荒廢的「國營七礦」
李桂珍一家和朋友回「七礦」聚會，小賣鋪對面曾是電影棚和廣播室，現在已經夷為平地。
原「七礦」職工宿舍
「七礦」退休人員安置點
入夏後的一個晚上，48歲的李桂珍像往常一樣騎著電動車下班回家，屋裡的桌子上多了個從外地寄來的快遞包裹，裡面有本淺黃色封面的冊子。
寄件人是在雲南大學讀書的女兒，包裹裡是她剛剛完成的碩士畢業論文——《母親的故事：一個下崗女工的社會互動和自我建構》。
「哎呀，這孩子寫我幹嗎？」看到封面上的標題，李桂珍在心裡嘀咕了一下，但又好奇女兒到底怎麼看自己。她飯也不吃了，坐在沙發上開始翻看，文章很長，裡面還有許多「深奧枯燥」的詞，但看著看著，淚水開始漫上來。
李桂珍在雲南省西部一個城市的中學裡擔任宿舍管理員。這個總是窩在角落裡拖地、洗校服、刷球鞋的中年女人，曾是當地一家大型軍工廠裡的播音員，就連附近鄉鎮的村民都聽過她的聲音。
即使在那個生命中最「輝煌」的階段，廠志裡關於李桂珍的介紹也只有短短12個字：「有播音員1人，每天播音3次」，名字都沒有提起。如今，她只是社會底層一個不起眼的下崗女工，但25歲的女兒花了兩年多時間，用4萬多字，把她寫在自己的畢業論文裡。
母親是一個柔弱的個體，大千世界中一顆毫不起眼的微粒
沿著坑坑窪窪的砂石路，車開進一個人煙稀少的山溝，最後停在一塊三角形的空地上。
李桂珍下了車，看上去興致不錯。她指著前方說：「這就是我們工會，那個是舞廳，那個是電影棚，我的廣播室就在電影棚上面。」
順著她手指的方向看過去，只有一片爛泥地和荒蕪的雜草。遠處是幾排低矮而整齊的紅色磚房，窗戶玻璃支稜著凌厲的尖角，裡面黑洞洞的，早已無人居住。可李桂珍和同行的幾個人對著這片廢墟，聊得很起勁。
這一幕讓站在旁邊的女兒蔣易澄感到好奇。當時，這個雲南大學傳播學專業的研究生正在準備自己的碩士畢業論文，她要研究「三線工廠」職工的集體記憶。此次回老家參加父輩們的聚會，是田野調查的一部分。
蔣易澄是標準的「三線子弟」，她的父母、祖父母、外祖父母、姨媽舅舅都屬於一個代號叫「國營七礦」的鈾礦冶煉工廠。1970年代，他們響應支援三線建設的號召，從全國各地來到這個距離昆明500多公裡的小山溝，把這裡逐漸建設成一個擁有糧店、百貨店、學校，甚至舞廳和燈光球場的山中「小社會」。
李桂珍和蔣易澄腳下的這塊三角地，曾是整個礦區的中心。「七礦」最輝煌的時候，接近2000人在此工作、生活。1990年代末，國有企業改革，「七礦」宣布破產，李桂珍買斷工齡下崗，職工接連離開礦山自謀生路。如今，整座工廠只剩下5位老人看守。
雖然成為單位「甩掉的包袱」，但提起「七礦」，李桂珍仍掩飾不住自豪，「原子彈爆炸我們是作了貢獻的！」她總喜歡對外人這麼說。此次女兒回老家採訪三線建設的事，她跑前跑後幫忙聯繫老同事，帶女兒去退休人員安置點，讓那些老人講講「採掘隊大幹多少天」的輝煌記憶。
蔣易澄最初並沒有注意到母親有些反常的舉動。對她來說，母親只是自己眾多採訪對象中的一個。但母親在聚會中不同於平時的表現，讓她開始好奇，為什麼在家裡有點敏感、一度不愛與外界接觸的母親，重回「七礦」後那麼開心、健談？她在那裡到底經歷過什麼樣的時光，離開礦山後又遭遇過什麼打擊？
儘管和母親朝夕相處25年，但這些問題她並不太了解。
回到學校後，蔣易澄去導師的辦公室裡匯報論文進展。聊天時，她無意中提到母親下崗後爭取權益以及出去打工後心理上的變化。坐在對面的導師聽了眼睛一亮：「這反映了人的自我認知的發展。」導師推薦她回去讀讀美國學者喬治·米德的《心靈、自我與社會》這本書。
