽和趙雪是第二批進入P3實驗室的。兩個人都比較胖，肩又寬，沒有那麼大號的防護服，穿是穿上了，但死活脫不下來。等他們按照步驟終於脫下來，整個人全都溼透了，衣服都能擰出水來。「梁主任手出汗比我還多，手都泡得出了褶子。」
這還是小事，梁宏陽和趙雪遇到的最大難題是：設備不讓進。病毒病所是科研機構，培育病毒一般用試管、燒杯就足夠了，最大的產量是1000毫升的病毒液。而北京生物製品研究所製作疫苗、培育病毒是應用研究，要用反應器，最小的罐子是10升的，也就是1萬毫升。這麼大的罐子，病毒病所的老師們見都沒見過，覺得太不安全了，一旦洩漏，後果不堪設想。於是，梁宏陽和趙雪先用脊髓灰質炎病毒液做模擬實驗，把罐子上的所有接口都用棉籤擦拭，然後進行核酸檢測。這樣反覆做了幾次，發現確實沒有一點洩漏，設備才被允許進入。「做模擬實驗時，我們慎重又慎重，生怕出現一點紕漏。可以說，我們顛覆了病毒病所老師的觀念：原來培育病毒還可以這麼幹！」趙雪充滿自豪地說。
張穎做完前期的送細胞、做毒種後，就輪到梁宏陽和趙雪上反應器了。剛開始做的時候，他們都小心翼翼，進出實驗室用84把渾身上下噴一遍。他們基本早上8點進P3實驗室，下午3點才出來，在裡面不吃不喝。在真正上新冠病毒的頭一天，梁宏陽的痛風犯了，腳就像折了還得踩著那種感覺。當時進P3實驗室的就那麼幾個人，而反應器上的罐子少說也有100斤，女生根本抬不動。
當天晚上，梁宏陽吃了大劑量的藥，這其實對身體是有傷害的，但他管不了那麼多。為了能緩解疼痛，他還吃了止痛片。第二天，梁宏陽強忍著疼痛，靠著牆穿好防護服進入實驗室。操作過程中，他一會兒就站不住了，就用另外一條腿使勁。「當時我跟領導說我必須得進，罐子萬一出什麼問題，我不能把……」回憶起當時的場景，這個一米八幾的北方壯漢幾度哽咽著說不下去。
病毒病所有個規定，所有東西只許進不許出，以免帶出病毒。培養反應器需要反覆搬進搬出氣瓶，以提供氧氣、二氧化碳。這些氣瓶都要從南六環的亦莊搬到昌平，就再也不能搬出去。後來氣瓶實在太多了，就按規定進行終末消毒，合格後才搬出來。「一開始，病毒病所的老師都不讓我們拿氣瓶，因為萬一氣瓶全爆了危險多大呀？我們最多的時候存了50多個氣瓶，危險性可想而知。」談到如此危險的事情，趙雪像聊家常一樣平靜。
是壓力，也是榮譽和挑戰
P3實驗室是與病毒「零距離」接觸的地方，進入P3實驗室之前，大家心裡還是很忐忑的。因為對新冠病毒完全不了解，雖然查了很多資料，但對它的傳染性、尤其是突變性還是一個未知的概念。
「第一次進P3實驗室確實害怕，因為沒接觸病毒不知道是怎麼回事。我當時就想，老師比我進得早，他不害怕，我也就這麼進吧。同事看到我們幾個都沒事，才就覺得沒事。」張穎的侄女兒在系統內工作，聽說她要去弄毒種，一下就哭了，說萬一傳染上回不來了怎麼辦呀？趙雪的愛人發朋友圈說愛人在做新冠疫苗研究，第二天辦公室的同事都躲著她。為了不讓家人擔心，梁宏陽總是報喜不報憂，說自己離病毒遠著呢。「害怕歸害怕，當我們穿著隔離服的時候，心裡還挺高興、挺自豪的。特別是第一支苗分裝出來的時候，大家都特別振奮，有人特意拿著疫苗拍了照片。」
一般而言，疫苗從研發走向生產，大概需要8到10年的時間。為了早日研發出疫苗，新冠疫苗生產團隊不分白天黑夜，沒有節假日，爭分奪秒和時間賽跑，用疫苗五室白江的話說：「所有人的工作都是從星期一到星期七，有時候回到家累得連說話的力氣都沒有了。」同樣付出心血的還有張萌、趙碩、張楠、張勇、王友良、常振、王鐵軍……正是這個了不起的團隊，用短短不到3個月的時間就培育出新冠疫苗。4月27日，北京生物製品研究所新型冠狀病毒滅活疫苗獲國家藥監局臨床試驗批件並同步啟動Ⅰ/Ⅱ期臨床試驗。今年夏天，緊急使用國藥集團中國生物的兩支滅活疫苗，均納入了緊急使用的範圍梁宏陽覺得心裡特別欣慰、特別高興，也為疫苗是自己和同事們研發生產出來的而感到自豪。
憑著破釜沉舟的精神，北京生物製品研究所僅用60天時間，就建成了中國、也是世界上的第一個新冠病毒疫苗生產車間，創造了奇蹟。目前正在擴建，預計明年產能有望達到10億劑。
梁宏陽和他的生產團隊感覺肩上的擔子更重了：「習總書記說，中國新冠疫苗研發完成並投入使用後，要作為全球公共產品對外輸出，要成為中國生物疫苗防疫事業的一個名片。我們肩負著全中國人民乃至世界人民的期盼，這既是壓力，也是榮譽挑戰。」
在新冠疫苗儲運中創造奇蹟
（上下滑動進行翻看）
「大傢伙就是有這麼一口氣，就是一定要克服這些困難，因為這是我們的使命擔當！」
從研發到生產，再到量產，新冠疫苗的每一個進展都受到全世界的廣泛關注。而在中國生物北京生物製品研究所有限責任公司（以下簡稱「北京生物製品研究所」），卻有一個鮮為人知的團隊，他們默默無聞地為新冠疫苗的研發生產保駕護航，更在疫苗儲運過程中創造了一個又一個奇蹟。
搶時間、拼速度
在北京生物製品研究所見面時，儲運部經理徐志忠一臉疲憊：「從春節到現在，我們很多同事根本沒有周六日，十一期間8天假一天也沒歇。無論多晚，一個電話就趕到單位。」
徐志忠帶領的儲運部，主要負責公司的物料和成品的管理，包括儲存、養護、發放等。在新冠疫苗研發過程中，儲運部必須提前做好物料保障工作，包括前期研發的原輔材料、後期產品的包裝材料，像化學試劑、過濾耗材、危化品、西林瓶、標籤、瓶籤、說明書等，涉及幾百個品類，每個品類裡又有很多種小類，品種不斷翻番。和日常保障不同，研發新冠疫苗要用到一些特殊的物料，不是隨時可以拿到的，需要到國內各個角落甚至海外緊急採購。「當時正值春節放假，尤其又是疫情最嚴重的時期，拼的就是速度、效率和資源網絡，大家付出的努力、精力不是常人能達到或想像的。」徐志忠說，「平時工作是有需求計劃的，我們會判斷一個採購周期和檢定周期。而新冠疫苗研發是突發的，物料準備與課題研發和設計方案幾乎同步。特別是當時面臨斷航、封城、隔離的局面，每個省都有自己設定的隔離措施，物流需要克服很多困難，很痛苦！」
儲運部一共不到20個人，要負責新冠疫苗研發物料的採購、運輸、儲存、發放，同時還要為正常運行的車間、產品和研究科室做好相應的保障工作，工作量是往常的4倍甚至8倍。他們和疫苗研發的同事一樣連軸轉，幾乎不休息，實在太累、太困了，就在工作室或辦公室的沙發上倒一會兒。有個同事說：「我真的想我的床了！」
北京生物製品研究所從事疫苗研發，平時就需要大量防護服、口罩、一次性鞋套和帽子等。而隨著新冠肺炎疫情的暴發，這些物資變得異常緊張。如果保障不到位，生產、科研都得停下來。怎麼辦？用徐志忠的話說：「沒什麼好辦法，只能搶！」有一次，下著大雪，中國生物緊急調撥的25萬隻口罩到達機場。徐志忠聯繫廠家、向上級請示溝通、聯繫車、到機場協調……電話都打爆了。回來已經是凌晨，第二天還要給中國生物旗下的20多家子公司挨個分發，因下雪飛機又飛不了，那怎麼辦？「北京市和附近的就開車送，遠的就想盡各種辦法，還涉及隔離等問題，很痛苦，沒法形容！」徐志忠說。
除了正常的工作之外，儲運部還參與國際援助，幫助中國紅十字會等向國外運送口罩、藥品、防護服等各種救援物資。
3月份的一天，徐志忠接到指令，要求他們下午把中國紅十字會的救援物資運到上海，必須趕上晚上發往國外的航班，當時已經是下午一點多。那時候，北京到上海一天只有4個航班，時間都不合適，只能坐高鐵。徐志忠在風裡舉著電話，從中國紅十字會到北京鐵路局、上海鐵路局、海關、國務院聯防聯控辦，一直不停地打。
最後終於在北京南站工作人員的配合下，把好幾百公斤的救援物資背上了火車。那時候雖然一人一個座位，但大家心裡還是很恐慌，因為當時車上就有從西班牙、日本回來的人。更讓徐志忠和同事不安的是，回北京的飛機上有好幾個發燒的，醫療隊、公安人員都上來排查。「我們在飛機上等了一個多小時，很緊張。想著萬一感染上怎麼辦啊？單位還有一堆事呢！」
在冷庫待了6天6夜
隨著新冠疫苗進入Ⅰ、Ⅱ期臨床試驗階段，徐志忠帶領儲運部開始通過冷鏈提供疫苗樣品。這個過程容不得半點失誤，最關鍵的是要使溫度保持在2~8度。因為疫苗對溫度非常敏感，一旦溫度異常就會影響產品的效果。
在冷鏈運輸方面，北京生物製品研究所有類似產品、類似的做法，但對於剛剛研製出的新冠疫苗，根本沒有經驗可循。為此，徐志忠和同事們在前期進行了多次測試、驗證，並精挑細選了冷鏈箱，最後到現場組織裝箱，形成了一套完善的冷鏈管理流程。為了保證全程冷鏈，工作人員必須在4度左右的冷庫裡進行裝箱作業，包括在裡面包裝、冰板施冷、冷鏈箱遇冷……而且只有在溫度符合的情況下，才能開啟相應的溫度記錄儀，以及封箱、封袋的時間記錄儀，記錄儀的編號和箱子的編號、發運單、出庫記錄等都要匹配。所有這些繁瑣的事項都要在冷庫裡操作，大家往往在冷庫裡一待就是一天一夜，或者兩天一夜，最多的時候一直待了6天6夜，就是為了保證準確性，保證質量，保證不混淆。
在這個過程當中，全國各地的緊急使用，都由北京生物所儲運部配送。徐志忠的手機裡有無數個微信群：工作協調、新冠進口貨運、新冠海外發貨、物料、新疆、日報……「這只是其中一個微信號，剛看完這個回復一下，另一個群又跳出來信息。有時候一會兒冒出一個，都不知道該先看哪個。」
前段時間，新疆、黑龍江的綏芬河零零散散地出現疫情，不是在省會城市，而是在地市，甚至比較偏遠的區縣。徐志忠說：「無論是天上飛的、地上跑的，所有的辦法我們都用上了。遠的就用飛機運送冷鏈箱，到達後用冷藏車轉運；近的直接用冷藏車拉過去。」
徐志忠大概算了一下帳：以往公司正常的產能是三五千萬劑次，現在增加到一億劑次甚至更多。面對如此巨大的需求，在人手又極其短缺的情況下，在冷庫裡連續作戰就成了常態，但大家都在扛、都在堅持。
在保障疫苗儲運的同時，儲運部還要做好疫苗流向追溯管理工作。每一單、每一支疫苗、包括冷鏈數據都要及時上傳到國家藥監局建立的協同平臺，以保證國家掌握每一支疫苗的流向。「這個工作看似簡單，但做起來非常繁瑣。」徐志忠說，「大傢伙就是有這麼一口氣，就是一定要克服這些困難，因為這是我們的使命擔當！」
14天保持3.7度！
