編輯：蘭雲峰
1977年的冬天，我在上髙一。爸爸從外帶回消息，說以後可以通過考試上大學了。無意中聽到這個消息，我心裡暗暗想，一定要考上大學。
一年前，大姐由推薦方式上大學的事深深地觸動了我。那時正值剛剛粉碎＂四入幫＂，我爸爸作為 ＂四人幫＂伸向嵐縣的＂黑瓜牙＂，正接受著嚴格的審查。大姐也由原來就讀的北京醫學院調到了山西畜牧獸醫學校。由北京的著名大學變成了山西的中專學校，雖然落差很大，但畢竟姐姐還是有學可上的。令人憂慮的是不知道這種株連政策會影響我們家多久、多深。
我想，我必須憑自己的努力考上大學，讓父母親開心，為父母親排憂解難。當時爸爸還在審查中，家裡的氣氛一片陰霾。唯一能帶來一縷陽光的是，己高中畢業的哥哥準備參加高考，憑他的實力，是沒問題的，就怕政審過不了關。果然，哥哥在77年、78年的考試中，成績均過了線，但都因政審被卡掉了。當時的政策好像是可以讓在校高中生於畢業之前提前參加高考，但是學校要通過考試選拔，作為考分前茅的我因為政審自然也無緣於這一政策。
直到79年高考政策有所鬆動，政審放寬了，我和哥哥同時考上了大學。從父母舒展的眉宇間看到他們的高興，周圍的親戚自然也非常高興，姑姑家經濟狀況好，給我們每人送來30元的大禮。平時少言寡語的伯父，用從爺爺那裡繼承下來的精湛的木工手藝，給我和哥哥每人做了一個小木箱。小木箱是用松木做的，沒有油漆，散發著淡淡的松香，自然的花紋裝飾著俊俏的外表，略顯幾份古樸與純真。長大約50釐米、寬30釐米、高40釐米，嚴格執行著長寬高的黃金比例。四周木板的連接，自然是用傳統的鉚屜工藝，就連底板與上部的連接也是用這種方式。上蓋是半開式，大約三分之一為固定的，活動板要比應有的三分之二長二釐米，二根堅硬的木條被膠沾在活動板下，就成了合頁。蓋合時長出的二釐米就像小木箱有一個屋簷，保護著下面的機構不受風吹日曬。綠色的搭自然下垂正好與扣吻合在一起，一把紅色的小鎖使小木箱固若金湯，從遠處看上去好像軍人帽子上的紅星。開學時間到了，我把上學要用的學習用具一一整齊地碼放在箱中，媽媽買的新衣服，新床單，新墊巾、吃飯用的飯盆、鋁盒自然也放在其中。第一次要離開父母，到千裡以外的臨汾上學，做這些事我肯定是既稀奇又興奮。
要離家了，父母親友都來送行。大家七手八腳把我的行李和小木箱抬到舅舅的嘎斯卡車上。舅舅是我們縣工業局卡車司機，經常去外地拉氧氣，這次為了能把我送到忻州，特意與領導說明後繞行忻州。我們同行的有與我一同上山西師範大學物理系的趙淑琦，以及上地理系的劉迎年，我們都是高中同學，自然很熟悉。尤其是迎年與我同村，打小一起長大，小學、高中都在一個班，我倆是我們村第一批大學生。自然引起村裡好多家庭的羨慕，現在有些晚輩說起來還講，當時父母教育他們時常以我倆為榜樣。我們仨人坐在卡車車鬥中的氧氣瓶上，在父母、親戚、朋友的叮嚀聲中發出了。秋日的陽光金光燦燦，和煦的秋風迎面吹來，高高的雲朵好像要和我們一同遠行，也要去感受外面的世界，去吮吸知識的營養，去為祖國四個現代化做貢獻。
車行進在崎嶇的山路上，顛顛簸簸。我們仨人靠人體的晃動，去減弱顛簸造成的不適，但我的小木箱就不那麼幸運了，只聽到它與氧氣瓶吱吱的摩擦聲，車行駛在石頭河灘上時，小木箱又一上一下，競發岀嘎嘎的撞擊聲，我很害怕它到不了臨汾就會散了架，就挪動身體，用手護著它。
