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我這輩子的價值,我不管怎麼著,我救了一代人,不管是多還是少,畢竟她們後邊走得比我好,比我幸福就足夠了。這就對我是最大的安慰了。」
全國第一所全免費公立女子高中的校長張桂梅,在談到人生價值時這樣說到。
2020年是華坪女高成立的第十二年。從2011年第一屆畢業生起,華坪女高連續9年綜合上線率100%,一本上線率從首屆的4.26%,上升到2019年的40.67%,排名全市第一。
在今年的高考中,華坪女高共159人參加高考,150人過本科線,其中600分以上的17人,一本線以上70人。理科最高分651,文科最高分619,均為全縣最高。其餘9人也全部過了專科線。
然而,對於這樣的成績單,張桂梅是不滿意的。她的目標是讓孩子們全部上一本,或者雙一流,還想讓她們上清華北大。她想讓山裡的孩子也能走進最好的學校。
建校至今,這所女子高中一共將1795名大山裡的女孩送進了大學。很難想像,如果沒有張桂梅,沒有華坪女高,這些孩子的未來會是怎樣,她們可能還會在大山裡重複著她們母親的人生。讀書,給了她們改變命運的機會和自由,讓她們衝破束縛成長的堅冰。
12年裡,張桂梅先後被授予全國先進工作者,全國五一勞動獎章,全國最美十佳鄉村教師等40多項榮譽稱號。個人榮譽,集體佳績,政府和社會各界先後投入的9000萬建校資金,現在看來,一切都充滿榮光,一切都那麼好。然而,只有張桂梅校長以及和她一起堅持下來的老師們才知道這一路走來有多麼艱難——那是常人無法承受之難。如張校長所講,「是用命換來的」。
張桂梅出生於1957年,黑龍江人。如今看她的一些採訪,還能從她的口音裡聽出一些家鄉味。離家這麼多年,這是她身上所剩不多的家鄉的痕跡。
17歲那年,她隨姐姐來到雲南支援邊疆建設。18歲考入麗江教育學院讀書。33歲時,她隨丈夫來到大理喜洲的一所中學任教。
然而,天有不測風雲,1996年,她的丈夫因胃癌去世。張桂梅黯然神傷,她申請從大理調出。後來,她被分配到華坪縣民族中學,開始了她與華坪的緣分。
華坪縣
到華坪還不到一年,張桂梅被查出子宮裡有一個快5斤重的肌瘤。而因為之前給丈夫看病,那時她的積蓄已經所剩無幾了。縣長知道後,告訴她:「張老師,你不要怕,我們再窮,都會救活你。」後來,縣裡專門組織了捐款,有的婦女兜裡只有坐車的幾塊錢,也都捐了出來。
經過這件事,一個想法深深地紮根在她的心裡:「我沒為這個小縣城做過一點點貢獻,我卻給它添了這麼大的麻煩。他們把我救活了,我活著要幹什麼?我要做點事!」
後來,她發現很多女孩子上著上著學就不來了,通過家訪才知道,十來歲的女孩要麼被留在家裡幹農活,要麼就被嫁了人。在一個學生家裡,她看到還在上初一的男孩在縣裡上補習,卻把正在上高三的女孩留在家裡不讓讀書。
從2001年開始,張桂梅被任命為兒童福利院的院長,她發現福利院的孩子中,有很多是遺棄在福利院門口的健康女嬰。
學生的家裡
滿腔的感恩之情,加之觀念差異對心靈的撞擊,使她漸漸地萌生出一個想法,要讓女孩子有學上。女孩受教育可以徹底改變「貧困女孩—貧困母親—貧困下一代的惡性循環」。她要建一所全免費的女子高中,「救一個等於救三代」。
可想而知,在窮鄉僻壤,她要面對的是無處可籌的建校資金,是根深蒂固的重男輕女的思想,是人老幾輩固定的家庭分工和生活模式,以及硬生生地把男女分開的外界質疑。
在大山裡建一所女高的想法,有如天方夜譚。
張桂梅首先把籌辦女子高中的想法告訴了縣教育局,因為學校的定位和資金問題遭到了很多人的反對。於是,她就利用寒暑假,帶上自己的獲獎證書,到外地拉贊助。
然而,這條路進展的並不是很順利。2002年到2007年,她總共才籌到了1萬多元。很多人把她當成了騙子,多難聽的話她都聽過。
2007年張桂梅參加十七大
轉機出現在2007年她作為代表到北京參加黨的十七大。當時,她穿的褲子破了一個洞,自己沒注意到,卻被一位記者發現了。第二天,一篇名為《我有一個夢想》的文章見諸報端。
很快,女高的籌辦在社會各界的關注下得到了推進。2008年9月,女高正式開學,迎來了它的第一批學生,100名大山裡的女孩。
