在武漢，5.9萬考生等著高考鈴聲響起

記者/魏曉涵 實習記者/潘軒

編輯/楊寶璐

5月6日，武漢市高三學生復學

再過一天，1071萬考生將走上高考考場。

大概沒有哪一屆高三考生會像2020年的這一屆，經歷如此多的波折：新冠疫情爆發、連上四個月網課、再復學、高考延期。而就在他們戴著口罩進入高考考場，迎接著老師們所說「決定他們命運的那場考試」時，全世界的疫情還在繼續蔓延著。

人們對於火熱的七月裡坐在考場中考試已沒有太多的記憶——自2003年起，高考時間從每年的7月7日8日，改為了6月7日8日，那一年中國經歷了「非典」的洗禮。時隔十七年後，無數家庭最關心的事——高考，則又一次挪到了7月，這一次則是因為波及全球的新冠肺炎。

而在這其中，5.9萬的武漢考生，將在13個區、58個考點中，為他們這半年的焦灼而漫長的努力劃上句號。置身疫區，被「重點保護」的高三生，即便很少受到來自新冠肺炎的直接衝擊，但疫情卻在生活、心理等細微之處，留下一些與以往不同的痕跡。

然而無論疫情如何發展，一屆屆高三學生總會經歷這一關——倉皇而激動地邁向成年的世界。

終於，復學了

這個「寒假」格外漫長，從1月20日，一直放到了5月6日。

複課並不容易，武漢市高三開學第一天，全體老師和學生都做了核酸檢測。在武漢東西湖區這所知名的省重點高中，學校更是格外重視——布置好測溫通道和消毒區、班級容量進一步縮小。

雖說不允許聚集，但幾個月不見同學，排隊檢測時，學生們忍不住三三兩兩湊在一起講話、打鬧。還有人拿手機，惡作劇似的，拍同學做檢查的樣子。有害羞的女孩特地等到全班同學都結束之後，最後一個做檢查，「不想被拍」。

憋在家上網課的時候，「（班級）群裡特別安靜，不知道為什麼，感覺大家都沒有聊天的欲望。」易天說。到學校，熟悉的感覺終於回來了，「同學都在，挺好的。」他們快四個月沒見了。

他一度覺得回不了學校，要直接從家上高考考場。這並非杞人憂天，3月末，隔壁班的小魚在QQ群裡收到老師的消息——「區教育局領導再次強調，這學期開學無望（哭），最好的情況是高考前舉行幾次線下模擬考。」她截圖發到社交網站上，配文——「最慘高三，在線絕望」，加了個捂臉的表情。

武漢疫情一直不明朗，直到4月18日，老師去做了核酸檢測，小魚才嗅到一絲開學的氣息。4月20日有了確切的通知——5月6日武漢高三複課，高考延期一個月。

簡短的兩條消息讓易天心情複雜。高考延期讓他心煩，班級群裡同學們也在發牢騷。多出來的一個月沒給他帶來「有了更多複習時間」之感，只讓他多了「不知會有什麼變數」的感覺。原本暑假的畢業旅行計劃也被打亂了。

不過也有開心的地方——憋了四個月，終於可以離開家了。

「真的不想天天呆在家裡，很難受的。」易天家在武漢，網課期間，他常常把自己關在房間裡，玩手機、聽課、考試。

他不太想和父母呆在一起，和媽媽一聊天，每天的話題都是重複的——「今天又沒做幾套卷子」、「要好好學習」、「不能玩手機」……

「我覺得那段時間我媽特別焦慮，很慌，又控制不住情緒，她無形之中給我很大壓力。」

也有人因為高三複課傷心。另一個班的小魚在家度過了高中時代最快樂的三個月，她家在湖北省隨州市，考入這所全省知名的高中後，一直是外婆在武漢租的房子裡照顧她，放假意味著終於可以回家了。

他們所在的重點高中在整個湖北省都頗有名氣，近幾年211高校的升學率可以達到90%。其中小魚這樣來自湖北省非武漢市的學生有將近一半，他們通常初中階段成績拔尖，經過選拔來到這裡，目標往往是國內頂尖的高校——小魚一直想考北京航空航天大學的核物理專業，這也意味著，非同一般的競爭壓力。

