作者：中共中央黨校（國家行政學院）黨的建設教研部副主任、教授，博士研究生導師 祝靈君
摘要：黨的十九大通過的黨章第三十三條首次提出街道、鄉、鎮黨的基層委員會和村、社區黨組織「領導基層社會治理」，黨的十九屆四中全會提出健全黨組織領導的自治、法治、德治相結合的城鄉基層治理體系。不同於其他國家或地區社會治理的基本邏輯，黨的領導是當代中國基層社會治理的顯著特徵。黨領導基層社會治理是黨的社會革命歷史使命決定的，是黨的自我革命鮮明品格決定的，是黨群關係同心圓的社會結構決定的，是應對個體化社會發展趨勢及其挑戰決定的。當前，中國共產黨領導基層社會治理，需要順應時代進步和社會發展趨勢，重申「一切工作到支部」，以黨建引領基層社會發展與治理，提升黨的組織力確保社會治理秩序，增強黨的政治功能確保社會治理正確方向，建立平臺機制確保社會治理活力，構建基層社會治理新格局。
一、黨領導基層社會治理寫入黨章
黨的十九大通過的黨章第三十三條規定：街道、鄉、鎮黨的基層委員會和村、社區黨組織，領導本地區的工作和基層社會治理，支持和保證行政組織、經濟組織和群眾自治組織充分行使職權。在實踐中，當代中國基層社會治理離不開黨的領導，但「黨領導基層社會治理」的提法在黨章中出現尚屬首次。《黨的十九大報告學習輔導百問》（以下簡稱《輔導百問》）有如下解釋：「黨領導基層社會治理，就是要堅持政治領導、組織引領、能力引領、機制引領，把黨的領導落實到基層治理中，使基層黨組織建設與基層治理有機銜接，良性互動，以黨的建設貫穿基層治理、保障基層治理、引領基層治理。」[1]中共中央2018年10月印發的《中國共產黨支部工作條例（試行）》進一步規定：村黨支部、社區黨支部，全面領導隸屬本村、本社區的各類組織和各項工作，領導村級治理、領導基層社會治理。黨的十九屆四中全會將這一治理實踐上升為國家制度，提出「健全黨組織領導的自治、法治、德治相結合的城鄉基層治理體系」。
黨領導基層社會治理的主要機制是「黨建引領」。黨的十八大以來，以黨建引領基層社會治理的探索在全國各地普遍興起。2015年3月，習近平總書記在參加十二屆全國人大三次會議上海代表團審議時指出：「城鄉社區處於黨同群眾連接的『最後一公裡』，要把加強基層黨的建設、鞏固黨的執政基礎作為貫穿社會治理和基層建設的一條紅線，深入拓展區域化黨建。」[2]2015年6月在浙江省杭州市召開的全國農村基層黨建工作座談會、2017年7月在上海市召開的全國城市基層黨建工作經驗交流座談會，都強調要積極探索「黨建引領基層社會治理」的有效路徑。這期間，全國各地黨組織探索出許多寶貴經驗，如：北京市的「街鄉吹哨，部門報到」，上海市的黨建深度嵌入基層社會的大城市治理，天津市的「戰區制、主官上、權下放」，浙江省的「楓橋經驗」升級版，成都市在市委、區委兩級成立城鄉社區發展治理委員會，雲南省玉溪市在全市推進「黨建引領基層社會治理」實踐，深圳市羅湖區把「支部建在小區上」，等等。這些探索形成了諸如政治領導、組織引領、能力引領、機制引領等不同方式，一體融合推進基層黨建與基層社會治理。
黨的領導是當代中國基層社會治理最顯著的特徵。當前，在「黨建引領」已經成為我國基層社會治理主要特徵的前提下，闡釋其理論邏輯、實踐邏輯就具有極強的現實意義。
