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從《習近平談治國理政》第三卷看發展、強信心（之八）】
聽他們講述守護大美敦煌、傳揚中華文化的故事——
做新時代中華文化的繼承者、創新者、傳播者
編者按
文明因多樣而交流，因交流而互鑑，因互鑑而發展。敦煌文化延續近兩千年，是世界現存規模最大、延續時間最長、內容最豐富、保存最完整的藝術寶庫，是世界文明長河中的一顆璀璨明珠，也是研究我國古代各民族政治、經濟、軍事、文化、藝術的珍貴史料。
2019年8月19日，習近平總書記在甘肅考察時來到敦煌研究院，察看珍藏文物和學術成果展示，聽取文物保護和研究、弘揚優秀歷史文化情況介紹，並同有關專家、學者和文化單位代表座談。總書記對敦煌文化的重視與關注，體現了他推動中華優秀傳統文化創造性轉化、創新性發展，提倡世界文明交流、互學互鑑的一貫主張。這些重要觀點，在《習近平談治國理政》第三卷中有多處呈現。在總書記考察敦煌研究院一周年之際，光明智庫特邀結緣敦煌文化的研究者、傳播者、文物保護工作者等講述親歷，並請專家暢談思考，從中感受文明力量、文化情懷，共同堅定文化自信。
《習近平談治國理政》第三卷金句摘登
深入挖掘中華優秀傳統文化蘊含的思想觀念、人文精神、道德規範，結合時代要求繼承創新，讓中華文化展現出永久魅力和時代風採。
——2017年10月18日，習近平總書記在黨的十九大報告中指出
文明的繁盛、人類的進步，離不開求同存異、開放包容，離不開文明交流、互學互鑑。歷史呼喚著人類文明同放異彩，不同文明應該和諧共生、相得益彰，共同為人類發展提供精神力量。
——2017年12月1日，習近平總書記在中國共產黨與世界政黨高層對話會上的主旨講話中指出
要把優秀傳統文化的精神標識提煉出來、展示出來，把優秀傳統文化中具有當代價值、世界意義的文化精髓提煉出來、展示出來。
——2018年8月21日，習近平總書記在全國宣傳思想工作會議上的重要講話中指出
【一線講述】
擇一事，精一學，終一生
講述人：蘭州大學敦煌學研究所所長、蘭州大學敦煌與西域文明研究院院長鄭炳林
一年來，習近平總書記在敦煌研究院的重要講話始終縈繞耳旁，激勵我不斷加強敦煌學研究。總書記重要講話是對敦煌這一世界人類文化遺產的重新檢視和高度肯定，為敦煌文化賦予了新的時代意義。
1981年6月，為推動敦煌學研究，我在蘭州大學留校任教。近40年來，我信守當初向組織許下的諾言，堅守在大西北土地上，將敦煌學研究所發展成為目前國際敦煌學學術研究、人才培養、學術交流、圖書資料的中心。
從2009年起，我進行了十年不間斷的敦煌碑銘贊修訂研究工作。2019年11月，130萬字的《敦煌碑銘贊輯釋》增訂本出版發行，80萬字的《敦煌碑銘贊研究》已經完成。這十年間，蘭州大學敦煌學研究所不斷挖掘敦煌歷史文化資源，為改變中國敦煌學研究一度落後的狀況、引領學術研究發展而不懈努力，成效顯著。
我曾經提出，敦煌學研究必須「西進東出」，把敦煌學置於國際背景下，開拓敦煌學研究的新領域。研究敦煌就要研究中國西北地區歷史，就得關注中亞歷史，就應當同中亞地區各高校、研究機構之間開展合作，促進不同文明共同發展。敦煌研究已有百餘年歷史，但敦煌文獻的總數、收藏單位、收藏情況等仍然成謎。為了更好地「解謎」，應將世界各地各研究機構的研究信息和論著等匯集起來，建立信息庫，並推動流散海外的敦煌遺書等文物數位化回歸。近年來，我帶領敦煌學研究所進行了大量調研，對五萬個卷號進行數位化採集。我們還將對全國其他省區市以及海外學術期刊進行數位化採集，實現敦煌文化藝術資源在全球範圍內的數位化共享。
擇一事，精一學，終一生。面對近年來中國敦煌學研究取得的豐碩成果和可喜成績，我深深感到：要讓中國敦煌學研究在國際上掌握話語權、佔領制高點，仍然需要我們一代又一代學者發揚莫高精神，深入挖掘敦煌文化所蘊含的中華民族優秀文化因子，不斷拓展新的研究空間。
