1960年，有68 832 818人通過不記名的方式自由選舉他們的領袖，想要衡量或判斷哪些情緒的波動或確切的事件影響了選民的決定，簡直是天方夜譚。也許憑直覺和現實，你知道某件事影響了對最後的票數，但是你卻無法衡量這對最終結果產生了多大影響。
關心1960年大選的人，無論是參與者、觀察家或者行動指揮官也好，幾乎都一致認同，最後10天的拉票活動讓尼克森的選情突飛猛進，幫他拿下來一定比例的普選票。理論上來說，稍微再推一把，理察·M·尼克森現在就是美國總統了；稍微松點勁兒，約翰·F·甘迺迪就能以歷史性的大比分贏得選舉。
現在我要講述尼克森第三回合也是最後一個回合的故事，這裡面至少有兩件事必須記錄下來。這兩件事有多重要，後世也許會有很大的分歧。哪兩件事？具體來說，就是德懷特·D·艾森豪的助選和共和黨最後對電視的極致運用。幾十年來，政治學者一直在爭論，這兩件事對最後普選票的細微差距有多大影響，但誰也說不出個準頭，最多只是揣測。既然是揣測，不如先來看看德懷特·D·艾森豪在最後10天的助選。這件事很有趣。
1960年尼克森與甘迺迪的電視辯論，是美國總統競選歷史上第一次電視辯論艾森豪助選尼克森從一開始，艾森豪就決定讓「迪克」尼克森按照自己的方式競選。早在1956年，他就把兩個選擇擺在尼克森面前：進入內閣還是再當副總統。尼克森選擇了副總統，但艾森豪一直認為，尼克森如果以內閣的身份來競選總統，會比以副總統身份競選更有優勢。不得不說，這樣的觀點還是很敏銳的。到了1960年競選的最後一個月，艾森豪仍然對他身邊最親近的工作人員說，尼克森如果以國防部長或者國務卿的身份參選，會有一個更好的競選基礎，因為他會留下自己的政治記錄。
在芝加哥大會上，艾森豪只是露了面，沒有留下來看尼克森的提名過程，他的賀詞帶著幾分刻薄的味道，說他現在「至少可以暢所欲言，表達自己的觀點了」。
共和黨大會閉幕4天後，兩人在羅得島的紐波特見面討論競選，那是兩人之間為數不多的以尼克森為主軸的戰略會議。在那裡，總統先生清楚地告訴尼克森，只要尼克森提出要求，他一定竭盡全力，而且尼克森不用理會他的意見，可以自由掌控選戰。所以紐波特的總統顧問會覺得，即將卸任的總統和未來可能當選的總統之間有了明確的分工：尼克森會把精力集中在共和黨的鐵票倉，而總統會致力於拿下數百萬獨立人士和「獨具慧眼的民主黨人」（艾森豪這樣稱呼他們），他們在1952年和1956年大選中助艾森豪一臂之力，拿下了總統寶座。艾森豪同意為了尼克森在全國電視上露面3次—一次是9月29日在芝加哥為共和黨籌錢，一次是在11月初，還有一次就是投票前夕。除此之外，他還會在全國出席各種「非政治性」活動，不斷強調和平與繁榮的主題，加深民眾的印象。據艾森豪的一名工作人員稱，這是兩人在紐波特達成的所有協議：「我們所有人都期待總統會更多地參與到競選中來，遠超他現在實際參與的程度。」
但事實上沒有。事實上，總統先生想要做的更多，事實上艾森豪是一個有魔力的名字，而名字的主人一直在等待召喚，但一直沒等到，艾森豪的人至今都憤憤不平，而且很可能前總統自己也難以釋懷吧。
但是尼克森的人和尼克森自己這麼多年來都被艾森豪的人當成小孩兒一樣對待，現在明顯躍躍欲試，想要自己掌控大局，自己領導共和黨。這是他們期盼已久的時刻。「我們希望艾克做的，」尼克森核心圈子的一名成員在歡欣鼓舞的第一回合初期告訴作者，「就是他在聯合國應付赫魯雪夫，並且不會把事情搞砸。僅此而已。」—他還強調了「僅此而已」一詞。