黨建引領基層社會治理模式顯然有其內生邏輯，與當代西方基層社會治理的邏輯大不相同。從西方社會發展史看，由於商業文明發展、分封體制、教權與王權分離的存在，出現了一個與王權對立的領域，這些獨立於王權之外的領域逐步發展為基於個人權利基礎上的「私域」（類似於「風能進，雨能進，國王不能進」的領域）和「公共空間」（類似於私人聚會、公共團體、報紙、雜誌、廣播、電視等），這就是社會。社會讓渡部分權利形成政府，民族國家與「公共空間」同步成長。「公共空間」首要任務在於保護個人權利，社會制約國家，社會監督國家，社會合私為公。這種實踐演變為國家與社會關係理論，並在全球傳播，成為國際社會科學研究的主流範式。
從海外的中國研究看，用這個模型來研究當代中國政治，「忽視」中國共產黨就成為一種事實。第一，無論是從國家還是從社會的角度看，政黨都輪不到「上場」的機會；第二，20世紀70年代以來，發展中國家正在步入所謂民主化「第三波」浪潮，各國經濟增長必將產生受過良好教育和具有參與意識的中產階級，這個群體將成為推動民主政治的積極力量，而民主政治癒發展，就愈沒有任何政黨可以壟斷執政權，因而對中國共產黨的研究自然被中國民主政治研究所取代；第三，社會力量的崛起必然抵消中國共產黨的影響力。於是，對中國非政府組織的研究取代了對中國共產黨的研究。21世紀初，歐美學者提出「把中國共產黨帶回到中國研究中去」[3]，這個倡議立刻得到了海外漢學界的積極響應，並開始從研究重點、研究方法、研究框架、價值觀等方面反思過往，出現了一些更貼近中國實際、視角更加多樣的研究成果。然而，這些「變化」中依然有「不變」，如：一些研究人員仍然戴著「共產主義批判」的眼鏡，並過度依賴如合法性、黨國體制、社會制約國家、民主轉型等理論模型，要麼把中國共產黨和國家融為一體，視作共產主義黨國體制（communist party state）,要麼把黨與社會對立起來，無視中國共產黨是當代中國「最高政治領導力量」這個基本事實。
改革開放以來，國家與社會關係理論傳入中國，對中國的社會科學發展產生了深刻影響。從國內學者關於基層社會治理的研究看，不少學者聚焦中國鄉村社會變遷和轉型、單位社會發展和進步、中國基層治理體制機制發展等方面的研究，很多研究成果非常有見地，比較清晰地展示了東西方基層社會治理的差異。然而，大部分文獻缺乏對黨的基層組織與基層社會變遷內生邏輯的研究，自覺不自覺把黨組織看作是國家的代表，把自治組織看作社會的代表。黨組織要麼「失蹤」，要麼成為國家的代表，脫離當代中國基層社會治理實踐。因此，研究當代中國政治不能簡單套用國家與社會關係理論，應該把中國共產黨的領導地位納入視野[4]，構建「黨領導基層社會治理」的理論框架。
二、讀懂黨領導基層社會治理的理論邏輯
對比世界上很多國家，很難看到執政黨能夠紮根於基層社會，並對基層治理髮揮著「定海神針」般的作用。黨的十八大以來，黨的文獻中「社會管理」一詞被「社會治理」所代替。習近平總書記指出：「治理和管理一字之差，體現的是系統治理、依法治理、源頭治理、綜合施策。」[5]「系統治理」表明中國共產黨承認基層社會治理主體的多元性，而黨是多元治理主體的領導核心。堅持黨領導基層社會治理，這是當代中國基層治理最鮮明的特徵。
首先，這是由黨的社會革命歷史使命決定的。中國古代社會具有宗法家族組織的特徵，被費孝通稱為「鄉土中國」「熟人社會」，一些學者稱之為「社稷社會」。一些學者提出中國古代社會由國家、紳士自治、宗法家族三個層次組成。中國古代社會長期依賴小農業和家庭手工業相結合的社會經濟結構，形成封閉的、一家一戶自給自足的生活，使中國社會生產力長期停滯。然而，正如馬克思所指出的，「與外界完全隔絕曾是保存舊中國的首要條件，而當這種隔絕狀態通過英國而為暴力所打破的時候，接踵而來的必然是解體的過程，正如小心保存在密閉棺材裡的木乃伊一接觸新鮮空氣便必然要解體一樣」[6]。近代以來，面對列強入侵，中國被迫納入國際市場，面臨數千年未有之大變局，中國基層社會秩序瓦解，一個類似於馬克思描述的19世紀中葉法國農民的「一袋馬鈴薯」社會向「一盤散沙」轉變，國家之殤變成基層民眾之痛。中國要在世界民族國家之林中成為一個現代國家，必須重建社會秩序，而社會秩序重建離不開社會革命。
