採寫丨吳鑫
《聲入心通:國語運動與現代中國》
作者：王東傑
版本：北京師範大學出版社|譚徐鋒工作室
2019年3月
作者簡介
王東傑
王東傑，歷史學博士，曾任四川大學歷史文化學院教授，現為清華大學人文學院歷史系教授、博士生導師。從事中國近現代史和中國思想文化史研究，出版有《國家與學術的地方互動：四川大學國立化進程（1925-1939）》《國中的「異鄉」：近代四川的文化、社會與地方認同》《歷史·聲音·學問：近代中國文化的脈延與異變》《聲入心通：國語運動與現代中國》等。
致敬辭
國語運動是晚清以來中國轉型的重要環節，幾乎重構了中國文化的存在形態，也促進了現代國家的文化認同。以語言革命和文字改革為目標的國語運動，不僅僅是晚清民國知識分子的學術研究問題，而且牽扯到國家建構、國族認同、文化理想、地方觀念、階級意識等範疇之間的多維度互動，同時涉及中西方文化的學戰論辯和語言文化的觀念變遷等複雜問題。王東傑採取非線性的跨學科研究範式，重新考察了國語運動中的生態變化和思潮變遷，以及語言與社會、政治等方面的內在互動關係。我們致敬《聲入心通》，也致敬作者王東傑對近代中國語言文字改革、統一與推廣等歷史脈絡和結構異變的多維度考察；致敬他從語言的角度探究中國近代社會的複雜軌跡，致敬他發掘近代中國社會中的文化與政治、精英與民眾、國家與地方之間的內在張力，他為我們深刻地剖析了國族建構與社會轉型諸問題的複雜性及其歷史影響。
答謝辭
謝謝評委會的厚愛，授予我這項未曾料及的獎勵。我深知這本書對讀者不算友好，若是今天來寫，我會增強敘事，使其少些艱澀，更加暢達。因為我在從事這項研究的過程中，越來越清晰地意識到，我們每天都要與漢字漢語打交道，對其成長，人人有責，要讓它更生動、精準、優雅，富有彈性，而不是把這項工作交給詩人、作家，自己袖手一旁。另外，我也希望有更多人藉助這本書，思考一直困擾我們的問題：該不該保留漢字，要不要廢除方言，是否應學習外語？傳統中國的思維，習慣從個體出發，由家而國而天下，層層推展：一個國士，同時也是鄉人；身處一隅，不妨思及天下。大認同和小認同共處對流，不必非此即彼，零和競爭。不同種類的資源儲蓄越多，我們應對不虞之務就越發自如。漢字、中文、普通話，以及各地方言，都是我們認同的根基，應該不離不棄；兩百年與洋人相處，外語、外文亦同樣成為我們傳統的部分，置之不顧，於己有損，於人無益。語言幫助我們自由表達，丈量自我的深度，也賦予我們聆聽和理解他人的心量。當然，它也可能帶來褊狹、乖戾，製造怯懦，使弱者失言。如何讓語言更好地發揮它解放的力量，而不是淪為束縛心智的繩索？這不只是可以思辨的議題，更有賴於你我當下的行動。
這本書
國語運動中的「上情下達」
新京報：你是什麼機緣轉入了對國語運動的歷史研究？在此過程中，遇到的最大困難是什麼？
王東傑：選擇這個題目，一個考慮是想深化我之前的研究。我博士論文做四川大學國立化運動，實際是討論20世紀二三十年代的國家統一、國家建構，國語運動也是這個大問題中的一部分，只是不同的側面而已。還有一個考慮是，語言文字，大家日用而不知。普通話是怎麼來的？過去的人從哪裡又怎樣學說官話？這是大家都覺得有意思可是又不大說得清楚的問題。還有，我上大學的時候，因為結構主義、符號學時髦一時，我逐人牛後，也半通不通地讀了好些跟語言學有關的書，也算是一段因緣。
在研究過程中遇到的最大困難，當然還是我對語言學的了解有限。讀到有些文獻，總覺得裡邊埋藏有什麼線索，可是又說不清楚，甚至不能判斷自己想的是不是有道理。「恍兮惚兮，其中有物。」這時候就只有讀書，或向專家請教。
新京報：研究國語運動，改變千年以來的話語方式和書寫方式，「上情」方面似乎更好研究，但「下達」方面似乎較難做出評判和分析？國語運動在「上情」爭論和發展過程中，是如何「下達」的？