敦煌文化，因交融而璀璨
講述人：敦煌研究院副院長、中國敦煌吐魯番學會副會長 張先堂
2019年8月19日，我有幸參加了習近平總書記在甘肅敦煌研究院主持召開的座談會。回想起來，仍然心潮澎湃。近年來，習近平總書記提出的共建「一帶一路」為敦煌學國際交流提供了前所未有的機遇。
記得近20年前，我在東京藝術大學讀到日本學者樋口隆康的論文《從巴米揚到敦煌》、考古圖錄《巴米揚石窟》，知曉了阿富汗巴米揚石窟與我國敦煌石窟的聯繫，萌生了一個願望：如果能沿著絲綢之路去考察巴米揚石窟，那該多好！時光荏苒，2018年3月，由我帶領7位同事組成的敦煌研究院專家考察團終於要奔赴阿富汗了。而臨行兩個月前，喀布爾洲際大酒店發生恐怖襲擊死亡20餘人，親友都為我們擔心，甚至勸我們別去了。但圓夢的渴望激勵著我們勇敢出發。在中國駐阿富汗大使館的全力幫助和巴米揚省政府的支持下，我們歷時8天順利考察了巴米揚地區的多個石窟遺址。這是我國文化遺產專業團隊第一次對巴米揚石窟進行多專業的學術考察。我們拍攝採集了大量第一手圖片、視頻資料，在巴米揚石窟的結構形制、壁畫塑像製作方法、遺址保存狀況、與中國石窟的異同關係等多方面獲得了真切直觀的認識，這為我國學者進一步開展敦煌學、絲綢之路歷史文化等相關研究奠定了基礎。
近些年來，我院與法國學術界互動頻繁。我曾先後兩次應邀赴法國科學中心東亞文明研究所、遠東學院做訪問研究，接觸到許多法國敦煌學者，他們對中國學者之友好、中文之流利、論文選題之極具特色都給我留下了深刻印象。特別是幾位法國青年學者對中國文化研究的熱情令我感動，使我萌生了幫助他們來華考察的願望。近些年來，依託我院開展國際科研合作的平臺，我曾協調聯繫多位法國學者來敦煌考察遺址、進行研究。通過這樣的互動，不僅使中國學者走到法國，也使法國學者走入敦煌，深化了雙方的交流與合作。
我從事敦煌學研究已三十餘年，敦煌最吸引我的元素之一，是文化的交融、歷史的積澱。這種超越語言、國別、時間的魅力歷久彌新，令我矢志不渝。願這種交流合作長盛不衰，讓敦煌文化更加璀璨。
以「匠心」堅守文物保護事業
講述人：敦煌研究院保護研究所所長 郭青林
1998年，我還是蘭州大學地質學專業一名大三學生。一天，班主任張老師叫我去他辦公室：「青林，敦煌研究院想在我們班招一名學生從事文物保護工作，要求是吃苦肯幹，最好家是甘肅的，我想推薦你去。」一聽這話，我愣住了——那時的我對敦煌莫高窟和文物保護了解得很少，對敦煌研究院也沒有概念。
過了幾天，時任敦煌研究院保護研究所副所長的王旭東來學校找到我。他告訴我，敦煌的生活條件非常艱苦，卻是一個幹事創業的好地方。他寬慰我說，他初去敦煌時也不太懂文物保護，都是在團隊前輩們的帶領下，邊工作邊學習。我們聊得很投緣，一種神聖的使命感油然而生，我下定了決心。
那時從蘭州去莫高窟，交通非常不便：先坐將近1天的火車到達柳園站，再坐2小時汽車到達敦煌市，換乘汽車再走半小時才能到達莫高窟。輾轉一路，越往前走，窗外的綠色就越少，我的心也漸漸有些荒涼。
這裡的生活條件的確艱苦，但前輩們非常重視人才培養，想方設法幫我們儘快融入。樊錦詩院長抽出時間和新來的大學生共進晚餐，鼓勵我們一定要好好幹。令我印象最深的是時任副院長兼保護研究所所長的李最雄先生，每天晚上看完新聞聯播後，他都會準時回到辦公室工作。在他的帶動感染下，我們年輕人也養成了每天晚飯後回所裡的習慣，有工作時就忙工作，沒有工作就看書學習。很快，我的心就靜了下來。
當時研究院正在開展與國際知名文物保護機構的合作項目，我們新來的同志有幸參與其中。等我們有一定文物保護基礎後，院裡又組織舉辦三國四方壁畫保護研究生班，並敦促我們報考蘭州大學研究生。就這樣，我從一個地質專業畢業的本科生，一步步成長為文物保護方面的博士研究生。將外國專家「引進來」，將骨幹人才「送出去」，這樣的培養模式，令我深受其益。
