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摘要]最近看到有微博，指出我的文學課中若干材料標點有誤或可增加補充。很感謝。說得不對的，也感謝。
文/羅皓菱
6月15日，《許子東現代文學課》出版，香港嶺南大學許子東教授開啟全國範圍內的讀者分享會，所到之處讀者的熱情可以讓任何一個嚴肅的文學學者驚訝。
8月16日，許子東回到上海，講座就在他當年投稿的《上海文學》所在地——上海市作家協會，巨鹿路675號愛神花園。當年，他也曾在同樣的地方坐在下面聽王元化、高曉聲先生的講座，至今還記得當時的場景。
大廳旁邊的小房間，許子東說還是第一次進來，牆上掛著從夏衍、巴金到王安憶的黑白照片。「那個地方以前是文革時巴金打掃的廁所，現在已經沒有了。」他指著房間外不遠處的一個地方說到，從那裡可以看到旋轉樓梯，很多年以前，他就是沿著它走向《上海文學》編輯部，就像步入一座藝術的宮殿。
大廳裡擠滿了人，很多人舉起手機，準備拍照，據說這是近些年上海作協大廳人數最多的一場活動。當他出現的時候，現場一陣輕微的騷動，他面帶微笑，調侃自己正在進行一場「巡迴演出」，這是第五站，「錢鍾書先生說，假如你吃了一個雞蛋覺得很好，何必一定要去找這隻下蛋的雞呢？可是現代社會不一樣，是要母雞出來秀身材，那麼多作家來書展，全部是母雞，蛋早就在那裡了。」
現代文學的「香港視角」
羅皓菱：說到「雞」和「蛋」的關係，突然想到李歐梵老師也有一個說法，他當時說再也不想參加書展了，感覺作家被「消費」得太過厲害，他當時提出一個問題，就是我們要警惕作家的「明星化」，您怎麼看？
許子東：現在出書好像變成了一個程序，尤其你想讓你的書多印一些的話，作家必須要參與一些宣傳。這不單是書的問題，而是整個文化工業的問題。印刷工業在目前的文化工業裡面是弱勢群體，是在往下走的，所以我有些理解這樣的做法。李老師的抱怨是很奢侈的。現在的情況不像80年代，寫東西寫完以後，人家給你寫書評是真的喜歡你的書，今天的很多評論都是約稿的，都是有策劃的。這樣做的壞處很明顯，大家一般都說好話，沒有真的批評。所以現在整體上沒有文學批評，現在都是文學表揚、學術表揚，為什麼？就是因為它是生產鏈的一環。
羅皓菱：與此相關的另一個問題其實是知識分子和傳媒的關係問題。孫鬱老師曾對您有個評價，他說，「許子東是學院派裡的活躍思想者，但使用的是非學院派的方式去表達。」一方面，我確實對現在所謂的純文學學院派自說自話的氛圍心懷不滿，另外一方面，也覺得「明星化」是一個值得警惕的方向。
許子東：以前我們說酒香不怕巷子深，現在是酒香也不能巷子深。我這次一路打書，還是很感動的。你這個文學的「雞」還有人來看，這就已經不錯了。另外，就是你講的問題，我對自己的要求是淺入深出，保持學術水準，不能為了有人來看而說話變了，這個非常重要。這個是我跟陳平原有過討論，平原說只要你對著傳媒就會變聲，我說不一定。然後我在《鏘鏘三人行》裡嘗試，不能說的話我不說，開始他們覺得我是對節目的破壞，你上來又悶，長得又不好看，說話又不好笑。竇文濤最早的時候跟我提要求，每次來要準備兩個笑話，我才不理他，其實我開始真準備了，準備以後我覺得，我幹什麼呢？我有啥好處呢？要說我的話我才做。時間久了以後我發現沒事，人家照樣能夠接受。回到你的問題，作家「明星化」？主要是不能為了傳媒改變作家的立場，你再「明星化」那也是一個作家，你的創作不能受影響。
