艾瑪·羅斯柴爾德 章靜 繪
我想先談兩則掌故。：你扮演的芝加哥經濟學派發言人聽上去頗有說服力，但我有若干條反駁意見。
首先，我認為通過反思「看不見的手」的發明者（或是名字與它關聯度最高的思想家）本人——亞當·斯密——如何使用這一概念，能夠促使人們省察，它在當今是如何被當做一種口號在使用。我一向反感歷史學家們的一個口頭禪「我希望複雜化……」因為我認為，如果知識有「目的」可言，那麼必定是「簡單化」而非「複雜化」問題。但是，涉及「看不見的手」，我卻的確認為有必要充分認識這一表述在歷史上形式各異的使用方法。這樣做，是為了理解：這一概念不是單元、單薄的。那些引用「看不見的手」去論證各種立場的人，彼此之間並不連貫統一，而是相互之間矛盾重重。認清了這一點，便可以思考這樣一個問題：我們究竟為何如此依賴這樣一個短語和口號？
其次是：我們通過考察斯密在其作品中如何使用「看不見的手」，可以探知這些早期理論家在他們所屬的時代都關懷著哪些問題。我認為斯密等人最關心的議題之一是大型企業影響政治的權力與能力。這便是我們如今所憂慮的政治幹預與市場幹預現象。斯密如此深刻的關懷，卻完全遺留在了「看不見的手」這樣簡短的口號之外，不為公眾所知。的確，在當代的經濟理論闡述中，市場有「看不見的手」。同時，政府也該退到一旁，避免幹涉。但如果市場經濟內部有一些行為者，操弄自己的財富去獲取政治權利，再用這新得的權力去改變支配市場行為的規則，又該如何？在我看來，這是現代政治經濟學最為深刻的問題之一。事實上，正是這些早期經濟學家最早預見到了這些隱患，但他們的思想卻慘遭「口號化」處理。他們對政治與經濟失靈的描述和預測幾乎與後來的現實完全相符，但卻鮮有人問津，從中得出教訓。
但這不是現代世界經濟的唯一困境。我認為，批判性地審視「看不見的手」，還會指引我們去挖掘、咀嚼斯密經濟思想中若干其他方面的內容。在斯密看來，關注政府權力的後果至關重要。我們務必研究各級政府權力，既關注國家政府，也著眼地方政府，更要觀察貿易企業的治理。斯密個人還感興趣宗教組織的權力與治理方式。在當今許多國家，如何對待並解決這一問題仍然相當重要。
綜上所述，我認為研究「看不見的手」如何被濫用確有意義。藉此契機，我們可以開始更具批判性，更具分析性地思考這一表述的含義與應用。一方面，我們可以回歸作者，體察他對部分市場中的成功人士賺取政治權力，影響市場管制這類行為的憂慮。我們也可以跟隨斯密一起，思考權力的多層次與多樣性，從政府到企業，從國家到地方。
相比斯密，馬克思的經濟理論中哪一點最引您深思？羅斯柴爾德：我目前最著迷的是馬克思對十九世紀資本生產過程的觀察。他對生產過程的具體物質環境掌握得極其精確。他懂化學與機械原理，甚至研究如何用牛脂（tallow）當做車軸潤滑脂（axle grease）。除此之外，我認為馬克思也與十九世紀經濟生產的環境史大有關聯。關於經濟與歷史的各種分化與重組方式，尤其是經濟生活與思想史的關係，目前在歷史領域最時興的子學科之一，是所謂的「資本主義史」。總體而言，「資本主義史」可以被定義為：批判資本主義的歷史學家寫的經濟史。我個人認為，目前尚顯不足，急需學者耕耘的是「資本史」：包括物質、金融、法律、制度意義上的「資本史」。隨著物理環境回歸到史學研究的中心，這種歷史研究一定會散發出別樣的光彩。
