1949年8月6日,復興公園門口旗杆林立如樹叢,風一吹來,大片紅旗飛展如畫,好不威武。上午九點剛過,由電訊局十八位工程師裝置和管理的九架播音器,就持續不斷發出嘹亮的歌聲,預示著公園今日會有盛事發生。果然不久,一撥一撥的工作人員陸續來這裡,解放兩個多月的上海要在這裡舉辦「文藝界勞軍救災園遊會」。
【豐子愷賣畫,上官雲珠擺地攤】
就在今日復興公園人們非常熟悉的噴水池的旁邊,這一天矗立起有兩支大紅柱、十四面大紅旗構成的凱旋門,兩旁是毛主席和朱總司令的巨幅畫像。凱旋門的西邊,就是義賣總場,東邊是美協的義賣場。各種遊戲場、義賣分攤、和餐廳、分布在綠蔭道上和清水池邊。
平素輕易看不到的劇影明星,這天一早就來布置貨攤,到十點鐘遊客入場的時候,貨攤已經布好了。看到這些從熒幕上走下來的明星,一個個叫賣著繡花鞋、字畫、衣料或者膠鞋,被單,毛巾,遊客們都歡喜得不行,紛紛掏錢購物。
義賣場的四周還有用帆布床搭成的地攤,分布在樹陰下,在義賣場前面噴水池側的一個地攤由上官雲珠主持,另外還有三個地攤分別由秦怡、莎莉、路明主持。一天過後,地攤上售出最多的是劇影協會籤名紀念扇,每把五百元。如果遊客一進園門就買一把扇子,再走到任何一個攤子上都可以請那裡的任售貨員或招待員的影劇工作者給你籤名,明星們無一不和氣地籤名。
在美協的義賣攤位,則義賣毛主席朱總司令畫像和文藝書籤。座中長髯白須者是著名畫家豐子愷,這一天也出來參加義賣。剛從北平回來的文代代表也熱情地參加了各項實際工作。其中,陳白塵親自擔任冷飲室的收帳工作,舒繡文擔任冷飲室的招待,藍馬則率領著自行車聯絡隊,掌握整個園遊會的機動聯絡工作。冷飲攤像鬧市一般,使擔任販賣食品的明星們應接不暇。綜計全日共賣出二百萬元以上。
雖然遊園賓客中的上海婦女還照舊穿著滬上時興的精緻旗袍。但是身為明星的舒繡文卻已經是一身淺黃色的列寧裝了。說起北行歸來的感想時,她說:「我們這回去北平是為了學習,這次從文代大會所得的收穫真不少,今後我們的工作目標是為工農兵服務,大家都應朝這方面努力。」
【「打到臺灣去,活捉戰犯」】
剛剛解放兩個多月的上海,也通過在這昔日法租界核心位置的公園裡的展示,彰顯著新時代的來臨。在公園裡的美術畫廊裡,展示著解放軍進入上海和「七六」大示威時的雄姿作品300餘幅。
連公園裡的遊戲場,也充滿著政治意義和教育意味。光從名目就可以略知一二:有「活捉戰犯」、有「打倒反動派」、「打到臺灣去」和「打匪機」、「釣魚」等。其中「打倒反動派」最受人歡迎,作為靶子被打的「反動頭子蔣介石」被打中得最多,每個參加打反動派的人,首先都是瞄準著蔣介石打過去。其次是「活捉戰犯」,人們聚精會神的「去捉戰犯湯恩伯、捉毛森、去捉匪首蔣介石」。後來的報導寫道:「從參加捉戰犯的人的表情中,都可以看出一股股燃燒著的怒火,每一個人都好像不把戰犯捉到,不肯罷休。在『打到臺灣去』的遊戲中,甚至有連下三城者。」
到了晚上七時,三個表演臺的節目,同時開始,成千成萬的人,很快就被吸引過來了,愛好平劇、越劇、滬劇的,聚集在第一演出臺的前面,愛好雜藝的,聚集到第二演出臺,愛好音樂的,則緊緊地圍繞著第三演出臺。接下去的幾天中,戲曲、雜技、音樂、歌舞等共31個文藝團體4800人輪番獻演。觀眾們如潮水一般選擇著重要的節目,這邊看完了,馬上就擁到另一邊去。
