今日女報/鳳網記者 張秋盈
富士康生活區，一個光著膀子，穿著四角短褲的瘦高男孩向文珍走來。他明顯是剛剛結束長時間的加班，此刻好像夢遊一樣，嬉皮笑臉，手上卻亂揮著一把西瓜刀……「我當時馬上想著報警，但身邊的人攔住我，看起來已經習慣了……」11月22日，長沙止間書店，《夜的女採摘員》新書分享會上，女作家文珍正在講述一段2014年的親身經歷，臺下的讀者陷入了寂靜。文珍是80後，湖南婁底人，是史上最年輕的老舍文學獎獲得者，後來又相繼斬獲華語文學傳媒大獎、茅盾文學新人獎等多個分量不輕的獎項，還是國內唯一一個以小說畢業的北京大學文學碩士，被譽為當代文壇最具潛力的青年作家之一。有人評價她「文筆像張愛玲」，但「對人物的體恤像蕭紅」，還有人給她戴上了「新女性主義」的標籤，認為她的作品生動展現了當下女性的情感和生活困境。此次回到故鄉，文珍帶來的是一本跨度十年的短篇小說集《夜的女採摘員》，講述的都是小人物和外出打工女孩的故事，如「三和大神」「蟻族青年」等等。但正是這些普通卻熟悉的故事，讓許多讀者在豆瓣上留下這樣的評語——「溫暖80後、90後、00後的鮮活之作」。
打工妹和三和大神的愛情
2014年親身經歷的那一次富士康工人發瘋事件，文珍把它寫進了短篇小說《寄居蟹》。而《寄居蟹》則是《夜的女採摘員》中被讀者、網友和文學評論家提到最多的一篇小說。
《寄居蟹》講述的是打工妹和三和大神的愛情故事。女主角林雅為了逃脫一輩子服務弟弟的命運，從農村家庭出逃，在綠皮火車上遇到了洋氣的代名詞「軍軍」。軍軍向她描繪了深圳的美好，林雅愛上了他。然而，到了「五隅人才市場」，她才發現了軍軍口中美好大都市的另一面：「一到晚上，尤其是夏天，市場後的窄巷到處都睡滿赤膊，冬天就多一副鋪蓋，髒兮兮地直接鋪在涼蓆上，像火車站。附近的網吧也每晚人滿為患，有些人刷著刷著就往鍵盤上一倒，死了。那些人只打日結工，幹一天，歇三天。」
軍軍就是那些人中的一員。在現實世界，五隅人才市場實際上叫三和人才市場，而這個群體也有一個更確切的稱呼——「三和大神」。他們在深圳三和人才市場附近靠日結散工過活，吃著5元錢的「掛逼面」，2元的水，15元的床位，網吧是他們最大的樂趣。沒飯吃就去做工資日結的工作，或者用40元把身份證賣掉。
林雅和軍軍之間發生了絕望的愛情。決裂之後，又以一個逃亡的打工妹身份繼續漂泊在城市。故事雖然是虛構的，但許多觸動人心的細節和場景卻源於文珍幾年的田野調查。她曾兩次造訪三和人才市場。第一次，她找了很久都沒有找到路，第二次學乖了，從地鐵出來，直接招了一輛摩的。師傅得知她要去三和，告訴她：「找工作啊？你肯定好找。」文珍還挺得意，她想「即使我淪為了『掛逼』也能夠找到工作。」但摩的司機又緊接著說：「因為你是妹子嘛，洗腳城、洗頭房都缺人！」
在三和人才市場，她看到很多靚麗、穿著時尚的女生在發傳單。「她們就像幻境一樣吸引著男青年，但實際上你去打工的地方，幾乎是不可能有女青年的。」而另一個讓她感到衝擊的畫面是，一排排簇新的行李箱後面，站著的是不少看起來才十七八歲的年輕面孔。
原本《寄居蟹》早已成型，但從三和人才市場回來以後，她大改了原本的故事。而她2014年在富士康見到的景象，最終也變成了《寄居蟹》中女主人公林雅的結局——林雅走向了那個持刀的、發瘋的、卻酷似軍軍的陌生人……
在《夜的女採摘員》收錄的短篇小說中，不少都像《寄居蟹》一樣，以動物做隱喻，來反映現實生活中的社會議題。林雅是永遠在寄居的蟹，而相愛相殺的母女則是「刺蝟」，還有熊、烏鴉、馬等等。
在文珍看來，孩子和動物沒有利益糾紛，所以能像皇帝的新衣裡那個一眼戳破真相的小孩一樣，用最真摯的眼光看待世界。她也希望用一種更加輕盈的方式來處理這些些許沉重的話題，這也是她從十年作品中選出這本集子的標準。