與馬克思的政治經濟學理論傳統互有交集的另一條思路是廣義上的「貧窮經濟學」——從斯密、孔多塞（Marquis de Condorcet）到李嘉圖（David Ricardo）、邊沁（Jeremy Bentham）、馬爾薩斯（Thomas Robert Malthus）。後凱恩斯時代的左翼李嘉圖派經濟學家如阿米亞·達斯古普塔（Amiya Kumar Dasgupta）、瓊·羅賓遜（Joan Robinson）孕育出了森教授的貧窮與饑荒研究。巴納吉與杜弗洛在方法論上常與約翰‧李斯特（John List）、麥可·克雷默（Michael Kramer）相提並論，但他們的關懷屬於貧窮經濟學傳統。思想史如何為貧窮研究貢獻力量，又如何能革新理論與方法，推動多學科合作研究貧窮問題？羅斯柴爾德：我認為當然可以。我們不如從十八世紀開始思考：亞當·斯密要求公民生活得「體面」「合宜」，但其具體條件卻十分微妙：公民應當自由進入公共空間而不感羞恥。若要杜絕恥辱感，一攬子基本商品是必不可少的。順著同一條思路，黑格爾提出：「體面」意味著許多條件，其中包括擁有一份工作，不依賴施捨或救濟為生。這些思想家論述「窮人需要什麼」，可謂言簡義豐、體察入微。凡此種種思路，思想史家皆可搬回時下，與實證研究相互印證，進而參與關於貧窮問題的前沿辯論。
亞當·斯密
十八世紀的法國還孕育了另一套同等重要的思想辯論，那便是關於「人民」（le peuple）屬性的大討論。在當時許多人看來，「人民」即「窮人」的代名詞。毋庸我贅言，你也一定熟知當時圍繞「穀物法」（Corn Laws）和穀物自由貿易展開過一場激烈爭論。論戰的一方是經濟學家雅克·內克爾（Jacques Necker），後任法國金融部長。另一面是幕前的孔多塞，以及幕後的杜爾哥。一次，內克爾曾貶低「人民」說：「在我們稱之為『未來』的整個廣闊時空之中，視線卻超不過明天。」他認為普通百姓只需要宗教信仰和果腹食物。孔多塞對此反擊，指責內克爾低估了人民。他也有一段話，令人難忘：一位農夫介意他慘遭人禍，因不正義而破產，遠勝過在乎遭遇冰雹，受天災毀滅。這一次辯論深刻地介入了啟蒙運動時期關於人類本質的爭鳴。這一爭議又與許多經濟學理論的假設錯綜關聯。
不妨再談談芝加哥大學經濟系的學者們如何判定人性吧。其實我倒認為，所謂的「芝加哥人性觀」蘊含著一種激進的平等主義。根據傳統芝加哥學派的看法，每一個人——不分三六九等、高低貴賤，甚至是那些游離於經濟體邊緣的落魄之人——都能思考未來，也都致力於改善他們自己的處境。或許芝加哥學派的教授們認為：人們改善自己處境的唯一方式是增加自己擁有的產品數量。或許芝加哥學派的教授們還認為：窮人不需要娛樂經濟；在冰雹和不公之間，理性計算的經濟人既無差異，也無偏好。但起碼，芝加哥學派絕不認為窮人只關心宗教信仰和來日口糧。所以，在這層意義上，芝加哥學派的貧窮觀其實十分開放。但我欣賞巴納吉和杜弗洛《貧窮經濟學》的一點是：不只強調窮人的經濟生活，更尊重屬於他們自己的渴望與抱負。
所以我認為，從十八世紀啟蒙運動經濟思想史中汲取教訓，反哺於當下的「貧窮經濟學」，必大有可為。我同樣認為，有必要公正對待十九世紀的實證經濟學家。如今流行鄙夷這些滿腔熱血但不接地氣的「做好事」型社會改良家，可他們身先士卒，探索貧窮之源，工作卓著，卻是不爭的事實。我的曾祖伯母碧翠絲·韋伯（Beatrice Webb）即是一例。除成立倫敦政治經濟學院，她還沉心研究貧窮問題，著作頗豐。這批人對自己在社會中的作用難免認知混亂，但他們的貢獻卻值得稱道。
西方經濟學家若欲知貧、扶貧、消貧，繞不過另一叢荊棘：種族問題。在我看來，多數思想史學者尚未領會，英、法、德、美等國家十九至二十世紀的經濟學和經濟思想充斥著多少帶有種族性質，甚至是種族歧視的諸般假設。單就美國而言，自然涉及如何運用經濟學分析奴隸制的影響及其後果。但同樣有必要審視的是，經濟學對「經濟人」本質的假設是否仍然摻雜著十九世紀英國作家那一套具備種族主義色彩的觀點。要知道這一問題有多麼嚴重，只需讀幾句沃爾特·白芝浩（Walter Bagehot）之流關於印度和中國的言論便見分曉。白芝浩號稱《經濟學人》編輯第一人，備受推崇。但他認定經濟學作為一個學科，是為英國富裕的白人男性而設。或許還有比利時，至多加上一部分法國人民。翻閱十九世紀經濟思想史，我們務必重視這種現象。我認為經濟思想史、「中等」思想家史、書籍史與「觀念擴散史」的學者應精誠團結，攜手合作，深入挖掘這段歷史。具體的操作方法，是追蹤研究這些男男女女的公共職業生涯。其中一些人，曾遠赴印度履職。