幾周時間慢慢過去。據當時的白宮工作人員稱，艾森豪總統的怒氣越來越盛。尼克森的競選總部同意第一場電視辯論安排在9月26日。同一天晚上，艾森豪也要上全國電視節目，他要出席紐約一個極其重要的天主教慈善晚宴並致辭，但是因為撞日子，總統就無法博得公眾關注，這令他很不悅。更加觸怒總統的是甘迺迪一直攻擊現政府，指控美國聲望日降、政府防禦失誤加劇。他本期望尼克森立刻反駁，或者，因為當時還處在選戰比較溫和的第一回合，或者說「新尼克森」階段，尼克森不方便出面反駁，艾森豪期望尼克森能邀請他，總統，來反駁。
直到10月29日，星期六，一名白宮助理（到訪芝加哥來支持一位當地的共和黨國會議員）才猛然從一名尼克森的助理那裡聽說，尼克森打算呼籲總統參與最後一周的造勢活動，而且非常急切。白宮助理說總統也很急切地想要幫忙，但是你們不能命令他，而是告知他並請求他幫忙。10月31日，星期一，一頓白宮午餐匆忙被安排成一次會面，總統團隊的高級成員和總統提名人的員工一起研究細節。出席會議的人只記得那天的乳鴿肉碎很美味，還有，尼克森極度疲勞，如此「疲憊不堪」，其中一位出席的人說：「以至於他都不能清晰或快速地思考，餐桌上的談話也無關痛癢。」在這頓午餐上，總統同意親自到匹茲堡和克利夫蘭，而且還會抽出一整天的時間在紐約郊區和曼哈頓做巡迴演說。
據那些關注競選的人回憶，艾森豪在最後8天參加了造勢活動，如一縷清風，明快、新鮮、引人矚目。艾森豪在美國政治中一直都是有魔力的，他最特殊的才能就是讓人們快樂。我跟隨美國政治人物出行的時候，從沒見過一個車隊後面會留下這麼多歡笑和熱情洋溢的群眾。美國人注視著艾森豪，他們是快樂的。有些精明的人尖銳地剖析他的政治特質。他不是初出茅廬，但不老於世故，他會用自己的方式從政，極其個人化，但又非常有效。
共和黨的領導人還在爭論競選中是不是應該更多地利用艾森豪，還有他的影響力在最後一周是否得到了最好的運用。他表現得慷慨大方、全心全意，但是在大選後有各種猜想，其中如何處理和安排他的活動是最主要的一個：如果最後一周把艾森豪放在芝加哥，而不是放在紐約，是不是更明智一些？畢竟芝加哥所在的伊利諾州在大選臨近時選情緊張，而紐約州已經提前認輸。如果把他放在密西根州而不是俄亥俄州，最後會不會是共和黨拿到必要的35 000票贏下這個州？如果整個10月都讓艾森豪進行巡迴演說（明眼人都看得出來他願意這樣做），反駁約翰·F·甘迺迪，替本屆政府辯護，也可以把尼克森解放出來，讓他可以專心談發展或是前瞻性計劃，這樣是不是更明智呢？所有的設想永遠都得不到答案。
正如很多觀察家所想，我也認為最後10天艾森豪的力量強勢推動了尼克森的選情。我更願意把艾森豪還在任時我最後見到他的樣子印在腦海裡——那是11月2日的晚上，在紐約體育場的外面，總統剛在裡面做了一場演講，還有副總統。他們那天都不愉快，馬不停蹄地在超市、郊區購物中心和戶外集會上拉票。那裡有很多惹眼的標語，上面寫著：「我們喜歡艾克，但我們支持傑克。」現在，黑壓壓的人群在這個寒冷的夜晚聚集在體育場門外，燈光打在彩旗和美國國旗上。這位老兵站在那裡，雙手交叉背在身後，他那天使般的臉孔在燈光中發紅，一小叢稀疏的白髮閃著盈盈的光，他的好精神保持了兩分鐘。