2020年即將結束，這一年，我們目睹了一個個國家，在疫情下經歷一場場危機。
政治的危機，白俄羅斯、烏克蘭、泰國、智利、黎巴嫩、吉爾吉斯斯坦、美國......
戰爭的危機，亞美尼亞、亞塞拜然、衣索比亞、敘利亞......
這些畫面，並不陌生，歷史上比比皆是。只是在全球化的今天，當沒有人能成為一座孤島時，它們對人類的觸動更大，影響更為深遠。
今天來說說法國，以及法國遭遇的穆斯林問題。
隨著中東難民的遷移、穆斯林人口的增加，法國社會的文化、政治制度，正在經歷一場「文化衝突」。
至少在總統馬克龍看來，激進穆斯林引發的文化衝突，如同扎在法國胸口的一根刺。
因此，在法國教師被穆斯林極端分子斬首後，他發起了一場針對穆斯林文化的愛國主義宣戰，要用法國堅持的世俗主義去限制穆斯林，要打擊「伊斯蘭分離主義」。
在遇害教師帕蒂的追悼會上，一名警衛人員手捧他生前的照片。圖片來源：FRI
就這樣，馬克龍站在了衝突的最前端。他被指責將世俗主義 「武器化」，反對穆斯林；從土耳其的伊斯坦堡，到巴基斯坦的伊斯蘭瑪巴德，都發生了抵製法國貨和反馬克龍的抗議活動。
問題不在於馬克龍該不該有反應，而在於反應的分寸。
如果說人類能從500年前開啟的現代化精神中得到什麼啟示的話，莫過於政治不能隨意控制人們的生活，宗教也不能隨意控制人們的生活，彼此之間互相獨立，互相不能暴力幹預。
但現實的複雜性在於，人們的生活裡包含了對宗教生活的選擇。
早在2006年，法國穆斯林便在巴黎遊行示威，反對公開出版有關伊斯蘭教先知穆罕默德的漫畫。圖片最上方的示威牌子上寫有《查理周刊》，並畫叉表示反對。圖片來源：Wikipedia
現代化的分寸在於，當宗教要用暴力幹預人們的世俗生活時，政治應該反應到什麼程度？是只幹預「宗教的暴力幹預」呢？還是索性突入到人們的生活裡，強制幹預人們的生活，從而徹底堵截某種宗教？
舉一個簡單的例子，滿族人打到中原時，漢人沒有不留辮子的權利，但當革命黨人來的時候，漢人又沒有留辮子的權利。於是，在壓制人們生活上，革命黨與滿族鐵騎，其實在一個同樣的壓迫位置上。
法國的事情類似於此。激進的穆斯林，用暴力幹預人們生活裡對宗教的調侃，這是壓制人們的表達自由；但如果法國政府的反應也是幹預人們生活裡的宗教部分，這也是一種壓制，壓制人們的宗教自由。
就算穆斯林是法國胸口的一根刺，也不能就這麼粗暴地一把拔掉。
如若不然，傷口便會愈加撕裂，流血不止。
01
世俗主義與政教分離
就像巴黎教師斬首事件已過去兩個月，但是餘波仍在法國震蕩。
從2015年《查理周刊》事件後，法國本土一直有恐襲案發生，超過260人因此身亡，但都沒有哪一次像這次事件那樣，引發法國主流群體的激烈反彈。
事情緣起於10月初，巴黎一位中學歷史教師帕蒂（Samuel Paty），因在課堂上展示了一幅先知穆罕穆德的諷刺漫畫後，被捲入校內穆斯林學生與家長的紛爭中。
幾日後，一名年僅18歲的車臣難民安佐洛夫（Abdoullakh Anzorov）將他殘忍殺害，還砍下了他的腦袋。
帕蒂死後，民眾在疫情下不顧感染地風險，示威抗議，高舉著「我是老師」（Je suis prof），或「我是薩米埃爾」（Je suis Samuel）的牌子，來紀念教師帕蒂。
法國民眾的抗議示威。圖片來源：CNN
教師工會也發起集體悼念，索邦大學為他舉辦了國家級別的紀念活動；
法國教師工會集體悼念帕蒂。圖片來源：The Washington Post
馬克龍追授帕蒂法國榮譽軍團勳章，議員政要們出席他的葬禮。
如果在其他國家，這就只是一起簡單的刑事案件，只要依照法律程序進行抓捕、審判、裁決即可。
但在法國，帕蒂之死成為了一個象徵，就像馬克龍所說的那樣，「帕蒂成為了共和國的形象」。
按照馬克龍說法的邏輯，殺害帕蒂的兇手，無疑成了摧毀共和國形象的罪魁禍首。
為了表示對抗，法國採取了一個極富爭議的做法：直接用投影機將伊斯蘭教先知穆罕穆德的諷刺漫畫投射在政府大樓上，以此表達對帕蒂的支持。
在馬克龍看來，「伊斯蘭教如今是一個在全世界都危機四伏的宗教」（Islam is a religion that is in crisis all over the world today）。
這不僅是馬克龍的說辭，也是大部分法國人的看法。
要捍衛共和國，就必須嚴懲罪犯；要捍衛共和國的價值，就必須摧毀極端宗教思想，尤其是來自伊斯蘭教的極端思想。
後續的邏輯，可以按此繼續推演：為了防止極端思想對法國穆斯林的滲透影響，法國需要防患於未然。
法國政府開始採取各種措施，針對國內一切被認定具有伊斯蘭極端元素的個人和團體，包括限制與鎮壓伊斯蘭激進分子活動，解散疑似與伊斯蘭極端組織勾結的穆斯林團體和民間組織。
馬克龍也提出議案，要限制穆斯林兒童在家上學，限制他們去專門的穆斯林學校，監督清真寺經費......