由於國內疫情得到控制，新冠疫苗的Ⅲ期臨床試驗只能到國外去做，這就對冷鏈運輸提出了更高的要求。由於涉及到海外，很多手續都比較繁雜，每一支疫苗、每一個冷鏈箱的重量、尺寸都要精確核算後報到聯防聯控、海關等部門，一絲都不能差，否則就會影響整體進度。
「海外發運是一件很痛苦的事情。一是要保證溫度，二是所有數量、批號不能弄混。一旦出現問題，不說對北京製品研究所，對於中國生物、國藥集團，甚至對於政府來講，我們就是罪人！」頂著巨大的壓力，徐志忠帶著儲運部的工作人員開始了新的探索。
秘魯、阿聯、埃及等進行Ⅲ期臨床試驗的國家溫度比較高，為了保證全程冷鏈，徐志忠帶領同事們在精挑細選冷鏈箱的基礎上，又根據世衛組織的標準做極端測試，即在43度和零下5度的情況下保證全程冷鏈。之後又進行了動態模擬實驗：新冠疫苗通過冷鏈包裝之後，用冷藏車從公司運到機場，交接完後直接進入機場的冷庫，這個過程始終保持2~8度。「飛機配載後，機艙內的溫度一般在5度到25度，還是相對適宜的。如果到阿聯，從北京起飛5個小時就能到達。按照慣例，疫苗都會啟動應急清關，清關之後直接轉到冷庫。」徐志忠介紹說，「如果不能儘快進入冷庫，根據我們的挑戰性測試，冷鏈箱在非洲、南美洲能保持冷鏈溫度7~9天！」
有一次，新冠疫苗發到秘魯，由於當地基礎設施條件不太好，冷鏈箱一直在常溫下放了大概半個月。送疫苗的分管領導專門給徐志忠打來電話：「老徐你這箱子挺牛啊！現在第14天了，溫度還是3.7度！」
大概從7月份開始，徐志忠和他的團隊已經給阿聯、摩洛哥、阿根廷、秘魯、埃及等國家發運了近50次新冠疫苗，無一例出現問題。「新冠疫苗不是一般的商品，它關係到公司、集團、甚至政府，容不得半點失誤，這是我們的責任！」徐志忠說。
在中東崛起的「健康長城」
（上下滑動進行翻看）
在中國生物新冠病毒疫苗Ⅰ期Ⅱ期的臨床試驗初步確認了疫苗的安全性和有效性之後，Ⅲ期臨床項目是疫苗上市前最複雜最艱巨的階段。國內疫情已經得到有效控制，不具備開展Ⅲ期臨床試驗的條件，因此必須在海外疫情高發區尋求能夠合作開展Ⅲ期臨床試驗的國家。新冠病毒疫苗三期臨床項目由此成為了有史以來我國首家醫藥企業在國外開展的Ⅲ期臨床試驗。
2020年的炎炎夏日，中國生物組建了這支代號「長城」的「特別行動隊」奔赴阿聯等中東國家。但行前路，無問西東，就此開啟了這項前無古人的破冰之旅。
「打起背包就出發」
「長城是中華民族的象徵，新冠病毒疫苗臨床研發的過程就是一個打造健康長城、抵禦病毒的過程。」這支特殊的團隊為何冠名「長城」，國藥集團生物製品事業部總裁、中國生物黨委書記朱京津是這樣認為的，「我們希望新冠疫苗Ⅲ期臨床項目就像萬裡長城一樣，為國人乃至世界人民建起抗擊新冠病毒的健康屏障，回歸正常生活、促進經濟發展，貢獻中國力量。」
中國生物對於新冠疫苗Ⅲ期臨床試驗國家的選擇與接觸從5月份就已經開始了，「我們綜合了各方因素最終首選阿聯。一方面，中國和阿聯友誼源遠流長，兩國領導人多次互訪，達成了充分互信；另一方面阿聯是一個正在從資源驅動型向科技創新型轉變、努力打造大健康產業鏈的國家，非常適合我們的項目開展，長城項目選擇的是阿聯的高新技術企業G42集團為合作夥伴，他們有足夠的實力和熱情，並且得到了政府層面的大力支持。」朱京津表示。
6月底，中國生物獲得了阿聯關於新冠滅活疫苗國際臨床Ⅲ期試驗批准文件，經過十天緊張的人員選拔和籌備工作，長城項目團隊的人員名單最終確定下來，長城項目團隊第一批出徵的29位人員組成可謂強將雲集，其中包含了國家疾控中心、河南疾控中心、國藥集團、中國生物、國藥國際等多個單位的專家和業務人員。「專業的人做專業的事，國家疾控中心、河南疾控中心專家顧問現場指導，專業的臨床研究人員衝鋒在前，翻譯和行政人員做全面溝通支持。」朱京津表示。
「遠徵」面臨的困難也是實實在在的，中國生物臨床醫學中心副主任、III期臨床技術負責人楊雲凱坦陳，長城項目團隊的精英們在國內投入抗疫鬥爭已有半年時間，經常連軸轉，沒有經過任何休整就再次「披掛上陣」，而且家家都有本難念的經：隊員劉洋的孩子出生才3個月，妻子默默地將孩子的照片做成相框，悄悄地放進丈夫的行李箱；出發時徐業的女兒還不會說話，是在連線視頻中聽到女兒喊出第一聲爸爸；結婚3年因為工作繁忙一直沒有要孩子的王偉，計劃又不得不推後了；出發時恰逢兒子高考，作為母親的楊雲凱也只能在心底裡默默寄託祝福……可當接到出徵的命令時，他們都沒有遲疑和猶豫，「打起背包就出發」。
直面「四大難關」
7月9日，國藥集團中國生物長城項目（Ⅲ期臨床）團隊，攜帶中國生物的兩款新冠病毒滅活疫苗飛到阿聯首都阿布達比。開疆拓土從來都是最為艱辛的，飛機落地阿聯，長城團隊馬上就面對「四大難關」（疲勞關、高溫關、語言關、飲食關）的考驗。
此時，正是這個熱帶沙漠氣候國家一年中最熱的時候，白天室外溫度在四十到五十度之間，在室外幾分鐘就足以讓人汗流浹背喘不過氣來。接收國內運來疫苗的隊員，需要在烈日下從機場將疫苗接收運輸至冷庫，從40多度的環境中直接進入只有三四度的冷庫裡，身體根本吃不消。室內外溫差非常大，預防感冒發燒成為了超乎意料的一項重要工作。「根本沒帶厚衣服的我們只能到當地商場去購買，後來還委託從國內來的同事把秋褲捎過來。」楊雲凱說。
阿拉伯國家的飲食習慣與中國的差距很大，沒有熱水、大量的橄欖和說不出名字的糊狀食物讓隊員們難以下咽。剛來的時候，往往只能隨隨便便湊合幾口，帶來的「老乾媽」、榨菜、方便麵成了主食，後來，駐紮在阿聯的中資企業中石油、華為等送來了可口的中餐盒飯，才讓大家感受到了久違的家鄉味道。
數萬名志願者入組接種，「長城」團隊需要與當地合作夥伴、醫院、CRO公司和各類保障機構等單位人員進行大量的溝通交流工作，對方的思維方法、工作方式、生活習慣等我方有著很大差異，病例收集、數據匯總、報告撰寫、迎接核查期間大量的問題暴露出來，但就是憑藉著一股子熱情與韌勁，長城項目團隊齊心協力度過了一個又一個難關。
「整個Ⅲ期臨床試驗過程中，長城團隊沒有任何休息日，每天的工作時間都超過12小時，通宵達旦也是常有的事兒。有時下午4點多才吃上午餐，頂著月亮返回駐地已經夜裡1點，第二天照常八點多集合出發，大家已經習以為常。」楊雲凱笑言，「加班的時候我們都習慣了『嬰兒般的睡眠』，就是實在熬不住了睡一小會兒，醒來接著幹。「和當地人的交流也是在克服困難中進行的，當地人的英語發音讓人大傷腦筋，特別是涉及大量專業術語的時候，雙方的交流非常困難。」來自北京生物製品研究所的III期臨床沙迦現場負責人王偉說，一開始「長城」團隊是通過翻譯和英語較好的人進行交流。為了更好地完成工作，大家苦練英語，大膽交流，現在幾乎每個人都能夠獨當一面。
「當地的節日特別多，8月份到9月底的時候有十幾天的時間當地的工作人員都得休息，但是我們的工作是跟病毒賽跑，必須完全無休地保證方案及時執行，我們就得做當地工作人員的思想工作，通過輪休的方式跟上我們的工作步伐。通過不斷磨合和相互包容，工作開展越來越順暢。」楊雲凱說。
「長城」項目團隊在阿聯和巴林都經歷了初期入組人數達不到預期的困難情況，但隨著工作逐步推進，成績突飛猛進。7月22日，阿布達比國家展覽中心（ADNEC）接種現場啟用；7月30日第二批疫苗抵達阿布達比，並完成入庫；經過近兩周的磨合，8月4日，ADNEC接種現場入組實現單日破千，兩支小分隊分別前往阿聯沙迦酋長國和巴林王國開展新接種現場開設相關工作；9月3日：埃及小分隊出徵，開展埃及接種現場開設的相關工作……
當阿布達比國家展覽中心接種現場入組突破15000人的歷史時刻，現場的廣播中響起：「截至目前，新冠疫苗入組接種人數已達15000人。」一時間萬眾沸騰，全場的工作人員和志願者們都開始歡呼慶祝，熱淚盈眶的每一位參與者都深知其中的意義何在。
「當地的人民對我們格外友好，過路人、計程車司機都會友好地和我們主動打招呼，並喊出「中國！疫苗！棒！」。志願者甚至全家上陣幫我們宣傳，一位志願者的雙胞胎女兒就在當地的電視紀錄片中『現身說法』，起到了很好的宣傳效果。」回憶這些片段時，楊雲凱有些哽咽。
經過中外人員的共同努力，「長城」團隊創造了4個世界第一。入組人數全球第一；志願者涵蓋125個國籍，覆蓋人群極其所屬國別量全球第一；入組現場醫務人員與工作人員數量全球第一；場地面積與設施投入全球第一。
與新冠病毒「面對面」
在「長城」項目團隊出發前，阿聯這個接近1000萬人口的國家每天感染新冠病毒的人數已經達到四五百人，後來增至每天1000餘人，疫情十分嚴峻。
長城團隊做了所能想到的最充分的防護準備，國藥集團幾個兄弟單位為隊員提供了充足的防護服、護目鏡、口罩、一次性手套、酒精棉等防疫物資。最為重要的防護手段的是，他們出發前都接種了新冠滅活疫苗。「或許，我們整個新冠疫苗III期臨床團隊就是疫苗有效性最好的『試金石』，這也我們前方工作中最好的『護身符』。」朱京津對「自家」的疫苗充滿信心。
但當得知曾經面對面交流的人就是新冠病毒感染者時，說一點不害怕不擔心是假的，畢竟接種的疫苗還處於試驗階段，誰心裡都沒有百分之百的把握，隊員們對此都心知肚明。
朱京津參加完一次外事會見後回到酒店，隨行人員就得到消息，剛剛會見的官員是新冠病毒感染者，而朱京津與其會談時的距離不足2米，而且對方並未佩戴口罩……這樣的事情發生了好幾次。
為了尋找儲存從國內運來的大宗試驗用新冠疫苗的冷庫，中方隊員必須與當地一位疫苗儲運工作的負責人通力協作，他們曾花費了大半天時間同車從杜拜機場附近的物流中心輾轉到阿布達比機場旁邊的物流中心尋找合適的冷庫，中午也共享了加油站麥當勞的薯條和雞塊，而這位負責人兩天之後也被告知確診新冠病毒感染……
「長城」團隊每天的工作環境都是當地疫情最嚴重、患者最集中的地點。作為阿布達比入組接種現場的阿布達比展覽中心，前身就是當地最大的一座方艙醫院。在巴林的入組接種現場一牆之隔，就是一座新冠病毒輕症患者正在集中治療的方艙醫院，兩邊的醫生不時穿行，就診的患者甚至可以隨時來到入組接種現場。
入組志願者在入組前需接受核酸檢測時經常會檢出陽性，身邊的醫生、護士和保障人員感染也在所難免。「當地合作公司的同事，今天還在一起工作，第二天就被告知確診了。」王偉告訴記者，有隊員們故作輕鬆地開玩笑，「長城」團隊身邊有很多「潛伏者」。時間長了團隊的工作人員也都「習以為常」，因為異常繁忙的工作根本容不得自己多想，也正是接種疫苗帶給「長城」團隊的強大信心支撐著隊員們完成每天的工作。
