凹凸鏡DOC
以下文章來源於DOCO熱紀錄 ，作者DOCO君
原文轉載自「DOCO熱紀錄」
12月9日晚，隨著高口碑之作暨開幕影片《蜂蜜之地》的放映，2019中國（廣州）國際紀錄片節拉開了帷幕。
據悉，今年的中國（廣州）國際紀錄片節將會有223場活動在節展期間陸續登場，並有20餘部優秀紀錄片將在廣州完成首映。此外，今年的重磅活動還包括金紅棉優秀紀錄片評選、金紅棉影展、國際論壇、「中國故事」國際提案大會、行業培訓等板塊，來自國內外的眾多紀實產業精英也會參與這場紀錄片的盛會。
作為此次中國（廣州）國際紀錄片節的合作媒體之一，DOCO熱紀錄也將全程參與此次節展的報導。昨日，DOCO君就親臨此次節展的「大視野」視覺文化國際論壇，並在現場實地聽錄了紀錄片導演周浩先生所做的《我所知道的懷斯曼：紀錄片，向詩而行》的論壇報告。
周浩導演先是從自己與懷斯曼的師承關係談起，而後又回憶了中國早期獨立紀錄片導演與懷斯曼的私人交往經歷，並細節性地談到了自己在十年前採訪懷斯曼的感受。雖然他的報告是以懷斯曼為切入點，但他也同時提及了自己對於紀錄片優劣之別，以及對紀錄片創作和放映的最新認識。
以下是此次論壇中周浩導演的完整發言實錄，分享給大家。
周浩他們給了我一個題目，叫我談懷斯曼，我就瞎扯一點，因為我在中國拍紀錄片拍過很多公共場所，很多人就會問我說你是不是師承懷斯曼。
我們剛開始做紀錄片的時候，那時候中國關於紀錄片的資訊是非常缺乏的，我印象當年我能看到的資料，因為當年網絡還不是很發達，在2000年左右的時候，那個時候能看見的，大概就是懷斯曼的一些片子，當年看到的片子都很少，包括到今天懷斯曼的片子在網上也流傳的不是很多。
還有關於臺灣的一些資訊，這是我們當年學紀錄片的時候能夠看到的為數不多的東西，懷斯曼被中國引進應該是他在90年代末期來過中國一次，那個時候呂新雨老師和吳文光老師把他介紹到了中國，也幫他做翻譯。
緣起應該是在吳文光去參加山形電影節，然後認識了懷斯曼，邀請懷斯曼來中國，所以說他對中國早期紀錄片的發展應該有蠻重要的作用，他影響了很多人，所謂的真實電影，但其實我後來見到懷斯曼的時候，他對他自己的片子是不是真實電影這種說法其實是存疑的，這就好像學者給它歸了一個類一樣的。
然後我慢慢開始拍紀錄片，拍到08年的時候，那是我一次比較傳奇的經歷，我投了當年芝加哥國際紀錄片節，送了《高三》過去，組委會說你過來做評委吧，那是一次很好玩的經歷，我知道那次電影節要給懷斯曼一個終生成就獎，我就特別興奮，我問組委會說你能不能幫我安排一下，那天特別不湊巧，因為我飛機晚著陸，他等了我半個小時等不到，第一次約會就爽約了，然後我告訴組委會說，我特別渴望見到他。
那天我到了是晚上6點半，當天晚上給懷斯曼頒完獎，他第二天就要回家了，我就跟組委會說能不能頒完獎以後給我半個小時的時間，半個小時之內，我的英語也不好，但竟然完成了大概有三四千字的採訪，在那次採訪中間我印象特別深刻的是，當年他已經80歲了，他是1930年1月1日出生的人，今年馬上要90歲的人了。
他的上一部片子我們在廣州圖書館放過，叫做《紐約公共圖書館》，當時印象比較深刻的一句話，我說你對我這個後輩，一個學紀錄片的人，正在創作紀錄片的人，你有什麼樣的建議，他說研究詩歌，多讀小說，這是他當年對我的一個忠告。當年他告訴我的時候，我覺得體會的並不是很深刻，到底應該怎麼做紀錄片，怎麼去構成你的影像，這是一個我到今天都不是特別篤定的事情。
因為我當年是做圖片攝影師出身的，我在新華社，那時候我是做圖片故事，就是用一組照片來講一個故事。那時候我記得我的一個非常好的圖片編輯告訴我一組圖片裡面蠻重要的東西單張照片很重要，但是更重要的事情也許是一種氛圍，我做到今天，覺得這種氛圍的東西是非常重要的，就是一個片子裡面的氣質，好像這種氣質有時候遠遠超過所謂故事本身所能帶給別人的感覺，這種感覺我現在好像都沒法去言傳，這到底是一種什麼樣的感覺。
我們覺得有些好的電影最後都是那種怎麼說呢？就是所謂的感覺，我這個比喻不一定恰當，有一次我有一個很有錢的朋友請我去喝一瓶紅酒，大概是好幾萬塊錢一瓶，喝完了以後，他問我你覺得怎麼樣，其實我平常也喝紅酒，但是我的確不知道該怎麼描述，我說這遠遠超出我的評價能力，南方周末出來的人有的不說真話，但是我們也不說假話，但我的確沒法用我的語言來描述這個紅酒是什麼樣的感覺，但是它的確有一種我以前從來沒有體會過的味道。