出乎很多人意料，偏居一隅的敦煌研究院，竟然一度成為全國文博系統裡博士最多的單位。正是敦煌研究院長遠的發展眼光和高規格的人才培養模式，使得大批人才迅速成長，為文物保護事業發展奠定了堅實基礎。
文物保護是慢工出細活：工作分工非常細緻，項目開展動輒延續十幾年。幾代莫高人忘我工作、勇攀高峰的科研精神和對事業的無限熱愛，激勵著我們年青一代。我們要將這樣的精神傳承下去，不斷增強科研能力和文物保護實力。我相信，這是對莫高精神的完美闡釋和最好體現。
以飽滿熱情舞出敦煌至美
講述人：蘭州歌舞劇院舞劇《大夢敦煌》「月牙」扮演者 陳彥汀
最早接觸《大夢敦煌》，我還是個懵懂的孩童。第一次看到前輩演出的那一刻，我就被這個劇目深深吸引了。沒想到，多年後我真的成了劇中的「月牙」。初次登臺時，我的內心充滿了喜悅與忐忑。舞臺上溫暖的燈光包圍著，親切而熟悉的旋律縈繞著，我很快就沉浸其中。
無論是海內外巡演、重大活動演出，還是高雅藝術進校園等惠民演出，我都深切感受到觀眾們對中華優秀傳統文化的熱愛。演出幾乎場場爆滿，儘管舞劇沒有一句臺詞，但觀眾們都專心致志、沉浸其間。
每次開展高雅藝術進校園演出活動，劇組都很累。我們要在不同地點連續演出很多場次，僅高強度的拆、卸臺工作，對演員的體力就是一種考驗，可我們卻樂在其中。我很喜歡在演出後關注學生的留言。看到他們因為欣賞劇目而激起了對敦煌文化的嚮往和熱愛、對人生理想的堅定與執著，所有勞累瞬間都被治癒了，我感到自己發揮了文藝工作者傳播社會正能量的作用。我和許多熱愛藝術的大學生成了志趣相投的朋友，《大夢敦煌》讓我收穫了純真的友誼。
習近平總書記對廣大文藝工作者的勉勵與囑託讓我深受鼓舞，時刻激勵著我以飽滿熱情投入到演出和創作排練中。作為黨和國家培養多年的專業舞蹈演員，我會珍惜每一次演出機會，用舞姿讓更多人感受到敦煌文化的至美。
與敦煌學研究「青春同行」
講述人：浙江大學古籍研究所博士生 劉 丹
結緣敦煌學，始於興趣。高中時期的我喜歡背誦詩歌，偶然聽說《秦婦吟》是唐詩中數一數二的鴻篇巨製，失傳一千多年後才在敦煌被重新發現，立刻心生好奇。當時我在巴東上學，山區相當閉塞，歷經周折才獲得了一份《秦婦吟》的列印稿。不知道經歷了多少個晨讀，我終於背下了這首1666字的長詩。考上浙江大學後，我選擇了古典文獻專業。有次為了寫論文搜腸刮肚尋找積累的古文，卻發現沉澱最深的還是那篇《秦婦吟》。
有了前面的種種因緣際會，讀研時我便選擇了敦煌學。敦煌藏經洞出土了數萬號寫卷，多是殘卷，有的殘卷本來同出一源，卻在近代列強的掠奪下天各一方。我最先接受的訓練，便是綴合這些卷子。我選擇了佛經《摩訶僧祇律》，把其中的54號殘片綴合成14組，成果發表在《敦煌學輯刊》上，這是我第一次發表學術論文。
去年12月，學校主辦了「浙江大學—劍橋大學博士論壇」，主題是「絲綢之路與敦煌研究」，邀請了來自劍橋大學和法國遠東學院的師生參加。我有幸獲得了和國內外優秀敦煌學學者交流的寶貴機會。這次交流讓我更加深刻地認識到，敦煌是不同文明交流會通的大花園，中外交流合作是敦煌研究的應有之義。
如今，在國家的大力支持下，在數位化、信息化等技術手段的賦能下，敦煌學研究迎來了更加明媚的春天。我願和更多有志於此的年輕人共同投身於這項事業，為敦煌學研究注入青春力量。
（項目團隊：光明日報記者 陳之殷、宋喜群、張勝、王斯敏）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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