MeToo運動或許尚難撼動父權社會的根基,但至少已促使更多人審視所在領域的性別現狀。
今年2月,《體育畫報》發布調查報導披露,NBA達拉斯獨行俠隊辦公室中廣泛存在性騷擾行為與厭女文化。報導指出,已於2015年離隊的前獨行俠CEO泰德瑪·尤賽利對多名女性實施過性騷擾,而人力資源部和受害者的上級則秉持默許態度。
獨行俠方面的回應相對迅速。《體育畫報》報導公開後,達拉斯獨行俠宣布解僱前人力資源主管巴迪·皮特曼,聘請前AT&T首席多元官辛西婭·馬紹爾為新任CEO,並委託獨立法律人士調查獨行俠內部的性騷擾問題。
在訪問超過200名現任或前球隊僱員,審閱超過160萬份文件後,獨立調查者於當地時間9月19日公布調查報告。結果顯示,近二十年來,獨行俠辦公室中存在大量涉及性騷擾的不當行為,而球隊老闆庫班部分失職。
獨行俠事件開啟了聯盟的新一輪行動。當地時間9月21日,在向各隊所有者、主席與總經理髮布的備忘錄中,NBA總裁亞當·蕭華呼籲各隊開展一系列變革,包括提升各層級女性員工的數量,加強對性騷擾等不當行為的報告機制,並明確所有者們在球隊日常運營中的職能。此外,蕭華還要求各隊組織社群對話,圍繞獨行俠事件的調查結果與僱員展開討論。
方興未艾的MeToo運動並非NBA推動性別變革的核心邏輯。近年來,在促進社會正義層面,NBA堪稱四大體育聯盟中的旗手。
2014年,時任快船老闆唐納德·斯特林種族歧視言論被曝光後,聯盟宣布對其終身禁賽。2017年,由於北卡羅萊納州通過限制跨性別者權益的HB2廁所法案,NBA官方決定取消夏洛特的全明星賽主辦資格。
除了自上至下的行政推進,促進草根層面聯動亦是NBA的關注重心。2018年NBA全明星周末期間,NBA官方推出「NBA之聲(NBA Voices)」行動。該平臺旨在鼓勵人們分享個人經驗,由社群介入社會議題,以籃球為切入點推動社會變革。
NBA自身也在積極推動多元化,打破「白人異性戀男性」的傳統認知。
今年6月,中佛羅裡達大學體育多樣化與族裔研究中心於發布2018年NBA種族與性別報告。結果顯示,NBA各隊CEO與主席(9.8%)、副主席(25.4%)、管理(31.2%)、球隊職員(39.5%)和助教(45.7%)等職位的有色人種比例均有所提升,少數族裔總經理的比例(20%)更是比上賽季增加一倍。
另一方面,儘管NBA仍擁有四大體育聯盟中最高的女性職員比例,但女性副主席(23.5%)和球隊職員(37.2%)的比例已經下滑,不過聯盟辦公室中女性員工比例(39.6%)得到提升。在促進性別平等方面,NBA做出了成績,但是還需進一步提高。
今年2月,談及NBA在社會議題上的立場,蕭華表示:「聯盟希望球員們以公民身份最大程度地參與這個社會的運行。」
值得警醒的是,NBA的社會正義取向並非「自古以來」的傳統。從喬丹們為品牌利益的政治冷感,到眾球員對總統權力的反叛,NBA的進步主義形象終究離不開個體與社會環境匯流的漫長抗爭。
早在1963年,當年的全明星賽MVP比爾·拉塞爾便參加了馬丁·路德·金在華盛頓著名的「我有一個夢想」演講。「指環王」本人即是民權與社會平等的積極呼籲者。
而在1992年,NBA亦曾迎來屬於自己的「卡佩尼克」時刻。穆罕穆德·阿卜杜勒-拉烏夫認定美國國旗是對他所持伊斯蘭信仰的壓迫,因而拒絕在奏國歌時站立。結果他收到了時任總裁大衛·斯特恩的一紙罰單:每缺席一次罰款3.17萬美元。
同年,隨芝加哥公牛造訪白宮的克雷格·霍奇斯向時任總統老布希呈遞手信,抗議少數族裔社區遭遇的不公正對待。賽季結束,這名尚值巔峰的優質射手便被公牛裁掉,並再未收到NBA合同。1996年,霍奇斯對聯盟及各隊合謀抵制自己的上訴,又與今日的卡佩尼克事件構成迴響。
這之後,反戰運動、少數族裔境遇和公權暴力等社會議題成為球員們發聲、反叛進而聯合、幫扶的場域。詹姆斯和韋德等一線球星在黑人少年被警方槍殺後的」兜帽行動主義「,標誌著NBA球員從個體走向共同體的抗爭,亦在很大程度上影響著聯盟立場的轉向。
相較其他體育聯盟,NBA擁有更多元的觀眾群體,他們也更易於同聯盟的進步政策展開良性互動。同時,他們也期待聯盟或企業就社會重要議題表達立場。在蕭華看來,向進步價值觀靠攏可為NBA品牌帶來可觀效益。
只是,蕭華的話語中或許隱含著危險的功利主義信號。如若美國的社會思潮日後再生翻轉,NBA是否還會堅守進步立場?至少目前而言,NBA仍是我們對於「體育改進社會」想像的美好投射。