他揮手示意歡呼的人群安靜下來，他說他似乎知道他們想要說什麼，他們在說，過去幾年的一些偉大成就，是他們所有人和政府一起締造的；他想要感謝他們；如果可以，他想要說說他自己的感受。這麼多年，人們一直在喊「我們喜歡艾克」，這對他意義非凡，讓他在面對千難萬險的時候，讓他在疲憊不堪的時候，能夠繼續前進。所以他感謝他們，祝福他們；人群中爆發出熱烈的歡呼聲，表達對他的喜愛，是完全不同於剛剛給理察·M·尼克森的歡呼聲，接著樂隊開始演奏「天佑美國」。他消失在夜色中，最後以總統的身份與紐約告別了—艾森豪1956年以1 597 562票拿下了紐約州。巨大的領先優勢把所有贏下這個帝國州的人遠遠甩在身後，尼克森最後只得到383 666票，輸掉了紐約州。
共和黨把電視運用到極致如果說艾森豪在最後關頭的助選所發揮的作用一直是政治揣測的話題，那麼共和黨最後在電視上的大舉發力更值得來一場理性分析。目前，共和黨全國委員會還沒有公布選戰最後12天的電視開支，因為在這類數字公布之前，要先進行有創造力的潤色。從法律上來說，兩黨的全國委員會在總統大選中的開支都不得超過300萬美元，而實際產生的費用最少也是這個規定限額的4倍。民主黨承認在最後18天花了260萬美元，大多用於廣播電視節目。但是他們的數字和共和黨一樣，都沒有依法列入帳目和分類帳中，以此來滿足法律規定的限額。所以保守估計，共和黨的開支要高得多。
共和黨開始用電視對美國民眾的思想進行最後的滲透。10月25日，尼克森在辛辛那提（Cincinnati）的一場集會對全國直播；10月29日，艾森豪在匹茲堡的活動直播；11月2日，艾森豪、尼克森和洛奇在紐約的集會對全國直播；接著，在最後一周，每晚7點都有一場尼克森的15分鐘電視直播節目。到了11月7日，星期一，投票日前夕，他們突然大手筆搞了一個馬拉松式電視節目，這應該是媒體滲透到美國文化後，電視造勢活動中最昂貴但也可能是最有效的模式。11月7日，星期一下午，尼克森在美國廣播公司的底特律演播室進行了一場4小時連續電視節目，共和黨估計費用大約是20萬美元（民主黨咬定是40萬美元）。節目一半是感傷音樂，一半是實質內容，展示了共和黨候選人的巔峰狀態（談和平的時候）和低谷狀態［與金吉·羅傑斯（Ginger Rogers）討論生活成本的時候，羅傑斯說她也靠薪水生活］。據估計，有1/5的美國家庭在下午某個時刻收看了副總統的節目。觀眾大多是家庭主婦，她們下午要接孩子放學，準備晚餐，等著工作的男人回家，所以電視一會兒開一會兒關。但是毋庸置疑的是，數百萬美國人一定有恰好趕上他狀態好的時候，並且被他打動了。尼克森節目結束後，美東時間六點半，託馬斯·E·杜威州長的15分鐘節目開始，預計費用是3.5萬—4萬美元。晚上11點，尼克森、艾森豪和洛奇的半小時三路連線大約花費5萬—7萬美元，節目從十一點半到午夜在ABC和NBC的重播大約各花費4.5萬美元。合計下來，投票日前的那個星期一，共和黨花在電視造勢上的費用大概有50萬美元，再加上上一周的開支，以及地方電視臺費用—共和黨的地方助選人和國會議員在地方電視臺或獨立電視臺的開支，過去10天的總開支可能在200萬美元上下。這是選舉史上為左右民眾思想展開的最壯觀的行動。
