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摘要]與工資收入相比，年輕學者的科研經費並不多，但一年下來足夠進行各種想要開展的學術活動以及國內外交流合作等。
【作者按】2014年12月，《文匯學人》連續刊發了中國社會科學院文學研究所蔣寅教授的兩篇「吐槽」文：《報銷惡夢：看學者如何吐槽科研經費》《走出報銷惡夢：再談科研經費》。經《澎湃新聞》轉載後，引起了一線高校教師和研究人員的廣泛關注與討論，更有坊間局外人謂之「大開眼界」。蔣教授在兩篇文章中多次以豔羨的口吻提到國外學界尤其是日本的情況，但並未具體談及日本學者是如何報銷的。又到了年末年始一手忙報銷一手忙預算的季節，憶起過去兩年發生在別人家的流水帳，是以記之，供學人品評。
日本的財政/會計年度是4月1日至來年的3月31日。從幼兒園到大學、自政府至企業，都從4月1日開始計算新的一年。我猜這與大和民族的「櫻花情結」有關——在絢爛浪漫的花開花落之季完成新舊更替。只是喜過「洋節」的日本民眾似乎唯獨不能享受愚人節的幽默，在新年度的第一天總顯得拘謹有餘而輕鬆不足。
2015年4月1日，作為日本學術振興會外國人特別研究員，我開始了在東京大學文學部的研究工作。此前的2月中旬，申請到了學術振興會的「特別研究員獎勵費」，是日本「科學研究費補助金」的一種，相當於中國的國家社科基金等「縱向」科研經費。由於項目審批、各級撥款等手續需要花費一定的時間，當年4月1日開始的科研經費要到5月下旬才能進入東大的財務系統，所以教授、科研人員都有近兩個月的「空頭帳戶」。
在印度哲學佛教學研究室（「研究室」相當於「系」）辦完入職手續後，懷著對經費之「有名無實」的慣性擔憂去文學部財務室報到——領取「報銷須知」、籤署科研經費使用知情書（亦即廉潔承諾書），沒想到財務助理連忙先行道歉：
「非常抱歉！政府（學術振興會）沒能在4月1日前把研究經費劃撥到東京大學！但是，我校準備了充足的預備款，如果研究需要的話，4月1日起可以正常使用項目經費，不需要辦理借款手續，5月底經費到帳後大學會主動扣除已使用的部分。」
竟一時沒聽懂，「就當帳戶上有錢一樣正常使用嗎？」或許是留學回國幾年已然忘了日語思維吧。
「是的，大學統一管理教職員的經費，不用擔心開支超額或者無法償還。但重要的是，不能因為行政的原因而縮短經費的有效使用期限，東大要儘可能地保證教職員有一個完整的年度（十二個月）來支配自己的科研經費。如果等5月底進帳了才能使用的話，到明年3月31日就只剩十個月的時間了。」
「那麼，需要在半年的時候花掉百分之五十的經費嗎？」看著留學時就已面熟的財務助理，我只好解釋道：「前幾年拿的都是獎學金和助學金，沒有接觸過日本的科研經費。」
「我還記得你以前每個月都來交勤工儉學的工作記錄呢！那就是用的科研經費。現在可以你也可以聘（學生）助理了，標準還是每小時九百到一千兩百日元（約五十到七十五人民幣）。」
「快十年了都沒有漲價嗎？我當年的學費可全都靠的勤工儉學！」
「日本是通貨緊縮吧！」從抽屜裡拿出來一本小冊子，遞給我：「記住，今年的科研經費要在明年3月31日前全部用完，用不完的部分東大將還給學術振興會。但什麼時候用完沒有限制，你可以一個月全部用完，也可以十二個月慢慢用完。」
「有使用比例限制嗎？比如參加國際會議、購買科研材料、發放勞務報酬等各佔多少？」接過小冊子的瞬間，我拼命回想了一下申請經費時是否填寫過預算表。
「一般沒有限制，按照研究的實際需求來使用。如果有特殊情況，可以提交文學部全體教授會議審議。」
一臉蒙圈地走出財務室。暖心，不僅僅是因為回到了久別的本鄉校園，此時安田講堂正門右側的粉色垂櫻正在滿開。
安田講堂前，諾貝爾獎得主的背景