其實,這件事看起來是偶然的。但若沒有張桂梅五年的執著和堅持,沒有像中了魔一樣的一心要辦成女高,可能也就不會有這樣的機緣巧合了。機會都是留給有準備的人,那是因為在那些人心裡有一份執著,一份信念,更有一種或許是超現實的力量。
華坪女高成立12年來,沒開過一次家長會。張桂梅硬是拖著多病的身體,行程近11萬公裡,到1000多個學生家裡進行過家訪。
大山裡的家訪
在她看來,很多家長不會說普通話,出來一趟交通也不方便,還不如她主動上門,這樣還能多掌握一些孩子的家庭情況。
樸實善良的想法背後是12年的堅持。1000多個學生,一個個挨家挨戶的跑,11萬公裡的山路,一步一步地走出來。她對自己的狠,非常人所能及。
女高的生源多來自周圍山區的貧困家庭,這些孩子的基礎有的非常薄弱,要從初中甚至小學的課程補起。因此,在女高,張桂梅給孩子們制定了非常嚴苛的時間表,基礎差,就要比別人更抓緊,更努力。
早上5點半,張桂梅拿著小喇叭在走廊裡叫大家起床。5點50分,晨讀。高一高二的學生,晚上11點半睡覺。高三學生,12點20才能睡。記者問張桂梅,只睡5個多小時,孩子們困了怎麼辦。張桂梅眼神中透著嚴厲:「困了就站著讀。」
中午12點放學,學生從教室出來、排隊打飯、吃飯、洗碗總共不超過10分鐘。張桂梅坐在一旁,一邊看表,一邊拿著小喇叭不停地督促。
12點15分再回教室上40分鐘課後,才能午休。
在女高,還有一條幾乎不近人情的特殊規定,周一到周五不能洗澡、洗衣服。高一高二學生,周日中午有三個小時自由時間,高三學生有兩個小時的自由時間,要求所有的學生都在這個時間洗澡,洗衣服,購買日常用品。
早上忙完後,才能抽空吃點東西
很多人質疑這樣的教學模式,張桂梅篤定地說,沒有誰比我更了解她們的家庭。我們的孩子就要比別人花更多的時間,刷更多的題目,才有可能趕超別人。
這是一所特殊的學校,一群特殊的孩子。她們不僅要對自己的人生負責,利用三年時間開啟新的人生,她們的身上還承載著一個家庭的希望,一座大山的希望,以及三代人的命運。讀書、上大學於她們而言,具有更厚重的意義。吃苦算什麼?她們不怕吃苦。更何況,讀書在她們眼裡或許根本算不上吃苦,她們是在張桂梅校長的帶領下在和時間賽跑,跑贏了,就能贏得不一樣的人生,不辜負所有的寄託。
2018年,張桂梅一度病危,縣長去看望她時,她拉著縣長的手,問縣裡能不能先把她的喪葬費給了,她想看著這筆錢用在孩子們身上。
她就是這樣,把自己的全部都給了女高。
樸素的她看不出一點校長的氣質和派頭,一身布衣,一雙布鞋,卻把自己多年的獎金,社會各界給她個人的捐款100多萬元都捐給了學校。
她蠟黃的面色暴露出她的身體狀態,她有支氣管炎、高血壓、骨瘤等多種疾病,但只要還能動,她就陪在孩子們身邊,拿著小喇叭,喊著「姑娘們,快一點嘍」。
2020年的高考成績出來了,孩子們終於可以放鬆了。但張桂梅沒有時間停下來,高三走了,女高就沒有高一了,高二變高三,高一變高二。張桂梅說,趁著暑假,還要去家訪抽查。
送走高三後,張桂梅又拿起了小喇叭
12年來,她把自己的家安在三樓的學生宿舍中,不是單間,而是和孩子們住一起。她的床鋪靠著門,她說是為了有什麼狀況她可以第一個衝出去保護孩子們。
有記者問她,這麼多年,您整天和這些孩子在一起,沒自己的生活嗎?
她說,一天做著做著就把時間做沒了,把自己的生活忘了。
這世上哪有那麼多的奇蹟,華坪女高的奇蹟,只不過是因為有這樣一位校長,將自己的全部都獻給了這裡,她把一件看似不可能的事不但做成了,而且做到了極致。
一所學校,四周是沉寂的大山,而在它的裡面,充滿了努力、拼搏、追趕和效率,充滿著蓬勃向上的能量。女孩們正在和時間賽跑,她們的校長也在和時間賽跑。孩子們是為了突破阻礙她們成長的堅冰。而校長張桂梅是為了能多救幾個孩子,她說「能做一點是一點,能幫一個是一個」。
然而,校長又豈止是只給了那些孩子重啟人生的機會,她的事跡,所作所為,一言一行不僅在潛移默化中影響著這些孩子,也影響著我們,讓我們在熙熙皆為利來,嚷嚷皆為利往的當下,在心靈被撼動的同時,去思考生命的價值。