事實也驗證了這一點。由於疫苗疫苗的保護，加之隊員們的自我防護，全體隊員無一例感染新冠病毒。
最難忘的「雙節」之夜
在中東的日日夜夜，往往都在緊張而忙碌中度過，而讓隊員們感覺最幸福的日子，就是國慶節、中秋節雙節合一的10月1日，對於這些身在海外的赤子來說，這個日子更增加了一份特殊的溫馨色彩。
長城團隊在這一天舉行了長城項目組三國四地國慶中秋聯歡會（阿聯的沙迦團隊回到阿布達比，巴林團隊、埃及團隊在線視頻參加）。當「長城」團隊一行人坐在從工作現場趕往聯歡會現場的大巴上，每個人手中都拿著一面五星紅旗，大家在車上唱響《我和我的祖國》，歌聲繚繞整個車廂。
身在異國他鄉，大家難得地歡聚在一起，感受其樂融融的大家庭的溫暖與祥和。11個自編自導的詩朗誦、舞蹈、歌曲聯唱等節目飽含著愛國深情，精彩紛呈。「……眾志成城抗疫情，國藥號召我先行，鍛造疫苗殺手鐧，必贏；親愛祖國是我家，繁榮昌盛不用誇，心繫祖國啥感覺，想家……」王偉組織沙迦團隊表演的三句半，更是把隊員一會兒逗笑一會兒帶哭。朱京津帶領大家進行了宣誓，堅決完成好III期臨床試驗，用實際行動報效祖國。
當阿布達比的阿聯少年唱響《義勇軍進行曲》，當杜拜的哈利法塔亮起「中國紅」展示巨幅的中國國旗，一位團員由衷地說，「從來沒有哪個時刻有如此的自豪與幸福感」……
各國政要帶頭接種疫苗
在阿聯等國進行III期臨床試驗期間，朱京津與中國疾控中心免疫規劃中心副研究員鄭徽、河南CDC臨床中心主任夏勝利等人會見了阿聯、巴林、埃及、印度尼西亞、智利等國政要，在坦誠而真摯的交流中他們深深地感受到，各國政要都把中國的新冠疫苗III期臨床項目視為關係到全人類生命健康是一項偉大的事業。「他們都明確表達願意為『長城』團隊新冠疫苗Ⅲ期臨床順利推進盡其所能地創造良好條件。」這一點讓朱京津非常感動。
7月15日，就在長城團隊到達阿聯的一周之內，阿布達比衛生部長艾哈邁德就成為首位接受中國疫苗接種的志願者。是什麼讓這位政要對中國朋友如此信任，朱京津回憶說，「當會見艾哈邁德時，他主動提出要第一個接種疫苗。他認為，在阿聯開展III期臨床試驗必定充滿挑戰，為了推進III期臨床試驗的開展，他願意當這個『第一人』，對國民起到表率作用。」
在此之後、各國政要都紛紛率先接種新冠疫苗，阿聯總理、杜拜酋長阿勒馬克圖姆，外交部長阿勒納哈揚，衛生與預防部長歐維斯，內閣事務部長格加維；巴林國王哈馬德、王儲薩勒曼、最高衛生委員會主席穆罕默德親王、衛生部長薩利赫、外交部長扎亞尼、內政部長阿勒哈利法；埃及衛生與人口部長哈萊……朱京津一一列舉，他們用實際行動來對中國疫苗的信任「投票」，還主動上電視和新媒體平臺進行宣傳，號召更多的志願者加入到臨床隊伍當中來。
「全球第一」獲批上市
疫情何所懼，疫苗傳佳音。在阿聯等國家堅定不移的支持下，12月9日，中國生物新冠滅活疫苗在阿聯正式註冊上市，也成為全球首個正式獲批上市的疫苗，這是中國有史以來第一支在國外上市疫苗。正如阿聯衛生與預防部部長歐維斯所說的那樣，這是阿聯政府對該疫苗安全性、有效性的重大信任投票。
好消息接連不斷，12月13日，中國生物新冠滅活疫苗在巴林註冊上市，12月30日，中國生物新冠滅活疫苗在國內獲批上市……中國生物「長城」項目的英雄團隊通過辛勤忘我的工作，展現了勤勞、智慧、百折不撓、眾志成城的民族精神，用實際行動踐行了構建全球命運共同體的理念，這一次沒有先例可以遵循的開拓行動，為今後中國開展類似的全球臨床試驗及國際合作行動積累了豐富經驗，打下堅實基礎。
「這是關係到全人類生命健康的偉大事業」
——記中國生物技術股份有限公司黨委書記 朱京津
（上下滑動進行翻看）
在新冠滅活疫苗預測試的的首批30名接種志願者中，有一個「ZJJ」的姓名拼音縮寫代號。這個人就是朱京津，中國生物技術股份有限公司（簡稱「中國生物」）黨委書記。
「要戰勝新冠病毒，我們要有『捨我其誰』的擔當精神。」朱京津說。朱京津身上有一種軍人的作風，看起來似乎永遠精力充沛，走起路來腳步生風。他與人說話總是態度和藹、面帶微笑，但骨子裡卻有著與生俱來的堅毅與果敢。
12月30日，國藥集團中國生物新冠滅活疫苗獲得國家藥監局批准附條件上市。這背後，黨中央和全國人民乃至全世界人民的熱切期盼，是國藥集團中國生物團隊日以繼夜的科研攻關。新冠肺炎疫情暴發以來，朱京津一刻也沒閒著。這一好消息傳出的時候，作為國藥集團海外臨床長城項目團隊總負責人的朱京津還未歸國，他在異國他鄉激動得熱烈盈眶。此前12月9日、12月13日，阿聯、巴林已正式批准中國生物新冠滅活疫苗註冊上市。
展現央企的責任和擔當
「疫情防控，照見央企的奉獻與情懷。不計名利、奮勇向前，一切服從國家需要，是央企特有的情懷。」朱京津說。
「中國生物作為疫苗研發『國家隊』，要主動作為，在診斷、治療、預防三個方面都要加大科技攻關力度，作出突出貢獻。」這是中國生物領導班子在疫情暴發時就達成的共識。從率先研發出新冠病毒核酸分子檢測試劑盒，到率先提出康復者恢復期血漿治療方法及技術標準，再到現在新冠疫苗上市，中國生物可謂是創造了奇蹟。
朱京津表示，中國生物取得這樣成績的「秘訣」是多方面的。第一是高度敏感，迅速出擊。處處下得先手棋，打好主動仗，凡事想在前，幹在前，是我們取得抗擊疫情成績的關鍵。第二是高效組織，布局清晰。手裡有什麼牌，什麼時候出哪張牌，用在哪個地方，都有系統的謀劃。第三是團結協作，眾志成城。面對這場突如其來的疫情，中生人做到了醒得很早，起得利索，走得快健，還做到了協調上下左右各方面的資源，動員各方面的力量，共同踐行著關愛生命、呵護健康的企業理念。
「不僅如此，能夠取得如此大的成績，關鍵還在於中國生物在抗疫鬥爭中具有前瞻性的頂層設計，這是走好每一步的前提。」朱京津說。
朱京津曾經在主題黨課中講了一個例子，中國生物武漢生物製品研究所科研「逆行者」方習靜，春節期間回到了安徽淮南的家中，為了參加抗疫科研工作，她找到多個部門和單位辦理了返漢申請，告別了5歲的兒子，登上不經停武漢的高鐵。原計劃到嶽陽下高鐵後再想辦法回武漢，但列車長得知她的工作性質和特殊使命，毫不猶豫地為她在武漢站進行技術特停。
「中國生物這家百年央企在護佑人民生命健康中的責任與擔當，每一個人中生人孜孜不倦的奉獻精神以及中國生物強勁的科研實力，以及國務院國資委郝鵬主任等領導的決策指導，國藥集團董事長劉敬楨大力支持和幫助，國家科技部「863」計劃疫苗項目首席科學家楊曉明精心設計與帶頭攻關等，都是我們在抗疫鬥爭中取得重大成績的『秘訣』。」朱京津說。
「我們的新冠疫苗Ⅲ期臨床試驗得到了國家衛健委、藥監局、科技部、工信部、聯防聯控機制等多個部委的大力支持和幫助，也得到了外交部和駐外各領事館的大力支持和幫助，這些與我們的Ⅲ期臨床試驗取得這樣成績是密不可分的。」朱京津表示。
無數次與危險擦肩而過
「在全球200多年的工業化進程中，在經歷了三次工業革命之後，中國疫苗能夠跟歐美的發達國家、跨國醫藥公司站在同一起跑線上，一決高下，我們有些方面還領跑世界，這本身就很好地展示了中國科技、中國製造、中國品牌和中國的責任擔當。」朱京津說，作為中國生物的一員，他感到非常自豪。
而這自豪背後，其實有許多不為人知的艱辛和危險。
新冠病毒滅活疫苗在即將進行第III期臨床試驗時，遇到了一個「自豪的煩惱」。因為第III期臨床試驗必須要在疫區做，而我國的疫情已得到有效控制。III期臨床只能到疫情嚴重的外國去做了。這將使這款疫苗上市的時間至少推遲3個月。7月上旬，國藥集團組成長城項目團隊，朱京津帶隊到阿聯、巴林、埃及、約旦等國家進行III期臨床試驗。
在臨床試驗期間，作為團長的朱京津帶領核心人員出席了一系列外事和公關活動。一次，朱京津在參加完一次外事會見後回到酒店，外方人員不經意地告訴他，剛剛會見的官員是新冠感染者，還特意解釋說是輕症。而當時，朱京津與其會談時的距離不足2米，更為尷尬的是，因對方未佩戴口罩，他出於禮貌也將口罩摘掉了。
聽聞此言，朱京津先是心裡一驚，然後釋然地說：「問題不大，咱們不都打疫苗了嗎，我對咱們的疫苗有信心！」結果也正如朱京津所言，在疫苗的保護下，同行所有中方人員並未出現新冠感染的情況。
這樣的事情可能隨時都在發生。阿聯阿布達比入組接種現場的前身就是當地最大的一座方艙醫院，與巴林入組接種現場想通的場館，則是一座是實實在在的新冠肺炎方艙醫院。
當巴林小分隊的成員們初到巴林，勘察現場、溝通方案的時候，隊員們穿過入組現場旁邊的一個小門，來到了隔壁，發現這裡有很多的小隔間，每個小隔間都有一張床、一把椅子、一個床頭櫃以及相應的電源設備等。正當隊員們好奇的時候，巴方人員介紹道，「這裡是我們對輕症新冠患者集中治療的方艙醫院，大家平時沒事最好不要到這邊來。」
因為這個小門並未上鎖，朱京津帶人與現場負責人溝通，希望關閉這個小門。但兩邊的醫生有時需要相互交流一些信息，關閉小門會帶來諸多不便，這個建議並未被採納。「起先大家有一些顧慮，但忙起來也顧不過來了，是疫苗給予了團隊強大的保護。」
「我希望讓更多的人遠離病毒」
作為生物醫藥臨床專家，朱京津一直有著「造福國人、奉獻世界」的情懷，「疫苗研發臨床是一項關係全人類生命健康的偉大事業。」
從7月到12月，在經歷了5個多月不平凡的日日夜夜後，終於迎來了阿聯與巴林正式批准中國生物新冠滅活疫苗註冊上市。這是兩國政府和人民為滅活疫苗安全性與有效性投下的最為可貴的信任票。
「阿聯為全國人民接種疫苗，體現了政府對人民健康的高度負責。阿聯希望通過全民免疫，阻止新冠病毒傳播，使人民生活回歸正軌，國家經濟發展得以恢復，同時也為國際樹立了抗疫樣板。」朱京津表示。
在阿聯，朱京津深深感受到了中阿之間的友誼。疫情剛開始的時候，阿布達比、杜拜對武漢人民抱有很大的同情與支持，多處標誌性建築打出廣告為「武漢加油」；中國新冠疫苗臨床團隊來到阿聯之後，點燃了中阿兩國聯手抗疫的熱情，十一國慶期間，杜拜的哈利法塔、阿布達比的石油大廈、首都之門等建築再次點亮「中國紅」。