1906年，《民報》《新民叢報》就中國是否需要進行社會革命展開大論戰。革命派以孫中山等為代表，把社會主義界定為「民生主義」，把實現土地國有和經濟平等之革命視為「社會革命」，朱執信和汪精衛等人多次宣揚中國應該同時進行社會革命和政治革命。而梁啓超則不認同「社會革命」，反對在中國推行「社會主義」。辛亥革命之後，中國國民黨儘管一度以革命為志向，並進行改進和改組，但其綱領的吸引力不足和組織力的孱弱註定了難以擔負起社會革命的任務，這項任務由中國共產黨完成了。
中國共產黨在一大綱領中就鄭重提出：「黨的根本政治目的是實現社會革命。」[7]如果說，馬克思主義政黨的政治革命是為了推翻舊的政治上層建築，社會革命則是破解生產力和生產關係矛盾的革命運動，社會革命更具有長期性、艱巨性、時代性。包括推翻「三座大山」的革命主題在內，中國共產黨領導的土地革命、婦女解放和發展、宗教制度改革、樹立新型社會風尚等，毫無疑問都是偉大的社會革命。其中，中國共產黨以實現男女平等作為社會革命的目標之一，打破了幾千年中國社會以男權為中心的家庭結構，實現了對宗法社會的重大改造。這一舉措極為關鍵，它使黨的基層組織成功嵌入基層社會，並把「一盤散沙」的群眾組織起來，最終取得政治革命的勝利。
新中國成立以來，人民當家作主的人民共和國實現了人與人之間一律平等，舊中國帶有封建色彩的稱呼如「大人」「老爺」「老媽子」「下人」等被「同志」一詞所取代。曾經「一盤散沙」的基層社會被中國共產黨用人民公社、單位、戶籍、檔案制度「四大輪柱」組織起來，以「共產主義道德」為基礎的公德體系取代家庭本位的私德體系，使中國進入全方位的社會重建時期。改革開放以來，中國迅速實現在封閉條件下推行計劃經濟向在開放條件下實行市場經濟的偉大轉變，「四大輪柱」進一步優化轉型，基層社會流動性、自治性和活力增強，進入全方位的社會轉型時期。改革開放以來，隨著家庭的逐步回歸、市場經濟的成長、群眾自治的興起、「送法下鄉」的開展等等，中國基層社會進入有序發展與治理時期。在當代中國，堅持和完善社會治理制度，推進社會治理體系和治理能力現代化的過程，本身就是一場社會革命。
其次，這是由黨的自我革命品格決定的。自我革命是中國共產黨最鮮明的品格。中國共產黨在長期奮鬥中，始終堅持以馬克思主義為指導，形成了自我革命的持久動力。馬克思主義立場、觀點、方法為中國共產黨提供了自我革命的方法，形成了自我革命的內生動力。比如，運用對立統一哲學觀、批評和自我批評武器，黨在「對立」中實現更高質量的「統一」；量變質變原理，為黨員、幹部提供了「滴水穿石」的革命韌勁，也提供了「溫水煮青蛙」的警醒；否定之否定原理，為黨實現自我淨化、自我完善、自我革新、自我提高提供了內在自覺。而歷史唯物主義和辯證唯物主義的方法論讓黨員、幹部培養了人民情懷，樹立了奮鬥哲學。中國共產黨把自我革命進行到底的精神品格使黨永葆先進性和純潔性。
馬克思強調：「批判的武器當然不能代替武器的批判,物質力量只能用物質力量來摧毀。」[8]物質世界的問題要靠物質的力量來解決，道德倫理問題只能靠新的道德和倫理去超越。中國傳統社會的基本特徵是家庭本位、倫理本位，改造這種社會結構必須建構新的倫理秩序。中國共產黨在馬克思主義指導下，塑造出全新的共產主義道德體系，以自我革命確保黨的先進性和純潔性，以先鋒隊性質、先鋒隊文化引領社會變遷和社會轉型就成為當代中國基層社會治理的基本邏輯。
