在共和國的歷史上，作為執政黨，中共不斷發動群眾大搞階級鬥爭和政治運動，其中最令世人矚目的，就是1957年的反右派運動和1966年的「文化大革命」。由於政治的原因，國人（包括學術界）對「文化大革命」的思考比較充分，研究也相對深入，但是對於反右派運動的思考和研究卻始終沒有展開。到今天，那場與文革相比同樣是震動社會、摧殘人心的政治運動已經過去整整半個世紀了，人們需要、也希望了解當時究竟發生了什麼，是怎樣發生的。
其實，從毛澤東的思想歷程來看，反右與文革是一脈相承的——反右就是文革的預演，文革就是反右的繼續。那麼，毛澤東為什麼要在那時發動一場波及全國的反右派運動？筆者的研究表明，實際上，在1956年和1957年，毛澤東和中共的政治理念有一個值得注意的變化過程。
社會主義所有制的改造基本完成以後，執政黨認為大規模的階級鬥爭已經過去，下一步的中心任務就是搞經濟建設，儘快實現工業化。為此，就需要調動全社會，特別是知識界的積極因素。恰值此時，蘇共召開的二十大提出了一套發展社會主義的新方針，進一步刺激了中共的思考。於是，毛澤東提出了以經濟建設為主的「十大關係」，提出了「百花齊放、百家爭鳴」和「長期共存、互相監督」的政治主張，而這些方針和主張在中共八大被確定下來，構成了八大路線的主要內容。中國似乎要走上一條不同於史達林模式的社會主義道路了。
然而，無論是蘇共還是中共，都低估了史達林主義在東歐的危害以及東歐各國民眾的反抗情緒，1956年10月的波匈事件在社會主義陣營引起了一片混亂和恐慌。波匈事件，特別是在匈牙利出現的動亂，使中共領導人意識到，已經取得的政權還有可能喪失。這種危險的主要根源不是國內外的反革命力量，而在於人民大眾對執政黨的不滿和對立情緒。一旦這種情緒蔓延和膨脹起來，勢必為國際階級敵人所利用，進而推翻共產黨的統治。於是，毛澤東認為，主要問題出在共產黨內，並提出今後的中心任務就是調整執政黨與人民群眾的關係，即正確處理人民內部矛盾的問題，為此則需要採用民主的方式開展整風運動，以克服黨內的官僚主義、宗派主義和主觀主義作風。
毛澤東沒有想到，他的主張遭到了黨內多數幹部的反感和抵制，而他倡導的雙百方針和大鳴大放的做法則受到民主人士和知識分子的歡迎和擁戴，再加上在毛看來，經過幾年的改造運動，知識分子已經歸順了黨的領導，於是，毛澤東決定邀請民主黨派和知識分子幫助實行開門整風。然而，民主黨派座談會召開不久，毛澤東就敏感地認為，這些鳴放的言論有兩個危險傾向:擺脫共產黨的領導；否定社會主義制度。此後，在中共中央「引蛇出洞」策略的引導下，鳴放言論越來越激烈，特別是由此引發的學生運動同農民退社、工人罷工攪在一起，使毛澤東感到「中國有出現匈牙利事件的危險」。中共高層一致決定，必須重新開展一次群眾性階級鬥爭，堅決打擊這些反黨、反社會主義的言論和行動。於是，黨內整風便迅速轉為全社會的反右運動。
概括起來，波匈事件-黨內整風-反右運動，這個三步曲大體上構成了那場政治運動如何緣起的歷史過程，反映了毛澤東否定八大路線、重提階級鬥爭的思想歷程。
本文的研究是以充分的史料為依據的。筆者首先研究了大量文獻史料，特別是有選擇地查閱了北京市、上海市、吉林省、陝西省、雲南省五個檔案館有關整風反右的檔案材料。[1] 同時，還利用了許多有代表性的當事人回憶錄。作為當時的新聞報導，《人民日報》、《光明日報》等都很重要，但在筆者看來，在報刊類中，最值得注意的應屬新華社發行的《內部參考》。至少在反右運動進入高潮之前，這個刊物的報導還是尊重事實、實話實說的。[2]要梳理毛澤東的思想脈絡，當然需研究他在此期發表的講話、報告、指示、文章，但這類材料很多，且虛實兼備，更因對象不同而各有側重，看起來令人眼花繚亂。因此，在考察和理解毛的公開講話和中共中央文件時，筆者重點利用了兩個史料。一個是毛澤東秘書林克的日記手稿，那裡記載了不少毛澤東私下談話的內容。[3] 一個是毛澤東修改他在最高國務會議上的講話稿（即《正確處理人民內部矛盾問題》）的經過和具體內容。[4] 這是觀察毛澤東此時思想變化的兩個極其重要史料:一則，就真實性而言，毛對他身邊人員透露的心聲大概比他的公開講話更可靠；二則，毛本人把《正處》看作是對馬克思列寧主義的重大發展，修改時反反覆覆，字斟句酌，不厭其煩，而這個過程恰恰與整風向反右轉變的過程同步。所以，毛澤東對局勢估計、對問題認識的變化，應該比較真實地反映在這些史料中。
在仔細梳理和認真研究上述史料的基礎上，筆者試圖客觀地重現1956年11月至1957年6月中國政治局勢變化的複雜過程，向人們提供一幅反右運動緣起的真實畫面。