對恐怖主義有多痛恨，法國人對伊斯蘭極端思想就有多防備。
對世俗主義有多堅守，法國人對穆斯林群體的信仰行為就有多彆扭。
反對恐怖主義的戰爭，成了法國世俗主義（lacité，secularism）與伊斯蘭教信仰的角鬥場。
在法國近代史上，理性與信仰之間曾經歷過長期鬥爭，最終，啟蒙制服宗教。
法國大革命之後，法國一直在專制與共和之間搖擺；天主教與政治互相搏鬥，宗教往往壓制政治，讓法國的現代化進程步履蹣跚。
拿破崙與教宗庇護七世協定下的《1801年教務專約》，恢復了天主教在法國的地位，讓大革命對宗教的清算一夜重置。而拿破崙與教宗，也在互相妥協中，完成對對方的權力加持。
類似的例子，在法國還有很多。
直到1905年，法國頒布的《政教分離法》（La loi sur la séparation de l』église et de l』état）生效。這部法律將宗教信仰限制在國民的私人領域內，禁止宗教插手公共或國家事務。
《政教分離法》的立法精神，其實是將「世俗主義」視為立國之本。它將信仰自由與言論自由，視為國民的神聖權利；國民可以自由地信神或不信神，讚美神或褻瀆神，任何侵害這兩項權利的行為都是違法的。
因此，一個法國公民即便不虔誠，不信教，甚至瀆神，只要不影響公域，就只是私域範圍內的自由。
法國《政教分離法》圖影。圖片來源：Gouvernement
除了專門的法律，世俗主義也是二戰後法國憲法所堅持的原則。
法國憲法從大革命至今，前前後後頒布了十多部，共和國也從第一共和變為第五共和。這樣動蕩的經歷，讓法國意識到，必須要實行政教分離原則，因而在第五共和國1958年頒布的憲法中，第一條原則便是：
「法蘭西是不可分的、世俗的（lacité）、民主的，和社會的共和國。她保證所有公民，不分出身、種族或宗教，在法律面前一律平等。她尊重一切信仰……」
政教分離，是一個國家現代化的標誌之一，沒有例外。
法國如此，美國也是如此。
美國憲法第一修正案，最首要保障的便是宗教自由。
「國會不得制定有關下列事項的法律：確立一種宗教或禁止信教自由，剝奪言論自由或出版自由，或剝奪人民和平集會及向政府要求伸冤的權利。」（Congress shall make no law respecting an establishment of religion, or prohibiting the free exercise thereof; or abridging the freedom of speech, or of the press; or the right of the people peaceably to assemble, and to petition the Government for a redress of grievances.）
政教分離是現代國家的公民共識。一百多年來，《政教分離法》的影響早已深入人心。
就算說法國人的「信仰」是世俗主義，而不是任何宗教規約，也一點都不為過。
02
為什麼是穆斯林？
但在世俗主義的信念下，來自穆斯林群體的訴求，讓法國人不知所措。
例如，一些穆斯林群體要求，城市公共遊泳池必須分隔出單獨區域，以供穆斯林使用；男性醫生必須避免單獨治療或照顧女性穆斯林病患。
學校教授生理、性健康的教師，面臨的宗教壓力也在增大。就在今年11月，一名接受《金融時報》（Financial Time）採訪的女教授說，她的穆斯林學生對課堂放映電影中的裸體與擁抱畫面極為牴觸，這種牴觸「甚至帶有攻擊性」。
人們開始產生困惑：
穆斯林女性戴頭巾，會對性別平等產生影響嗎？
學校提供的無豬肉午餐，是否給予某類宗教群體以特權？
穆斯林文化正在侵蝕共和國的價值觀嗎？