當然，黨領導基層社會治理，並非否定個人權利，相反還要善於運用法治思維、法治方式保障人民的合法權益，因為市場經濟必然帶來利益和價值觀的多樣化，必然會形成千千萬萬個權利主體；黨領導基層社會治理，並不否定群眾自治，而是要建立黨組織領導的自治、法治、德治相結合的城鄉基層治理體系；黨領導基層社會治理，並非否定社會治理的多元主體，而是在多元中聚焦一元，以黨的初心使命鑄就全體人民共同政治與思想基礎，推進協商民主廣泛多層制度化發展，最終形成共建共治共享的基層治理新格局。
再次，這是由黨群關係同心圓的社會結構決定的。在中國古代政治詞彙中，「群」是一個常用詞，指多人聚集形成集體。而中國共產黨的「群眾」一詞並不同於中國古代對「群」的理解，對應馬克思主義文獻中的「masses」，最早僅指「本階級」即工人階級，後來擴展為普通大眾，並與「人民」這個概念結合起來，形成「人民群眾」。「群眾」是中國共產黨誕生的土壤和基礎，離開了群眾，中國共產黨就變成無本之木、無源之水。中國共產黨在領導革命、建設和改革的進程中始終堅持黨的群眾路線，形成了事實上黨群關係同心圓的社會結構。
在黨群關係同心圓中，中國共產黨是同心圓的「圓心」，代表並實現人民利益的「最大公約數」；人民群眾具體的、現實的利益和價值觀差異，是同心圓長短不同的「半徑」。隨著半徑類別的變化，黨群關係同心圓可以劃分為全面建成小康社會同心圓、軍民團結同心圓、政黨合作同心圓、民族團結同心圓、民族復興同心圓、人類命運共同體同心圓、網上網下同心圓，等等。黨群關係同心圓的本質是一致性基礎上的差異性以及用一致性包容差異性。為了增強向心力，克服離心力，同心圓理論需遵循五條「定理」：一是初心源自民心，初心回歸民心。黨員、幹部來自群眾，必須回到群眾中去；二是商量凝聚共識，初心變成民心。黨要善於用協商民主找到人民利益的「最大公約數」；三是民心匯於初心，初心連著民心。黨要經過千百條線索和群眾聯繫起來；四是初心體悟民心，使命必達基層。管黨治黨和治國理政達到「最後一公裡」；五是使命匯聚力量，初心謀定方向。同心圓收縮凝聚力量，擴張實行靶向治理。黨群關係同心圓的社會結構鞏固了黨成為人民群眾的領導核心，確保黨有效實現社會整合。
最後，這是應對個體化社會發展趨勢及其挑戰決定的。進入新世紀，面對全球化、新能源、人工智慧、新媒體的影響，中國與世界上發達國家共同進入一個被歐美學者稱為「個體化社會」的時代。「個體化社會」概念最早由貝克、吉登斯、鮑曼等學者提出並系統闡釋。「個體化社會」反映了一系列出現在全球化時代、後工業社會中的社會現象與社會結構。如：職業變化（如就業短期化的出現），公共權威的衰落和個體孤獨感的增長，倡導個性，對男女之間關係的重新界定（如同性婚姻的出現），對私人生活和公共領域之間關係的重新界定，私密性、非正式、自我表現型文化的興起，等等[9]。美國加州大學洛杉磯分校閻雲翔教授分析了中國社會個體化趨勢的複雜性：中國的個案同時展現了前現代、現代、後現代的狀況。中國的個體、社會群體和國家應對這一巨大社會變革的具體實踐將會創造出一種不同的個體化模式。