從這本書來講，如果跟別人不一樣，也許就會有一點學術價值吧。最簡單地說，我跟北京學界傳統看法不一樣，跟夏志清也不一樣，有同行看了說有「香港的角度，還有你自己的觀感」。所有重要作家「魯郭茅巴老曹」，我希望都有自己的看法，現代文學的主要學術論爭我也都有所涉及。當然這不是文學史，是針對學生講課，有時是即興聯想，數據細節可能不如集體寫作項目般嚴謹，有時不能講得很深，只是點到。但願在那麼多文學史和現代文學教材之中，我仍然有我自己的看法。
歡迎大眾關注，有誤解也沒關係
羅皓菱：很多人都注意到了這本書的「香港視角」，對很多作家也都有不同的解讀。郜元寶教授曾說，「現代文學史沒有故事」，陳曉明說，許子東將故事完美地融入了對作家、對理論的探討之中。同時，我們也不可避免聽到一些質疑的聲音，一個知識分子在面對大眾發言的時候會冒著很多風險，「淺入」大概很多人能意識到，但是「深出」的部分未必能注意到。
許子東：這個學科我其實比較熟悉，所以想把很複雜的問題講得簡單一點。首先，歡迎大眾關注，有誤解也沒關係。行家，如果仔細看了，可能也會明白。王德威的評論，是因為他很清楚中國大陸現代文學史觀和海外學界的鴻溝與區別。更不要講，現在還有一些「新理論」，比如說張愛玲是情報局的，說魯迅是「親日分子」等等。所以他們認為我站在香港的角度、以個人的角度去說就會有學術分量。
羅皓菱：談到教師的責任，馬克斯•韋伯曾經說過，一個教師應該做的不是去充當學生的精神領袖，而是盡力做到「知識上的誠實」，你在講課中是如何去平衡這種「自我觀點」的表述？
許子東：我給學生講課分三步：第一步，你什麼都不要看，先看作品，不要先看評論，這是我的一個哲學，直接讀張愛玲、魯迅、鬱達夫；第二步，我講的大部分內容是別人的，這是我作為一個老師的責任，傳授知識。王瑤怎麼說、唐弢怎麼說、竹內好怎麼說、錢理群怎麼說、李歐梵怎麼說、夏濟安怎麼說；最後一步，我說，下面是我的看法，考試不考。我認為A胡說，B有一點道理，C我認為講得最好，等等，我自己的東西，大概有20%。
如果完全講我自己的觀點，學生完全受了我個人影響，將來出去以後就麻煩了。第二，沒有基礎知識的介紹，你的觀點也站不住腳。這一點我很受德希達啟發，我在香港聽過一次他的演講，我坐在很前面，距離很近，這大概是我聽英文演講理解最多的一次，我平常聽一個學者演講，大概只能懂70%-80%，德希達的英文是第二還是第三外語，他講得很慢，所以基本90%以上我都聽懂了。對我最受啟發的是什麼？他開了一個課講關於死刑，他講的很好玩，他就說柏拉圖怎麼說、亞里斯多德怎麼說、黑格爾怎麼說、海德格爾怎麼說，最後留下來10%稍微講了一下他的看法，完了。他講話的時候也不看下面的人，我的感覺就是他跟那些人在對話，眼前那些觀眾好象不存在。
羅皓菱：談到現代文學史這門學科，它其實是一種現代建制，現在有一些青年學者對於這個學科好像有一種虛無主義的傾向。
許子東：我知道的現狀，特別在大學裡面有一個講法，現代文學這個學科可挖掘的深度有限，學科前景暗淡。我參加唐弢獎的評選時發現，現在年輕一代的學者寫的論文，現代文學方面的論文側重做資料考證，花很大的力氣，比如考證出魯迅的某一部書籍的錯字，或古籍出處。相比之下，當代文學研究更多理論挑戰。
當然數據考證很重要。最近看到有微博，指出我的文學課中若干材料標點有誤或可增加補充。很感謝。說得不對的，也感謝。比如有人不相信老舎1966年8月23日經歷的事，說太象故事。然而我見過當時造反組織負責人，充滿戲劇性的故事，卻正是史實，後來人不能設想的史實。
