據說，能把託爾斯泰小說全部翻譯過來的，全世界也只有草嬰一個人。從50多歲開始，草嬰前前後後共用了近20年的時間。他說：「我這一輩子就只想做好一件事：文學翻譯。我對自己的選擇無怨無悔。」
今年87歲高齡的草嬰因老年性疾病在華東醫院已住了一年多了。但說起翻譯，依然思維清晰，談吐自如。
從《老人》邁入俄羅斯文學海洋
草嬰生於浙江鎮海一戶殷實之家，抗日戰爭爆發後，懷著對日本侵略者的刻骨仇恨，草嬰把目光轉向當時被認為是充滿光明和希望的蘇聯。受魯迅「給起義的奴隸偷運軍火」的翻譯理念和「領路人」姜椿芳的影響，開始文學翻譯的生涯。
草嬰翻譯的第一個俄羅斯短篇小說是普拉東諾夫的《老人》，刊登於1942年《蘇聯文藝》第二期，這也是他第一次使用「草嬰」這一筆名。這篇約7000多字的作品，描寫基舒卡老爹隻身抗擊德國鬼子的英雄壯舉，小說格調與當時的國情十分吻合。
新中國成立後，1950年，草嬰翻譯了巴甫連柯的長篇小說《幸福》，而為他贏得空前聲譽的是1955年翻譯的尼古拉耶娃的中篇小說《拖拉機站站長和總農藝師》。作品先是在《譯文》上刊登，由於小說內容是「關心人民疾苦，反對官僚主義」，提倡改革，得到當時共青團中央第一書記胡耀邦的重視和推薦，在《中國青年》雜誌上連續兩期轉載，發行量達數百萬冊。小說主人公娜斯嘉成為全國青年學習的榜樣。這篇翻譯作品影響乃至催生了王蒙《組織部新來的青年人》等一批「幹預生活」的優秀作品，並在新時期被譽為「重放的鮮花」。
從肖洛霍夫到託爾斯泰傳播現實主義的光輝
徜徉於俄羅斯文學世界，草嬰發現俄羅斯文學和它的土地一樣廣闊，它考慮的不是一時一地一個家庭的問題，而是整個民族乃至人類的精神向度。俄羅斯有900年的沙皇統治， 在反封建專制方面與中國有共同語言。在眾多俄羅斯作家中，草嬰最後選定以肖洛霍夫和託爾斯泰為主攻目標，「從他們的作品裡所反映出來的人道主義的思想、人性的光輝是最強烈的，我的感受是中國經歷了2000多年的封建專制統治，特別需要培養和喚醒人性的光輝。」
肖洛霍夫的中篇小說《一個人的遭遇》講述一名戰俘的故事，作者對主人公索科洛夫給予了深切的同情，這和佔主流地位的「不是陣亡就是叛徒」的觀點格格不入。小說在《真理報》連載後，報紙被搶購一空，很多市民在寒風中聆聽了電臺的廣播，熱淚盈眶。
有著思想家敏感的草嬰立刻動手翻譯了這部作品。隨後，他又翻譯了肖氏的《頓河故事》、《被開墾的處女地》（上世紀80年代，草嬰重譯為《新墾地》），在讀者中均產生了相當廣泛的影響。
「文革」期間，草嬰受到迫害，被剝奪了寫作權利。那些日子，他一直在思考，為什麼會發生這樣的悲劇？怎樣才能避免這樣的悲劇重演？很早就接觸過託爾斯泰作品的草嬰認識到，要結束這樣的悲劇，首先必須培養人與人之間的美好感情，建立人與人之間的平等關係，宣揚人與人之間的愛，也就是人道主義精神。
巴金稱譽託爾斯泰是19世紀世界文學的高峰，是19世紀全世界的良心。作為巴金的朋友，草嬰是服膺這一評價的。但在這座舉世景仰的大山面前，草嬰一直不敢貿然動筆，而是在做了相當充分的準備之後，直到1977年，他才著手翻譯託爾斯泰，從《安娜卡列尼娜》開始，用了將近20年的時間，譯出《託爾斯泰小說全集》20卷，共400萬字。