「人的心靈和自我完全是社會的產物。」書裡有這樣的論斷。
蔣易澄開始重新審視這個最熟悉的採訪對象。「母親是一個柔弱的個體，大千世界中一顆毫不起眼的微粒，但為什麼此刻看她竟覺得她如此強大？如果時代洪流總是將人左右，讓人無奈，但人也是可以反抗、適應和改變的。」她在論文中寫道。
這個年輕姑娘意識到，自己本來要探尋的「七礦」發展、變遷歷程，其實早就與母親的命運交織在一起。但蔣易澄並沒有告訴母親，自己論文中的主角已經換成了她。
那下覺得「啊嘛太幸福了」，後來才知道生活不是這樣的
下崗後李桂珍一直四處打工，她開過餐館，賣過雜貨，給別人織過毛衣，當過清潔工。一天忙完，只有在回憶時才能成為往事的女主角——
那是李桂珍最舒心的一段時光。20歲接父親的班，在中央直屬企業裡當播音員，掙得比地方上多，穿得也時髦：下面一條緊身氨綸褲，上面是鴨蛋綠的長款西服，頭髮高高地盤起來，「還是挺好看的」。
廠裡的年輕小夥子開始行動了。那個年代追女孩的方式還算樸素，有忙著給她佔座的，有搶著幫她抬水泥的，還有把存摺拿給她看的，但他們最後都輸給蔣易澄的奶奶。奶奶每天早上守在自家窗口前等著李桂珍經過，招呼她進屋吃早點。不知道吃了多少碗有荷包蛋的麵條後，這個廠子裡眾人矚目的姑娘成了她的兒媳婦。
李桂珍說自己和蔣易澄的爸爸一見鍾情。相親時，他打扮得像個牛仔，跟廠裡那些下井工人很不一樣。他是駕駛員，開了輛天藍色的汽車，斯洛伐克進口，據說全雲南只有10輛，經常帶著李桂珍出去兜風。
「那下覺得『啊嘛太幸福了』，後來才知道生活不是這樣的。」李桂珍苦笑著說。
改變首先是從蔣易澄出生後開始的。廣播室「一個釘子一個眼」，播音時間是固定的，遲到一分鐘，全礦都知道了。李桂珍只能給領導打報告，離開廣播室，去辦公室當打字員。到女兒3歲，該送幼兒園了，可礦區的老師怕鈾輻射，走得沒剩下幾個。沒辦法，李桂珍辦了停薪留職，陪女兒去市裡上幼兒園。那時她才26歲。
家裡少了一個人的收入，頓時有些捉襟見肘。年輕的李桂珍也不習慣當閒人，她在公園旁租了間房子開飯館，鋪面不大，只有五六張桌子，獨創的清蒸鴿子這道菜在當地頗受歡迎。可好幾次中午忙完生意，回頭一看，女兒不見了。
李桂珍「像瘋人一樣」衝出飯館滿世界找。她問路旁賣冰激凌的：「大媽你有沒有看見我家姑娘？」問街邊賣燒烤的：「大姐，有沒有看見我姑娘？」誰也沒看見。正哭得稀裡譁啦，飯館裡的小工追出來：「老闆娘老闆娘，孩子在被子後面睡著了。」
擔心孩子有一天真會丟，李桂珍把飯館關了。
「得到這樣就必須放棄那樣。」20多年後，李桂珍說得輕描淡寫。她剛在廚房裡忙乎完，做的是黃燜雞，曾經的招牌菜之一，雞肉又嫩又入味。如果飯館繼續開下去，她應該是個好廚師。
「女人嘛。」她用這3個字結束感慨。可有一件事是真後悔了，女兒7個月大時她參加成人高考，錄取通知書來了，可孩子吃著奶，丈夫又老出差，考慮幾天，她最終沒有去學校報到。
「我沒有辦法，自己放棄了嘛。如果那時把文憑讀出來，我就不是今天這樣子了，就不會走下崗這條路了。」李桂珍的聲音低沉下來。
這件事蔣易澄不止一次聽母親講過。準備論文時，她在廠志裡找到了印證：「著重對青壯年職工進行培訓……送大專院校系統培訓10人。」蔣易澄在那行字底下畫了個箭頭，用藍色螢光筆在空白處寫道：「媽媽成人高考的遺憾。」
可她一度對這件事有些反感。母親說多了，她有時忍不住回嘴：「哎呀你別講了，煩得很！」