這樣的困惑，加上穆斯林人口對法國的衝擊，讓法國人愈發感到不安。
根據美國皮尤研究中心2016年的調查，法國作為西歐穆斯林人口最大的國家，有將近600萬穆斯林，大約佔一成法國人。
皮尤研究中心在2016年的調查中，估算了歐盟28國以及挪威、瑞典的穆斯林人口增長趨勢，在零移民、中等強度移民、以及高強度移民下，穆斯林將佔歐洲人口的數量情況。圖片來源：Pew Research Center
預測數據顯示，在以往的常規移民和高強度的難民潮湧入下，到2050年，穆斯林人口將佔歐洲總人口的14%。實際上，從2010年中到2016年中，歐洲穆斯林的比例從3.8%上升到4.9%，大約從1950萬上升到2580萬人。
法國目前所面對的穆斯林人口壓力，也比歐洲其他國家大得多。按照這個趨勢發展，法國的穆斯林人口將突破一成。
另一方面，儘管在這幾年，歐洲遭受的恐怖主義威脅大體上有所減少，但法國所經歷的恐怖襲擊事件卻越來越多。
根據《經濟學人》（The Economist）報導，一份來自歐洲刑警組織（European Police Office）的數據顯示：在2017年之後，成功實行的針對歐洲本土的恐怖襲擊，次數已有所下降。這有賴於歐洲各國警方的有效打擊。
2017-2019年期間，「聖戰分子」針對歐洲本土的恐怖襲擊的成功次數已顯著下降。圖片來源：The Economist
相比之下，法國卻成了恐怖主義集中襲擊的目標。
不論是2015年的巴黎《查理周刊》（Charlie Hebdo）恐怖襲擊事件、2016年的尼斯恐怖襲擊造成86人死亡的事件，法國人記憶猶新。
遊客、編輯、教師、普通的猶太人……
受害者不分身份、背景。
法國成為恐怖分子的獵物，原因不外幾個。
首先，全球恐怖主義的主要策源地在中東，美英法等國持續多年的聯合反恐行動，使得伊斯蘭主義極端組織「伊斯蘭國」（Islamic State）建立「哈裡發國」的夢想遙遙無期。
2017年之後，極端組織失去所有實際控制的地盤，幾無生存之地，因而尤為深恨這些阻礙者。
在中東進入「後伊斯蘭國時代」、美國撤離部分力量後，法國取而代之成為這片地區的反恐中堅力量。
事實上，從奧朗德（Franois Hollande）政府開始，法國就一直懷有介入中東地區事務的野心（參見《法國在中東的野心》）。
在伊拉克與敘利亞相繼宣布本國境內的「伊斯蘭國」力量已被剿滅後，法國仍繼續為兩國政府提供大量援助與貸款，並積極協助訓練政府軍，以對抗殘餘伊斯蘭主義極端分子，後者也因此轉而將法國當作報復的主要目標。
另一方面，雖然「伊斯蘭國」的主力已被擊潰，但是其殘餘力量，以及其他伊斯蘭主義極端組織，仍然散落在中東各地，不斷進行秘密活動，甚至與非洲的「聖戰分子」（Jihadists）遙相呼應。
在非洲薩赫勒（Sahel）地區，為了防止伊斯蘭主義極端組織繼續坐大，法國不得不主動承擔起打擊這股力量的主要工作。
薩赫勒地區在非洲的地理位置。從地圖上可以看到，這片地區東起紅海，西至大西洋，南面直到撒哈拉南端。圖片來源：DW
一旦「聖戰分子」成功紮根非洲，不但地中海北岸的歐洲國家會繼續遭受恐怖襲擊的威脅，中東的恐怖組織也將死灰復燃，大量難民將繼續湧向歐洲。
從2014年以來，法國在一項被稱為「新月沙丘」（Operation Barkhane）的反恐行動中，向薩赫勒地區派遣了超過5000名士兵，與薩赫勒地區的五個國家聯合作戰，遏制「聖戰分子」。
「新月沙丘」反恐行動中的法軍士兵。圖片來源：Archyde
但由於這些「聖戰分子」四處流竄潛伏，聯合反恐軍隊遲遲未能將之一網打盡。
而那些伊斯蘭主義極端組織，要麼直接向法國本土輸出恐怖襲擊，要麼輸出極端思想，激化法國主流人群與穆斯林的矛盾。