此前人民文學出版社出版過一套《託爾斯泰全集》，那是集體勞動的成果，譯者全部請自全國各地，用了差不多10年時間，《託爾斯泰小說全集》則是草嬰獨自一人擔當。翻譯家藍英年說：「這不僅需要堅強的毅力、嚴肅的態度，中外文深厚的造詣，還需要才華。」
有人說，俄羅斯文學中的人道主義、苦難意識，對人的精神世界細緻而深刻的探索以及現實主義的表現手法，滋育了中國文學。這其中，當然有草嬰的功勞。
從「三無人士」看翻譯家的精神追求
採訪中得知，草嬰竟是一位「三無人士」——無工資、無編制、無職稱，一直靠翻譯的稿酬為生。他先後擔任華東作家協會專業會員、上海市作家協會副主席、上海翻譯家協會主席、上海文聯副主席、中國翻譯工作者協會副會長等職，但沒有一個是拿工資的，直到1996年被聘為上海文史資料館館員，才有了每月2000多元的「車馬費」。他不是沒有領導才幹，也不是沒有出山機會，「文革」結束，組織上曾邀他出任新成立的譯文出版社總編輯，可為了把託爾斯泰全部小說翻譯出來，他謝絕了。他說：「人生有限，一個人一生能做好一兩件事，就是成就。」
對此選擇，草嬰一直無怨無悔。他有自己的邏輯：沒有職稱，沒有單位，我翻譯的選題不是可以更自由嗎？可是，「文革」期間，為了這份自由，他付出了相當慘重的代價。那時，肖洛霍夫被稱為修正主義文藝的鼻祖，草嬰作為他在中國的「吹鼓手」和「代理人」，「運交華蓋」。在勞動改造中，先是十二指腸大出血，送到醫院，胃被切除3/4；後來是從卡車上卸水泥，造成第十二節胸椎壓縮性骨折，痛入骨髓，一年後雖然癒合，但就此落下病根。草嬰一生翻譯託爾斯泰、肖洛霍夫等作家的作品30餘部，七八百萬字，可以說絕大部分是在這樣的身體狀況下完成的。這是一種怎樣的毅力啊！
草嬰的夫人、原上海辭書出版社編輯盛天民介紹說，從事翻譯的那些日子裡，他每天五點半起床，先是鍛鍊身體，然後吃早飯。上午翻譯，下午整理資料、看書。為了確保譯文的質量，草嬰給自己訂了一個硬指標：平均每天只譯1000字。草嬰說：譯者不是「傳聲筒」，也不是「翻譯機器」，文學翻譯更需要感情共鳴，只有感情被打動了，才能把自己融入原著那種氛圍之中。
他翻譯肖洛霍夫《一個人的遭遇》時，被主人公索科洛夫的善良所感染，「心情激動，一邊擦眼淚，一邊停下筆來。有一次，他的學生、俄蘇文學研究者章海陵上門拜訪，發現老師神情憂鬱，思想不集中，過了一會兒，草嬰難過地告訴海陵：「安娜死了……我，我剛才在翻譯『安娜之死』，心裡真難過……」
草嬰的耕耘為他贏得了榮譽。他是中國第一個獲得高爾基文學獎的作家，得過「魯迅文學翻譯獎彩虹獎」，榮獲俄羅斯「馬克西姆高爾基獎章」，並被俄羅斯作家協會吸收為名譽會員。但草嬰的價值不止於此。作家馮驥才在《草嬰先生》一文中說：「翻譯家的工作不是『搬運』別人的作品，不僅僅是謀生手段或技術性很強的職業。它可以成為一種影響社會、開啟靈魂、建設心靈的事業。近百年來，翻譯家們不常常是中國思想史的主角嗎？」俄羅斯駐上海總領事柯富安這樣稱讚草嬰：「您是連接兩個偉大鄰國人民心靈感情的拱梁……草嬰這兩個漢字表現出難以估計的艱苦勞動，文化上的天賦以及對俄羅斯心靈的深刻理解。」
對比時下某些人把「蔣介石」譯成「常凱申」，把「水磨坊」譯成「水淋淋的小姑娘」，兩三個月就翻譯一本十幾萬字的小說，草嬰不僅足以讓翻譯界警醒，更讓我們看到「翻譯事業這座大山令人敬仰的高處」。 （徐懷謙）（人民日報）