「她總講『為了你犧牲很多』，我心裡就會不爽，幹嘛老怪我？後來理解了，她有她的無奈，這個對她太重要了，她就是因為沒有文憑被別人看不起、被各種『卡』，所以她才不斷強調讓我接受教育，成為人上人。」蔣易澄說。
寫畢業論文的這兩年多裡，蔣易澄學會了寬容與傾聽。她採訪自己的家人，聽他們一遍一遍講過去的事情，儘管很多講述與她的論文沒什麼關係。在退休人員安置點採訪完，她給那些獨居的老人拍照，之後專程送過去。
「人沒有那麼多時間去傾聽，另一方面，甚至也沒有那麼多人願意講，訴說了以後又怎麼樣，現實狀況還是沒有改變，所以乾脆選擇不說。」她的聲音有些低落，「有這個機會讓他們能訴說，也挺好的。雖然我聽得太多了，不覺得稀奇，但是總有人不知道吧，總有人會想聽聽他們的聲音吧。」
「原來我根本不了解她的精神生活，也沒能幫她分擔」
畢業論文是女兒的一件大事，李桂珍一直很配合採訪。當問到下崗這件事，蔣易澄踩到「禁區」了。
「你寫這個東西有些也不要去那種(深挖)，不要影響你的前途，過都過了，管它的，你去捅它搞不好就捅個馬蜂窩了。真的！」李桂珍囑咐女兒。
1999年，李桂珍下崗。有數據統計，在1998年至2003年的國有企業改制中，全國下崗工人高達2818萬。
剛上初中的蔣易澄並不清楚母親身上發生了什麼事，只記得有一段時間，母親總是忙著寫東西，看資料，經常接了個電話就出去，也不知道到底在幹什麼。後來才聽說，母親和其他一些職工在聯名上訪。
早在李桂珍下崗前，「七礦」已經停產了好幾年。由於鈾礦山資源枯竭，「軍轉民」的小項目效益不高，企業一直虧損。廠裡領導鼓勵職工自謀出路，蔣易澄的父親是技校畢業，有文憑，找了個機會調到市裡給領導開車了。
李桂珍沒有這種機會。她接到單位電話，回去開了3天「動員會」。領導在臺上說，「七礦」轉過年就要破產關閉，職工能調走的調走，接近退休年齡的可以退休，剩下的如果買斷工齡，能拿到四五萬元的「退職費」。李桂珍選擇「買斷」，然後用退職費在市裡開了間雜貨鋪。
可實際上「七礦」堅持到2002年才宣布破產，沒有響應動員「買斷」的員工照常領工資，挨到企業破產時接近提前退休年齡，直接回家領退休工資了。李桂珍醒悟過來，企業「減負」，自己被「就地解決」了。「就像一個圈套」，她咽不下這口氣，開始和同事寫聯名信上訪。
在蔣易澄的觀察中，這件事對母親是個巨大的傷害，也促成母親自我意識的覺醒。「母親意識到曾經那麼賞識自己、需要自己的系統也有欺騙、唬弄自己的時候，為它作了那麼多奉獻，也應該有主張自己權利的時候。母親也意識到，曾經以為可以依靠一輩子的『大樹』，總還是有枯萎、傾倒的時候，不能不早一些豐滿自己的『羽翼』以便更好地生存下來。」她在論文中分析。
但「自我意識覺醒」的代價是：丈夫被單位領導叫去談話，家裡的小賣鋪被定為「黑據點」，李桂珍被列入「黑名單」。她不想連累家裡人，「乾脆離婚，我還是要走我自己的路，把這個公道討回來！」
蔣易澄的爸爸當然不同意。「倔成什麼呢，呵呵。」接受女兒採訪時，他只是一笑而過。可李桂珍在論文裡看到這句話時哭了。丈夫當時安慰她：「你就在家呆著，我有吃的，也不會餓到你。」她覺得自己當年沒看錯人。
母親爭取利益這件事，蔣易澄此前毫不知情。「真的是不能想像，那段時間她經歷的思想上的壓力。她要顧慮到我爸爸的工作，我的前途，但你讓她妥協，她會挺痛苦的。原來我根本不了解她的精神生活，也沒能幫她分擔，一想確實，哎呀……」她突然停住，說不下去了。
