5張老照片揭秘日本間諜窺探重慶(圖文)
據稱是日本在侵華戰爭前，派間諜對中國進行的一次全方位掃描並精心準備的第一手資料。
這批照片一共有2000多幅，照片說明直指中國方面商業、交通統計數據
前不久，一組拍攝於上世紀20年代的重慶老照片，出現在中興路舊貨古玩市場的地攤上。不願意透露姓名的收藏者對照片的來源閃爍其詞，老照片的真偽撲朔迷離。記者請教文史專家，抽絲剝繭建築有關線索，老照片的「身世」終於水落石出。
神秘老照片現身地攤
這組重慶老照片引起許多藏家興趣，但由於照片的來源撲朔迷離，要價頗高。記者經過多方打探，終於找到老照片的收藏者———一位不願意透露其姓名的攤主。
這組「神秘」的老照片共有5張，全部是5英寸開本的黑白照片，照片雖有些泛黃，但畫面清晰，從構圖與色光看，應該出自專業攝影家之手。照片是粘貼在3張頗有些年頭的黑色襯紙上（其中有兩張襯紙為雙面粘貼），每張照片的旁邊都配有統一規格的日文說明———後經翻譯得知，5張照片的標題分別為《重慶的碼頭》、《送水夫》、《穿著孝服的重慶土著居民》、《貴州街道》和《牌樓》。同時每一張說明的後面都加有「文字部分嚴禁複製」的日文字樣。其中《重慶的碼頭》、《送水夫》兩張照片的畫面，記者曾在許多展覽與出版物上都見到過。
對於其來源，攤主只說他敢擔保是「真東西」。後經記者再三追問，才說是去年從一個瀋陽藏友手中購得的，當時照片共有7張，其中兩張成都題材的照片已於春節前在成都送仙橋古玩市場出手。當記者問他花多少錢買的這組照片時，攤主笑笑說不便透露，不過他告訴記者，「那兩張成都的照片，是賣了個好價錢的。」
經過再三請求，攤主同意記者付費翻拍這幾張照片及其說明。之後，記者找到專門機構將相關說明翻譯成中文，並請教了有關的文史專家。
中國三峽博物館研究員張榮祥瀏覽了記者翻拍的照片後說，《重慶的碼頭》和《送水夫》這兩張照片，館內已有收藏。而那張《牌樓》照片，他曾在何智亞先生（著名文史專家、中國城市規劃學會歷史文化名城學術委員會委員）的學術文章中見過。
在接受記者採訪的時候，何智亞先生告訴記者，照片是重慶社科院的研究員鄧平先生提供的。當晚，記者便來到北環附近鄧平先生家。
鄧先生在看了這些老照片後說，他也在中興路市場見到過這組照片，從照片和配圖說明的成色考量，應該是上世紀20—30年代日本出版的一批《亞東印畫輯》影集的原件。鄧先生還向記者出示了他在10年前購買的一套名為《窺伺中國：20世紀初日本間諜的鏡頭（上、下冊）》的畫冊（以下簡稱《窺伺中國》），在這套著名民俗專家烏丙安參與主編的畫冊中，記者見到了《送水夫》、《牌樓》和另外兩張出自島崎役治的重慶老照片。
記者仔細閱讀了烏丙安先生的《題記》，並在網上搜索了有關島崎役治的相關資料後，終於揭開了這組重慶老照片的神秘面紗。
拍攝者是日本間諜
這批記錄上世紀20—30年代中國圖像的老照片，在國內最早被「發現」於1999年，是瀋陽的一位畫廊老闆花巨資從日本民間收集得來。此事經媒體披露後，引起了遼海出版社社長李家巍的高度重視並以最快的速度組織了遼寧省博物館、檔案館、圖書館以及遼寧省的史學界、民俗學界的一些權威專家對這些照片進行了「會診」，其結論令人震驚———
根據準確資料得知，這兩千多幅照片，均出自於1924年至1932年間一個名叫島琦役治的攝影師之手。此人是日本南滿鐵道株式會社的情報人員，公開身份是「亞細亞寫真大觀社」的專業攝影記者。這家雜誌社並非尋常意義上的一般文化機構，它是將雜誌社作為幌子，以大量竊取中國情報為目的的間諜機構。
在這兩千幅的照片中，中國的城鎮和鄉村佔據相當篇幅。這類照片中，島崎役治所感興趣的主要是具有特殊意義的客貨站、海港碼頭、市內交通和公路設施、中心廣場、商業街、重要廠礦及城鎮所表現出來的特徵等。對一些重要軍事要地，更是不厭其煩反覆拍攝。在已經發現的有關重慶題材的老照片中，就有對朝天門碼頭、浮圖關城樓、長江航運、重慶的城市地貌及民居特徵的「忠實」記錄。