「如果說這本小說集是一艘船，那每一個故事都有登上這艘船的船票。」文珍說。
最年輕的老舍文學獎得主
在此之前，文珍曾出版過《我們夜裡在美術館談戀愛》《柒》《十一味愛》等多部小說集，她善於描繪愛情，文壇公認。而對打工者的特殊關注，則是她在當代文學地圖中的又一標籤。
比如2014年，《安翔路情事》——一個發生在麻辣燙西施和攤煎餅王子之間的愛情故事，就讓她成為了史上最年輕的老舍文學獎得主，那時候文珍32歲。
有朋友笑話文珍強行寫並不是那麼熟悉的「底層生活」是「正面強攻」，但實際上，對於打工和漂泊，文珍深有體會。
在婁底市讀完初一，文珍就跟著工程師爸爸搬到了深圳。沿海城市發展快，人生地不熟的文珍顯得土，有同學叫她「北妹」，那是當地喊外地打工者的稱呼。
他們一家人就住在工人宿舍裡最盡頭的那個房間。有時候學校要求填家庭住址，眼看著同學們寫的都是「軒」「舍」這些一看就高檔的字眼，她總是不好意思寫工人宿舍。多少年後，文珍依然記得，穿過走廊時，宿舍兩旁一排排的上下鋪，捧著杜拉斯《情人》閱讀的男工——這個細節讓她覺得，或許20多年前的打工者在精神上更加幸運一些，因為之後她在走訪類似的工人區時，更多看到的是刷不完的手機。
小的時候，很多自湖南來深圳打工的親戚都在她家裡中轉，她由此知道了不少流水線上的故事。記憶最深刻的是來自家鄉和她年紀差不多的女孩，在家也是嬌嬌女，但出來打工就得獨當一面。「他們也有自己的志趣、愛好，忍受不了流水線，希望有人關懷、照顧，渴望愛。」文珍說，這些幼時看到的情感渴求被內化了下來，而在成長之後，成為了她重要的寫作衝動之一。
她被喻為「女性寫作的標準」
在長沙新書座談會現場，湖南作家鄭小驢半開玩笑的分享自己的閱讀感想：「文珍實在是太細膩了，與她相比，我確實是直男寫作。」
儘管外界頗為推重文珍在情感上的挖掘功力，但很長一段時間，她是討厭別人稱呼她「女作家」的。「感覺女作家這領域好像帕運會一樣，照顧我們似的，專門在文學中開闢了一個賽道，讓女作家們去比。」
但過了30歲之後，她的心態發生了很多變化。一方面女性作家越來越厲害，在文壇上已經具備了和男性「上一個牌桌」的能力。
另一方面，她也發現，性別是她看待世界一個不能避免的視角。而隨著年紀增長，她確實感受到了很多的「女性困境」。
「女生當然是有性別紅利的，但在某種程度上，這種紅利又會變成某種暗虧。」她不再介意暴露自己的性別視角，而坦然的把這種對性別的觀察融入到寫作中。在《夜的女採摘員》中，這樣的性別觀察無處不在。
比如《大閘蟹》裡，一位情侶因工作結識，女生即將因為戀情丟掉工作惴惴不安，男友卻輕鬆地認為：「你辭職，和我結婚就好啊」。
比如在《小孩小孩》中，三十歲未婚的城市女孩與11歲農村姑娘結盟，雖然兩人境遇不同，困境也不同，城市女孩面臨婚戀苦惱，而農村女孩則面臨「女孩子嘛」的輕視甚至同村人的猥褻。但兩人又能在一次短暫的探險中實現互相慰藉，大女孩在離開農村時，滿腦子想的是，該怎樣教會小女孩自我保護，該給她買什麼樣的書……。
「文珍算是女性寫作的標準：女性作者，女性人物，女性立場，女性觀照，她探討了女性內在的或面對外界的種種問題。」《北京晚報》曾這樣評論文珍。
用女人的視角，樸實的筆觸，去關注社會議題，去寫作矛盾，文珍也承認，有時候，柔軟更有力量。
編輯：小白
【來源：今日女報】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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