「阿聯在各個方面都給予了我們很大的支持，尤其在一些西方國家故意詆毀中國疫苗的時候，阿聯更是堅定不移地支持我們開展III期臨床試驗，並頂住壓力，率先在全球緊急使用中國疫苗，率先科學審評批准中國疫苗在阿聯上市。在阿聯5個多月的新冠疫苗Ⅲ期臨床試驗過程中，我們深深地感受到了阿聯人民善良與淳樸，大家對中國以及中國人民都非常友好、和善。」朱京津說，如今，這個合作正在開花結果，「我們之前所有的付出正在開始回饋世界。我們由此也看到了阿聯希望通過疫苗，儘快讓老百姓的生活回歸正軌，讓國家的經濟發展得以恢復的決心。」
經過無數個不眠之夜，疫苗終於在中國、阿聯、巴林上市了。朱京津說：「疫情尚未結束，奮鬥不能停止。我們將認真貫徹落實習近平總書記的指示精神，加大科技投入、人才引進、產品開發的力度，為社會提供優質疫苗這一公共產品，讓更多的人遠離病毒，遠離疫情，促進中國和世界各國人民回到正常的生活，讓世界變得更加美好。
「我做了我該做的事情，我為自己感到欣慰。」
——新冠滅活疫苗研發生產總指揮 王輝
（上下滑動進行翻看）
「在疫苗研發最緊張的時刻，我累到走不出去100米……但回首看看，我覺得這太值了。」
在位於北京亦莊的國藥集團中國生物技術股份有限公司（下稱「中國生物」）北京生物製品研究所有限責任公司（下稱「北京生物製品研究所」）的綜合辦公大樓裡，北京生物製品研究所總經理王輝總是走路風風火火，你可能會在過道裡與她擦肩而過，但她但未曾放慢腳步，再次急匆匆走進辦公室。
從2020年除夕到現在，作為北京生物製品研究所新冠疫苗項目的總指揮，她帶領新冠疫苗研發團隊和新冠疫苗車間建設團隊，吃住在辦公室，以分秒必爭的幹勁，讓新冠滅活疫苗在短短10個月內從無到有，讓全球首個高標準新冠疫苗生產車間交付使用。用她的話講：「這是一次從未有過的體驗，這是一次生命張力的極致展現。」
10個月，疫苗研發的超極限挑戰
2020年1月，看到武漢新冠肺炎疫情爆發時，王輝就和她的家人說：「這個年不好過了。」果不其然，1月19日，她就接到了中國生物董事長、科技部「863」計劃疫苗項目首席科學家楊曉明的指示。
從那時起，王輝就擔起了北京生物製品研究所新冠疫苗項目總負責人的重任。她第一時間衝到中國疾病預防控制中心病毒病預防控制所（下稱「病毒所」），了解新冠病毒毒株分離情況；又在第一時間抽調最精幹的力量組織科研攻關團隊進行疫苗研發工作。
大年初一，王輝就帶領緊急成立的「六人研發小組」，牽頭進行此次新冠病毒滅活疫苗的研製工作。每晚10點，在一間被王輝稱為「作戰指揮部」的會議室裡，「六人研發小組」都要在這裡總結當天數據，部署第二天工作。
疫苗研發一般有個「雙十定律」,即一款新疫苗從研發到上市投產平均需要10至15年，至少花費超過10億美元。而北京生物製品研究所在10個月左右的時間內就完成，且該做的實驗一個不少，該走的程序一個不缺，不違背科學規律，這就要做到無限的細緻，不能有任何漏洞。
「我們制定了詳細的策略和嚴格的疫苗研發計劃表。從實驗設計、質量控制、工藝流程，再到車間建設，每一步都是盡最大的努力考慮到每個細節，並且對標國際及國家的相關要求。這也是基於我們幾十年來積累下來的經驗和擁有國際領先的技術平臺。」王輝說。
在研發IPV時，王輝就帶領團隊建立了疫苗研發自主智慧財產權平臺，「我們把這個平臺技術平移到新冠疫苗的研發上來，這也是我們有底氣不斷提速疫苗研發進度的關鍵所在。」為了爭取時間，他們需要用超常規的方法，「我們建立了很創新的方法，來證明得到的疫苗質量是好的。」
為保證疫苗的研發進度，王輝有時候一天一頓飯都吃不上，有時候半夜才吃上一頓飯。「這大半年裡，我是不吃午飯的，因為沒時間吃。」作為團隊的總指揮，某一個點上如果出現問題，她都得第一時間找到最好的解決辦法。「不能拖，不能拖，一下都不能拖。」
60天，從無到有的疫苗生產車間
除了帶領疫苗研發團隊夜以繼日的攻堅克難，王輝還同時牽頭成立了新冠疫苗車間建設組。從2020年2月15日到4月15日，僅用60天的時間，北京生物製品研究所就建成了國內首個通過生物安全三級防護（P3）認證和藥品生產質量管理規範（GMP）許可的新冠滅活疫苗產業化車間，創造了新冠滅活疫苗生產車間建設的「火神山」速度。
「生產新冠病毒滅活疫苗的車間必須達到P3標準，因此生產車間的建設就必須與實驗室研究同步，這樣才能保證疫苗研發成功即能投入生產。此前我國還沒有疫苗的P3生產車間。」王輝告訴《中國報導》記者。
「建設P3車間的樓宇要抗9級地震，對層高和技術夾層都有很嚴苛的要求。大年初一，我們就在園區內選定了地址。」王輝說。被選作生產車間的大樓原本是有其他用途的，如果砸掉重裝，一投入就是10個億。這麼大的投資如果打了水漂，誰負責？在當時疫情出現的時候，誰也說不準它會不會像SARS一樣很快消失。所以這次疫情來襲最開始，「我們都是比較被動的。」
「但我們從疫情角度出發，如果疫情延續，這個樓將對於保障人類健康發揮巨大作用。如果疫情消失了，我們建立了這樣一個高生物級別的車間，也對以後傳染病防治有很深遠的影響。」王輝問楊曉明：「到底砸不砸？」他回答說：「容我想24小時。」等到大年初二晚上，王輝再問他：「砸不砸？」他說：「砸！」破釜沉舟！不留後路。
北京生物製品研究所第一時間成立了「三人工程建設小組」。王輝負責組織人員、建立策略、統籌資源和對技術的整體的安排。從設計到施工，再到後續設備的訂製和進場。所有人員各就各位，開始24小時連軸轉。
這樣高生物級別的生產車間，在全球都是前所未有的。「作為第一個吃螃蟹的人，我們建設這個車間，首先要符合歐盟的要求、國家的要求、WHO的要求，要有前瞻性，在此基礎上再增加生物安全的要求，這樣的標準也是前所未有的。」他們參照歐盟的要求，一邊建設，一邊摸索，與國家有關部委一起起草建設標準，再請國際和國內相關專家進行反覆的論證和修訂。
「我們希望以此推動各方共同提高技術水平來達到國際標準。」 王輝說，「哪怕是一個小小的水系統、送風系統，都要全面實現管道化、密閉化，要有可追蹤性和可視性，每分鐘不僅要有視頻監控，還要產生成千上萬個數據，難度可想而知。」設備生產廠家雖然已經有一些基礎的設備，但此次非同一般，對每一個技術參數都有十分嚴苛的要求。團隊人員就逐一核對設備參數，再把要求反饋給廠家進行修改。廠家也是24小時加班加點進行改進，在規定時間完成設備交付。
「我們給所有的設備供應方提出三條要求：一是必須符合國際質量標準；二是以國家利益當前，疫情面前，24小時加班完成任務；三是價格公平合理，不能發國難財。所有設備生產廠家都籤了『我願意』的協議書。」
王輝介紹說，此次車間建設的最大特色之一，就是大部分設備都來自於我國國內的生產廠家，實現了真正的中國製造。「這不是我們一個人的力量，這也是對國家實力的一次考驗。」王輝說，中國的工程建設、設備製造及各方配合和調度，都抗住了這次考驗。
35年，與疫苗結下不解之緣
「現在回想這一切，我只能用『不堪回首』四個字來形容。」王輝告訴記者，與新冠疫苗賽跑的這幾個月，可以說是生命張力發揮到極致的幾個月。無論從生理還是心理，都處於瀕臨崩潰和透支的極限狀態。「在疫苗研發最緊張的時刻，我累到走不出去100米，此生從沒有過這樣的狀態。我以前一直覺得自己身體好，精力旺盛。大家都說，這十幾年來在一起，從建立這個園區到研發IPV，從沒有見過我這樣子的崩潰過。但回首看看，我覺得這太值了。我的人生目標得到了實現，很為自己感到欣慰，我覺得做了我該做的事情。」 此時的王輝很釋然。
今年57歲的王輝，至今已從事疫苗研製和質量管理工作整整35年。
1985年，剛剛大學畢業的她進入國藥集團中國生物蘭州生物製品研究所，曾參與過乙腦、狂犬、麻疹、流感等減活疫苗的生產、鑑定和研發工作。2003年，她通過人才引進進入北京生物製品研究所。「來到北京生物製品研究所的第一個項目就是全球首個滅活乙腦疫苗規模化，我參與了整個研發過程。」王輝說。
從蘭州生物製品研究所到北京生物製品研究所，她先後主持和參與完成了多項國家重大課題，帶領團隊不斷提升我國疫苗產品的製造能力和質量等級。王輝曾提出了全球首個通過檢測細胞蛋白在疫苗中的殘留來鑑定疫苗雜質的檢測方法，此項技術也編纂入《國家藥典》。她還帶領團隊完成了全球首創、國家一類新藥IPV的研發。當時我國正面臨著沒有IPV的窘境，IPV的技術也正是王輝帶領團隊建立的，基於此，還發明了很多相應的技術平臺和申請了系列專利。
2020年5月18日，國家主席習近平在第73屆世界衛生大會視頻會議開幕式上鄭重宣布：「中國新冠疫苗研發完成並投入使用後，將作為全球公共產品，為實現疫苗在發展中國家的可及性和可擔負性作出中國貢獻。」
「我們就是想要中國疫苗成真，我們要為國爭光。」王輝堅定地說。
在此次新冠肺炎疫苗研發組織調配中，很多時候是打破了之前固有的機制，從人力、物力、財力等各方面全面圍繞新冠疫苗研發調配資源。王輝起到非常關鍵的統籌協調作用。
「從眼前這個園區的設計和建設、以及每個模塊的認證都是我帶領團隊完成的。所以，每一件物品和每一個流程於我而言都是非常清晰的；用什麼樣的人，把什麼樣的人用在什麼位置上，把每個人的潛能發揮到極致，也是具有邏輯性和連貫性的。」王輝介紹。
通過這次新冠肺炎疫苗研發過程，王輝也發現在很多需要在管理上進一步提升的地方。「對我來說，在這個過程中，用人是很關鍵的。怎樣用對人，用好人，怎樣發揮每個人在團隊中的潛能，怎樣發揮潛能最大化是我要研究的很重要的課題。」王輝說。
12月30日，國藥集團中國生物北京生物製品研究所新冠滅活疫苗，獲得國家藥品監督管理局批准附條件上市。
「參與新冠疫苗研發，我很幸運」
——北京生物製品研究所科研管理部副經理 趙玉秀
（上下滑動進行翻看）
「立刻返京！」這是鼠年大年初一晚上，正在河北保定老家的北京生物製品研究所科研管理部副經理趙玉秀接到當時還是北京生物製品研究所副總經理的王輝電話後聽到的第一句話。
「返京？」「對！」簡短的對話，讓趙玉秀有點緊張，「回來做新冠疫苗。」王輝斬釘截鐵的語氣讓趙玉秀瞬間認識到了事情的重要性。而當時已經是夜裡九點鐘，「今天可能有點晚了，明天一早趕回來吧，今晚你先在家裡查文獻資料……」