爭取權益失敗，雜貨鋪也開不下去，李桂珍成為徹底的家庭主婦。她覺得自己「被社會淘汰了」，廣場舞也懶得去跳，每天就窩在家裡沙發上，給婆婆繡十字繡，給女兒織毛衣。在重複的一針又一針裡，脾氣變大了。老公回家晚了，她要發火；路上遇到熟人問她最近在忙什麼，「這不是在家待著嘛」，她三言兩語帶過，不再像過去那麼熱情。
「就感覺英雄無用武之地！」李桂珍皺著眉頭說，「我有一身的勁，但沒地方使，做這樣也不成功，做那樣也不成功，對自己失去自信，覺得無能，走到哪個地方都矮人一截，覺得不如人，乾脆就不要與外界接觸，天天在家算了。」
和李桂珍一起下崗的人也遇到了同樣的問題。她的一個同事得了抑鬱症，一個天天在家打麻將，夫妻一起下崗的離了婚，孩子也不去上學了。
唯一令她欣慰的是，女兒懂事。李桂珍下崗後，家庭收入比之前少了一半，她還要自己攢下錢繳養老保險。「有幾次她爸出差，我跟我姑娘一個星期才用7塊錢啊，你說我和我姑娘咋過來的？我跟你說，就是天天蒸饅頭，熬點粥，燒一個湯，就可以吃一頓了。」中學生過生日流行請來請去，要好的女孩子們湊錢買禮物，這種活動蔣易澄很少參加，她的生日都是悄悄過的。
「哎呀，我們還是虧欠閨女好多啊。」有一天，平日裡沉默寡言的蔣爸爸突然這麼對妻子說。
「她爸也是相當難過啊。」李桂珍嘆了口氣。
「我常跟我女兒說我不敢想，我怕我鑽進去得神經病」
蔣易澄考上研究生後，李桂珍覺得不能再這麼在家裡待著了。一方面家裡經濟有點緊張，另一方面，「我女兒讀到這個文化層次了，我如果不求上進，對她是一種負面影響」。
回歸社會的第一步是重新回到廣場跳舞，增加自信心。這並不難，李桂珍本來就是單位裡的文體骨幹，在一群身材走形的中年婦女和顫顫巍巍的老大媽中間，她的動作很標準。
第二步是找份工作，這讓李桂珍有點心理障礙。「一是歲數大了，二沒有文憑，三又沒什麼技術，後來想想，管他呢，叫我幹什麼我都行。」她每天騎著車上街轉悠，看見一家剛開業的床上用品店貼在門口的招聘啟事，底薪1500元還有提成。
李桂珍決定去試試。她用床單折成開屏的孔雀，用被罩給櫥窗裡的模特裹出各式各樣的裙子，加上過去積累的人脈，開業那幾天她一個人就賣出20多萬元。可到了發工資時，承諾的5%提成變成500元獎金，李桂珍覺得自己受騙了，「你不能500塊錢就把我打發了」，她一氣之下辭職。
第一次再就業的嘗試受挫。「從表面上我這個人很樂觀，但我常跟我女兒說我不敢想，我怕我鑽進去得神經病。」李桂珍說。
一次偶然的機會，聽說當地一所中學有公益崗位面向「4050」人員招聘，當宿舍管理員。她應聘成功，可幹了半個月就有點受不了。她在工廠都沒怎麼幹過體力活兒，如今拖地拖得手直翻筋，膝蓋都不會打彎了。
李桂珍有點打退堂鼓。她回家跟丈夫傾訴，可丈夫聽著聽著忍不住想「吼」她：「咋會一天就是在抱怨！」周末一個人守著空蕩蕩的宿舍樓，她只能打電話跟女兒「吐槽」。
「不要太去計較利益，遵循自己的內心。」在外地讀書的蔣易澄在電話裡安慰母親，「做什麼都會遇到問題，會有不同的煩惱，現在你這種心態做什麼都會煩惱。」她分析著，已經不再是那個在被子後面餓得睡著、需要媽媽照顧的小女孩了。
聽了女兒的建議，李桂珍決定堅持下去，「管他呢，做事情力氣出了還會有，也不會累死，就做唄。」她翻開自己的手掌，幾條凸起的青筋趴在手背上，「我以前細皮嫩肉的，現在老繭都出來了。人一輩子不會一帆風順，我鼓勵我家女兒，你多讀書，現在苦就是為了比父輩母輩過得好嘛。」