法國社會對恐怖主義的恐懼，也由此轉化為對穆斯林的恐懼。
今年10月份，法國民調機構IFOP發布的一份報告提到，有89%的受訪者認為，法國當前受到恐怖主義威脅的程度為「高」；有87%的受訪者認為，法國的「世俗主義」正處於危險之中；有79%的受訪者認為，伊斯蘭主義「已向本國、向法蘭西共和國宣戰」。
在打著伊斯蘭教名義的「聖戰分子」的殘忍恐怖行為下，原本屬於文化衝突的議題，轉變成了宗教問題：
伊斯蘭教是一個容易產生恐怖主義的宗教嗎？
穆斯林都容易成為恐怖分子嗎？
帕蒂事件之後，在馬克龍和穆斯林領導人的隔空喊話中，讓穆斯林問題變成了政治與宗教二元對立的問題。
03
政教分離的基石是個人自由
實際上，每個社會在現代化轉型時，總會遇到來自宗教、政治的挑戰。要麼是政治不甘心放棄對社會的控制，要麼是宗教不甘心放棄對人們生活的實質控制。
對于堅持宗教規約至高無上的穆斯林看來，瀆神者的行為玷汙了伊斯蘭教神聖與永恆的真理，因而不可辯護，必須受到懲罰。法律保護信仰自由與言論自由，其實是在保護非穆斯林褻瀆和侮辱他們信仰的權利。
因此，作為一個早已「制服」宗教的現代國家，法國社會主流人群與穆斯林在「世俗主義與宗教信仰何者為先」上，發生了分歧。
這個矛盾，不單是對政治的衝擊，對宗教的衝擊，而且是對一個現代國家的秩序發起的猛烈挑戰。
按照英國人類學家麥克法蘭在《現代世界的誕生》裡的總結，現代化意味著政治、宗教、經濟、社會四大領域實現分離，其基礎則是健全的個人主義以及穩定的法治保障。
法國雖然實現了分離，卻也形成了政治對宗教的反彈與壓制。
也許是因為歷史給的教訓足夠大，在世俗主義這條路上，法蘭西第五共和國不僅走得堅定，甚至還有走遠了的趨勢。
如果說政教分離保障的是自由，也即群己權界。那麼，只要不影響公域，私域的空間不應被過度擠壓和限制。
但在法國，公共空間禁止宗教表達，宗教象徵物不允許出現在公眾場合，這便意味著，宗教生活完全被公共生活所排斥，私域的界限被壓縮得非常厲害。
換句話說，法國政治體系對宗教的反彈，不僅要捍衛宗教想控制的人們在生活裡的表達自由，而且還甚至反向壓制宗教在生活裡的正常表達權利。
這樣就不難理解，為什麼法國給人留下「伊斯蘭恐懼症」的印象，一些出自善意的提案、禁令，會招到穆斯林群體的強烈抗議——畢竟，公域與私域的界限，往往並不那麼涇渭分明。
反過來說，如果一名初到法國的穆斯林難民或移民，發現自己視為至高無上的信仰竟然與社會主流觀念相左。那麼，當他在宗教情感受挫且抗議無門時，便很可能會認定自己遭到「歧視」或身陷「弱勢」，繼而走向激進，最終為恐怖主義利用。
更加棘手的是，法國社會各階層中有將近600萬穆斯林，這使得法國應對穆斯林問題一旦稍有不慎，就將火光四起。
法國面臨的穆斯林問題，歐洲其他國家也在面臨。
擴而言之，政治與宗教的分離，作為現代化的一部分，是所有尚未完成現代化的國家都要遭遇的一道坎。
從法國、德國這些國家的經驗來看，政治與宗教實現真正的相互獨立、相互分離，很難很難。尤其在衝突之中，如何能不忘記普通人的權利，能依然堅持保護人們的生活，保護言論的言論自由、宗教自由，都是巨大的挑戰。
人類社會整體而言，從500年前的「現代化是一個奇蹟」，一路演變至今，形成了今天浩浩蕩蕩的現代化潮流，現代化共識，現代化當然已成世界大勢。
然而，對於每個具體的國家而言，現代化並非一蹴而就。政治、經濟、文化......各種挑戰層出不窮。
哪怕是法國、德國這樣已經走在前列的國家，也是如此。
對包括中國在內的後進國家，或許一個恰當的姿態是，接受「現代化沒有捷徑」的觀念，但依然保有現代化的堅定信念，繼續努力，接受挑戰？