就這樣，好不容易想著春節假期能休息一下的趙玉秀開始了新一年的工作。「掛完電話，我就開始查文獻，想儘可能地熟悉和了解新冠肺炎病毒。那一晚雖然沒有回京，但我也基本一晚未眠。」趙玉秀說。
大年初二一大早就出發的趙玉秀，到北京時也才七八點鐘。其實，那時的她還完全不知道自己接下來到底要面對什麼。
「有些事真的不能用常規去定義和思考」
到北京後，趙玉秀就被安排去了科技部生物中心，讓她負責申請立項，寫課題任務書、研究技術路線等。
「當王輝總最初告訴我要做新冠疫苗研發時，說實話，和平常接到一個新任務沒什麼兩樣，心想不就新加了一個課題嗎？現在回想起來，當初的自己還沒融入角色。」回憶當初的感受，趙玉秀如是說。
趙玉秀告訴記者，最開始在科技部生物中心做課題計劃時，他們的計劃是用2020年一年的時間完成臨床前研究，把工藝開發出來、確定質量標準等。「即便是這樣的時間安排也是非常緊張的，因為一般情況下一個疫苗的臨床前研發都要好多年。」
「到現在回想一下，我們僅用了不到一年時間就開始報生產註冊，而且連臨床也都快做完了。」趙玉秀感慨道，之前我從不敢想像一個疫苗的研發可以有這麼快的速度。從立項開始，領導就各種下命令，三個月做完什麼、一個月做完什麼……當初每次聽到領導下發的命令，我的理解就是，那怎麼可能呢？但我們真的做下來了，而且確確實實做成了，有的事情真的不能用常規去定義和思考。
這個速度，除了研發團隊超常的工作強度，相關方面如國家藥審部門、檢定部門等的鼎力相助也功不可沒。「以前做毒種實驗，一定是要等檢定完，沒有問題後才能上報和送樣，而在新冠疫苗研發過程中，在尊重研發規律的同時，各個部門連續運轉，以戰時狀態全力攻堅，爭分奪秒、齊跑加速，啟動由「串聯」審批改「並聯」的應急審批機制。把樣品送過去的同時，其他實驗可以同步往下走。在同步的過程中再同步控制所有風險，然後用效果和質量評價來證明它沒有問題。」
此外，在趙玉秀看來，新冠疫苗的研發之所以能大大刀闊斧地往前走，除了離不開領導們不計代價和資源投入的魄力外，也離不開團隊的每一位成員，來自不同部門的他們各有所長，所有研發鋪開後才做到了幾條路線同時進行。
「溝通都是靠畫出來」
採訪中，每每問起整個研發過程中令她難忘的具體事情，趙玉秀都會說，具體的真想不起來了，因為事情真的太多了，但很多難忘的事情都是在生物安全防護等級三級（P3）實驗室裡發生的。
「中國疾病預防控制中心（CDC）對P3實驗室生物安全管理有自己的體系。P3實驗室裡原本能做的量，主要用來做一些特性研究、純度研究，但要想做成疫苗，就需要大量地操作病毒，否則後面的工藝開發就無法進行。因為生產所用到的設備儀器、工藝路線跟實驗室是完全不一樣，真是巧婦難為無米之炊。」趙玉秀說，對此大家都很有壓力。後來經過多方領導以及衛健委的協調，同意讓我們帶了一些研究設備進去，這是很大的一個突破。中國疾病預防控制中心（CDC）也很支持，給我們找了一個特別大的P3實驗室，這也是挺了不起的。」
由於是借用中國疾病預防控制中心（CDC）的P3實驗室，所以趙玉秀和團隊用的所有物料，哪怕是一瓶水、一個滴管都要來回拉運。
「因為在沒有徹底證明病毒被徹底滅活之前，我們是不敢拿出來做的。正常配製溶液之前所有配溶液的器皿要滅菌，然後配置、除菌、過濾、分裝、包裝……這些我們後方的同事給做好拉過來之後，我再一層一層的拆包裝，再拉進去使用，用完的所有東西再全部運出來。另外，因為後方同事沒有進過P3實驗室，他們不知道場地有多大，操作過程中有些需要根據空間進行設備擺放、管道連接等，這些溝通除了靠口頭外，我和後方同事都是靠畫出來。」趙玉秀回憶道。
「能參與這個項目，我倍感榮幸」
2003年考入北京生物製品研究所攻讀碩士研究生的趙玉秀，選擇的方向是免疫學。因為在她看來免疫學雖然是偏理論的學科，但非常有意思。師從王輝的她在碩士期間做了兩個課題，主要是檢測疫苗雜蛋白的含量。自此，趙玉秀的研究方向和當初她想像的越來越不一樣。
畢業之後就留在北京生物製品研究所的趙玉秀一直從事疫苗研發、工藝開發等工作，做過脊灰、乙腦等。「以前我也參與過很多項目，也有很緊張的時候，但基本都是短期的。這一次差不多持續了整整一年，身心俱憊。這一年連春夏秋冬四季的變化我都沒感受到，偶爾看朋友圈，看到朋友們發花開了、銀杏葉黃了……才意識到，哦已經是春天了，已經是秋天了，就這樣又到了冬天。」趙玉秀說到這裡，長籲一口氣，在無數次特別特別忙、壓力特別大的時候，真的想過放棄。
當問及最長是多久沒有回家時，趙玉秀回想了很久說，大概一個多月吧。我們的作息規律就是為樣品和工藝服務，不管到了什麼環節，隨時都要有人。
她除了是負責新冠疫苗的研發人員，也是一位孩子的母親。當問及孩子，趙玉秀的語氣中帶些愧疚的同時也透露出絲絲無奈：「我平時管的就很少，今年就更少了。不但見面少，連電話都很少打，因為在P3裡面也打不通，等晚上能出實驗室時，所有電話也都是工作的事。」
「回首這一年，現在感受最多的是成就感和自豪感。」採訪最後，趙玉秀告訴《中國報導》記者，之前並沒有覺得做這件事情有多麼偉大，但越往後做越覺得偉大。因為很多無形的東西加在了我們身上，大家都寄予了厚望，所以能參與這個項目，我感到非常榮幸，也很幸運。
「疫苗上市後，您最想做的事是什麼？」面對記者最後這個問題，趙玉秀笑著說：放假，睡覺，補覺。
「關鍵時候衝上去」
——北京所疫苗六室副主任 梁宏陽
（上下滑動進行翻看）
「我們是國民健康的守護者，用自己的努力築就一道道預防疾病的安全防線，這其中產生的成就感和榮譽感，是金錢和物質永遠無法帶來的。」
2020年7月的一天，陽光炙烤，北京所疫苗六室副主任梁宏陽從工作的國藥集團中國生物北京生物製品研究所（下簡稱「北京所」）107樓裡匆匆走出，前往新冠病毒疫苗生產車間。他發現與以往不同，樓下已搭建起臨時場所，北京所大院裡也排起了長隊，不少人趕來接種新冠肺炎病毒滅活疫苗，他們中有需要前往國外高風險地區的留學生、企事業單位管理者、勞務派遣人員。隊伍前方，完成接種的人三三兩兩走出來，聊天的話正好讓他聽到：「打完疫苗，心裡總算踏實了！」
這一幕讓擔任梁宏陽感到欣慰，同時也感慨萬千：從2020年年初被抽調為所裡的新冠疫苗研發核心團隊成員，到如今疫苗被納入使用範圍，整個研發團隊經歷了一次次的極限挑戰，一支小小的疫苗背後，凝聚的是整個團隊的心血和付出。
緊急集結
武漢的突發疫情讓正在天津老家過年的梁宏陽坐不住了，當即買了回京的車票，跟父母打了聲招呼就匆匆離開了。剛進家門放下行李，梁宏陽就接到北京所總經理王輝的電話：搜集有關新冠病毒的資料，準備研製疫苗。
為研製疫苗，北京所緊急成立了研發疫苗的六人核心團隊，由王輝擔任組長，團隊成員分工明確，梁宏陽主要進行工藝研究。梁宏陽目前擔任北京所疫苗六室副主任，2007年參加工作以來，他曾參與過EV71疫苗、狂犬疫苗、IPV疫苗等不少國家級、集團內部的重點研究課題，積累了豐富的工作經驗。
大年初一，「六人小組」晝夜加班，拿出了新冠病毒滅活疫苗的研製方案，大年初二，北京所科研團隊就前往科技部生物技術發展中心，做新冠病毒滅活疫苗課題匯報。2月1日，按公共衛生緊急課題，「2019-nCoV滅活疫苗」項目被批准立項。
對梁宏陽來說，最初階段的工作主要是「兩條線」：一是查閱資料，儘可能了解掌握新冠病毒的特點,初步設計工藝路線；二是與相關方面密切溝通，在北京所進行高等級生物安全車間的概念設計；兩條線上的工作都非常重要，需要同時推進，每天起早貪黑，忙到半夜是常態。
初入高等級生物安全實驗室
從安全角度看，新冠病毒的培養、動物感染實驗應當在生物安全三級（P3）及以上實驗室開展。當時北京所還沒有P3及更高等級的實驗室，於是梁宏陽與其他幾名研究人員前往位於昌平的中國疾病預防控制中心（CDC），將那裡的P3實驗室作為研製新冠滅活疫苗的主戰場。
轉戰P3實驗室時，具體的難題又來了：CDC進實驗室的都是純科研人員，而製作疫苗是應用研究，兩者區別極大。為了保證安全，CDC的專家們對梁宏陽和同事進行了理論和實操的培訓，只有通過考核才有進入P3實驗室的資格。
細胞製備組組長張穎第一批進駐P3實驗室的人員，回憶起考核的嚴格，她給記者舉了個例子，為了防止病毒被帶出實驗室，被測者的防護服上塗抹上了一層螢光粉，操作不當就會導致螢光粉粘在衣服上，用紫外線照射後這些粉末就會發光，「身上亮晶晶的就是不合格，」張穎說。
經過突擊學習，梁宏陽跟同事們很快就通過考試。「CDC實驗室的科研人員平時都操作小劑量的病毒，但我們要做疫苗，操作的量要大得多，CDC的工作人員擔心一旦有失誤，就會造成無法設想的後果，」梁宏陽說，「所以，我們當時又通過了多次的風險評估和模擬實驗，在證明實驗設計和操作萬無一失的情況下，CDC允許我們進入P3實驗室開展研究。」
進入了P3實驗室，意味著梁宏陽團隊要開始直面新冠病毒這個對手，真正的挑戰也開始了。
「關鍵時候衝上去」
與北京所的實驗室相比，P3實驗室的負壓環境程度更強，要求工作人員在實驗室裡連續工作不能超過4小時。「從負壓環境裡出來就像腳踩著一團棉花，很疲乏，因為缺氧腦子反應也慢了，」梁宏陽回憶。穿脫防護服要花不少時間，梁宏陽和同事們就儘量少吃少喝，不去廁所。這些對於梁宏陽並不陌生，以前他在北京所的實驗室研究IPV疫苗時也是這樣，工作時幾乎不喝水，一待就是7個小時，健康因此也受到了損害。
就在研究進入到細胞接種病毒環節的前一天，梁宏陽突然犯了痛風，左腳腳踝疼痛難忍，無法下地走路。得了痛風需要多喝水，加速身體代謝、緩解症狀，但實際工作中又很難做到。為了不耽誤第二天的實驗，梁宏陽吃下了大量止疼藥。
「可能是以前工作落下了病根，」梁宏陽猜測。但眼下的問題如何解決？「當時能進P3實驗室的就那麼幾個人，實驗要用的反應器比較重，必須由我跟另一位男同事一起抬進實驗室，」梁宏陽說，「關鍵時刻決不能『掉鏈子』。」
第二天，劇烈的疼痛仍在持續，梁宏陽咬緊牙關，背靠牆壁把防護裝備穿戴完成。「疼得沒辦法，就儘量用另一條腿使勁兒，那種感覺就像是腿折了你還得踩著它。」梁宏陽咬著牙，硬是跟同事一起把反應器搬了進去。