中國社會發展的個體化趨勢已經出現了類似歐美發達國家的特點，也有自己的特色。比如：在對待傳統的態度上，青年人更傾向於顛覆傳統的行為方式，而中老年人更傾向於接受傳統；在對待職業的態度上，中年以上的人群傾向於追求穩定的職業，而青年人則傾向於尋找適合自己愛好的「快樂職業」；在接受現代生活方式與觀念方面，發達地區更容易接受和適應，而欠發達地區則牢固捍衛本土文化與傳統；在勞動關係上，資本越來越青睞消費者而忽視生產者，資方影響力越來越大。在勞資博弈中，勞動者權益保護越來越艱難，勞動者獲得權益的方式從過去的示強走向了示弱；在社會價值觀的傳播上，傳統意識形態功能在弱化，人們對說教普遍冷淡；在對待娛樂上，年輕人則越來越傾向於個性化、趣味化、瞬時性、刺激性的娛樂方式，而不太在乎娛樂本身的意義與質量；在代溝問題上，個體化社會使不同年齡群代溝的深度擴大，代溝的寬度縮小；在消費傾向上，具有個性化特徵的消費主義開始興起，與此相對應的是，服務行業也在根據消費者傾向的變化而自發進行行業重組與調整，等等。
當今中國，城鎮化與全球化、網際網路、新媒體、人工智慧等深度融合，深刻地改變了城鄉間的距離與面貌。城鄉再也不是區分市民和農民的界限，由於脫貧攻堅、鄉村振興戰略的深入推進以及城市功能的拓展，城鄉之間的界限逐步打破，城鄉居民之間逐步走向同權，所有人口都將納入市民化進程。那些流動於城鄉社區中的新市民，主要由「單位人」、從「單位人」轉變而來的「社會人」、在城鄉之間流動的「常住人口」以及境內外流動的「常住人口」等組成。面對新市民規模的擴大和中國社會出現的個體化趨勢，中國共產黨必須堅持以人民為中心的政治立場，順應社會發展新趨勢，重建「再嵌入」、再組織的體制機制，以黨建引領社會發展與治理，用組織的力量讓社會有序，用平臺的力量讓社會充滿活力，構建社會和諧治理大格局。
三、展望黨領導基層社會治理的實踐邏輯
黨如何領導基層社會治理？《輔導百問》對黨建如何引領基層社會治理提出了方向，卻沒有說明黨的基層組織與其他社會治理主體之間的關係，也沒有闡述如何防止黨的「全面領導」變成「全面管理」，避免在基層社會出現有秩序而無活力的局面。因此，結合全國各地探索經驗，展望黨領導基層社會治理的努力方向就顯得十分必要。
（一）提升黨的組織力確保社會治理秩序
一部中國共產黨的歷史就是一部重視組織、提升組織力的歷史。在基層社會治理中，黨的組織力來自黨支部建設。支部建在連上、支部建在科（科室）上、支部建在班（班組）上、支部建在樓（商圈樓宇）上、支部建在村（自然村）上、支部建在社（合作社）上、支部建在會（社會組織）上、支部建在網（網際網路）上，加強黨支部標準化、規範化建設等做法，就是增強黨的組織力的普遍做法。
2012年以前，廣東省清遠市農村基層黨組織大都建在行政村。每一個行政村覆蓋大大小小的自然村，由於路途較遠以及血緣、地緣、親緣關係，村黨組織和群眾自治組織雙雙「懸空」，遠離群眾，導致集體經濟發展遲緩、經營體制機制滯後、公共服務水平低、社會不穩定因素易發多發等問題十分突出。2012年以後，中共清遠市委在全市農村推廣「三個重心下移」：黨支部建在自然村上，實行支部下移，在行政村設總支；村民自治的重心由行政村下沉到自然村，每一個自然村設村民理事會作為群眾自治單元；推行全市公共服務重心由過去的鄉鎮下移到行政村，成立村級公共服務站。支部建在自然村上，產生了意想不到的聯動效果：實現了農村土地資源整合、涉農資金整合、涉農服務平臺整合，系統地解決了農村生產用地分散化、涉農資金碎片化、農業生產服務體系不健全等老大難問題，鄉村集體經濟迅速發展。在完成「三個整合」的基礎上，各級黨組織迅速有力地推進美麗鄉村建設，並確定了「整潔村、示範村、特色村、生態村、美麗田園」五級梯隊由低向高逐級推進、最終建成美麗田園的奮鬥目標。