最後一周對民眾的思想到底有多大影響，沒人說得準。在作者看來，這一周的造勢活動居功至偉，很大程度上推動了尼克森的選情上揚，當然這些都無從證實了。
共和黨在最後10天吹響了電視競選集結號。有趣的是，這段故事還能幫我們由內而外地分析尼克森的整個競選活動。
尼克森最初的想法，是希望通過大選史上最富有創造力的電視媒介運作，向美國民眾傳遞自己的信息。他的電視顧問原以為尼克森會批准他們做全新嘗試，已經準備了一籃子花式技巧和特別節目，以前所未有的方式來運用媒體（見第10章）。但是尼克森下不了決心批准或否定這些計劃。他害怕被貼上「麥迪遜大道」的標籤，所以這些紐約的電視顧問，各大廣告公司自告奮勇的最強大腦們，不得不委身在範德比爾特大道（Vanderbilt Avenue）上一個不起眼的辦公室，那裡在麥迪遜大道東邊，相隔一個街區。電視顧問從這些辦公室裡觀察競選進展，他們逐漸意識到自己被忽略了。從7月25日，尼克森在芝加哥接受提名演講的那天晚上，到10月25日，3個月過去了，尼克森從來沒有自主地上過一檔全國電視節目。無論他的顧問如何哀求，尼克森還是放過了攻擊民主黨在國會夏季會期不良表現的良機。當他上電視發言的時候，他用的還是舊儀態—正面對著鏡頭，硬要把通用發言稿演繹成閒談。他從一開始就放棄了在10月舉行一場馬拉松式電視節目的想法，結果到了選舉接近尾聲的時候，他又覺得有必要採取緊急措施。選舉日前那個星期六的下午，1點，紐約的電視工作人員得知要準備一場全面的馬拉松式電視節目，49小時內開播。於是，他們以秋風掃落葉的陣勢行動起來，在周末聯絡各大廣播電視網，又催促美國電話電報公司的高管們設置長途線路，確保節目播出的時候萬無一失。以電視支持尼克森競選的目標就這樣實現了，但不是按照他們設想的方式發生的，只是因為時間緊迫，尼克森此刻需要曝光率，才得以落實。
共和黨競選組織的每個電視工作梯隊都表露出了不滿。
在6月和7月，精心制訂的競選計劃悄無聲息地流產了。策劃團隊不定期開過4次會，到了9月中旬，候選人卻拋棄了他們。共和黨全國委員會華盛頓總部焦急地等待著領袖發話，一直在等待。「你可以，」其中一名重要主管說，「把鑰匙帶到共和黨全國委員會，把門鎖上，把鑰匙扔進波託馬克河（Potomac），然後把所有175名員工運到維京群島，可以省下一筆錢—只要他肯聽我們的意見。」策劃委員會的一名成員說：「啊，我們過去在大學俱樂部召開戰略會議，就像置身滿是鏡子的屋子，10個人互為彼此而傾倒。我們感嘆自己多麼聰明，但是沒有人能讓意見直達迪克。」
到了競選快結束的時候，這種不滿情緒變得很普遍。尼克森的高級策劃師和志願者都是高精尖人才，他們當中很多人都是放下在美國企業的要務來給尼克森工作，但是他們卻沒有向政治首長進言的機會。他們多番努力想要與他接觸，試圖得到他的親自接見，博得他的關注，但最後也淪落到格格不入和丟臉的下場。有些人就算得到了尼克森接見，又不得不肩負起信差的責任，幫很多無法直接溝通的人傳話。尼克森10月在紐約停留的時候，一位電視顧問有機會向他匯報工作。當他從尼克森在華爾道夫酒店的總統套房出來時，碰到一個充滿嫉妒、試圖掩飾焦慮的演講稿撰寫人，問他：「所以你見到他了，這個世界上最吝嗇的人今天早上怎麼樣？」
這些人在競選期間組成了共和黨指揮部，這裡從來都不缺強大的政治能力，在任何層次上都不缺。觸怒這些能人才子的，按照其中一個人的說法就是，「他把我們都當文員使了」。