梁宏陽身材微胖，圓臉上架著一副黑框眼鏡，笑起來兩眼眯成縫。在同事眼中，他開朗、愛開玩笑、特別陽光。他聊起工作來思維敏捷，滔滔不絕，但提到P3實驗室裡的這一幕，他止不住地哽咽。他用一隻手撐住額頭，擋住了眼睛，半晌沒說出話。
自從春節離家，梁宏陽很少跟家人提及這些經歷，「每天打電話報個平安就好，說這些只會讓老人擔心。」
提到家人，梁宏陽說：「我的父親是軍人也是黨員，他的一貫思維就是在國家需要的時候就要衝上去，矯情、談條件都不應該。我自己也是個挺『老派』的人，我喜歡看《亮劍》，喜歡李雲龍這個角色，遇到了困難就要衝上去，絕不能唯唯諾諾、瞻前顧後。」
極限狀態
新冠疫苗研製最關鍵的一步就是病毒的滅活，就是讓病毒失去致病力同時又保持免疫原性。但由於不了解新冠病毒，滅活劑要放多少、濃度多大、溫度多高合適……這些都是未知，需要用一次次的細胞實驗來摸索。為了趕時間，梁宏陽團隊在保證操作準確無誤的同時加大實驗密度，用大約兩周的時間解決了這一核心問題。
病毒肆虐，每天都在吞噬鮮活的生命，疫苗研發就是與死神賽跑，時間是耽擱不起的，梁宏陽帶著自己的團隊高強度地工作：每天上下午各進一次P3實驗室，撰寫上交當天的實驗總結，實驗室的工作完成後再跟北京所的同事們溝通P3車間的建設情況，每天夜裡大約10點，要與「六人團隊」的其他成員一起分析當天的工作成果，及時調整明天的實驗方向。
有一次，為了趕進度，梁宏陽帶著團隊在P3實驗室從晚上7點一直工作到將近凌晨4點，為了不違規，他們就中間短暫出去一下，再迅速穿好防護返回實驗室。「我的團隊是甘於付出、能打硬仗的隊伍，我說要跟我一起進實驗室，跟病毒打交道，沒有一個人退縮，這一路走來，我很感謝他們，」梁宏陽說。
「沒有自我，一切為了疫苗，」王輝用「極限挑戰」來形容大家當時的工作狀態，其間經歷了多少艱難，吃了多少苦，每個工作者心裡明白，「這背後有很多辛酸的故事，」王輝有些哽咽。
「還遠未到放鬆的時候」
6月疫苗研發完成後，梁宏陽帶著團隊從CDC撤出，返回北京所，開始投身高等級生物安全車間的大規模生產。從疫苗工藝參數的研究，到車間建設，再到相關資料的撰寫、申報，他參與了整個新冠疫苗的生產。
「疫情暴發時是在冬天，那時北京的樹落光了葉子，光禿禿的在風裡搖晃。到4月份我們有了階段性成果，可以臨床試驗時，樹也有了蒙蒙綠意，而如今一轉眼又是冬天了，」梁宏陽說，「這一年過得特別快，感覺時間不夠使。」
如今，北京所生產的新冠病毒滅活疫苗即將上市，但梁宏陽並不感到輕鬆：「我們背負的壓力依然很大，有生物安全的壓力、增產的壓力、人員管理的重重壓力，2021年依舊會是充滿挑戰的一年。」
北京所現有的生產車間每年可以產出1.2億劑疫苗，在建的第二個車間可以年生產10億劑。一方面是國家的巨大需求量，另一方面，中國的新冠滅活疫苗將會作為國際公共產品，提供給更多國家，這都需要想方設法在保證生物安全的情況下，擴大產量，「我們要保證每一個環節都不能出問題，零生物安全事故，希望中國的疫苗能夠成為國家防疫事業的一張名片。」
眼下，擴充人手也成了梁宏陽的工作任務之一，提到選人標準，梁宏陽說：「我們需要專業能力要強，心理素質過硬，甘於、勇於奉獻的人，願意在這份事業中實現自身價值。」
新冠疫情的蔓延改變了很多人的觀念和生活軌跡。經此一役，梁宏陽對自己的職業也有了更深的體會：「我們是國民健康的守護者，用自己的努力築就一道道預防疾病的安全防線，這其中產生的成就感和榮譽感，是金錢和物質永遠無法帶來的。」
「一輩子和活病毒打交道，在心理上已經免疫了」
——中國生物臨床醫學中心副主任 楊雲凱
（上下滑動進行翻看）
在阿聯，每一個參與新冠病毒滅活疫苗Ⅲ期臨床試驗的志願者的監測手環上，都寫了這樣一行字——為了人類（For Humanitiy）。楊雲凱說，這個創意是由合作夥伴提議、長城項目組整體策劃的，以此表明全人類命運與共、共同抗擊病毒的決心。
楊雲凱是中國生物臨床醫學中心副主任，有28年的臨床工作經驗。從7月9日隨項目組來到海外開展新冠病毒滅活疫苗Ⅲ期臨床試驗以來，她有將近200天沒有見到家人了。「出來的時候，大家奔著要把實驗做成的目標去，一轉眼都過去這麼長時間了。只要我們的產品在國內能儘快投入使用，大家都覺得付出是值得的。最艱難的時候已經過去了。」
信心倍增
楊雲凱已經記不清從哪天開始就忙了起來，她只記得2020年春節就一頭扎到新冠項目裡沒有休息過。在疫苗研發初期主要負責制定動物安評試驗方案，並在完成試驗後著手申報臨床批件。
動物安評試驗是疫苗研發必不可少的一步。面對龐大的研發需求，試驗動物明顯不夠用。3月初，各地在疫情防控上嚴陣以待，用於試驗的主要動物——猴子進不了京，「實驗動物緊張，下一步就無法進行。」楊雲凱克服重重困難跟有關部門聯絡，幫助辦理猴子進京手續，隨後又盯著團隊完成每個實驗環節。「那時候沒有失敗了反覆重來的時間，又是個新產品，用多少劑量、走多少程序、能不能在最短時間裡得到最好的結果，都是未知數。」
好消息很快傳來。武漢生物製品研究所3月8日至4月7日開展的動物安全性評價工作研究結果顯示，動物沒有出現任何異常反應和不良反應。這意味著可以開展臨床試驗了，楊雲凱立即著手臨床批件申報工作。4月12日，武漢所申報的新型冠狀病毒滅活疫苗獲得國家藥監局臨床試驗許可，成為全球首家獲得臨床試驗批件的新冠病毒滅活疫苗。「那天剛好是我48歲生日，非常開心啊！」半個月後，北京生物製品研究所也傳來同樣的喜訊。
不容等待片刻，兩家研究所均在獲得臨床試驗批件的當天就開展了新冠滅活疫苗Ⅰ/Ⅱ期臨床試驗，而批准企業同步進行兩期試驗也是中國藥監局在應急審批上的創新。
「沒有人顧得上休息。」工作28年來，楊雲凱經手的十幾項臨床有四五個已經上市，包括OPV、IPV等臨床研究。這次臨床她主要負責制定試驗方案，並在技術上給出指導。在疫情期間完成試驗要克服的困難有很多，而試驗完成後，疫苗有效沒效，揭盲就特別重要：結果好會給大家信心,結果不好又得重新研發。「其實對於疫苗臨床來說，每次揭盲都是這樣，不過大家對這次疫苗的期待太大了。」
6月16日和6月28日，武漢所、北京所研製的新冠病毒滅活疫苗Ⅰ/Ⅱ期臨床試驗盲態審核暨階段性揭盲會先後均在北京、河南兩地同步舉行。楊雲凱見證了兩次揭盲現場，回憶起來她仍有些激動：「揭盲的結果都顯示，按照兩針間隔28天程序接種兩劑後中和抗體陽轉率達100%，證明了我們的疫苗是安全的。所有人都信心倍增。」
使命當前，絕不退縮
而事實上，完成Ⅲ期臨床試驗是疫苗最終研發成功的關鍵。
「沒有Ⅰ/Ⅱ期的數據開不了Ⅲ期，而Ⅲ期的數據決定了疫苗能不能上市。」楊雲凱說。這也使Ⅲ期臨床試驗與Ⅰ/Ⅱ期有所不同：必須要讓受試者有機會處在病毒存量較多、疫情未受控制的區域，且需要人數眾多的受試者。中國生物積極推進Ⅲ期臨床的海外合作，並在6月23日獲得了阿聯關於新冠滅活疫苗國際臨床（Ⅲ期）試驗批准文件。項目團隊組建工作隨即啟動。
接到7月9日出發的通知那天，留給楊雲凱的準備時間還有不到一周。其實這一刻對於她來說，是已經在思想上準備好了的。「一路跟這個項目，我有責任去，也是最合適的人選之一。」楊雲凱沒有絲毫猶豫。
但她不知道怎麼告訴將要參加高考的兒子。因為疫情，2020年高考推遲一個月舉行——剛好和出發的時間重合，楊雲凱擔心會給孩子增加心理負擔、打亂備考節奏。但讓她欣慰的是，兒子不但理解她的工作，還說考試不需要她陪，叮囑她在外面保護好自己。
7月9日早上7點，國藥集團生物製品事業部總裁、中國生物黨委書記朱京津率領北京生物所、武漢生物所、中疾控、河南疾控中心等29人組成的「國藥集團中國生物長城項目（Ⅲ期臨床）組」出現在北京首都國際機場。29人中，最大的是「60」後，最小的是「90」後，他們有的從家裡起早趕到機場，也有的5點起床先去單位取了實驗器材後再去和大部隊匯合，很多人的行李是臨行前抽空收拾的。
「新聞裡說病毒蔓延給經濟帶來影響，看到眼前空蕩的機場，心裡的體會更深了。」楊雲凱當時心裡只有一種使命感，把疫苗提供給社會——不僅為了保護健康，也為了讓人們回歸原來的生活。臨行前，國藥集團特意舉行了簡短的出徵儀式，「更讓我們覺得要把這件事做好。」
「困難只是暫時的」
經過8小時飛行，項目組抵達阿布達比，入住到當地一家距離接種點二三十分鐘車程的酒店。此後的近200天時間裡，在阿聯展覽中心開展試驗的成員就這樣每天往返於酒店和接種點之間。
「阿布達比當時是疫區，包括後來試驗進行過程中，每天也有1000多人確診。試驗要完成，鎧甲也得穿好，所以我們當時是接種了自己研製的疫苗後出來的。」楊雲凱說，一直和活病毒打交道，在心理上也免疫了。
抵達後的隔離期間，項目組並沒有閒著——通過線上會議和合作方籌備試驗的前期準備工作，跟當地的研究者、臨床實施機構商量計劃，包括和對方明確需要提前準備什麼、怎麼招募志願者，並確定好每項任務的負責人。楊雲凱坦言，在境外開展試驗的難度從這時候開始就表現出來了。
「每個國家的研究者都有自己的特點，他們的疫苗臨床經驗又比較少，試驗怎麼做、採血流程是什麼、怎麼處理血清樣本……召開電話會議時，我們不止一次在類似問題上激烈討論。」楊雲凱並不覺得語言不通是最大的障礙，不同文化背景下統一方案標準、規範方案執行才是最難的，「只有所有現場的實施標準和實施流程一樣，將來才可評價。」她總結說，雙方一路走來是相互說服的過程，最重要的是確保試驗的規範性。
7月16日，準備工作就緒後，項目組在阿布達比率先啟動入組。此前一天，阿布達比衛生部長艾哈邁德作為志願者接受疫苗接種。「我們在現場見證了這個時刻。」
但這不意味著一切順利。阿布達比剛啟動入組時，每天的入組量僅有幾十人。「對於臨床試驗來說是正常現象，尤其是疫苗來自別的國家，受試者總會有一個慢慢接受的過程。」儘管對此有所預期，楊雲凱依然感到頭上有一座大山壓著。
為此，楊雲凱提出了無數的建議，當地電視臺、新媒體也不斷加大宣傳力度，政府官員帶頭參與臨床試驗接種疫苗。8月4日，入組量終於首次突破1000，此後每天也都保持在這個數目以上。
兩個月，45000人
在阿布達比開展試驗的同時，長城項目團隊在朱京津帶領下積極推動在阿聯周邊國家開展聯合試驗，拓展新的臨床試驗現場，並先後在巴林、約旦、埃及等開設了分中心。
