展廳
在古代，山川、河流、沙漠、大海……往往使人類囿於某個相對封閉的地理環境，但從來都擋不住人類心底深深的渴望——交流。
曾有這樣一條路，它跨越高山和沙漠，突破地理的限制，連通古代中國、周邊國家和西方。這條路線以中國輸出的絲綢最具代表性，因此得名「絲綢之路」。
日前，由國家文物局、浙江省政府主辦的「2020絲綢之路周」展覽，正在中國絲綢博物館展出。「絲綢之路周」由浙江省首次舉辦。「眾望同歸：絲綢之路的前世今生」和「一花一世界：絲綢之路上的互學互鑑」兩大展覽，成為「2020絲綢之路周」的特展內容。6月20日的開幕式直播點擊量超1300萬，線下展覽和兩次網上直播，已吸引了205萬人次觀賞。
跨越數千年歷史，貫穿中西方文化，透過絲綢之路沿線的珍貴遺存，我們能讀出怎樣的歷史和文化訊息？在當下，我們又該如何喚起絲綢之路的嶄新活力？
觀眾在中國絲綢博物館看展。
文化交流綿延不斷
這些「中國物件」充滿了異域風情
翻開絲綢之路的歷史，從公元前138年張騫第一次出使西域算起，到1877年德國地理學家李希霍芬從學術上正式提出絲綢之路的概念，再到2014年聯合國教科文組織正式批准絲綢之路成為全世界公認的文化遺產，絲綢之路已整整走過2252年的時光。交流互鑑、共同發展，成為古往今來在這條路上行走的人們心中共同的願景。
在中國絲綢博物館的展覽現場，一隻亮閃閃的小金盤格外引人注目。歷經1600多年時代風塵，這件北魏時期的《花卉人物紋金盤》光彩依舊，精巧程度更是令人讚嘆。記者看到，在這件金盤中，有4個非常形象的人物，尤其右側的人物，上半身人形下半身則是馬的形象。「這是古希臘神話中的半人馬森託。」此次展覽策展助理周婭鵑說，古代中國人用玉較多，金器則是從歐洲傳來，這件金盤就是明顯的希臘羅馬雕塑風格。北魏定都平城，即今天的大同，後逐步統一北方，陸上絲綢之路重新暢通，中西交流日盛，這件金盤便是這一時期絲路盛況的見證。
花卉人物紋金盤（大同市博物館藏）中國絲綢博物館供圖。
現場品味像這樣充滿異域風情的「中國物件」還有很多。刻有來自西方的石榴花紋樣的鎏金銀盒，雕有胡旋舞圖案的唐代石墓門，內壁是典型中國傳統青花紋樣、盤心卻繪有17、18世紀歐洲帆船式樣的景德鎮窯青花帆船圖花口盤……東西方的元素在各種物件中交融，迸發出源源不斷的文化活力。
「比如這件鎏金石榴花結紋銀盒。在古代西方，石榴是豐收、富饒的象徵。從西方傳入中國後，石榴花紋樣在唐代獲得廣泛使用，也引出了很多寓意，主要被視為愛情、多子多福的象徵。」周婭鵑說。
面對眼前形形色色、來自各地博物館的「鎮館之寶」，中國絲綢博物館工作人員介紹起幾件「高人氣寶貝」。「這件水晶珠串是網友經常提起的物件，可能是與我們日常生活比較貼近的緣故。」
23顆形狀各異的寶石組成的水晶、綠柱石混合串飾是合浦黃泥崗東漢早期徐聞縣令陳褒墓裡的出土物。「除9顆水晶、1顆玉髓外，其餘13顆是包括海藍寶石、金綠寶石和透綠寶石在內的綠柱石。這樣的審美，放在如今也不過時。」周婭鵑說。古羅馬著名科學家普林尼在1世紀的《自然史》中記述，最好的綠柱石大多來自印度。斯裡蘭卡的綠柱石資源豐富，也是傳統的寶石加工區。合浦出土的綠柱石串飾，應該是來自印度和斯裡蘭卡一帶。眼前的串飾雖然埋藏於地下兩千多年，卻仍晶瑩剔透、難掩光澤，可以想見當時海上絲綢之路的繁華。
