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孫佳山
《寒戰》系列是一個臥底的故事。臥底題材是香港警匪片的一個典型套路，《寒戰》系列的中的男主角之一李文斌，正是故事中「有組織罪案及三合會調查科」，也就是香港警隊專門負責臥底工作的大名鼎鼎的O記的主管，《寒戰》系列前兩部中，被前警務處長蔡元祺利用的前0記臥底探員們，是整體情節展開的關鍵推動力量。
自然，從周潤發時代的《龍虎風雲》《辣手神探》到《無間道》《黑社會》系列，20年來香港警匪片的臥底題材中的種種經典形象和橋段，也都成為了《寒戰》系列的史前史，這些前0記臥底探員們之所以能被前警務處長蔡元祺利用，恰恰是因為那個年代的江湖義氣兄弟情。
《寒戰2》中，便利店門前李文斌和楊佑寧扮演的何國正的充滿了絕望的對視，恰恰就是調動起了過去港式警匪片觀眾這種相對接近的情感結構的情感共振，這也是李文斌在接受立法會聽證會質詢之前決意作為臥底深入到前警務處長蔡元祺的陰謀之中的心理邏輯。
《寒戰》系列的臥底故事所牽引的，正是港式警匪片興盛年代曾閃爍著江湖義氣兄弟情的「老警察」，在這個年代中面臨著被以劉傑輝為代表的更懂得相對合理利用法律和新興信息技術的「新警察」所迭代的歷史命運。這也是為什麼在《寒戰1》中，李文斌反應過激的重要原因，因為在更為規範的治理模式下，「老警察」的生存空間只會越來越小。
只不過，我們必須要清楚，李文斌所代表的「老警察」其實也並沒有想像中的悠久傳統，他們也不過是一個晚近的「發明」。事實上，香港自鴉片戰爭被割讓開埠之後，在殖民地的政府架構下，治安領域的貪汙、腐敗問題幾乎是與生俱來。
葛柏、呂樂、藍剛、韓森、顏雄......等一連串警隊高官的貪腐案件非常清楚地標識出二戰之後香港的社會現實，在幾十年間香港警隊都很難具有正面的社會形象。正是在面臨著政府信用崩盤的背景下，1974年2月15日港英政府通過了《香港特派廉政專員公署條例》，宣布成立一個與任何政府部門包括警務處都沒有關係的獨立的反貪組織，即香港廉政公署，它獨立於香港政府的架構，直接向香港最高行政長官負責。
正是在那之後，經過一系列在香港電影中也有著濃墨重彩的一筆的「廉政風暴」，香港警隊才具有了相對正面的文化形象，這是香港警匪片類型能夠成型的基本前提。然而，時勢造英雄，能夠製造出香港警匪片中的英雄的「時勢」，還遠不至此。
自1970年代末開始，20世紀中後頁的全球冷戰格局的全面轉型，使包括香港在內的所謂「亞洲四小龍」、「亞洲四小虎」被選定為資本主義陣營的示範「櫥窗」，擔負起獨特的冷戰文化角色，香港警匪片在這個大的「時勢」下，更是成為了香港文化的一張名片，作為想像中的更為合理的社會秩序的文化範本，既武俠片之後，在世界範圍都開始有了明確的存在感。
因此，與其說香港警匪片在新世紀的長時間低迷，是所謂香港電影在回歸後融入到華語電影格局，受新世紀以來包括《內地與香港關於建立更緊密經貿關係的安排》在內的一系列協議、協定的衝擊所致，還不如說是在冷戰結束之後，港式警匪片所依託的原有的冷戰、後冷戰年代的文化空間已經失效和被改寫的結果。
這顯然是不可逆的世界歷史進程。《寒戰》系列，在類型片上的有效性也正在於此，如果說《無間道》《黑社會》系列只是香港電影對這種冷戰、後冷戰格局的退場和消退所做出的困惑和彷徨的話，到了《寒戰》系列則真正開始直面這種大歷史變遷所帶來的在各個領域的全方位的衝擊，這也是它們為何將自身定位為這個年代的「水門事件」的根本原因所在。