8月4日，作為技術負責人，楊雲凱前往巴林參與臨床試驗入組工作，並在那裡待了一個月。她要協助做好質量把控和督導，確保所有環節不能出現紕漏。
「每個人都是長城項目團體的一份子，往每個點派人時，我會兼顧到各個方面——負責質量把控的、負責現場接種的、負責數據整理的，這樣才能保證及時解決每個環節遇到的問題，有比較難的共性問題了再反饋到阿布達比現場。」
有了之前的經驗，5個國家和地區完成所有入組工作僅用了兩個月，共完成了約45000人的入組量，為疫苗研發提供了有力的支撐。
「不同階段的工作重點也不同。」楊雲凱說，入組結束後，試驗以接種、採血為重點，目前主要進行的是病例搜集、觀察疫苗保護力。「從知情、體檢、採血、接種再到隨訪，四萬多名受試者把所有流程走一遍，雙方工作人員都付出了巨大努力。」
「阿布達比的節奏不像我們那麼快，剛開始的時候人家到點就要下班，我去溝通讓他們也加班把當天的工作做完，後來慢慢也接受了。入組量平均每天1500的那段時間，至少有20多天我們一起熬到夜裡12點，所有人都是連軸轉。其實對於能夠參加臨床，當地的醫生也是與有榮焉的感覺。」
談及在國外的工作狀態時，楊雲凱說的最多的是「忙」「熬夜」。除了記錄每天的入組情況、採血情況、病例收集情況以及隨訪率，還要經常熬夜寫日報，「其他分中心的負責人也把日報返給我，我再匯總到一起，每天都不能落下。」
王偉和楊雲凱共事7年，是北京生物製品研究所科研管理部經理助理，也是沙迦分中心的負責人。他評價楊雲凱說：「楊主任是一個掌舵人，壓力也很大，是她引領著我們把試驗推向更好的方向。」但在楊雲凱心裡，項目組近200天時間裡都在超負荷工作，這讓她既內疚又感動。「我常跟說他們放假一天，但我經常食言，即便這樣，項目組的孩子們也都沒有怨言地把任務完成好。尤其是大家還來自不同的單位，都願意聽我安排。」
中國和阿布達比有4小時時差，家人也只能找合適的時間和楊雲凱聯繫，但經常撲空。「家人給了我最大的理解和支持，但我虧欠兒子太多：沒有陪他參加高考、沒有給他辦18歲成人禮……」為了彌補，楊雲凱在兒子生日那天，特意請外國朋友錄了一段阿拉伯語的祝福視頻。「考上大學後就在學校住了，周末回家了我倆就聊聊天，我會問他大學生活怎麼樣，他會問我試驗進展到哪了。當他看到疫苗在阿聯上市的新聞時，會自豪地跟同學講『這是我媽媽參與的項目！』還特意把新聞轉發給我。」
當記者問到有沒有特別想回家時，楊雲凱脫口而出：「如果有需要，我會繼續待在這裡，隨時等候組織安排。」
「這是臨床工作者的責任所在」
——北京生物製品研究所科研管理部經理助理 王偉
（上下滑動進行翻看）
「我們必須要快，這是最大的困難。我必須把所有人統一到我們自己的節奏上來，有時候是會感覺力不從心，挺熬人的。」
凌晨四五點，王偉困得實在不行了。8月份正是阿聯沙迦最酷熱的時節，白天，這位33歲的北京生物製品研究所（以下簡稱「北京所」）科研管理部經理助理和4位中方同事、十幾位阿方研究者一起開展國藥集團中國生物新冠滅活疫苗臨床Ⅲ期試驗（以下簡稱「Ⅲ期試驗」），到了晚上，他就一個人窩在酒店房間裡寫總結報告。
電腦屏幕上光標閃爍，王偉感覺頭也沉重起來——時不時因為陷入睡眠猛地朝前低下，又因為這突然的動作而驚醒。實在支撐不住了，他就趴在桌上睡兩三個小時，天亮接著開工。
這些凝結著王偉和同事們心血的文檔裡，既有此次Ⅲ期試驗的階段性總結報告，也有Ⅰ期和Ⅱ期試驗更新的內容，它們將被滾動送報到國家藥監局等各個部門，成為推動疫苗面市的重要一環。
必須要快
從北京飛往阿聯首都阿布達比需要5小時，王偉睡了那段時間最安穩的一覺。2020年7月9日，作為第一批工作組成員，他和28位同事搭乘專機前往阿聯開展Ⅲ期試驗工作。
對於這些工作，王偉並不陌生——本科從山東大學生物技術專業畢業後，就在北京生物製品研究所讀研究生，期間參與過其他疫苗的開發，畢業後的五六年裡，也一直從事科研項目管理和臨床試驗工作。此次海外試驗項目開展前夕，王偉全程跟著技術專家設計整體試驗、修改方案、核對中英文版本內容。
2020年6月23日，Ⅲ期臨床試驗阿聯項目正式啟動，方案也基本成型，王偉這才知道自己在初步定下的工作組名單裡。
沒有驚訝，他告訴記者，「臨床試驗前期的工作主要是由我負責，差不多預料到了，就感覺推進得真的很快。」 快到「壓根就沒什麼時間準備」。心理建設、生活上的籌劃統統沒有，至於出發的確切時間，王偉也是直到出發的前幾天才知道，「我們只知道要快，不能出一點紕漏。」
準備工作更是繁瑣：由於此次試驗採用的是隨機雙盲安慰劑對照方式，試驗方和受試者都不知道使用的是藥劑還是安慰劑，需要提前對疫苗編盲；貼在盒子上的標籤需要設計、審核；包裝材料的印刷進度需要及時跟進；必備物資的消耗量必須核對清楚，以免出現突發狀況；如何裝箱才能使空間得到最大化利用、冷藏箱需要多少……這些都由王偉來考量和統籌。編盲要在冷庫裡進行，王偉得及時安撫其他人員的情緒；為了包裝規範化，要給前來援助的同事們一點點地培訓。在王偉的回憶裡，那段時間基本無休，周末也沒休息。
「幸好有輛車。」他感嘆。年初新冠肺炎疫情暴發時，王偉為了通勤方便，向朋友借了一輛車。現在，這輛車成為他追趕時間的最佳拍檔。早上7點多，他便從家出發趕到40公裡外的單位，有時來個急活，就又要往外跑。
2020年7月7日，距離出發還有兩天，來自武漢所的3萬多支疫苗終於在中午運抵北京所。王偉和同事們緊急行動起來，把兩邊的45000支疫苗合併、編號、打包裝箱。
七八十箱的疫苗全部打包妥帖，已是7月8日凌晨三四點；等到裝車完畢、運輸車發走，天已開始蒙蒙發亮。王偉回家補了一覺，白天又繼續趕回總部準備出發的事項……兌換貨幣、辦理財務手續，甚至抽空做了咽拭子核酸檢測，晚上才回到家收拾行李。
「在飛機上終於可以休息一下了。」王偉說。阿聯什麼樣？會不會有感染的風險？這些都還沒來得及考慮。
「一股信念強撐著」
受新冠肺炎疫情影響，阿布達比國際機場幾乎沒什麼人，剛下飛機，一股熱浪就直衝過來。在酒店隔離的3天裡，王偉也沒閒著，不是參加線上會議，就是匯總國內Ⅰ期和Ⅱ期試驗的安全性數據。儘管到了阿布達比，王偉也沒法完全撇下原有工作。
7月16日，Ⅲ期試驗正式啟動。啟動前，王偉和同事們已經布置好了現場，包括查驗冰箱、血清採集用具等物資，以及根據實際場地調整布局——從受試者來到現場後的註冊、體檢、知情、入組到採血、接種、觀察、隨訪和離開，整個過程都必須符合法律法規要求、滿足方案要求，最後能更流暢。
與前兩期試驗不同，Ⅲ期試驗要全面評估疫苗保護率，樣本量需求更大，因此現場由阿布達比拓展至阿聯沙迦、巴林、埃及和約旦，8月4日，王偉被派往沙迦擔任負責人。
「條件確實不如阿布達比。」王偉不得不承認，在阿布達比，試驗中心由國家會展廳內部臨時改建，十分寬敞，但在沙迦，試驗現場設在一處健康中心。「只有一層面積幾百平米的小樓，可活動區域很小。」王偉介紹，「我們計算了一下，最多只能容納200多名受試者，調整後可以達到300多人。但因為防疫需要，有時候受試者來了就只能在室外等著，我們怕他們中暑，還要隨時送水。」
麻煩不止於此。因為靠近機場，這裡基本沒什麼餐館，再加上吃不慣阿拉伯菜，他們只能從杜拜的一家中餐館訂餐。「光是車程就要兩個小時，所以稍微晚一點就吃不上晚餐。」吃不上晚餐似乎才是常態，王偉告訴記者，因為時間緊、任務重，他們會經常長時間坐在一處不動，「沒有時間運動，就怕長胖，所以也不怎麼吃晚飯。」
熬夜更是常事。根據方案，沙迦要招募6000名受試者，平均每天有近300名受試者入組。早上8:00左右，王偉和同事們就從酒店出發，搭車10多分鐘抵達試驗現場，開啟一天的工作——疫苗和血清樣本是否一一對應？每個人需要注射兩針試劑，最後一針後需要採集血清樣本檢測抗體，在這個過程中誰採了、誰沒採？這些都必須及時跟進。
「有時候採集完血清就已經22:00了，還要做一些水浴、離心和編號的處理，最晚的時候我們到過凌晨一、兩點，第二天還是這樣『兩點一線』。」王偉回憶，有五、六次，他們就在試驗現場通宵，辦公室只有七、八平米大的，他們就去急救室找一把採血椅，放平了躺著睡上幾小時，或者乾脆不睡了，第二天晚上稍早一點回去。「那段時間我們長期高負荷運轉，為了項目的申報、為了結果材料的提交、為了儘快推進疫苗上市，真的是一股信念強撐著，頂著我們向前走。」王偉說，「當然也是想早點回家。」
根據國際規定，中方人員不能直接接觸受試者，需要當地的研究者們來溝通，王偉的另一項艱巨任務就是培訓這些研究者，「要讓他們按照我們的節奏和要求來，需要做大量的溝通工作」。對於王偉來說，最明顯的變化就是英語口語變好了——剛到阿聯的時候還需要同事幫忙點菜，現在已經能做正常的交流。
「改變一個人的想法是很難的，關鍵是要摸清楚那個主要研究者的脾氣。」王偉「傳授」起心得來：「比如我們會給每位受試者一張日記卡，要求他們每隔7天記錄自己的反應等信息，那位研究者不願意接受我們的表格形式和填寫方式，我們就要逐條給他解釋原因。這個過程不可避免，之後溝通起來才會更順暢。」王偉補充，「他們年齡和我們差不多，平時也會聊聊生活，後期他也更願意交談。」
在沙迦，周五、周六是休息日，但王偉發現研究者們在整個過程中熱情高漲，願意放棄休息時間來配合工作推進；幾名中方成員是臨時組隊，有的才二十六七歲，難免會因壓力而急躁，這時，王偉就會安撫隊員心情、幫助他們調節狀態。
「我們必須要快，這是最大的困難。我必須把所有人統一到我們自己的節奏上來，有時候是會感覺力不從心，挺熬人的。」王偉坦誠地說。
但幸運的是，試驗進展得非常順利，此前擔憂的問題都沒發生。沙迦與其他幾個酋長國都有交界，距離杜拜也很近，所以中國人比較多，招募過程也不算坎坷。「大家非常信任咱們的國產疫苗，積極性很高。」王偉表示，「8月就完成了入組任務，速度非常快。後續我們還會持續跟蹤病例，確保產品儘快上市，滿足國家的防疫需求。」
全年無休
事實上，王偉的戰疫時間線還得再往前伸。2月份剛剛復工，他就介入疫苗的前期研發過程中；3月中旬北京所第一批成品出來，他便設計動物試驗，並火速將結果送往動物安全性評價公司進行動物安全性評價，一有新結果就立刻提交給國家藥監督局藥品審評中心。