海上揚起的風帆，沙漠中清脆的駝鈴，草原上嗒嗒的馬蹄……這些交通線路構築起東西方文化交流的大動脈。這是一條通商易貨之道，更是一條文化交流之路。宗教、天文、曆法、印刷術、航海術等，無不在這條路上傳播，並留下了綿延千年的影響力。這些文化交匯之下的豐富遺存至今依然璀璨。
展品來自天南地北
近30家博物館的數百件文物齊聚一堂
吉林省博物院「鎮館之寶」《文姬歸漢圖》，南京博物院的《坤輿萬國全圖》，還有寧夏博物館的胡旋舞墓門……「此次展覽橫跨全國近30家博物館，囊括國內外數百件歷史資料和考古文物，包括借自中國各地博物館的近十件一級文物。」中國絲綢博物館館長、此次展覽總策展人趙豐說。僅「一花一世界」一展，就邀請了大同市博物館、敦煌研究院、甘肅省博物館、廣東省博物館、國家圖書館、海南省博物館、合浦縣博物館等19家絲路沿線博物館及文化研究機構參與展出。
天南海北，豐富的展品背後，諸多曲折令趙豐印象深刻。
在絲博館的時裝館一樓臨展廳的一個展櫃中，一幅泛黃的絹本畫吸引了眾多目光。它正是由吉林省博物院收藏的金人所作《文姬歸漢圖》。
文姬歸漢圖 吉林省博物館 中國絲綢博物館供圖。
此圖橫長129釐米，上有乾隆題跋，絹上所繪為東漢文學家蔡邕之女蔡文姬從匈奴歸來的情景。這件國家一級文物曾由溥儀收藏，流落民間後被掛在普通人家的灶頭數年。之後，文物經由政府收回，再經過故宮博物院清洗修復，才得以呈現如今的風貌。
肩扛月圓旗、弓背頂風在前引路的武士，牽馬隨行、用袖子掩住口鼻以擋風沙的隨從，頭戴貂冠、身著胡服，雙目直視前方的蔡文姬……相隔千年的絲路故事，在飛揚的線條裡，似乎重又鮮活起來。
「此圖只在吉林省博物院院慶時展出過一次，如今能借到杭州展出，實屬不易。」趙豐說，當初借展時此畫保價是天文數字，最後幾經溝通，由浙江省文物局出面擔保，才終以相對合適的保價來到杭州。「運送畫的時候，正好碰上吉林出現疫情，車子一時無法進入吉林省，耽擱了好一陣，可以說是幾經波折了。」趙豐說。
另一曲折程度堪與《文姬歸漢圖》「媲美」的展品，便是來自西藏阿里地區噶爾縣的「宜侯王」文鳥獸紋錦，源於象雄古國時期。相比大多數「坐」汽車來杭的文物，它享受著「專機」待遇。
象雄王國是吐蕃之前在西藏高原雄霸一方的部落國家，其疆域中心位於今阿里地區。象雄在古代與南亞、中亞等地域都有過交流，地理位置的特殊性，使象雄成為西南絲綢之路的驛站。這件藏品是在古如江寺前的一座象雄時期的古墓中被發現的。「相比吐蕃時代的遺存，象雄古國時期的絲綢非常少見，它是西南絲路的重要組成部分。」趙豐說。
該藏品所有權現屬寺中的喇嘛。「起初只知道這件絲綢在阿里地區，卻並不知道它的具體位置。找到當地文物局也沒有辦法，最後輾轉通過朋友找到這位喇嘛，反覆溝通商議之下，這件絲綢終於由飛機專程送達杭州。」趙豐介紹。
從2015年開始，每年的絲綢之路主題展覽，已成為中國絲綢博物館的重頭戲，也是全國文博系統內絲綢之路的重要展覽。5年來，5個展覽中3個都是由國家文物局和浙江省人民政府聯合主辦。