談罷「貧窮」，我想向您請教「自由」，尤其是從「重農主義」到「法國自由經濟學派」，甚至到「奧地利學派」，經濟思想史對「經濟自由」的界定。有種說法在學術上站不住腳，卻是不錯的談資：據說法國重農主義者從「無為」「與民休息」「不與民爭」等道家或賢良派儒家主張中化出了 「自由放任」「任其行為」之說。魁奈（François Quesnay）最初吸納的東方元素，也在有形無形之中廣泛播撒。這些十八世紀的經濟學先驅對中國的興趣似乎更勝印度。是否可以說，經濟理論史中存在更為廣泛的經濟自由觀，而其思想淵源比一般人想像得更為駁雜？羅斯柴爾德：我也不認為在經濟思想史上存在一個連續、統一的「自由」概念。在不同的話語體系、國別語言、表述方式中，「自由」以不同的形式呈現。但毋庸置疑，在近六百年間，中國以外再無其他地域和民族創造過如此高度發達的經濟思想。所以先秦時代的中國對經濟和金融管理制度的反思已經頗為成熟。我對古印度文獻並不了解，你是否知道梵文文獻中有過類似的經濟思想論述？
比較罕見，《政事論》等治國術著作總結了政府管制經濟的諸多辦法，如何賦稅、如何貿易等。但其「經濟性」不如《鹽鐵論》凸顯。羅斯柴爾德：我也這樣認為。魁奈的經濟思想如此聞名，可在嚴格的現代經濟學意義上，他卻算不得是經濟學家。他本是一位醫師，進入宮廷，以行醫為生。後來，他有如一塊海綿，無窮無盡地吸取周圍的一切精神養分，終於自學成才。他的下一輩，如杜爾哥，在1740至1750年代接受了嚴格的教育。但即使是杜爾哥這位更偉大的經濟學家，他的素材來源之一也是旅行家的故事傳聞。可想而知，傳教士和探險家滔滔不絕地讚嘆中國是世界上最富強的國家。杜爾哥也因此迷上了中國。他那篇與所謂「中國學生」的對話（1766：Réflexions sur la formation et la distribution des richesses）引人入勝，遂成經典。這一批經濟學家接觸並採納了一些經過中介、調和、改造，還被他們認定是「中國思想」的素材。另外，你提到了印度。亞當·斯密和他同時代的一些經濟學家曾經堅信：孟加拉是世界上最富裕的製造業園地。那裡不但有長距離商貿中舉足輕重的精密紡織業，還有大批量普通的機械產品。當今學者很難領會到這一點：在1760至1770年代，即「孟加拉大饑荒」前後、不列顛東印度公司深陷壓迫當地民眾的醜聞之時，西方知識分子都一致默認孟加拉如同費城、波士頓一樣富裕。但這是比較經濟史，或是比較「經濟史認知」，而非比較經濟概念了。
法國政治家、經濟學家安·羅伯特·雅克·杜爾哥
啟蒙時代的歐洲思想家也認為中國經濟潛力無限，甚至已經想像中歐貿易。羅斯柴爾德：是的，十八世紀有一個令人矚目的經濟思想史現象：啟蒙運動思想家們確信長距離商貿大有可為，尤其是手工業和製造業領域。你一定知道休謨（David Hume）的見解。在1750年，休謨寫道：「一個中國人每日掙取一便士半，還勤奮不已。倘若他距離我們如法國、西班牙一樣近，那麼我們的所有用品將會是中國製造。」加利亞尼（Abbé Galiani）也在1770年提及：「有些巴黎人在中國繡好彩樣，甚至直接在那邊做好套裝。」另一種論證長距離商貿可行性的方法則更抽象：著眼於經濟思想史大家艾瑞克·羅爾（Eric Roll）的敘事，我們不妨將早已程式化的「古典政治經濟學黃金年華」置入更廣闊的語境之中。學者通常將西方政治經濟學追溯至十八世紀中葉的英法兩國，重點落在一些偉大的思想家，也涉及一些物質環境，如市場制度的產生和交通方式的改善。依據這種程式化的經濟史觀，一切始於此而終於此。從那時後，所謂的「西歐經濟模式」——經濟作為一個系統，保障相對輕鬆的市場交易——步入正軌，我們也走進了這一具體經濟意義上的「現代」。