平時沒空回家，很少有機會見到父母。一月份得知放假的時候，小魚的第一反應是「好開心啊」。「真的，每天好幸福的感覺，家人每天都在身邊陪著我，平時爸媽每周末來，相處的時間也就半天吧，太短了。」小魚嘟嚕嘟嚕冒泡泡似的發來這一串，最後用小括號補充了一句，「雖然（在疫情下）這樣說不太好。」

易天還記得，武漢市高三複課那天，班上鬧哄哄的。為了控制人數，原本班上四十多個人要分到兩個教室，來來去去搬東西，「整個人搞得特別興奮」。學校的密度進一步減小：食堂不能面對面坐，宿舍從原本的六人間改成四人間，過去一個班的學生分為AB兩個班。提前一周左右，安排老師扮演學生模擬演練，以應對突發狀況。

易天和幾個好朋友坐在教室後排，整整閒聊了一個晚自習，從晚上六點到十點，有一句沒一句的。中途因為聲音太大，被班主任「逮」了一回——似乎沒有往常那麼嚴厲，晚自習通常管得很嚴，同學也自覺，「別人在學習，你在聊天就不好意思」。

學校生活又回來了。

家長用保鮮袋給孩子分裝試卷

焦慮

開學後第一次衝擊來自全市大考，拿到成績的時候，易天突然「醒過來」——和網課期間的大考相比，有三四十分的落差，在這所分數段咬得非常緊的高中，意味著掉落了三百多名。」打擊真的很大」。

武漢市高三學生統一參加的「二月調考」延期到三月，改在線上進行。那次考試，易天成績不錯，有種「雖然這兩個月都在玩手機，但還學到了很多東西」的錯覺。

隱藏在分數中的秘密是，臨交卷前他和同學對了下答案。

這不是個例，線上考試，有人搜答案，有人在班級群裡發答案。同高中另一個班的於瑜也在群裡看到了考試答案，作為語文科代表她情緒激動向媽媽表達——「不能認同」，把班級群的管理權限轉給了別的班幹部。

考生們回憶起網課那段日子，是迷迷糊糊，甚至渾渾噩噩的。沒有主動學習的意識，有時候課不聽，作業也不寫。看兩小時手機，什麼都沒做。心裡發慌，應對焦慮的方式是逃避——繼續玩手機。課程安排得相對輕鬆，常常是全年級上千人一起上大課，有人聽，有人掛著課做自己的事情，老師管不過來。易天心裡知道肯定會出問題，「但是控制不住，沒辦法」。

學校的心理老師顏言和同事們在開學之前，對高三學生做過一次心理狀況的調查，最普遍的問題是「行動力不足」——「目標沒辦法完成，沒有學習的勁頭」。疫情期間他們離開學校，生活被濃縮到家庭空間的時候，如何應對孩子的各種狀況，對家長來說是一個巨大的挑戰。

「太難了，高三的學生和家長內心都很煎熬。知道不該焦慮，但是控制不了。」於瑜媽媽回憶起網課期間，十分感慨。

被困在家裡，要解決的問題太多了。網課要列印的資料太多太雜，買不到文件袋，於瑜媽媽只能用保鮮袋做分裝；於瑜學習狀態時好時差，成績波動幅度比較大；她還總能從別的學生家長那裡聽到一些意外——有高三學生離家出走一天一夜、有認識的孩子媽媽因為新冠去世、還有朋友哭訴家裡的要高考的孩子心態失衡，徹夜失眠，媽媽陪著才能入睡。

這些焦慮都沉甸甸壓在她心上，直到某天晚飯後，她看到於瑜在房間裡，沒有寫作業，電腦在放歌，平板掛著遊戲，手機和同學聊天，一下就動氣了，聲色俱厲地批評了女兒。

於瑜沒有反駁，哭了。事後幾個家長交流，有人勸慰她，「孩子也挺辛苦的，得讓她有個喘息的機會」，這才稍稍緩解了她的焦慮。

疫情期間，學校心理組專門組織了一個針對家長的團體輔導訓練營，讓家長們互相傾吐焦慮和不安，其中不少行為讓心理老師顏言覺得「不可思議」——見到孩子中午多睡了半個小時就生氣，一看到孩子打遊戲就指責。