「大約在一年之前，我和北京大學杭侃教授聊天時，他提出可否策劃一個『李希霍芬眼中的絲綢之路』展，整個展覽都用李希霍芬的原文。因為現在很多人談絲綢之路，卻並沒有讀過李希霍芬的原文。於是，李希霍芬最早進入了我們2020年絲綢之路特展的選題之中。」回顧當初的策展思路，趙豐說，李希霍芬一生出版了大量的地質地理學著作，其中對中國的地質考察和研究是其重要的學術成果。1868-1872年間，李希霍芬在中國進行了七次考察，足跡遍布中國許多地方，最後在寫作基於實地考察的《中國》一書時，提出了絲綢之路的概念。此後，全球視野下的絲綢之路概念也逐漸為大眾所接受。
最終，經歷一番商議討論，趙豐所邀請的一個陣容強大的專家團隊決定從絲綢之路的前世、李希霍芬的絲綢之路、絲綢之路成為聯合國教科文組織世界遺產三大板塊入手，講述絲綢之路從一個歷史事實存在到一位西方學者提出的一家之言、最後成為人類共識的過程，也就因此有了今日我們所看到的展覽。
展廳
千年印記遍布城鄉
浙江與絲路有著千絲萬縷的聯繫
細數起來，浙江與絲綢之路的淵源頗為深厚。今年是絲綢之路成為世界遺產6周年。歷史上，浙江作為古代絲綢之路的起點之一，絲綢、茶葉、瓷器等正由此始發，遠銷海外。
行走在杭嘉湖平原，有「世界絲綢之源」之稱的錢山漾遺址就位於湖州城南。歷經3000年，湖州的蠶桑絲綢業嶄露頭角，為世人所重。到清代，輯裡絲已出洋遠銷印度、埃及、敘利亞以及歐美等國。在杭州，也有「千裡迢迢來杭州，半為西湖半為綢」之說。
索緒、理緒、烘乾、編絲……在位於海寧長安鎮的米賽絲綢有限公司的車間內，生絲的加工過程中，仍保留著不少多年傳承下來的傳統手工工序。米賽絲綢的前身正是浙江制絲一廠。廠房的南面，長安閘遺址仍在，一旁是汩汩流淌的浙東運河水。「在絲綢產業繁盛時期，這一帶的絲綢就是通過大運河運往各地。」米賽絲綢有限公司副總經理喻永達說。
絲綢、茶葉、瓷器，加上江南密布的水網，構築起浙江與絲綢之路千絲萬縷的緣分。
隨著國家「一帶一路」倡議的提出，「絲綢之路」更是得到了浙江各行各業的關注，甚至突破了「中外關係史」和「中西交通史」的範疇，成了貫穿古今中外政治、經濟、文化交流的統稱。
改革開放以來，浙江在港口貿易、小商品國際物流、浙商走出去、跨境網際網路、海外併購以及東西區域互動、內外合作發展方面開展了大量有益探索，為「一帶一路」尤其是21世紀海上絲綢之路建設積累了諸多經驗。與此同時，浙江在文化保護和開發上，則打造了中國絲綢博物館、中國茶葉博物館、南宋官窯博物館、龍泉青瓷博物館、京杭大運河博物館等與古代絲綢之路相關的文化載體，為「一帶一路」建設留下了深厚的文化印記。通過這些文化印記，人們可以聯想到，唐宋時期的浙江，是如何將絲綢、茶葉、瓷器等商品，源源不斷地輸送到西安和古港寧波，進而走向世界。
在今年的「絲路周」上，由來自9個國家的31位文化遺產領域專家評審產生的《2019絲綢之路文化遺產年報》正式發布，回顧2019年全球絲綢之路文化遺產領域最有意義的重大事件；「世界絲綢互動地圖」也正式啟動，這是文化遺產領域首個由中國學者發起、主導和多國共同實施的重大學術項目，將在世界範圍內進行絲綢相關遺產的數據採集，針對絲綢生產多環節、遺產多類別、文化多區域等多元異構屬性，研究和展示絲綢起源、傳播與交流的時空規律，最後形成多語種的世界絲綢互動地圖——錦秀平臺……