尼克森的最後一個競選提議，可以幫我們對這名共和黨候選人做個大概的總結。11月6日，星期日，副總統在洛杉磯宣布了最後一個提議，來支撐他的「無須妥協的和平」這一宏大主題：前總統胡佛、杜魯門和艾森豪將被派往東歐，在那裡組織對抗共產主義的秘密活動，當然事先得到尼基塔·赫魯雪夫的允許。
這是一個善意的建議，可能也真的是先進的想法，但與當時的世界格局格格不入。期望赫魯雪夫會和平邀請美國來清算他的東歐帝國，這不合乎邏輯。這一提議非常明確，但其背後的理念卻令人費解。
最後，對於理察·M·尼克森在承受巨大痛苦之下勇敢發起的這場競選，我只能這樣總結：這場競選背後沒有思想體系或結構，他沒有全局觀，他也沒有給出一個未來的全貌。從他最後時期的提議、精心準備的演講以及個人的表達中，我們都無法感知到，是什麼樣的歷史進程、時間長河或力量變遷塑造了今日的美國，以及未來的方向。尼克森有大量政治技巧，他的勇氣毋庸置疑，他的忍耐力驚人，但是水手才具備技巧、勇氣和忍耐力，水手知道風向，敢於迎著風浪前行，認得潮汐，他身上缺乏的是一個航海家的方向感。航海家認識星辰，靠星星指引方向，即使被風暴吹得偏離航道，也會等待星星和太陽出來，觀察之後返回航道。
思想體系的薄弱也導致尼克森明顯的情緒波動，這貫穿了他的整個職業生涯，也模糊了真實的尼克森，讓他背上一個不懷好意的、不相稱的綽號—「狡猾的迪克」。在個人生涯中，尼克森其實很少耍手段，而且他從來沒有昧著良心耍過手段，除非是歷史的泥沙裹挾著他，不得已而為之。如果說尼克森的第一場重要競選［對手是海倫·加黑根·道格拉斯（Helen Gahagan Douglas）］是通過給對手扣上「赤色分子」（Red-baiter）的帽子贏下的，那也只是為了響應時代和競選地的召喚。如果說1954年他宣稱選出一個民主黨控制的國會將會「讓（美國）偏向左傾的大路，向社會主義靠攏」，那也是內心真實的想法。至於有沒有一個舊尼克森和新尼克森之分，其實也很難評說。這位來自南加州的年輕國會議員14年前是共和黨內的極端保守派，但並沒有固守自己的立場。他在華盛頓很容易被人說服而改變信念。沒有什麼思想上的掙扎，他就變成增加對外援助的最積極擁躉，在整個共和黨內僅次於保羅·G·霍夫曼（Paul G. Hoffman）。
正是因為缺乏一個貫徹始終的思想體系，缺乏一個大政治家應該具備的個人世界觀，在競選過程中，他因為壓力而短路的情況也是不勝枚舉。
共和黨大會期間，他從華盛頓飛到紐約。洛克菲勒那些惴惴不安但又勇氣十足的員工都不敢相信，他們那天晚上可以對尼克森一再施壓和催促，直到他一點一點妥協，最後徹底投降。但是尼克森的確投降了，因為在他看來，「第五大街合約」是點的組合；而在洛克菲勒看來，「第五大街合約」是一個完整體系。
另一個重要的例子就是他在民權大問題上的猶豫不決。起初，他在芝加哥時已經發話，要搭建一個平臺來在爭取北方黑人選票，與民主黨叫板，後來，他被自己訪問南方的成就動搖，又希望能贏得南方白人的選票。