兩萬張票子在七時前全部售完,買票的隊伍自華龍路口排至霞飛路,賣票的亭子幾乎擠倒。統計顯示,6天遊園活動期間,四面八方的市民絡繹不絕地湧向復興公園,購票行列從大門口一直排到霞飛路(今淮海路)。遊園期間共售出門票10萬張以上,義賣收入620萬元(舊幣),遊戲場收入350萬元。
【曾是華人不得入內】
復興公園,在上海人心中,佔據獨特意義。
1900年,法租界公董局以規銀7.6萬兩購買土地152畝,並將其中112畝租給法軍建造兵營。1908年7月1日,法租界公董局決定聘用法國園藝家柏勃主持設計,把顧家宅前法國兵營改建為公園,並建設為全然法式風情的公園,最終於1909年6月落成,在同年7月14日法國國慶日開放。對上海人來說,這是他們自開埠以後的一次啟蒙——原來在中式的私家園林之外,還有「公園」這樣的概念。
不過,1909年被稱為「法國公園」的新園建成開放之際,法租界當局公布的章程對華人卻極盡羞辱,當時的遊園細則包括:中國人不得入園(但照顧外國小孩的中國阿媽和伺候洋人的華僕可跟其主人入園);洋人牽帶的外加口罩的狗允許入內。
方志敏就曾在《可愛的中國》一書中痛斥:「有幾個窮朋友,邀我去遊法國公園散散悶。一走到公園門口就看到一塊刺目的牌子,牌子上寫著 『華人與狗不準進園』幾個字。這幾個字射入我的眼中時,全身突然一陣燒熱,臉上都燒紅了。這是我感覺著從來沒有受過的恥辱!在中國的上海讓他們造公園來,反而禁止華人入園,反而將華人與狗並列。這樣無理的侮辱華人,豈是所謂『文明國』的人們所應做出來的嗎?華人在這世界上還有立足的餘地嗎?還能生存下去嗎?我想至此也無心遊園了,拔起腳就轉回自己的寓所了。」
記者、作家曹聚仁也曾拒絕進入法國公園,「一則我是一直穿布長衫,犯不著去『丟臉』;二則,我們那時『反帝』的狂熱,使我不願低頭。直到公園開放了,我才進入那裡」。懾於中國人民族主義情緒的高漲,公共租界當局於1928年通過《公園開放案》,改用門票入園的辦法,華人從此始得以一元的代價,享受遊玩法國公園的權利。1946年元旦,為紀念抗戰勝利,公園被更名為「復興」,從此正式回到了中國人的手裡。
對許多老一輩上海人來說,夏天去復興公園賞荷,秋天去公園看菊花展,都是市井日常閒趣中的一部分。隨著上海解放,各種大型文藝政治活動也開始在復興公園舉行。
一個有意思的細節是,1949年新政權帶來的新風,也同時滲入公園不為人知的角落。復興公園的售票員們,過去常常揩油,遊客買票因無零錢他們就不找給遊客,每天晚上算帳時有多餘的錢從不交公,而且與門崗園警聯繫起來共同舞弊,園警查票不撕票,賣得的錢大家均分。不過這次大型勞軍遊園會後,新政府的軍事聯絡員於8月20日下午在復興公園作了一次報告,號召大家樹立「一切交公」的新的良好作風。相關新聞報導後來說:「這樣一來,大家有了新的認識,並認為錢雖少而對自己的名譽很有關係,當晚售票員們即開始把多餘的錢交公了,在賣票時,他們也是儘量的調換零錢(十元)找給遊客,與過去完全不同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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