正如展覽名字所寄予的寓意那樣，「一花一世界」的匯聚之間，是「眾望同歸」的願景。絲綢之路上的經濟、文化交融網絡，正在逐漸鋪展開，並不斷散發出悠遠雋永的文化魅力。
【浙江新聞+】
「宜侯王」文鳥獸紋錦
長44釐米，寬25釐米
東漢，西藏阿里地區古如江寺藏
「宜侯王」文鳥獸紋錦用以包裹墓主人頭骨。其組織為經典的1:2的平紋經重組織，藏青作地，上織淺褐色紋樣。殘存紋樣的最下部分是用渦雲構成的波形龍身，每個波曲內有一組對鳥，足踏祥雲。波峰外伸出龍首和龍爪，兩個龍首之間有柱狀紋，兩個龍足之間另有一柱，將空間分隔成一個長方形，其中布置了朱雀和麒麟，朱雀頭上有明顯冠飾，尾作孔雀狀，麒麟頭上一角，身有類似的豹紋，另一個動物很有可能是龜或玄武。「宜侯王」三字分布在虎紋和朱雀紋邊。
《文姬歸漢圖》（局部）
縱29釐米，橫129釐米
絹本設色畫，吉林省博物院藏
上有乾隆題跋，表現了東漢文學家蔡邕之女蔡文姬從匈奴歸來的情景。乾隆皇帝曾將其誤判為「宋人」所作，後來經郭沫若先生的研究，才確定這是金人張瑀所繪。
湖藍色玻璃杯
漢代，1990年合浦黃泥崗東漢早期一號墓出土
合浦縣博物館藏
杯湖藍色，半透明，圓唇，口微敞，上腹較直，下腹弧成內凹平底，腹部飾一匝三道凸弦紋。口徑9.2、高5.8釐米。這件杯的顏色、形制既別於當地較多見的深藍色杯。經專家測試分析其玻璃的化學成分，為高鋁低鈣鉀玻璃，與我國自製鉛鋇玻璃的劍璏、串珠不同。鉀玻璃是印度、東南亞以及我國華南和西南等地特有的一種古代玻璃體系，在泰國、越南、緬甸、柬埔寨等國的遺址中，有不少發現。因此，初步判斷這件玻璃杯屬於環南海貿易圈的一個鉀玻璃亞類，通過海上交通自東南亞地區舶來。
「煌丕昌天」海船紋菱花銅鏡
前郭縣三家子鄉青郭屯金墓出土
金代，吉林省博物院藏
八瓣菱花式鏡，半球形鈕但鈕頂較平。紋飾是一艘海船在乘風破浪的前進狀態中，船頭、船尾及船艙中的人物依稀可見。鈕上鑄有篆書銘文「煌丕昌天」，寓意為「上蒼保佑，天下興盛」，銘文和銅鏡紋飾相互呼應，希望保佑航海順順利利。鏡緣為窄素緣，鑄造。保存狀況完整。
海船紋銅鏡是宋金銅鏡中極富特色的題材之一。該海船鏡構思精巧, 寫實性強, 顯示出匠人對海上航行的熟悉，可見宋金時期航海事業與海上絲路貿易的繁榮景象。
《大隋求陀羅尼》經咒 梵文本
高25釐米、寬21.2釐米
北宋景德二年（1005年）印刷，蘇州博物館藏
瑞光寺梵文《陀羅尼經咒》正中有一個長方形框，框內繪佛教經變故事。圖像的中心是以熾盛光佛為核心的變相。熾盛光佛主尊周圍分布有九曜星君像，九曜分別是日、月、火、水、木、金、土，以及羅喉和計都。框內圖像左、上、右三方，內繪有黃道十二宮像。九曜和黃道十二宮等天文知識均是源自印度。欄框外周經文左右兩側各鐫有線刻神像十四名，合計為二十八宿。
該經咒把中國古代文化的二十八宿和外來的十二宮結合畫於一圖。