羅湖是深圳市最早的建成區，居民小區數量多、類型複雜、管理難度大，治安、消防、維穩和安全生產等方面的問題多發、頻發。2012年10月，桂園街道松園社區鴻翔花園小區黨支部（黨員38人）正式成立，由物業管理處主任擔任黨支部書記，5名委員分別從業主委員會、居民、樓（棟）長、在職黨員中產生，實現小區黨員全覆蓋。小區黨支部成立以後，解決了不少難題，引起了羅湖區委區政府的重視。2013年，羅湖區委區政府在鴻翔花園小區召開現場會，推廣小區黨建引領小區治理的經驗，要求每個街道選2個小區進行試點。2018年底，羅湖區委出臺了《黨建引領構建居民小區共建共治共享工作體系三年行動計劃（2019—2021）》，制定居民小組、業委會和物業服務企業三個分領域的黨建制度體系，按照基本組織、基本隊伍、基本制度、基本活動和基本保障的工作布局，以小區黨建引領小區治理，形成共建共治共享治理體系和制度體系，全面夯實黨在城市長期執政的根基。截至2019年底，全區900個小區已經有505個建立黨組織，直接管理黨員超過15000名，小區治理效能明顯提升。
中華全國供銷合作總社歷史悠久、網點廣布，是服務農民生產生活的生力軍和綜合平臺，是同農民利益聯結緊密的合作經營組織體系，是黨委、政府做好「三農」工作的重要載體，是推進「三農」事業的「國家隊」。自2014年國務院批准同意全國供銷合作社綜合改革試點以來，河北、浙江、山東、廣東、四川省供銷社緊緊圍繞「兩改一融，服務三農」思路，實施「黨建帶社建，村社共同建」計劃，以黨的建設引領供銷社綜合改革，強化供銷社為農服務功能，推動黨組織在基層供銷社全覆蓋、基層供銷社與村級集體經濟聯結全覆蓋、經營服務向農民生產生活全覆蓋，積極參與鄉村振興，為包括小農在內的各種經營主體提供形式多樣的農業社會化服務、農村人口生活服務，助推脫貧攻堅奔小康。
以上三個案例只是當前中國基層社會治理的縮影，卻反映出基層社會治理的一條根本規律：「一切工作到支部」。無論中國基層治理主體有多少，依然需要一個代表人民利益「最大公約數」的政治組織來引領，將黨員凝聚起來、將群眾組織起來，確保總攬全局、協調各方，確保解放和發展社會生產力，確保實現社會穩定。
（二）增強黨的政治功能確保社會治理正確方向
中國共產黨是一個政治組織，其首要功能必然是政治功能。黨的政治功能體現為政治立場、政治方向、政治道路等多方面，黨的政治功能為社會治理提供了方向、標準、價值觀，從而增強社會治理的內聚力和方向感。
增強黨的政治功能，要把全面從嚴治黨落實到「最後一公裡」。黨要領導基層社會治理，首先要把基層黨支部建設成黨在社會基層組織中的戰鬥堡壘。黨的十九屆四中全會報告指出：「把不忘初心、牢記使命作為加強黨的建設的永恆課題和全體黨員、幹部的終身課題，形成長效機制，堅持不懈錘鍊黨員、幹部忠誠乾淨擔當的政治品格。」基層黨支部要成為建立不忘初心、牢記使命制度的生力軍，積極探索黨員教育、管理、監督和服務的有效管用舉措。《中國共產黨支部工作條例（試行）》第九條規定的八項共同任務和第十條列舉的十項具體任務，都是黨支部發揮政治功能的具體體現。
增強黨的政治功能，需要發揮思想引領作用。鄧小平曾經指出：「我們這麼大一個國家，怎樣才能團結起來、組織起來呢？一靠理想、二靠紀律。組織起來就有力量。」[10]「如果搞得亂七八糟、一盤散沙，那還有什麼希望？過去帝國主義欺負我們，還不是因為我們是一盤散沙？」[11]新中國成立以來，中國共產黨就十分重視社會主義道德建設，如用集體主義價值觀教育全體人民，培養社會主義新人。改革開放以來，物質文明建設和精神文明建設「兩手抓」成為新時期黨的思想引領的主基調，如上世紀80年代初提出「五講四美三熱愛」，21世紀初提出「八榮八恥」，黨的十六屆六中全會提出社會主義核心價值體系，黨的十八大提出社會主義核心價值觀。黨的十八大以來，踐行社會主義核心價值觀，弘揚「擼起袖子加油幹」的奮鬥精神，是新時代黨的思想引領的重要內容。