專家認為，這是日本政府在「九一八」事變前，派出間諜人員對中國境內進行的一次全方位的掃描，其目的就是為發動侵華戰爭而蓄意精心準備的第一手資料。
照片說明直指統計數據
島崎役治在拍攝中國商業、交通等方面的照片時，也並不僅僅局限於照片本身的內容，而是把照片所代表地區的物資、貿易等內容統計得十分詳盡。比如在《重慶市一角》的圖片說明中，就有「許多房屋依山而建，山下的長江裡有許多客船。重慶有人口50萬。商業發達，是百貨的集散地」的記載。而在《送水夫》的旁邊，也有「重慶幾十萬居民均以江水作為飲用水……根據當時中國方面的調查數據，每天要運水16萬挑到20萬挑。」的圖片說明。
由於有日本政府作為「堅實的後臺」，島琦役治長達8年的「中國之行」，其足跡遍及中國東北、華北、華南及西南的20多個重要省區，拍攝了數以千計的「珍貴」照片。如今，還沒有更詳實史料記錄他的行程線路與時間，但從照片所顯示的畫面推測，他到達重慶的時間應該是在1927年3月以前。在那張近年來被廣泛使用的重慶朝天門碼頭的老照片上，我們還能在照片的右上角清晰地看到朝天門的城樓和城門（該城樓與城門是1927年3月修建朝天門碼頭時被拆除的），考慮到重慶地處中國內陸的現實，島琦役治不可能多次往返，可以初步推測，這批反映重慶的老照片應該是在同一個時期拍攝的。
根據史料記載，當年日本「亞細亞寫真大觀社」出版的「亞細亞寫真大觀」，都是以地區作為主題連續推出的，在中興路發現的老照片的黑色襯紙上，記者發現了有鉛筆編寫的34、35、36、39、40的編號，收藏者說這些編號是他買來時就有的，由此推斷，這些老照片應該是當時以中國西南為主題的某一期「亞細亞寫真大觀」中的幾張。而那張被廣泛使用卻一直不知道出處的朝天門老照片，其攝影者也該「驗明正身」了。
《牌樓》拍攝地眾說紛紜
在記者翻拍的幾張重慶老照片中，原照片拍攝地點爭議最多的，要數標題為《牌樓》的照片了。原照片說明的失誤與近年來諸多出版物的「以訛傳訛」，使該照片的拍攝地變得撲朔迷離。
首先，在其日文說明中，就有「成都街道所見」的字樣，以至在《窺伺中國》畫冊中，將其編入了四川省的部分。另外，日文說明中雖然有「浮圖關是重慶至成都要道的必經之地」的注釋，但緊接著又出現了「夜雨寺城樓門在深秋中寂然矗立」的文字，其圖說中還有「夜雨寺前有一座高大的牌樓和幾座石碑」的描述。
據鄧平先生介紹，在他見到的出版物中，有將此照片注釋為成都某地的，有將其誤認為是大坪七牌坊的。而在江蘇美術出版社《老重慶/巴山夜雨》一書裡選用該照片時，其圖片說明稱：「這幅照片歷史非常久遠，以至難以考證它的具體位置。」
鄧平先生說，從圖片的角度及位置考量，這張照片應該拍攝於浮圖關靠大坪方向的城門處，牌坊後面的建築是明顯的城樓格局而非寺廟建築。
在渝中區政協2006年編撰的《重慶市渝中區文史資料（16輯）》中，有一篇題為《大坪的牌坊與石碑》（作者孟繼）的文章對照片中的牌坊位置進行了詳細的考證———
這座牌坊距城門洞二三十米，明間下有石梯7步，驛道的走向是從北向南，太陽下牌坊的影子偏向東方，其地形與今新市場牌坊舊址一致。
記者在「新市場101號」處確實看到了與照片場景走向一致的老路基。現年82歲、1956年就居住在新市場87號的楊應碧老人，在看了這些圖片後肯定地說，這個牌坊就在她家上面。她的兒子王明林告訴記者，他小時候經常在牌坊下玩耍，牌坊是文革開始後才被拆除的。
籠罩在這座古老牌坊上的「迷霧」終於散去———它既不是七牌坊中的一座，也沒有立在「古色蒼茫的夜雨寺」前，更不是在「成都某地」。