歷代詩·三國（楊簡）兩漢四百載，分為魏蜀吳。曹操始居鄴，劉備據成都。孫權在金陵，鼎足互相圖。
在三國時期，漢朝已經不復存在（即便蜀漢仍然以漢自居），出現三個各自的政權。那麼在這三個政權當中，官制、貨幣、法制等等制度與漢制相比有不小的區別，各自之間的區別就更多了。比如說法制。《三國志》中行文簡略，記載不完整，沒有《刑法志》，所以我們無法一窺三個政權各自的法制。晉朝承襲曹魏的正統，所以《刑法志》中只是記載曹魏的法律多一些，沒有蜀漢和東吳的法律。不過從《三國志》當中的零星記載中還是能夠對蜀漢和東吳的法律有一個初步的、模糊的感觀。下面小編不聊東吳，主要來說說蜀漢的法制和曹魏的法制，更具體一些，是曹魏法制中的"八議"制度。
諸葛亮治蜀：嚴峻、公正
很多人對諸葛亮的軍事能力有所懷疑，畢竟五次北伐沒有實現割取隴右的最終目的，還有史家陳壽的評價，但是很少有人懷疑諸葛亮的政治能力。而法律就是政治中的一個很重要的部分。諸葛亮治蜀，可以用嚴峻和公正兩個詞來概括。嚴峻這一點有很明確的事例來證明。當時劉備進入益州，令諸葛亮、法正、劉巴、李嚴、伊籍五人制定《蜀科》，科要比律和令低一些，當時劉備名義上還是要承認漢律的，用《蜀科》來便宜從事。
郭衝《條亮五事》中有一個小故事，說諸葛亮與法正曾經因為法律的寬嚴有過一番爭論。諸葛亮主張嚴，法正主張寬。雖然裴松之認為是虛構的，但事實上並不能否定這件事的可能性。《三國志·蜀書·諸葛亮傳》的評語中也有用法嚴峻的字眼，但卻能夠令人不生怨。原因就在於"用心平"和"勸戒明"。明明白白告訴你法律的界限，對犯法之人能夠一碗水端平，加上有功必賞的另外一個方面，就能夠消弭嚴峻刑法帶來的官民的不滿。
有一個例子可以證明。諸葛亮的親信馬謖因為不按照事先的調度在街亭失守，被諸葛亮處死。當時是有人為馬謖求情的，就是諸葛亮未來的接班人蔣琬。但是諸葛亮為了塑造一個嚴明公正的法律環境，還是沒有赦免馬謖。不僅是這樣，因為用人不當導致一伐失敗的諸葛亮本人也自貶三級。這固然是軍法也不是能夠適用於方方面面的完整的法律，但也能看出諸葛亮的司法嚴明的特點。至於諸葛亮包庇睚眥必報的法正，那純粹是因為他在當時並不是益州的管理者，而是劉備。在古代無論多麼嚴明、先進、公正的法律，也無法改變一個統治者的意志。
曹魏修訂《新律》
如果從法律的完整程度上來說，曹魏制定的《新律》應該是最高的（當然可能也是因為蜀漢和東吳沒有太詳細的記載）。我們先簡單地來看一看曹魏之前的法律。戰國時期法家人物李悝撰寫《法經》，其中有《盜》、《賊》、《網》、《捕》、《雜》、《具》六篇，後成為秦國法律的基礎。劉邦時期雖然有廢除秦朝苛法，"約法三章"的事情，但這只是權宜之計，無法視為一個完整有效的法律。蕭何在這六篇的基礎上加上《興》、《廄》、《戶》三篇，定為《九章律》。
接下來又有叔孫通十八篇傍章；張湯《越宮律》二十七篇；《朝律》六篇；《令甲》等三百多篇；《法比都目》九百零六卷。另外還有一些大儒所作的章句。可以說這個時候的漢律十分繁瑣冗重，條目不清，而且還有徇私舞弊的空間，司法人員可以鑽空子，受到賄賂就用輕法；反之也可以用重法。這是曹魏制定《新律》的一個背景。
於是在魏明帝曹叡時期，曹魏修訂了自己的法律，就是《新律》。《新律》的主體是十八篇。這裡面具體是哪十八篇，是比較有爭議的，各家的說法也有所不同，小編了解不深，無法確定具體的名字。整體上來說採用了《九章律》，很多法律是從《九章律》中分出來的，比如《劫略律》、《詐律》、《毀亡律》、《告劾律》、《系訊律》、《斷獄律》、《請賕律》、《興擅律》等；另外也有所刪減，比如《九章律》中的《廄律》。與漢律相比，《新律》進行了大幅度的簡化，另外也讓《九章律》的分類更加清晰。
保護特權階級的"八議"
曹魏《新律》影響深遠，其中的一個影響就是將"八議"寫入法律當中。"自魏、晉、宋、齊、梁、陳、後魏、北齊、後周及隋皆載於律。"那麼什麼是"八議"呢？"八議"又是對哪些特權階級服務的呢？我們可以從《周禮·秋官·小司寇》一篇中找到答案。
小司寇是周朝一個司法官員，《小司寇》一篇也是將小司寇斷獄時的一些事項。在"八議"之前，就已經出現一些類似的思想。"凡命夫命婦，不躬坐獄訟"，大夫和大夫的妻子不用親自與獄吏對坐，而是由他們的子弟來代勞，原因是擔心獄吏的威嚴會冒犯到尊者；"凡王之同族有罪，不即市"，王室宗親有罪不公開處刑，而是用一種"隱誅"的手段，這似乎是與教化有關（說實話這一條的註解小編不太理解）。這都體現出一種基調，周朝的法律並非是一視同仁。
再說回"八議"，《小司寇》中稱為"八闢"，指的是八種特殊身份的人：親（宗室）、故（故舊）、賢（賢德之人，比如廉吏）、能（有才能的人）、功（勳舊）、貴（地位較高的人，比如縣令以上的官員）、勤（勤於國事的人）、賓（"二王后三恪"，三代或者前朝之後，一般會受到特殊優待，曹丕善待漢獻帝就是"二王后三恪"的表現）。這樣八種特權階級。這八類人犯法，不一定要受到法律的嚴格管制，而是先請示統治者，可以適當的減罪。這就是"八議"。
以下一些事例就可以說明曹魏確實存在"八議"制度。《魏略》中記載，許允與袁侃因為失職下獄，"詔旨嚴切，當有死者。"袁侃是袁渙的兒子，符合"八議"的範圍，於是袁侃主動承擔比較重的責任，許允承擔較輕的，兩個人都沒有被處死；曹操的兒子中山王曹袞，在入朝時觸犯法律，曹叡本來打算以"議親"的法律處理，但是有司堅持治罪，最後削減其奉邑；幽州刺史杜恕在任期間，鮮卑人擅自進入幽州被斬殺一人，杜恕沒有上報，下獄當死，因為其父杜畿（杜畿因為製造樓船淹死）的緣故減死。從這些事情可以看出，"八議"制度明確記錄在曹魏法律中，相對於諸葛亮治理蜀漢而言，在公正性是有所欠缺的。
參考文獻：《周禮註疏》、《三國志》、《晉書》、《唐六典》