當美國黑人的英雄人物馬丁·路德·金在大選前最後幾天被捕的時候，尼克森的表現很難看出他個人對這一事件的政治態度。約翰·F·甘迺迪反應很快，態度明確（見下文），理察·尼克森則沒有。馬丁·路德·金在喬治亞州被判苦役監禁4個月，當天下午，司法部在一位精明的共和黨籍副司法部部長［勞倫斯·E·瓦什（Lawrence E. Walsh）法官］的建議下，起草了一份聲明草案，支持申請釋放被監禁的黑人牧師。兩份草案文本立刻被分別發送至白宮和尼克森的移動總部（那天在俄亥俄州），等待批准。在民權形勢如此緊張之際，這麼重要的聲明草案卻被斃掉，但究竟是誰做的現在也沒有披露。總統艾森豪和副總統尼克森當中至少有一個人應該採取行動，但都沒有動靜。艾森豪的動機讓人霧裡看花，但尼克森的行為就更加令人費解了，因為他是候選人。他在芝加哥的時候就已經做出了政治決策（見第7章），要拉攏北方的黑人選票，但是現在很明顯，他覺得他很有可能憑白人選票把德克薩斯州、南卡羅來納州和路易斯安那州全拿下，他不想冒犯這些白人選民。所以他沒有行動，他沒有一套完整的政治理念來指引方向。
毋庸置疑，副總統是天生的戰士和勇者，但沒有一個戰略框架來統籌他的戰鬥力和勇氣，使之發揮到極致。
究竟是因為理念模糊所以孤獨，還是因為孤獨所以理念模糊，沒人能說得清，但有一點是肯定的，他是一個政治上的孤家寡人。他在國會山的辦公室是P53房間，只有他在那裡辦公。他私人秘書的辦公室在兩層樓下—T6。他的行政人員更是遠離他，在舊參議院辦公樓一個角落的套間辦公。他最信任的顧問團裡面，很多都跟了他不到兩年，有些人才結交幾個月而已。只有他最忠心能幹的秘書羅斯·瑪麗·伍茲（Rose Mary Woods）和他一起工作了很長時間，深得他的信任（8年）。
他的那些顧問首先是共和黨人，其次才是尼克森的人，所以他們的怨恨不滿也是可以理解的，競選中很多走偏的地方也能得到解釋了。
在甘迺迪最後一輪的選戰中，曾做過不同決定，有的講究技巧，有的影響深遠。回想起來，只有少數決定對於研究美國的內部忠誠這一課題是具有意義的。
甘迺迪做出了這一階段最精準的重要決定，尼克森就相同問題做出的決定與之形成了鮮明對比。該決定涉及馬丁·路德·金事件—一個既拷問良知，又要考慮北部黑人和南部白人選票微妙平衡的插曲。
在轟轟烈烈地爭取真正美國平等權利的黑人運動中，馬丁·路德·金是名副其實的英雄人物；他充滿個人魅力，積極為爭取當地社區的最大利益仗義執言。10月19日星期三，幾乎在約翰·甘迺迪和理察·尼克森就國防問題向邁阿密的退伍軍人協會（American Legion）發表演講之際，馬丁·路德·金和其他52位黑人在亞特蘭大的裡奇百貨商店（Rich’s Department Store）被捕，理由是他們拒絕讓出店內玉蘭廳（Magnolia Room）餐館的一張餐桌。下周一，除了金之外，本次事件中的其他「靜坐示威者」均被釋放；糟糕的是，法庭找了一個無關痛癢的理由判處金4個月勞役，然後迅速將他秘密轉移到州立監獄。這次事件非同尋常—和美國其他黑人相比，馬丁·路德·金深受南北黑人同胞的愛戴和尊敬。和其他黑人相比，他對南部白人的特權更有威脅。極有可能的是，他永遠不會從羈押他的裡茲維爾州立監獄（Reidsville State Prison，喬治亞州）活著出來了，監獄位於南部腹地；金的妻子已身懷六甲，她認為丈夫很可能被暗殺。如果金遭受私刑，激起的熊熊怒火將遠遠超過非洲帕特裡斯·盧蒙巴a被綁架殺害時在美國社會激起的憤怒，激烈程度將與喬治亞州和加丹加省b之間的距離成反比。黑人社會磨刀霍霍，南部各州蓄勢待發；在前幾周，甚至在逮捕之前，至少3個南部州長直接通知甘迺迪總部：如果他幹涉南方事務，對馬丁·路德·金表示支持或贊同，那麼民主黨就別打算得到南方選票。現在，甘迺迪必須做出選擇。危機出現了。