增強黨的政治功能，離不開黨的整體功能的發揮。相對而言，在封閉條件下搞計劃經濟，人民的共同利益容易代表並實現；而在開放條件下搞市場經濟，必然導致人們利益和價值觀的多元化，尋找人民利益的「最大公約數」相對困難。中國共產黨在市場經濟條件下把人民群眾凝聚起來，需要通過市場把最廣大人民的利益聯結起來，變成利益共同體；需要推進廣泛多層制度化的協商民主，尋找人民利益的「最大公約數」；需要給基層社會植入核心價值觀，用一元引導多元。因此，必須綜合發揮黨組織的整體功能，才能把更多的人凝聚在黨的周圍。
（三）建立平臺機制確保社會治理活力
習近平總書記指出：「從我國實際出發，遵循治理規律，把握時代特徵，加強和創新社會治理，不斷完善中國特色社會主義社會治理體系，推進國家治理體系和治理能力現代化，更好解決我國社會出現的各種問題，確保社會既充滿活力又和諧有序。」[12]黨的十九屆四中全會報告的輔導讀本指出：「處理好活力和秩序的關係，是社會治理的大學問。」「堅持把活力和秩序統一作為根本目的。」[13]「網際網路上出現了各種各樣的平臺，許多大型網站擁有數額巨大的網民並成為人們獲取信息、相互交流的主渠道。」「迎接『平臺』現象的機遇和挑戰」，「下好先手棋，進而影響『平臺』、建立和維護自己的『平臺』，已經成為群眾工作的現實任務」[14]。
人類進入21世紀，信息技術革命提速深化，基於信息技術支撐的大型協作性組織迅速滲透各行各業。信息化新技術促成並支撐各種要素大規模集聚和擴散，使人類的生產生活方式日益向「平臺化」靠攏。「平臺機制」不僅適用於企業組織，而且適用於社會組織和政治組織的運行與管理。因此，讓基層社會治理既有秩序又有活力，僅僅依靠上下貫通的組織體系難以做到，必須廣泛建立和利用平臺機制，實現社會治理平臺化。如群眾自治平臺、社會組織平臺、生產生活平臺、集體經濟平臺、大數據平臺、共享經濟平臺等等，可以實現線對線、鍵對鍵、面對面有機連接，促進社會互動，增強社會活力。
中國共產黨要善於運用平臺機制領導社會治理。當今中國出現了諸如網絡意見領袖、網絡寫手、籤約作家、自由撰稿人、演員、歌手、網紅等自由職業者，這些人群大量活躍在網民、新經濟組織、新社會組織、社區、農民工群體、個體工商戶、「北漂」、網絡空間之中。這恰恰是中國式「公共空間」成長的標誌，這是市場經濟、全球化、網際網路、新媒體等因素共同作用的結果，體現了中國社會個體化發展趨勢。黨組織應該因勢利導，主動搭建或運用各種社會組織平臺，把這些新興群體組織起來，同時提升社會自組織能力，不斷增強社會活力。
在網際網路時代，黨的各級組織要善於運用平臺機製做好群眾工作。我們跟誰在一起？我們跟誰不在一起？這是網際網路時代黨的群眾工作的首要問題。在網際網路時代，中國共產黨要把群眾有效地組織起來，需要以網際網路思維建立再組織化的平臺機制。比如，主動設置空間場景（如構建網絡平臺或陣地）、主動塑造和傳輸網絡價值觀（如「爆品+網紅+故事」的方式）、跟蹤並熟練掌握新技術（如用大數據和算法掌握沉默的大多數、用網際網路的連接技術重構社會、用在線平臺服務群眾）、創新工作方法（如網絡表達、對受眾進行情緒管理，等等）、把支部建在網上（如在黨性教育中廣泛使用VR技術、黨員電子身份檔案建設、推進黨員信息管理工程），等等。
