大家都知道，古代社會是男權社會。但大家是否知道，古代的女性有沒有財產權。今天我們就來談談這個話題。
先秦時，在嚴格的宗法制度下，女性並無財產權；漢朝時，女性在特定條件下可以繼承財產，因為按國家立法，「死毋子男代戶，令父若母，毋父母令寡，毋寡令女，毋女令孫，毋孫令耳孫，毋耳孫令大父母，毋大父母令同產子代戶」 ，戶主的繼承順位是：兒子—父母—寡妻—女兒—孫子—耳孫—祖父母—同產子（兄弟之子），身份為母親的女性屬於第二順位繼承人，身份為妻子的女性屬於第三順位繼承人，在第一順位繼承人缺位的情況下，她們可以通過取得戶主地位的方式繼承到財產處分權。
唐代，國家開始在法律上明確了女兒的財產繼承權（以辦嫁妝的名義）：「其未娶妻者，別與聘財；姑、姊、妹在室者，減男聘財之半。」 在戶絕情況下，父母的遺產除用於「營葬事及量營功德之外，餘財並與女」 ，確認女兒有權利繼承戶絕財產。
宋朝在唐朝的文明基礎上，將財產繼承立法發展到歷代最為繁密的程度，特別是關於戶絕財產的分配，宋人自己說，「竊惟戶絕之法，朝廷行之最為周密。」 不同身份的繼承人（如在室女、歸宗女、出嫁女、立繼子、命繼子），在不同條件下（如戶絕與非戶絕、立繼與命繼），繼承人各自的法定繼承份額為幾何，法律都作出了詳細的規範，因此，法官仲裁民間發生的財產繼承權糾紛時，基本上都有法可依。
在法律繁密化的過程中，宋朝女性的法定財產繼承權也發展至歷朝最高水平——雖然宋代還是男權社會，財產權還談不上男女平權，但不管與之前的漢唐時期相比，還是與之後的元明清時期相比，宋朝的女性都有更多的機會獲得更大的財產繼承份額，並且保有這份財產。
到了明朝，立法者對女性的財產繼承權似乎缺乏關注的熱情，以致法律上的相關規定非常之簡單，我們只能從《大明令?戶令》找到一個條款：「凡戶絕財產，果無同宗應繼者，所生親女承分。無女者，入官。」《大清律例?戶律》基本沿襲這一立法：「戶絕財產，果無同宗應繼之人，所有親女承受。無女者，聽地方官詳明上司，酌撥充公。」法律也不再區別在室、歸宗、出嫁、立繼、命繼等不同情況。我們認為，首先，這是民事立法萎縮的表現。
其次，這還體現了女性財產權的萎縮。因為根據這一立法，明清時期的女性，只有在戶絕、且沒有繼嗣者的條件下，才可以繼承到父母的財產；非戶絕的遺產，女性沒有法定的繼承權。雖然明清女性在出嫁時通常可以分到一份奩產，但這只是民間習慣，而非國家立法。一些司法判例也顯示，明清女性獲得奩產的權利也得到法官的同情與支持，但法官的依據是情理，而非法律。未能在法律上確認的財產權，終究是不穩定的。
即便是戶絕財產，女兒得以繼承的機會也是不可高估的，因為明代又推行強制性的繼嗣制，《大明令?戶令》規定，「婦人夫亡無子守志者，合承夫分，須憑族長擇昭穆相當之人繼嗣。」繼嗣成為一項義務，而且孀婦不再具有挑選繼嗣者的法定權利（要知道，在唐宋時期，繼嗣不具強制性，而是孀婦的權利，她可以立繼，可以不立繼，也可以挑選繼子），而一旦有了繼嗣之人，被繼承人的女兒在法律上便自動喪失了繼承遺產的權利。
而且，孀婦如果改嫁，還將失去對自己奩產的所有權——這一權利變更是從元代大德七年（1303）開始的，當時中書省江浙行省提了一個立法建議：「今後應嫁婦人，不問生前離異，夫死寡居，但欲再適他人，其元隨嫁妝奩財產，並聽前夫之家為主。」元廷採納了建議，只是補充了一句：「無故出妻，不拘此例」 ，即被丈夫無故休掉的妻子，還是可以帶走她的奩產。明清延續了元朝的立法，《大明令?戶令》與《大清律例?戶律》均規定，「其改嫁者，夫家財產及原有妝奩，並聽前夫之家為主。」同時「無故出妻，不拘此例」的附註被刪掉，意味著孀婦處分奩產的權利被進一步削弱。
不過，在民間，孀婦改嫁可帶走奩產仍然得到習慣法的承認，直到民國時期，南京國民政府主持的民商事習慣調查還發現，在一些地方，「為人妻者，對於私有財產有單獨處分之權」 。但顯然，這僅僅是地方性的民間習慣。在另一些地方，未必就如此。