母親的期待對於蔣易澄來說更像是一種無形的壓力。「她自己覺得很挫敗，所以會把那種東西轉移到我的身上，要求特別高，想讓你無時不刻地好、好、好。他們怕你吃虧，怕你考慮不周全，我做什麼老是覺得受束縛，變得跟他們一樣要考慮很多東西，放不開，很累。」蔣易澄說。
她也曾因此發過脾氣，但現在想明白了。「每每回想起來，才深刻發覺自己很是愧對母親，我從來沒有真正了解過她的需求，不知道她情緒不好的來由，不理解她的擔憂、焦慮和孤寂，太多太多，有時候甚至厭煩她對我過分依賴和給予期望，我不明白人生歷程是這樣地短暫又漫長，不懂得在面臨人生抉擇的時候還有很多複雜的原因和時代背景，也不清楚人到中年沒有固定工作又沒有養老保障的那種失落和焦慮。還好，藉由這次畢業論文的機會，讓我提早體會、省悟。」在論文後記中，蔣易澄這樣寫道。
探尋母親的「自我」，也是在不斷拷問自己的「自我」
隨著論文的進展，越來越多的問題超過蔣易澄預想的範圍，探尋母親的「自我」，仿佛也是在不斷拷問她的「自我」。她要跟著母親上班、買菜、勞動、做家務、聚會，有時也會不耐煩。
放假回家時，蔣易澄常去學校幫母親做大掃除。她拖洗走廊地板，擦大廳的玻璃窗，戴上塑膠手套撿草坪上的空瓶子。休息時，母親讓她幫忙出了期黑板報，蔣易澄隨手畫了幾朵向日葵和一個拿著書的小男孩，母親在上面寫了一行字：「歡迎同學們歸校，歡迎新生入住，你們到家了！」
李桂珍已經適應了自己的新工作。她讓女兒上網查如何管理初中宿舍、如何搞好宿舍文化的資料，然後把這些摘抄在筆記本上。蔣易澄翻過那本筆記，裡面還有母親之前在床上用品店參加家紡培訓的筆記。她發現母親一直在默默地補充知識。
李桂珍的管理方法很見效。她跟那些總是板著臉的宿舍管理員不一樣，檢查衛生時看到哪個寢室做得不好，她自己動手打掃乾淨，然後寫張小紙條放在床上：「帥哥，你們下次就像宿管這樣去做。」她熟悉這棟宿舍樓裡每一張臉，坐在一樓管理室的推拉窗後面，她大嗓門提醒那些飛奔的男孩：你的衣領沒翻出來；你的鞋帶開了；站住，你不是這個宿舍的。
男孩子很喜歡這個宿管阿姨，他們把喝完的飲料瓶子堆在教室後面，晚上下自習後帶回來給她。老師說，他們還把李桂珍寫進了作文裡，「你是怎麼把他們豁住的啊？」
蔣易澄也要把母親寫在自己的文章裡，但她要寫的不是一篇幾百字的作文，而是畢業論文。這讓她有點矛盾。
「要不斷把我媽牽涉進來，但是我又不想把她牽涉進來，畢竟要給老師、同學看的，甚至以後上網了，大家都可以去看，感覺會把自己的家庭故事暴露出來，心裏面還是有所顧忌。」動筆前，蔣易澄一直給自己做「心理建設」。
「在別人看來，她媽媽只是一個宿管員，拿出來說會不會……但是我很早就對這些東西不在意了。我不會覺得我媽媽下崗在家沒工作，我就丟臉。如果同學問起我媽是幹什麼的，我就說在家，當家庭主婦。」說這話時旁邊恰好有人經過，她的聲音不自覺地變小了一些，但很快又恢復了自信，「我覺得我媽挺優秀的，不是拿不出手，大學時我媽經常給我織毛衣寄來，別人特別羨慕。」
對於蔣易澄來說，這篇論文不僅僅是一篇文章，「它提供給我太多思考的層次，關於人生，關於婚姻，關於個人的命運，以前特別無知，不會思考這些東西，一下子覺得是個成長儀式。」
有一次，蔣易澄獨自回「七礦」採訪。那天天空下了很大的雨，山中霧氣濃，什麼都看不清楚，路上沒什麼人，周圍安靜極了，只聽見雨點落在地上的聲音。她坐在小賣鋪門前躲雨，幾隻小雞在她腳邊來來回回地啄食。那一刻她突然覺得時間靜止了。