王東傑：確實如此，這也是我覺得這本書最大的遺憾：它處理的還是相對容易的部分，留下了一些難啃的骨頭（討論得很粗略）。不同觀點的激蕩、相關政策的出臺、組織機構的設置，這些東西有大量史料可以說明；至於具體的實踐，被要求學習國語的那些人怎麼想、怎麼學、怎麼感受？材料就很少，即使經過一番精細的爬梳，所獲也不多，零零散散，難以構成一個相對系統的敘述。
就我目前掌握的情況，國語運動（或者說標準語、共通語運動）的推廣，主要還是依賴於建制性因素。學校、媒體、交通、政府法令和公文，都是推行國語的主要渠道，特別是前兩個。早期主要靠學校，而從整體效果看，媒體（廣播、電影，尤其是電視的普及）的力量更強。有一些組織，比如大型的國營工廠（尤其是在「三線」地區）、軍隊等，也為普通話的流通提供了制度性的空間。
當然，學校、媒體、鐵路、工廠、軍隊背後，都是官方的力量。但國語運動也不是只靠官方力量就能奏效，物質性、情感性、心理性的社會需求，也許還更為重要。政策、機構和各種社會力量的互動，謀生手段、文化機制和心理氛圍，都是國語進入日常生活的渠道。要了解這一點，還需要更細緻、更集中於微觀語言場景和行為的研究。
這個人
未來十年會集中於兩個議題
新京報：儘管國語運動有歷史的某種必然性，但國語運動在近現代的不同時期似乎扮演著不同的工具，或者說在不同時期被不同的目的所利用？左右國語運動的因素有很多，具體有哪些呈現？
王東傑：像我之前討論過的大學國立化一樣，國語運動也被不同的力量所關切，投注了他們各自的關懷。在20世紀的中國，「國家」是一種強勢的象徵性權力資本，國語運動作為其能量場的一個重要組成部分，是各方力量都要競爭的對象。不同的勢力介入國語運動，當然各懷目的，有的人的確是想「利用」它以滿足私利，但有些人就是想表達自身訴求，實現自己的理想。在理論上，國語是服務於民族國家的，而民族國家本身就具有平等和民主的意味。在此意義上，國語運動不僅積極參與了公共空間的生成，它本身也成為了一個公共空間。
影響國語運動的因素，有語言本身的，也有語言之外的。我的精力主要還是放在後者，也就是一些社會性和政治性因素上。國家建構、國族認同、地方觀念、階級意識、民族身份、城鄉差別、政治派系等等，都是激起爭議的刺激源，構成多聲部中的一種，這些力量又常常交錯在一起，並隨時代而變動。此外，物質景觀、資訊手段、生活方式等方面的變化，是整個國語運動的背景，對此我只是簡單地提了一下，其實還需要花大氣力去重建。
新京報：「聲音」在國語運動過程中扮演著怎樣的角色？
王東傑：國語運動原本就是圍繞聲音展開的，一個（相對於「文字」來說）更具獨立性的「聲音」意識，啟動了中國近代語文改革的開關。我們甚至可以說，聲音是國語運動背後的匿名「組織者」。
從語言與文字的關係角度而言。國語運動提出了「言文一致」的目標，實質則是以「言」導「文」。其中又可分作兩個層面：在文字層面上，它一直存有將漢字改為拼音文字的追求；在文體層面上，則提倡「我手寫我口」。順便說一句，最近沈國威教授提出，「言文一致」首先是滿足「科學敘事」的要求，而不是「文學革命」。它適用的是課堂演述之類的場合，目的是要讓人「聽懂」，還不是寫作問題。這個看法能否取代傳統的講法，還可以討論，但有一定道理，至少提示了我們過去關注不夠的問題。
新京報：你接下來有什麼研究計劃？
王東傑：我不是一個特別講究計劃的人，大概未來十年會集中於兩個議題：一是近代的「聲音文化」，希望在過於運動研究基礎上，討論更大範圍的「聲音文化」是怎樣影響、建構、組織20世紀中國的社會政治的。另一個是思想史課題，主要討論晚清以來中國文化的價值軸心怎樣從天道、天理轉向歷史局面。
作者丨吳鑫
編輯丨安也