但是說現代文學整個學科沒有研究前景，我不同意。為什麼？我們有幾百種現代文學史，首先這些文學史的生產過程就非常值得研究，因為當你建構一個現代文學敘事的時候，其實是在研究當代中國的歷史、當代中國的文化演變。而這個演變當中，我們的疑問多了去了，大是大非的問題都有不同理解。如果認為這個學科沒啥好研究，我覺得要麼是你目光短淺，要麼就是你非常膽怯。
第二，這個學科涵蓋的作家和作品，到目前為止還是沒有被超越的，還是現代中文裡面最好的。就現代白話文來說，魯迅、張愛玲、梁實秋、朱自清這些人還是最好的中文作家，怎麼能說不重要呢？
「五四」一百年了，王德威有本書叫《沒有晚清，何來五四》，我的說法是，「沒有五四，何來今天」。為什麼？我們很客觀地講，假如中國沒有「五四」，中國很可能現在仍是帝制。如果沒有五四，我們設想一下，按最好的知識分子王國維、錢基博的想法發展下去，沒有魯迅胡適他們這批人，中國也可能會像日本一樣君主立憲，也可能不如日本，憲法制約不了君主。所以，整個現代當代歷史建立在「五四」開放的基礎上。
今天大家講不忘初心，其實還有一個初心是「五四」的初心，很簡單：科學、民主、進化論。我們設想一下如果沒有這些東西的話，有後來中國發生的這些變化嗎？要是你享受了後來的所有成果，然後又把「五四」丟掉，覺得「五四」要麼過時，要麼說它錯誤。公平嗎？
現在有兩種說法，一種是三十年代到五十年代，說「五四」還不夠革命；現在又有人從國學的方面，說「五四」太革命了，應該恢復國學。但我以為否定「五四」是一個危險的事。
幾年前，我在香港九龍的寓所招待一些朋友，有黃子平、閻連科、劉劍梅、甘陽、陳平原等。我們一些二十世紀八十年代開始「從文」的同行，現在觀點也分化了，又是「三統」又是「二統」。但學者作家自覺操心民族文化發展方向，恐怕這也還是「五四」精神的遺傳。
為什麼要「重讀魯迅」？
羅皓菱：所以您不斷地在講魯迅，如果說「五四」是一場革命，魯迅對這場革命的貢獻最大。他的精神歷程，最能體現現代中國的精神歷程。
許子東：我為什麼現在要做一個「重讀魯迅」的課程？讀了張愛玲以後，我發現很多人迷張愛玲，我就在想，不對，我還得講魯迅。簡單地說，整個現代文學，一是「沒有五四，哪來今天」；二是現代文學裡貫穿了對「進步」的反思。進步最開始是「進化論」，現在在學術界就是指「現代性」，開口閉口「現代性」，有一種對「現代性」的迷思。簡單講，「五四」以後有這樣一個主流：新的比舊的好、西方比中國好、城市比鄉村好，只要違反這個主流就算是反動，張愛玲喜歡晚清那就是很糟糕。這些年現代文學的研究的成果之一，就是對這種現代性的反思。這個現代性的反思只在學術界，遠遠沒有推廣到整體的意識形態和社會上。當我們講先進、進步、前進，都是自然而然的正面詞，中國人傳統的循環的時間觀變成一個線性發展觀以後產生的問題，這是現代文學當中的問題。但是如果一個民族對於重大的問題都不想會怎樣？
「五四」時，魯迅他們是三面作戰：一是反國學，反傳統；二是反對胡適等現代評論歐美派；第三是反對後期創造社太陽社，那些年輕人脫離實際鼓吹無產階級文學。這些論戰都非常值得討論。魯迅當初為什麼反對國學？魯迅不是反孔子，魯迅只是反兩個東西，第一是服從，第二是思想一統。如果復興國學，別的不復興，就復興這兩點的話，再加上「唯女子小人難養也」，是很可怕的。
「女性觀」的倒退