4月27日臨近下班，王偉接到通知：藥物臨床試驗批件今天能下來。他趕緊驅車趕往國家藥監局行政受理服務大廳。大廳的工作人員早已下班，王偉又把他叫了回來，坐在那裡等了兩三個小時，接近21:00的時候，終於拿到了批件。
「試驗是無縫對接的。」王偉說，4月28日——批件拿到的第二天，臨床試驗便正式在河南啟動。5月份，王偉又馬不停蹄地趕到河南工作了一個星期。一整年下來，王偉很少按時回家，「以前周末還能陪著老婆逛逛街，今年就壓根就沒有想過。」
在王偉的領導、結識了六七年的中國生物臨床醫學中心副主任楊雲凱眼裡，王偉年輕、敬業、專業、踏實能幹，還很帥，是個「暖男」。
「我們的報告裡，安全性數據是最複雜的一部分，每次都是他來處理，有時候一個數錯了，他就死磕著把原因找出來；涉及到的法規也會自己去鑽研。」楊雲凱說，平時誰沒吃早飯，他會想著帶一份；哪位同事需要幫助，也會毫不猶豫地站出來。「沙迦是幾個現場裡條件最差的一個，但他能主動發現和解決問題，交給他特別放心。」
王偉倒是覺得這沒什麼，鑽研和勤奮只是工作需要，雖然太忙的時候，老婆也會發點小脾氣。累的時候，他會聽一聽脫口秀；在阿聯的半年裡，放鬆的方式只是偶爾去附近的大超市置辦生活用品、和家人視頻，現在最大的願望是好好睡一覺。回國的時間還沒確定，原本今年想生個寶寶，計劃也跟著推後。
「真的非常感謝家人的理解和支持，雖然辛苦是值得的。」 王偉說，「對藥品上市來說，前期工作特別關鍵，作為臨床工作者，這也是責任所在。能夠參與到這麼大的項目裡非常榮幸，希望通過我們認真負責地完成效果評價，給全體研發人員一個真實的交代。」
「我們沒有豪言壯語，需要的時候就要衝上去。」
——全球首個新冠疫苗生產車間的建設者 董建春
（上下滑動進行翻看）
「在工地上盯著，心裡踏實。心裡充滿自豪感，這是我們疫苗人的擔當。」
2020年12月25日晚上9點，北京亦莊的中國生物北京生物製品研究所有限責任公司（以下簡稱「北京生物所」）工程保障部辦公室依然燈火通明。在董建春經理和副經理石巍、工程技術組組長張宇的面前鋪著一張第二新冠滅活疫苗生產車間的圖紙，他們正在認真核對工程收尾和工程調試階段[A1] 的工作任務和實施細節，24小時工作已是他們今年的「新常態」。
年初，他們帶領著新冠疫苗車間建設團隊臨危受命，建成了中國首個通過生物安全認證和藥品生產許可的新冠疫苗車間，如今，為了滿足疫苗需求，他們即將交付完成設計產能8億支的第二車間。
「每次路過第一車間，看到這裡在緊急使用而已經在批量生產新冠滅活疫苗，心裡都充滿自豪感，這也是我們疫苗人的擔當。」董建春對記者說，我們沒有豪言壯語，需要的時候就要衝上去。
吃螃蟹的建設者
疫情就是命令，防疫就是責任。面對全球嚴峻的新冠疫情防控形勢，疫苗是防控病毒傳染最有效的手段，也是終結新冠肺炎最有力的科技武器，因此，疫苗人都做好衝上去的準備。
新冠疫情發生後，北京生物所新冠疫苗項目總負責人王輝就帶領研究團隊在臨時借用的國家疾控中心病毒研究所的實驗室裡爭分奪秒地研發疫苗。
1月26日上午，董建春接到王輝的緊急電話，要求「找個現有可用車間，改造成新冠滅活疫苗研發的生物安全防護等級三級實驗室」，當天下午，他的電話再次響起，「不建實驗室了，而是建車間，能夠迅速升級改造成新冠滅活疫苗生產線的車間……哪怕租也要租到」。
董建春也在時刻關注著疫情，他是「非典」時期研發生產疫苗的親歷者，所以接到王輝的電話時也並不意外，生產車間的建設必須與實驗室研究同步。但是，與其他疫苗的生產車間不同，生產新冠病毒滅活疫苗不僅要達到GPM和P3雙標準，而且，人用疫苗三級防護車間沒有參考標準。
要建高規格的生物車間，他首先確定的場地標準是獨立車間，不能與其他生產車間相互影響，再要考察工程條件。獨立兩層樓的209培養基車間進入他的備選方案，蒸汽、電力、給排水、壓縮空氣等工程條件比較齊全，但如果要用，就要把培養基設備全部拆除。
當天晚上，王輝將情況匯報給中國生物董事長楊曉明，是否要投資10億餘元建設一個高等級生物安全車間？如果疫苗研發不成功，這麼大的投資項目打了水漂，誰負責？一系列的問題擺在集團領導面前。
「作為我國疫苗的國家隊，中國生物集團竟沒有P3車間，即使這次用不上，也是補了短板，更何況，我們相信研發團隊能做出疫苗來！」楊曉明向集團領導層解釋，黨和國家對疫苗研發寄予眾望，除了衝鋒，沒有後路可以選擇。
24小時後，王輝接到楊曉明的指令「拆」！
此時，守在209培養基車間的建設團隊接到電話，切斷水電氣，開始了破拆原有的生產工藝設備。為了與時間賽跑，車間建設團隊將破拆原有車間和設計新車間兩項工作交叉同步進行。「建設車間的內容對我們來說並不陌生，但建設高等級生物安全車間，還是新的挑戰。」董建春和副經理楊勉跟著設計團隊參與探討、與國際風險評估團隊共同磋商，對這個車間的要求和標準逐漸清晰。
疫情期間還沒有復產復工，找設備就成為最大難題，滅菌櫃、工藝罐、隔離器、空調送排風雙機自控設備等都需要按高標準定製。董建春和同事一家家地聯繫有資質的供應商，「當聽到我們建設新冠滅活疫苗的高等級生物安全車間，供應商都非常踴躍，很多負責人到工廠盯著生產，保證工期和質量。」
「我們給所有的設備供應方提出三條要求：一是必須符合國際質量標準；二是以國家利益當前，疫情面前，24小時加班完成任務；三是價格公平合理，不發國難財。所有設備生產廠家都籤了『我願意』的協議書。」王輝介紹說。
看到疫苗研發團隊夜以繼日取得重大突破，董建春和團隊也感到壓力和責任。「在建設中，我們才真正理解到領導的魄力，爭分奪秒研發疫苗，更能前瞻性地果斷決策，讓研發成果在車間批量生產，滿足最迫切的需要。」董建春說。
與時間賽跑
由於疫情影響，很多工人還未返回北京，從5個人破拆，到7個人、10個人……集結號下越來越多人加入進來，最多的時候施工現場有600餘名工人。
2月14日，北京下起大雪，施工方仍按預定時間進場。
2月16日，破土動工，正式進入施工階段。
2月17日，設備全部確定。
……
車間建設項目確定後，建設團隊制定了詳細的工作進度表，從原有車間破拆進行前期準備，到會同中外知名專家和設計團隊進行項目設計、風險評估；從調動各部門參與配合，到統籌專業技術人員進行協同開工；從政府審批快速通道，到參建單位快速進場……建設團隊都在與時間賽跑，「搶」建高標準車間。
「我們腦子裡沒有其他雜念，就想在最短時間把這個高標準的車間建設好。」董建春說，疫苗要發揮最大作用就要實現批量生產，建設團隊就是要為疫苗走出實驗室創造條件。
董建春和建設團隊頂著壓力立下了「60天搶出核心區，75天確保項目完工」的軍令狀。他這一年三分之二的時間都在工地上，經常是連續值三個夜班，深夜解決突發問題都已經成為常態工作。「在工地上盯著，心裡踏實」，這句最樸實的話，道出了他們的態度。
3月30日，二層核心區施工完成。
4月15日，項目施工完成。
5月30日，進行全面消毒。
6月13日，獲得國家藥監局生產許可。
車間建成後，國家沒有驗收標準。6月18日，為落實中央領導指示批示精神，推進新冠滅活疫苗生產車間建設、審批及運行，國家衛生健康委、科技部、工業和信息化部、國家市場監管總局、國家藥監局制定了《疫苗生產車間生物安全通用要求》，作為新冠肺炎疫情防控期間推動新冠疫苗生產的臨時性應急要求。
7月13日通過了衛健委、科技部、國家藥監局等多部委聯合生物安全認證，具備了大規模生產供應新冠滅活疫苗的能力，年產能1.2億劑。
作為目前全球最大的新冠滅活疫苗生產車間，北京生物製品研究所僅用2個月的時間就完成車間建設，創造了新冠滅活疫苗車間建設的「火神山」速度。車間建成後，批次產量超過300萬劑，量產後年產能達1~1.2億劑。新冠滅活疫苗生產車間的建成填補了國內重大新發突發傳染病防控在疫苗領域的生物安全空白，對新冠肺炎疫情的藥品和疫苗研發生產意義重大。
「作為第一家建設完工的疫苗生產車間，也是第一家通過國家驗收達標的車間，為在建生物安全車間起到了風向標的作用。」董建春感慨說，值得欣慰的是，在多方配合下，最終按時交付了高標準的疫苗生產車間。
疫苗人的擔當
王輝說，需要的時候就要有擔當，她以行動踐行著這句話。她帶領的車間建設團隊也是如此。他們不僅高標準、嚴要求地完成了建設任務，在施工過程中也實現了「零感染」。
北京市建委、開發區建委每周兩次到施工現場檢查疫情，建設團隊把活動房的人數從常規6~8人控制到每間宿舍2人，還設立了隔離區，嚴格執行消毒要求。
「我們正在建設抗擊疫情的疫苗生產車間，更不能在工地上出現病例，有一個人病例出現，這個工地就停了。」董建春回憶項目施工的防疫壓力，不禁發出感嘆。
58歲的董建春已經有了不少白髮，他沒有數過自己這一年值了多少個夜班，卻把建設團隊每個成員的家庭困難都看在眼裡、記在心裡：楊勉和石巍兩個副經理都是80後，孩子還小，沒人照顧，心裡充滿內疚；石巍大年初一才回到瀋陽老家，初四就趕回來加入建設團隊，愛人在質檢部門，留下兩個孩子在家；工程技術組組長張宇的父親重病去世，他請了一天半的假，為父親處理喪事，當天下午就回到工地值夜班；59歲的高建新，是資深工程師，也是照顧團隊的老大哥，默默為團隊做好後勤保障；王寧，擔任技術主管，負責現場施工管理，不顧家人擔憂，全身心鋪在工地上……
董建春為了緩解他們的壓力，常和團隊成員談心，聽著他們的心裡話，堅強的男子漢眼圈也都泛紅了，擦擦眼，再次回到自己的崗位。
2020年8月23日，董建春接到新的建設要求，工藝不變、標準不變，要建成面積大6倍、年有效產能達8億的第二車間。原班團隊再次投入到新的建設項目，大家笑著鼓勵自己「幹不死就往死裡幹」。
就是這樣一支能打硬仗的團隊，最終創造了工程項目建設的奇蹟，這就是中國生物人的擔當。
認真核對工程收尾和工程調試階段……
一圖看懂新冠滅活疫苗央企研發全歷程
越是艱難越向前
向央企科技抗疫的「先鋒隊」致敬！
疫苗之戰必勝！
全球抗疫必勝！
———— /END/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