中國13所著名綜合性大學法學院的院長們6月3日齊聚上海，為新一輪法學教育改革凝聚共識，並探索在強勢行政幹預下大學法學院自發改革的空間。
由上海交通大學凱原法學院發起，北京大學、清華大學、中國人民大學、浙江大學、南京大學、武漢大學、復旦大學、吉林大學、山東大學、廈門大學、中山大學和蘇州大學等綜合性大學的法學院參與了此次論壇。與會者探索形成中國高級法律職業教育的常態合作機制，並有望成為構築中國著名大學法學院「常春藤聯盟」（The lvy League）的起點。
常春藤聯盟是指美國東部八所高學術水平、歷史悠久的大學，因其校舍牆壁上長滿了常春藤而得此名。聯盟的學校通常在規模、形式上都很類似，比如入學標準非常嚴格。
上海交通大學凱原法學院院長季衛東教授告訴《財經》記者，該論壇起初是想為本院擬將推行的「三三制」本碩貫通改革模式徵納意見，未料獲得超乎想像的積極回應。
這也顯示，經過30多年建設以及歷經近年來「大躍進」式發展的中國法學教育，如今憂喜參半，面臨轉型契機。
中國的法學教育與法治進程密切相關。1949年後，因為計劃經濟模式和意識形態因素，以及不斷發生的政治運動影響，中國的法學教育同法治建設一樣，日漸衰微，直至廢弛，到改革開放以後才重新恢復發展。
1976年，除幾所政法院校外，全國僅有兩所大學（北京大學、吉林大學）保留法學院系。到2000年，綜合性大學中的法學院係數目達到240多家，加上五所政法院校，全國法律本科畢業生達到4萬餘人。此後近十年間，隨著大學擴招和「法學熱」的興起，法學教育呈現「大躍進」發展態勢。
據中國社會科學院法學研究所發布的《中國法治發展報告No.7(2009)》，截至2008年年底，全國共設立法學院系630多所，法學本科在校生30萬人左右，法律專科在校生達22萬人左右。
法學教育「大躍進」導致的問題也日漸嚴重。上海交通大學凱原法學院院長季衛東教授介紹，首先是「名不副實」，存在大面積的教學質量問題；其次是供過於求，法科畢業生就業率自2002年起就低於平均水平，2007年甚至滑落到文科各專業末位。
除教育質量差、就業難等高等教育的共性問題外，法學教育內部的結構性問題也是關鍵癥結。
中國的法學教育，在本科階段以培養具有法律素養就業者為目的，在研究生階段以培養研究型人才為目的。但是，這兩者都過分偏重法學基礎知識的傳授，而缺乏實用技藝的訓練。與法律實踐脫節的法學教育，難以發揮培養法律職業人才的功能。
從1996年開始，借鑑美國的J.D（Juris Doctor）模式（美國的法學教育為本科後模式，取得學士學位方可選讀），中國設立了法律碩士（Juris Master，簡稱JM）專業學位。該學位意在培養具有複合型知識結構的法律職業人才，僅非法律本科畢業生可以報考。
但是，多年實踐的結果卻是「毀不及譽」，法律碩士的教育往往淪為本科教育的簡單複製和壓縮，並未實現培養高級法律職業人才的目標。多數專業意見認為，十餘年來的法律碩士教育並不成功。
2009年，教育部規定，報考法學碩士的考生可以申請調劑為法律碩士，這給法學本科生開放了攻讀法律碩士之門。
這一新政在2008年底醞釀，2009年初出臺，過程極為倉促，各界紛紛將其理解為在經濟危機影響下為應對就業困難的臨時之舉。
不過，曾參與方案設計的浙江大學光華法學院院長孫笑俠介紹，就業危機只是導火索，這一變革意味著法律教育結構的轉向，壓縮學術性學位教育、擴大職業型法律人才培養將成為今後中國法學教育的趨勢，未來經過改革完善的「新法律碩士」將成為中國職業化高級法律人才培養的主渠道。
與會的法學院院長們已有共識，在確保純學術研究空間的同時，把重點轉向職業法律家培養，是中國法學教育轉型的必由之路。
實際上，不少法學院已有嘗試。例如，上海交大凱原法學院準備推出的「三三制」本碩貫通改革模式，即在現行體制下，推動法學本科教育與碩士教育的重新組合，在法學本科三年級之後，從四年級開始分流，選拔少數「適才適性者」再接受三年的高層次法律職業教育，最終獲得碩士學位。
與上海交大的「3+3」模式不同的是，浙江大學光華法學院和山東大學法學院則準備推出「4+2」的本碩貫通改革模式，前四年重在法學通識教育，後兩年強化法律職業素養培育。
不過，這些探索都面臨著如何與現行體制磨合的問題。此次與會的13家綜合性大學法學院在充分研討之後，已就高級法律職業教育的教育基本理念和模式、制度改革思路、教育方法和內容改進，以及如何形成常態合作機制等方面形成共識，並籤署合作備忘錄。
來源：財經網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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