我用我的語言很難去描述它，就像懷斯曼的《紐約公共圖書館》一樣，我看的時候也有在我認知判斷之外的東西，我沒辦法評說這個片子，它也不是傳統意義上的講故事，他用懷斯曼的方法娓娓道來，它到底傳遞給我們什麼感覺，我從這個紀錄片裡面得到一個什麼樣的東西呢？我覺得影像這個東西就是要去突破別人的邊界，去認知世界的可能性，為什麼我有時候蠻討厭一些模式化的宣教呢？因為這種宣教是在一種既定模式裡面思考一些問題，你好像都知道，他並沒有給你任何的意外，這樣的影視作品對我來說就有點乏味。
我們經常會問到什麼樣的片子是好片子，我不知道該怎麼去評述他，也許這是一部好片子的某一個標準，一個我從來沒有聽過的故事，一個別人傳達出來一種我沒法去言表的情緒，也許這種東西就是一個好片子，會拓展我們對世界認知的可能性。
我一直有一個理論，就是當年南方周末曾經有一個計劃，要在德國做一個當代藝術展，它是以南方周末的整個報紙為基調，因為正好南方周末創刊是跟改革開放同步的，他們想通過這份報紙來講中國改革開放的故事，策展人叫阿克曼，是當年德國孔子學院的一個院長，我當時問他一個問題，說你這個展覽想告訴從來不了解中國的人，看完這個展覽你得到一種什麼感覺？
*米歇爾·康-阿克曼：1975年以留學生身份來到中國，1980年代在中國創辦歌德學院，後來擔任院長。從歌德學院退休後，阿克曼現在每天到位於北京德勝門的孔子學院上班。他就告訴我是混沌，因為這個人的中文很好，他的原話是混沌，我後來慢慢問他什麼是混沌，他說當你在看展覽之前，對中國有一個非常確定的了解，但看完展覽以後你對中國的了解開始模糊起來，開始不確定起來，他說我就要傳遞給別人一種這樣的感覺，讓別人以前焦點特別準確的事情，突然間虛焦起來了，我覺得這是一種描述方式哦。
對影像和紀錄片也是一樣的，它拓展了你對這個世界的認識，他用一種全新的方法告訴你原來這個世界還可以用這麼一種方法來解讀的，我覺得做紀錄片做到後面，我是不願意在我的片子裡面給出一個非常準確的判斷，我去教別人說什麼是對的，什麼是錯的，每個作者何德何能去告訴別人什麼是對的，什麼是錯的呢？
這回到懷斯曼的問題上——詩歌是什麼東西？詩歌就是詩人超出你事先對某個事務的某種想像，他的某一句話把你帶到了天上，你雙腳突然間離地了，那種感覺是非常美妙的。一部好的紀錄片如果能夠傳遞給別人這麼一種感覺的話，那不就是挺好的一件事情嗎？
所以我對自己創作的片子，比如我告訴我的攝影師，告訴我的團隊，當某一個鏡頭你特別確定該怎麼拍的時候，你用一種模式去處理採訪對象的時候，這時也許我要退一步，我告訴我自己不能按照既定的方法來處理這個事情、去面對我的採訪對象。
其實我拍片子是特別渴望我的採訪對象能夠給我驚喜的，而且我一直有一個理論：如果你拍完一部片子，這個片子拍出來的每一個細節都是你能夠想像的或者是你能夠預測的，那這部片子實際上都不能給我自己驚喜，它怎麼能夠給觀眾驚喜呢？所以我要求我拍出的東西首先要突破我自己，只有突破我自己，才能突破觀眾對我的認知。
很多片子我覺得不確定有一個什麼樣的好處呢？一部片子放了10年，它突然跳出來之後，你發現原來它還可以這麼被解讀，那種感覺是特別美妙的，我覺得這是給我未來留下了一個口子，所以我當年在剪《大同》的時候，我就告訴我的剪輯師說，我們什麼應該留下來，就是因為我們現在還沒有判斷，過了十年以後別人還能有新的解讀，有可能去解讀，我覺得這是一個特別棒的事情。
最近在我身上發生了一件讓我覺得莫名其妙的事情，就是幾乎每個人的朋友圈都會看到那條稿子，關於《差館》的稿子，就是關於廣州火車站派出所，原發是發在「局外人看電影」裡面的，就講廣州火車站的故事，那篇文章的閱讀量也許逼近千萬次了，就是網絡媒體的閱讀量。引申閱讀：《草》
我花了兩年的時間在廣州火車站廣場派出所講春運的故事，那部片子我不知道為什麼那麼火？也許十年前拍的東西突然間契合了當下什麼樣的因素，至於這些因素怎麼搭上鉤的，我都不知道，但是竟然就會讓這麼一個片子產生了一個新的被別人閱讀的可能性，我覺得這對作者來說不是一個很美妙的事情嗎？
你在做新的片子，同時你的舊片子被別人拿出來重新被詮釋，我覺得生命的意義或者你活下來的意義，不就在於此嗎？
什麼叫死亡？身體的死亡還不叫死亡，當世界上所有人都忘記你的時候，你才是真正離開這個世界的時候，當你的身體已經離開這個世界，但是你的某些作品還能夠在這個世界上的某些空間，在那兒飄蕩，我覺得這是一件很美妙的事情。
報導 | 孟浪 編輯 | 佐伊
原標題：《周浩談懷斯曼：紀錄片，向詩而行！》