「文學部財務手冊」其實是PPT文檔列印出來的幾頁A4紙的合訂本，封面上彩印著文學部的標誌性建築「二重拱門」，據說在上世紀六十年代末的學潮運動中被本部學生點火燒過。
東京大學文學部的拱門
「手冊」中簡明扼要地羅列了各種報銷手續和注意事項。幾分鐘翻看完後徑直去了位於文學部大樓負一層的校內文具雜貨店——「東大生協」。挑選了印表機、墨盒、單眼相機、三腳架、各種紙和筆、咖啡機和咖啡豆等等，在校內支付專櫃填寫了自己的工號。因為東西比較多，就選擇了打包寄送至新辦公室，自己則拿到三張收據，需要在一個月內去研究室和財務室辦理報銷手續。
從地下一層的生協走到三樓的研究室，需要穿過一長串曲裡拐彎的陰暗樓道，翻看著三張A4紙上的內容，很是納悶：東西應該一會兒就送到辦公室了，如果不及時辦完報銷的話，生協會來討債嗎？這是打白條行為吧？莫非是生協的購物系統和學校的財務系統聯網，輸入工號的同時已經完成了付款，東大墊付了我的「空頭帳戶」？這顯然比支付寶更加方便，連密碼都不用。
某次在生協購買一個硒鼓的物品清單
三張收據分別是請求書（相當於發票）、納品書（交貨單=物品清單）、見積書（詳細價目表）。除了經費使用者本人以外，還需要請同研究室的一位同事（教授或助理）在物品清單上簽字，以證明確實購買並收到了這些東西。不需要找領導籤字或蓋公章，而學生自然也不能為教授或職員做查驗證明。原則上，籤字的同事需要一一清點並核對實物，但在東京大學很少有人如此嚴格操作，據說是因為東大的科研經費巨多、採購量龐大，國立大學不願也不能浪費被稱為「納稅人的錢」的人力和財力，從而選擇了依靠高素質的信任來進行無形的監管。至於私立大學，則往往僱用兼職人員來嚴格核查所購材料是否「名實相副」、是否適用於該科研項目，以保證經費得到正當使用。
研究室的助教加藤君是剛從德國畢業回來的「海歸」，東大本碩，專攻古印度吠檀多派哲學。我請他在物品清單上簽字。他拿出私章，說：「日本還是更認可印章，只有外國人可以手籤字。中國人也喜歡用印章吧？」
「個人很少用印章了。日本的私章不容易造假或者弄錯嗎？就只刻姓氏而不是全名，比如我們研究室就有兩個加藤君，我看兩個印章就像是一個模子刻出來的。」
加藤君做了一個「機智」的表情包笑臉，「言歸正傳，並不是校內生協的所有物品都能報銷，為防萬一，最好等財務室確認之後再使用，沒拆封的可以退貨，用過了就只能自己補交錢了！校內賣的東西可比外面貴哦！」
把籤完字的物品清單連同另兩張收據交到了一樓財務處，再返回赤門研究棟的辦公室時，一大箱子辦公用品已經擺放在了門口。
三天後，收到了財務室打來的電話：「遙控自拍架」與所從事的「日本古寫經研究」課題無關，不能報銷；單眼相機和三腳架應該用於寺院調查時拍攝經卷、佛像等，但自拍架屬於遊玩類用品而非科研必需品。凡是帶有東大logo的文具都不能報銷，因為帶logo之物的設計附加值高，其首要目的是紀念而不是當做文具來使用；帶有Hello Kitty、哆啦A夢、龍貓等卡通圖案的文具就更不能歸入科研辦公用品報銷了——此規定簡直有違時尚之都、萌寵之國的天性！這時才發現，物品清單上詳細列舉了每件文具的樣式、色彩、圖案等等。
帶東大logo的直尺和卡通便籤條
一般來說，購買單件未滿一百萬日元（約六萬人民幣）的科研材料時，可以自己先行購買再去財務室報銷。其中，單件二十萬日元（約一萬兩千元人民幣）以上的材料需要登記造冊以備隨時核查，單件五十萬日元（約三萬人民幣）以上則需納入固定資產管理。然而，很多私立大學把五萬日元（約三千人民幣）以上的物品納入固定資產管理，如此一來，稍貴一點的書籍就須在離職或離校時交還給學校，不少私立大學的教授對這一「吝嗇」的規矩怨聲載道。
作為文科生，沒有購買大額（超過一