顏言覺得團體輔導的意義除了提供建議之外，「家長彼此在傾訴的時候，發現大家都焦慮，這是正常的，彼此之間有支持，一個人的焦慮也會減輕。」

並不是所有人都能安全度過。在顏言接到高三學生打來的諮詢電話裡，和以往比多了不少「自暴自棄」的案例——通常是一天落一點網課，積累到考試發現成績很糟糕，於是放棄，開始玩遊戲，再到後面會出現晝夜顛倒，甚至完全不想學了，拒絕和外界溝通，「非常棘手」。最極端的情況，原本成績挺好的孩子調節不了，已經休學了。

「一方面是性格，另一方面缺少社會支持，尤其是家庭關係不好的孩子更容易陷入這種困境。」顏言來這所高中當心理老師的時間不長，依然強烈感受到學生們壓力特別大。初中時代大家都是尖子生，到了高中，有些無法繼續拔尖的同學」總想證明自己，想得到老師的偏愛，會有很大壓力，很容易迷失學習的意義「，而疫情加強了這種不安全感。

複課之後，顏言給高三學生們設置了團體心理輔導。易天沒有報名，回到校園第一天開始，他給自己安排得特別滿，再加上考試成績的衝擊，「狀態立馬調回來了」。於瑜也沒有參加，那一陣她確定了自己的目標——想去公安大學讀刑偵或犯罪心理相關的專業，媽媽感覺她「有學習動力了」。

時間很緊，複課後，距離高考只剩兩個月時間。

複課之後，學生們通過大屏幕聽老師講課

臨門一腳

考試成了生活的主旋律，似乎是為了彌補網課期間失去的時間，節奏一下子加快了。

從隨州回到了武漢後，小魚感覺到兩個月時間根本不夠用，密集的考試等著回校的考生們。每周幾乎都有一輪考試，其中包括兩三次全市範圍內的大考，因為考試過於頻繁，學校甚至在距離高考只有半個月的時候，取消了一場全市統一參加的大考。

每次考試之前，小魚都會失眠到兩三點，幾次大考的成績不滿意，她急得不行，「後悔網課期間沒有好好學習」，每天，她都把計劃排得滿滿當當，完不成時，緊張的情緒就又會湧上來。

學習更忙，對易天來說，反而意味著更加充實，面對高考心裡也更有底。心理老師顏言明顯感覺到，復學之後，高三學生的狀態更穩定一些。「你要跟他們說你們真的好慘啊，他們肯定會說』我好慘啊』，但平時上下學的時候，你看他們的狀態和樣子，不是這樣的」。

學校每兩節大課之間有25分鐘的休息時間，易天和班上的同學趁著空閒在欄杆前趴上一排，看地上一群螞蟻來來回回搬家，有時候還給螞蟻丟一點吃的。「好像大家都變幼稚了，一點簡單的事就會很快樂。」

和生活一起回來的還有武漢的煙火氣。城市解封之後沒多久，夏天就來了。複課幾周，於瑜班上的許多同學都不戴口罩了，在潮溼悶熱，以「火爐」著稱的江城，戴口罩實在難受。於瑜因此臉上悶出了痘痘，晚上回家貼痘痘成了母女之間的溫情時刻。

「網課」還在繼續——分AB班控制人數之後，通常是老師在一個班面對面講，隔著兩三個空教室，另一個班的同學們通過屏幕聽著同樣的內容。

從早上到晚上十點下晚自習，回到學校的生活和離開的時候似乎沒有太大區別，忙碌緊張。於瑜只是偶爾有些惆悵，和關係好的朋友分到了兩個班，交流變少了。

如果不是這些生活裡細微的變化，緊張的學習、兩點一線的生活常常會讓他們忘了這座城市經歷過什麼。易天身邊沒有認識的人感染新冠，最直觀的感受來自每天增長的數字，感覺隔了一層霧，「很奇怪的一種狀態，我也說不清在感慨什麼，不是那種直接的衝擊，影響來自於感染的數字，但這些數字又不是很冰冷的，影響是潛移默化的」。

偶爾在漫長的晚自習課，班上同學各自埋頭學習的時候，突然有一些瞬間把易天拉回現實——最近一次是因為關注到美國的病例又漲了不少，他突然意識到，哦，原來疫情還是存在的。而因為北京新發地相關的疫情新聞，即使是遠在武漢，於瑜班上不少同學還是感受到了危機，默默又把摘掉的口罩戴上了。