甘迺迪的每位選戰相關人員立刻意識到了危機。10月25日星期二的晚上，在甘迺迪團隊吸收從政的眾多優秀年輕人中，有個人提出了危機應對建議，此人叫哈裡斯·沃福德（Harris Wofford），系聖母大學（Notre Dame）的一位法律教授，他主要在選戰期間對人權部門給予指導。沃福德的想法就是從質樸的人性出發—甘迺迪直接致電慰問喬治亞州的金夫人。沃福德迫切希望聯繫到上司—甘迺迪選戰團隊人權部門的負責人薩金特·施賴弗，以便施賴弗可以排除萬難見到正在中西部巡迴演講的候選人。星期三清早，沃福德在芝加哥找到甘迺迪家族中最平易近人的施賴弗。施賴弗熱情地接受了建議。事不宜遲，施賴弗立刻在芝加哥國際機場的奧黑爾旅館（O』Hare Inn）見到了甘迺迪，他此時要到密西根州做一天演講。
甘迺迪對沃福德的建言獻策表現得隨性、坦率和直接。他沒有和任何人商量，就從房間裡出來，直接給金夫人打了長途電話，表示他非常關注和掛念她當前的痛苦，必要時將進行幹預。
金夫人既興奮又不安，她將這一消息告訴了幾位密友。通過黑人領導層，消息迅速從亞特蘭大傳到北方，然後傳到新聞界——甘迺迪準備幹預保護身陷囹圄的黑人領導人。博比·甘迺迪在指揮決策期間了解到這一消息，其行動更進一步，他在第二天早上就從紐約致電做出該判決的喬治亞州法官，請求釋放馬丁·路德·金。星期四，金從裡茲維爾監獄被安然無恙地保釋，等待上訴。
在最後3周如火如荼的總統選戰中，一般美國公民不會特別關注事件的來龍去脈。但在黑人社會，甘迺迪的幹預就像編鐘樂聲般振聾發聵。馬丁·路德·金的父親是一位浸信會牧師，他在幾周前出於宗教原因還支持尼克森，現在立場突變。「由於這個人，」金牧師說，「願意擦去我兒媳眼中的淚水，我願意將我掌握的滿滿一箱子選票帶給甘迺迪先生，全部倒在他的腿上。」全國有好幾十位黑人領袖，他們都是虔誠的新教徒，但也深深地被甘迺迪的行為感動，於是紛紛效仿。在指揮中心，甘迺迪現在可以徹底貫徹既定方案了。根據沃福德的要求，全國各地印刷了100萬本有關該事件的宣傳冊，僅在芝加哥就有50萬冊，由這裡通過灰狗巴士（Greyhound bus）運往各地。在選舉前的星期天，這些宣傳冊開始在全國各地的黑人教堂外面分發。由於1960年選舉的局限性，人們在最終計票時無法確定某個特別事件或決定是否比其他的更重要，不過通過回顧如下事實—伊利諾州的差額僅為9000張，支持甘迺迪的黑人估計為25萬人；密西根州的差額僅為6.7萬張，支持甘迺迪的黑人估計為25萬人；南卡羅來納州的差額僅為1萬張，支持甘迺迪的黑人估計為4萬人，人們可以發現甘迺迪的本能決定是最後幾周的最關鍵決定。
本文節選自[美] 白修德 著，舒琦 趙仁濤 譯，《美國總統的誕生》，中信出版社，2016年11月。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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