羅皓菱：說到「唯女子與小人難養也」，在今年這個節點上來談論這個問題也特別有意思。除了張愛玲，其實我們今天特別值得談的一個女作家就是丁玲，《莎菲女士的日記》在文學史上一再地被提起，用我們今天的話來說，丁玲本人也是一個「女權英雄」。我發現「五四」時期不僅是丁玲，很多男作家，魯迅、曹禺等，都在討論女性問題，但是我們今天對這些問題的看法，和他們相比其實是在退步。在很多男作家的筆下的「女性觀」真的是讓人匪夷所思。「五四」那個時候，很多人還試圖給「娜拉」找一個出路，您怎麼看這樣一個變化以及女性的困境？
許子東：從現代文學的角度來談，如果要在20世紀中國文學找一個特別代表人物的話，就是丁玲，為什麼？兩個原因，第一，她與革命的關係是飛蛾撲火，到死為止；第二，是我個人的看法，不一定準確：丁玲最早的小說，她無意識寫出了她一生的願望，而這個願望也是很多女性不能說的願望，而是其深層策略。
《莎菲女士的日記》大概就是講一個女人和兩個男人的故事：一個男人非常喜歡女主人公，她卻喜歡另一個男人，但這個男人對她並不是真心，所以女主人公把他也拋棄了。這不只是《莎菲女士的日記》的故事結構，這也是丁玲一生感情道路的基本結構。丁玲的感情就是二元分化，她喜歡的男人、愛的男人，都比她高，這是她崇拜的，但得不到她也不發瘋，她也有很好的伴侶留在身邊，她是革命現實主義和革命浪漫主義相結合。
所以，這是一個徹底的背叛。所有男性對女性有「終極要求」，他們對付女人有三個方法：第一是把你關起來；第二個是給你好東西叫你別動，現在是給LV等；但是最有用的方法是給你植入一個晶片，一輩子只能跟一個男的好，否則就是玷汙了你自己。很多女的到現在還是會這樣想，這個晶片打進去以後，男人對女人的控制就非常自由，而丁玲就在這一點上反抗。張愛玲都不反抗的，張愛玲自己跟胡蘭成在一起後就傻掉了，一輩子就被晶片控制，從來沒好過。別人後來對她好，張愛玲晚年，賴雅和她一起生活，但她回憶的還是胡蘭成，你說可憐不可憐，沒辦法。但是這是很真實的，張愛玲寫得是很真實的。丁玲這樣的女性是很少的，但丁玲的反叛最要緊，她做的第一步就是年紀輕輕就把「晶片」拿出來了。
如不能夠理解丁玲對男性女性的看法，怎麼可能理解丁玲？怎麼解讀她早期的作品？而且她作品裡是無意識的，她寫莎菲的時候並沒有想過將來怎麼生活。我們到了一定年齡就會發現，眼下做的很多事情，其實二十歲就想到了，只是你當時不知道。
「我的下一個項目會寫當代文學史」
羅皓菱：除了現代文學，許老師關注當下的文學創作嗎？
許子東：關注，但來不及看。梁文道邀我今年參與「理想國」寶珀文學獎的評選，那個獎項就是針對當前青年的創作的，我特別喜歡上海有一個叫王佔黑的作家，看了以後很感動，裡面有一兩篇小說看完像看孔乙己，沒有故事，就是細節的談話，寫得好。總體而言，很多小說你一眼看過去，都沒有什麼特色，來來去去都是小資腔調，卡布奇諾咖啡館，然後就是拍拖，把做愛寫的很平淡，好像很隨便，輕描淡寫，真是沒有王安憶他們這一代好，也許是我的偏見。
北青藝評：我特別好奇，過十年我們再來看今天的文學創作，不知道會怎麼來描述？
許子東： 80年代冒出來的這批作家，佔領了文壇30年，這是陳思和說的，王安憶他們統治文壇主流30年。那也沒辦法，而且他們的確是寫得好，而且他們也努力，他們還不斷變化。當然，價值觀方面，就像你說的男女價值觀方面，還是有些問題，尤其是主流作家。我的下一個項目會寫一個當代文學史，但是大概還是要從「五四」開始講起，一部完整的小說簡史。
羅皓菱：前段時間看報導，《鏘鏘三人行》走出演播室了，你們還去伊斯坦堡拜訪了帕慕克，你對他什麼印象？這個節目現在錄了多少期了？
許子東：錄了好幾期了，我只去了伊斯坦堡，有和帕慕克一起對談。文濤他們還去了希臘，詳細你們看節目吧。