由於挪動了身體位置，無意之中與淑琦坐了個正對面。我面朝後，她面朝前，我們倆面對面坐著。在微風的吹拂下，她額前的短髮飄起來，露出了白皙而略帶紅潤的鵝蛋臉，一副上黑下透明的鏡框後面，一雙炯炯有神的大眼睛，在秋日陽光的反射下一閃一閃，筆挺的鼻梁從兩個近乎園形的鏡框中間，以合適的角度伸展出來，直指下面的稜角分明的小嘴。眼前的情景深深吸引了我，對於從未如此正面直視女生的17歲男生來說，心裡的想法自然不用道來。我只能默默祝願，我們一起學習，共同成長，將來為國家的發展做出貢獻。車到了忻州，舅舅把我們仨人放到火車站，我們將要從忻州過太原到臨汾。
到了臨汾正好是清晨，我們隨同其他旅客一起下了車，走出車站。看到廣場四周生長著一排排的石榴樹，在茂密的綠葉間橙黃的石榴，不時顯露著自己的笑臉，間或有一兩朵小花依偎在旁邊，好像在迎接我們的到來。這是我第一次見到真正的石榴，要不是我家火炕圍牆上，松鼠偷吃石榴彩圖的幫忙，我還真不知道它為何物。我思量著，過幾天一定要買幾顆，放在我的小木箱裡慢慢品嘗。直到今日，毎每見到市場上有出售的石榴，我總要買一些，也許是回味當年的滋味吧。學校的迎新車和高年級的同學把我們接往學校。在通往學校的道路兩旁到處是奇特的花木，美人焦，柿子樹⋯⋯，都是我第一次見到的。或許正是由於這些隨處可見的花果，才是人們把臨汾叫做花果城的由來。
我一直在興奮地觀賞著身邊的美景，不知誰說了一句＂到了＂。向車前望去，山西師範學院的木牌在一個用磚砌的門柱上掛著，旁邊的大門與我們縣政府大門一樣，沒有一絲的闊氣，校園裡是一排排平房，只有遠處才有幾座不高的樓房，我用驚異的目光觀看著周圍的一切，心中有點納悶，這就是大學嗎？
在樹蔭下我和同學們等待著辦理報到手續，大家都是新生，彼此很生疏，相互間自然沒有太多的言語，只有樹上的蛐蛐叫個不停。輪到我了，我從我的小木箱中拿岀錄取通知書、準考證、報到須知一一遞上。老師把準考證看了看，朝我望了望，然後把它和報到須知一同還給了我。直到現在我還保存著當年準考證上的照片，肯定是辦完手續後，我又把它放在我的小木箱中，才使它沒有遺失。後來老師還讓我讀一段報紙，讀的時候我操著滿嘴的老家話，也許那位老師什麼也沒聽懂，但至少知道我口齒伶俐，可以當教師。
在同學的幫助下，我的小木箱和行李被搬到了宿舍。我氣喘籲籲，一邊坐在小木箱上歇息，一邊同新到的同學互相認識。大家互報姓名，並做一點簡單的介紹，就這樣我與呂羨平，張毅，高孝偉，曹茂盛，張進軍，陳懷生，史彩生八位同學同住一屋，一起開始了四年的大學生活。後來才發現他們也帶了木箱，只是形狀、顏色、大小各不相同。只有張毅的是與眾不同的皮箱，他與我們這些農村來的同學不一樣，人家畢竟是來自大城市陽泉。我們幾個人收拾好各自的東西後，一塊去食堂吃飯，我從我的小木箱中取出打飯用的飯盆和鋁盒，帶上報到時發的用紅綠黃三色紙印的飯票出門了。