這些見識短淺的人認定，這種系統將會無窮往復，直到時間的盡頭和歷史的終點。羅斯柴爾德：正是，但反倒是這種範式走到末路，瀕臨終結。這並非因為「輕鬆進行市場交易」的潛力削弱了——相反，不論時局何其艱難，國際交易確實在穩步強化、深化、便捷化。真正的原因是早期經濟學家已經發現的某些缺點反而在如今愈加凸顯，以至於那種「田園牧歌」一般的古典政治經濟學已經不再可能。例如，市場行為者使用經濟資源買賣政治權力，再操作政治去改變市場規則。這種系統與二百五十多年前設計的古典政治經濟學市場結構已經大相逕庭。如何透過這層視角思考中國經濟？中國經濟又如何能融入這種系統？這我需要向你請教。但起碼可以說，大型市場行為者操弄權勢，影響公共決策，這種現象舉目世界各國，屢見不鮮，並非是美國獨有的弊病。
歐美有一批南亞經濟學家，如芝大的拉古拉姆·拉詹（Raghuram Rajan）和康奈爾的考什克·巴蘇（Kaushik Basu）都不避諱「印度與中國之問」：為何仿效英國議會制度的印度，與中國相比，體現不出經濟制度上絲毫的優越性，甚至被當作政治上的繁文縟節、官僚作風拖垮經濟發展的代表？作為經濟思想史家，您認為市場為何失靈，國家為何失敗？政治與經濟制度之間究竟存在何種歷史與實證關係？羅斯柴爾德：我認為政治制度的長期變遷是一種累積疊增，所以大型的經濟模型很難預測歷史變化。那些鼓吹自由民主制度永垂不朽的模型，更難做出切實的判斷。我認為，考慮政治制度史，逐一印證與之對應的經濟環境、經濟條件與經濟理念，或有裨益。政治變化是階段性、持續性的，而非一時之就。那麼其變化的歷史也無法脫離經濟觀念和經濟條件的變化規律。在學界，這涉及是否可以結合經濟思想與經濟活動來看待經濟史的問題。我之前已經提到：不必擔憂所謂的「馬克思主義決定論」。我們完全可以用更建設性的方法處理物質條件和思想理念之間的關係，並藉此探究更廣闊的制度變遷。
想必你完全理解，我是基於三重身份，才發此感慨。第一層是作為英國公民：短短數年間，英國距離我青年時期所理解的「自由民主」已經偏離太多，速度也太快。第二層是作為美國居民：這裡，我當年還是你這般年紀時所理解的「自由民主」，也已經以極快的速度，脫軌很遠了。第三層是作為印度公民（阿瑪蒂亞·森）的伴侶：我觀察到，這個國家也在以數十年前無人能想像的速度偏離「自由民主」。綜上所述，我高度懷疑，建構宏觀的經濟模型是否能預測制度變化。我的立場，也是我平日不遺餘力傳遞給你的觀點就是：著眼於薄物細故，特別是那些微小但微妙的變化。這些變化存在於觀念和語言，更遍布人類切實的生活之中。由小見大，以微觀照亮宏觀，通過分析證據，推斷政治與經濟制度變化的順序與因果。你可以視我為樂觀主義者，因為我仍保持一種啟蒙式的信念：人類精神不但有能力繞過信息自由的限制，還能最終邁過極端仇恨與敵意的一道道坎坷。以我的新書《無窮之史》（A
n Infinite History: The Story of a Family in France over Three Centuries）為例，我跨越時間邊際線，研究了這樣一個名不見經傳的家庭，卻意外地獲知了許多關於法國大革命前期導因的新線索。我更深刻地認識到，除著名革命家之外，大革命對普通老百姓的日常生活究竟意味著什麼。我進一步領會了如何前後腳各邁一步，腳踏歷史，為政治事件尋找經濟導因和經濟後果。人類生活中的事件是個妙趣橫生的突破口，可以幫助我們理解政治與經濟生活的大問題。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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