百萬日元）科研材料和設備的經驗。按照東大當時的規定，單件金額在一百萬到五百萬日元之間，由財務室代為購買；五百萬到一千萬日元，需提交購買理由書，並在學部教授會議陳述，再由財務室代購；一千萬到兩千萬日元，招標購買，由學校專門委員會審查；兩千萬日元以上，通過政府採購，由學校專門委員會審查。
本鄉校園外的本鄉大道上鱗次櫛比地排列著許多書店，不管是文科生還是理工農醫學部的師生，一年下來都需要買不少書。根據路人甲的視覺判斷，醫學書店數量最多、規模大小不等——有說在中國臭名昭著的「731細菌部隊」的「731」一名即取自東京大學（含醫學部）的地址：東京都文京區本鄉7-3-1。與我的研究相關的主要是赤門斜對面的一家佛教學專門書店——山喜房佛書林——現在是第二代女老闆在苦心經營著，和入贅的先生一起接過了父親的遺產與志業，專賣佛教類書、兼及出版佛學圖書，早已是佛教研究的標配書屋之一。老闆夫婦倆都已年近八十，與研究室的每一位師生熟識，偶爾會請我們在附近的小酒館吃飯。店裡沒有電腦列印的購物清單，每次都是老先生工整地手寫每一本書的書名和折後實價，他知道不屬於研究課題用的書籍不能拿回大學報銷。
山喜房佛書林內景
山喜房先生在寫收據
參加學術會議或者從事田野調查，可能是文科生的主要外出學術活動了，可以統稱為「出差」。因為佛教專業需要一定的田野工作，故出差次數相對較多，而目的地則幾乎全是寺院（往往還是名山大院），故常被朋友圈戲謔為「專業深度遊」。不知是寺院身在景區中、還是美景只緣是寺院。無論如何，一個實際的問題就是科研經費並不能報銷門票。好在調研時一般都需要按照禮節與習俗給住持送「禮金」或者「謝金」（科研經費可以支付現金報酬），門票基本就都免除了。
日本國內出差，在出發前與研究室助教打好招呼、安排好課程或者工作即可。差旅費採取「包幹制」，與中國的「包幹制」的區別在於連車費都「包幹」，即假設出差人購買了規定範圍內的最高等級票，而財務室也不要求報銷時提供車票的發票或收據。比如，從東京去京都出差，規定報銷新幹線普通座的正常票價，但是如果買到打折的新幹線票或者乘坐夜行巴士去，省下來的差額則可以裝進自己的口袋，這一節約而來的「收入」是合法的。住宿費則需要根據發票的金額在「上限」範圍內實報實銷。最近幾年，由於訪日遊客猛增，導致京都等地的酒店房價往往超過幾年前制定的「上限」。遇到過幾次這種情況，財務室非常人性化地放寬了「上限」，即按照市場行情臨時調高報銷限額。真應了句中國老話：規矩是死的，人是活的！
2015年夏天，應邀赴泰國曼谷參加第十六屆世界梵文大會，行前一個月在研究室教授會議上陳述了出差事由（文學部每兩周召開一次全體教授會議，出席率很高，主要原因是每次開會都有需要眾議並投票表決的事情）。參加國際會議的報銷方式與中國的因公出國（境）基本相同，只不過日本的「日當」（日津貼）少到可以忽略不計。同行的日本學者聽我聊起中國學者的國際會議經費裡有「夥食補貼」一項，都對中國近年經濟之強盛與重視飲食的優良文化傳統投以驚羨的讚嘆，同時義正辭嚴地抱怨，在會議等學術活動的招待中，日本政府規定酒不能納入餐費來報銷。日本學者之好飲可能甚於中國學者，因此有些研究室往往自備「活動基金」，如師長系友的捐贈等，相當於中國的「橫向」經費，用來開支集體（科研）活動時無法用「縱向」經費報銷的部分。
與工資收入相比，年輕學者的科研經費並不多，但一年下來足夠進行各種想要開展的學術活動以及國內外交流合作等。2016年3月初，財務室群發郵件提醒大家，在觀賞櫻花的同時關心一下各自的科研經費帳戶，若有剩餘則應在31日前用完。一查，欣喜地發現自己尚有兩萬多日元結餘，便在午後溜達至「山喜房」，抱回了一本剛出版的《中峰明本〈山房夜話〉譯註》。（文/何歡歡）
本文轉自澎湃新聞 http://www.thepaper.cn/