疫情的經歷，在考生們身上不同程度地留下印記。易天在疫情期間重新調整了目標——報考武漢大學的基礎醫學，初中看了醫療紀錄片《人間世》之後，他就確定了學醫的想法，只不過這次從臨床轉向了研究——「看到很多醫生的付出，付出是快樂的，但是面對重大疾病的時候，臨床醫生有時候很無力。再加上付出和收穫可能是不對等的，我沒有辦法接受」。

於瑜的成績逐漸穩定，也完成了疫情期間沒法完成的心願——去眼科醫院做了近視手術檢查，等高考之後，就能做近視手術了。對於想要學刑偵的女孩來說，清晰的視力，這意味著離夢想的專業又近了一步。

拍畢業照時，易天和同學們爬上了兩米高的牆

取消的成人禮，取消不了的成人

原本四月例行的學校成人禮不辦了，大概是於瑜高中時代最大的遺憾之一。

之前特地為成人禮寫的信交還到了於瑜手中，她挺不開心的，念叨了好幾天，「怎麼不辦了呢？」

這原本是她和媽媽最期待的日子：在四月的春風中，上千名穿著校服的高三學生和家長一起，走過一道紅色的，象徵著成人的拱形門。

於瑜媽媽原本也很期待，「尤其這樣特殊的事件下，他們需要這樣一個儀式，學校不安排，挺遺憾的。」

因為疫情的緣故，學校原本有許多屬於高三的儀式，今年都擱置了——百日誓師的時候還在隔離期，校園裡空無一人，在線上勉強辦完了；每年，高三上千名考生會在學校最大的廣場上拍一張年級大合影，今年也取消了。

在於瑜班上，本來從高三起，有條不成文的慣例，每個月過生日的同學，班上會給他們辦一次生日會慶祝一下，疫情這半年也沒實現。她只能在隔離期間，通過小區裡的豐巢給同學們寄禮物。

唯一一次難得的機會是班級拍畢業照。距離高考只剩十天左右時間，結束了最後一次模擬考和試卷講解，學校給他們預留了半個下午拍畢業照。為此於瑜班上同學和老師，在拍照前一天還正式討論了下要穿哪一套校服。

六月底的武漢已經是三十多度的高溫，易天打著領帶，校服一會兒就被汗溼透了。拍完班級合影，幾個男生爬到兩米高的圍牆上拍了幾張紀念照，有人戴著口罩，有人沒有。

口罩大概會成為這一屆高三學子獨一無二的記憶。於瑜媽媽聽別的學生家長說，在武漢市別的學校，不少高三班級畢業照會拍一張戴口罩的，再拍一張不戴口罩的。

今年八月，於瑜即將度過自己的18歲生日，高考也變成了唯一一次成人禮，跨過去，就是成年的世界。對於已經過了18歲的易天來說，高考「算是一個坎，過了就是真正的長大了「。

在經歷高考試煉之前，他們還得通過14天的健康狀況監測，進入消毒過的考場前，只有體溫低於37.3℃，才拿到高考的通行證。武漢市招辦還給學生們配備了統一的高考專用口罩——上面印著「武漢高考」字樣。

他們更期待7月8號以後的生活。於瑜畢業旅行想去外地畢業旅行，媽媽卻擔心，「現在還是比較嚴峻，貿然出去，別人會怎麼對待你？誰也不知道。萬一遇到事情擔心她應付不了。」連帶著志願也成了一塊小小的心病——「還是報湖北的學校吧，畢竟是武漢出來的考生，不知道別的地方會不會另眼相待。」

於瑜倒是沒有太多擔憂，「大學裡大家都是受過高等教育的，人和人之間不會發生這種歧視現象」。除了畢業後被延後的旅行，學滑冰的計劃，她的安排裡還多了一件事——和媽媽一起回老家探望生病的外婆。

這讓母親覺得很感動，「有時候覺得她長大了，有時候又覺得好像還是個孩子。」

但不論滿不滿18歲，在家人眼裡長大沒長大，7月7日和8日，將近六萬名武漢高三考生將走入高考考場，迎接獨屬於他們的考核。

（文中顏言，小魚，於瑜均為化名）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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