正對著的地方曾經是廣播室和電影棚，母親就在裡面播音。「礦廣播室今天的第一次廣播現在開始，下面轉播中央新聞……」喇叭的功率很大，附近鄉鎮都能聽到。等到了晚上，電影棚會放露天電影，人們帶著小凳子和飯菜聚在這裡。
如今，她眼前的只有荒草和泥巴。電影棚和廣播室早已夷為平地，廠裡曾經最時髦的燈光球場也變成爛水塘。
「突然覺得，原來不管怎樣生活還是要繼續的，要去過自己的生活，有時候確實很無奈，但有些東西你根本改變不了，只能往前走。」這個25歲的姑娘說。
這是這個答辯季看到的最鮮活的論文
得知論文答辯分組後，蔣易澄有些擔心。雲南大學新聞學院教授郭建斌是這一組的答辯老師，他的綽號是「殺手」，上課時很嚴肅。蔣易澄的論文光看標題就顯得有些與眾不同，這畢竟是學術研究，不是文學創作。
「能過嗎？」有人表示擔心。
答辯前一天，蔣易澄的同學突然「炸了鍋」，他們讓蔣易澄趕緊看郭建斌的微博，「你這個肯定沒問題了，老郭都認可你了。」
那條微博寫的是：「一個學生的碩士論文，居然寫的是她的母親……這樣的論文，差點看得掉淚了！這是這個答辯季我看到的最鮮活的論文！」
事實上，郭教授看到論文的開頭時就被吸引了。「我們對我們父輩那段歷史和生活經歷其實不太了解，而且缺乏和父母共同做一些事情的經歷。」論文中蔣易澄幫母親去學校打掃衛生這個不經意的細節讓他很感動。儘管認為論文的理論部分稍有欠缺，但他充分肯定這種「接地氣」的嘗試。
郭建斌試圖在記憶中搜尋這個女孩在自己課堂上的表現，可沒有任何痕跡，她很少發言，一直都很低調。
本想繼續保持低調的蔣易澄現在火了。郭建斌的微博發表後，外校的老師也來索要這篇論文，一位新聞學院的女院長看完後哭了。答辯現場，提到幫母親做衛生那個細節時，郭建斌也有點哽咽。「這是一個懂事的閨女」，他當著所有人的面這樣說。
站在臺上的蔣易澄聽了「好想哭」。「不是因為他表揚我，而是因為有個理解你的人，那一分鐘特別受觸動。」她說。
論文答辯前，蔣易澄把這篇論文快遞給母親，想聽聽她的反饋。李桂珍這才知道，自己成了女兒的研究對象。
「她成熟了很多。」李桂珍說，「平時說不出來的話寫出來了。」
看完論文，接通女兒的電話時，李桂珍已經恢復平靜。她甚至有點挑剔地說：「有些用詞語句還不是那麼流暢，很多故事還沒寫進去。」
「哎呀這個是論文，不是你想寫什麼就寫什麼的。」蔣易澄忍不住笑了。她根本不知道，要求總是那麼高的母親在打來電話前剛剛哭過。
蔣易澄的論文也完成了李桂珍一直以來的一個心願。1998年，蔣易澄的外公被檢查出矽肺晚期。他是一名八級鉗工，當年響應國家號召，帶著全家從貴州到這裡支援三線建設。他在病床上跟兒女說：「我把你們帶過來，現在帶不出去了。」
當著父親的面，李桂珍一直忍著，回家後才大哭了一場。那時她下崗，姐姐下崗，哥哥下崗，嫂子也下崗，幾乎全家人都下崗。「如果我們條件好一點，他精神壓力不會這麼大，因為他也自責，是他把我們帶進礦裡的，他覺得是他的責任。」李桂珍的眼睛溼了。
兩個多月後，老人去世了。臨走前，他曾想買塊手錶留給妻子，只需要兩三百塊錢。可拮据的老鉗工沒這筆錢，女兒李桂珍也掏不出來。這個遺憾讓她至今覺得愧對父親。她想把父親的故事寫出來，「我覺得我爸跟王進喜比也不差啊！」
蔣易澄考上新聞學院後，李桂珍叮囑女兒：「你學這個嘛，要在寫作上好好練一下，如果有機會，將來把你外公、把七礦的事寫出來。」
她只是這麼一說，但蔣易澄一直記在心裡。(中國青年報)