黨的基層組織要善於建立「網格」+「網絡」的平臺機制。近年來，在區域化黨建的基礎上，出現了網格化黨建。如果說區域化黨建是立足於黨的全面領導實現轄區內黨建要素的共建共享，主要依靠上級黨組織來統籌協調轄區內包括黨建資源在內的人、財、物資源，有效推進基層治理；那麼，網格化黨建則是把基層黨支部放在網心上、黨員放在網格上、黨的服務變成網線延伸出去，由基層黨支部創造空間、開發資源、發揮自主性、給上級組織創設議題，從而擴大黨的組織力和影響力。網格化黨建需要把物理網格與大數據網格重疊起來，運用人工智慧技術，實現黨建數據與社會管理、服務數據互聯互通，形成雙空間格局，充分利用平臺並調動各類主體的積極性，以黨建引領基層社會治理。
當前，全國各地城鄉社區治理可運用的平臺機制，按治理主體可分為黨政類平臺（如黨群服務中心、黨群服務站）、社會企業類平臺（如共享停車、社區食堂）、群眾自組織類平臺（如文藝社團、讀報社）等；按功能可分為文化發展類平臺（如社區共享書屋、市民學校）、民主協商類平臺（如村民議事會、老人會、樓棟長會）、經濟發展類平臺（如共享農莊、社區基金、集體經濟）等；按活動內容可分為公益服務類平臺（如鄰裡驛站愛心平臺、善工家園）、社區養老類平臺（如日間照料中心、智慧居家養老中心）、就業服務類平臺（如微信公眾號、「創業咖啡廳」）等。以成都市為例，截至2019年底，成都市有1.2萬家社會組織在社區提供專業服務，3.2萬個群眾性自組織在社區開展各種活動，9.6萬名「議事會成員」參與社區事務決策，220萬居民成為社區志願者，共同活躍在社區大大小小的平臺之中。
平臺機制有助於推進城鄉社區發展。社區發展具有多個維度，包括以集體經濟、社區經濟為主的經濟發展，以推進協商民主廣泛多層制度化發展為主要特徵的政治發展，以豐富群眾文化生活為特徵的文化發展，以社會組織培育為特徵的社會發展，以環境保護、生態宜居建設為特徵的生態文明發展，等等。社區發展是社區治理的前提，社區治理的目標是實現社區發展，二者屬於同一個硬幣的兩個方面，統一於黨的領導活動之中。
結語
正如習近平總書記指出的，「社會治理是一門大學問」[15]，黨領導基層社會治理，也是一門大學問。黨領導基層社會治理，是當代中國基層社會治理最典型的特徵。黨領導基層社會治理是中國共產黨的社會革命歷史使命決定的，是自我革命的鮮明品格決定的，是黨群關係同心圓的社會結構決定的，是中國社會個體化發展趨勢帶來的挑戰決定的。簡單照搬國家與社會關係理論來研究當代中國基層社會治理，其結論經不起推敲；簡單否定當代中國存在「公共空間」的觀點，必然無法解釋由市場經濟、全球化、網際網路、新媒體等因素塑造出的群眾自治空間不斷擴大的現實，也無法解釋憲法和物權法對私人財產權的保護必然有利於推進中國社會發展進步的趨勢；簡單把黨的全面領導理解為全面管理，必然導致基層社會秩序有餘而活力不足。因此，黨領導基層社會治理，需要提升黨的組織力確保社會治理秩序，增強黨的政治功能確保社會治理的正確方向，以平臺機制培育社會治理的內生動力與活力，實現社會發展與社會治理有機統一。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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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本文系國家社會科學基金重點項目「堅持和加強黨的全面領導研究」 （19ADJ001）成果。）
[ 責編：劉夢甜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