食堂建在一個高臺上，是一排平房，打飯的窗口很大，人站在外面能看到裡邊師傅的工作。我們來晚了，只見打飯的隊伍已排出了屋簷，延伸到空曠的石板地上，在附近的圖書館的牆角下，一些同學蹲在地上吃著飯。到打飯時，我小心翼翼的遞上午飯的飯票，靑年師傅示意我把飯盆擺在臺上，一勺菜被迅速地扣入盆中，另一位年長的師傅在萊上擺了兩個黃橙橙的窩窩頭，並叮囑我到另一個窗口打湯，我端著打來的飯排在打湯隊伍的後面，用飯勺攪動著盆中的菜，發現水煮白蘿片中，零星有幾片紅白相間的肉片，點點的油花在午時的陽光下五光十色，色彩斑瀾，向飢腸轆轆的我散發著誘人的香味。
我端著剛打來的飯菜快速的往宿舍趕，玉米面糊糊盛在鋁盒，端它的手被燙的火辣辣的。我們的宿舍在三樓，從食堂回宿舍的路上上下下，感覺好長好長，我幾次倒手才回到宿舍。宿舍裡的大桌己被其它同學佔滿了，大家正津津有味的吃著各自的飯。被燙的手顫抖著，等不及同學們接，我的小木箱放在門口附近，我趕緊把飯和湯放在它上邊，劈的一聲，玉米糊溢了滿箱，同學們趕忙過來幫我擦試。望著盒中所剩不多的糊糊，我遲疑在那裡，淚花在眼裡打轉。
在家裡，我們喝的是香噴噴的小米粥，媽媽從來不用我舀，都是她晾好了才給我。我一屁股坐在床上，一言不發，吃著小木箱上的飯菜，想家念頭愈來愈烈， 眼淚不禁地奪眶而出。我們家在離縣城很近的坡上村，父親每月五十多元工資，再加上母親在生產隊的勞動所得，一家人的生活還算不錯。兄妹五人上學時都是吃住在家，每天放學回家，可口的飯菜總是擺在我們面前，母親為了我們長身體，總是變化著飯菜的花樣，莜麵栲栳栳，摻山藥莜麵圪撅撅，熬山藥，燴菜⋯⋯，樣樣都是色味俱佳，哪有這如同漿糊般的玉米面糊糊。等我吃完後，淚水已打溼了小木箱的一角。
吸取這次打飯的教訓，從此以後我和上鋪的羨平同學商定，我們倆的飯票合在一起，打飯時一人打萊，另一人打湯，既節約了時間又方便了端拿。以至於後來同學們笑稱我倆是同睡一張床，同吃一碗飯的伴侶。說也怪，四年下來，起初那討厭的玉米面糊糊卻成了我的最愛，就是現在到了粥店，總要尋找玉米面糊糊，想回味一下當年那淡淡的香味。
過了幾天，學校發下了新書，我在每本書上的扉頁上寫上1979年某月某日於山西師院，又一一整齊的碼放在我的小木箱中。漸漸的小木箱中書多了，漸漸的小木箱的顏色變深了，四年下來小木箱裡盛滿了我的課本，筆記，日記以及各種學習書籍，儼然成了一個小書箱。
大學畢業時我首先把它託運回家，後來它跟隨我從嵐縣到離石，身份也由書箱變成了工具箱，可就在2002年調往北京的搬家時，被我愛人把它同裡邊的工具一起以低廉的價格買掉了。但幸運的是當年箱中的書，還一直完整的保存在我北京家裡的書櫃裡。每當我翻閱那些當年被我點點畫畫，認真學習過，並己發黃的課本和筆記時，總會想起我的小木箱。尤其是前些年，我把自己多餘的搏士論文與大學課本等書籍放在一起時，對我的小木箱的思念之情更加濃烈。
我的小木箱，它曾滿滿地填充過我四年大學生活的喜悅、惆悵和堅守。更承載過青春年華時我對理想不懈的奮鬥和追求。
二零一三年八月五日於太原回北京的G614高鐵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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