封面新聞記者 柳青
在中國經濟學研究領域有三大泰鬥，即「厲（以寧）股份、吳（敬璉）市場、鄧（榮霖）公司」。「鄧公司」是指中國人民大學商學院鄧榮霖教授。1982年，鄧榮霖作為訪問學者，從南斯拉夫歸國，開創中國現代企業和公司理論與實踐研究的新領域。他率先開設《公司概論》課程，並在國家經濟工作部門和經濟體制改革部門參與有關企業轉制的公司制度研究活動，發表了大量論著及論文。
1984年9月和1986年12月，鄧榮霖參加《公司法》起草工作及研討，堅持不懈地建議儘快制定並實施《公司法》，以規範我國公司法律形式和公司經營行為。
從「一五」末期到改革開放，鄧榮霖經歷和見證了中國管理模式從仿照蘇聯的工廠管理，到國有企業改制，再到現代化企業管理的全部歷程。在眾多關鍵歷史節點，他參與制訂或提出建議的規劃、法規都經受住了考驗，被證明是符合市場經濟發展規律的。如今81歲的鄧榮霖仍然堅持研究，「對中國來說，最重要的是發展，很多事情沒有爭論的必要。」
人民大學原工業經濟系主任鄧榮霖
學者的震撼
「南斯拉夫滿街都是小汽車」
1979年，中國人民大學工業經濟系副教授鄧榮霖在塞拉耶佛街頭看到滿街的轎車，很是震撼：「國內哪有這麼多小汽車。」那一年，他42歲，是改革開放後首批外派海外的高級訪問學者。
在出國前，外交部提前半年給這一批訪問學者突擊培訓塞爾維亞語。鄧榮霖回憶，南斯拉夫派來的老師不會中文，只能用英語教授塞語。由於新中國成立之初，中國高校普遍使用俄語，因此給學習造成了不小的障礙。好在他曾自學過英語，為了學習塞語，又把英語複習了一遍，半年之後，通過了外交部組織的語言考試，他順利出國。
鄧榮霖生於1937年，出身福建長樂一個普通家庭。1949年，他從福建邵武市拿口小學畢業，但是由於時局動蕩，直到1951年，才進入邵武市第一中學繼續學業。1957年，應屆畢業的「三好學生」鄧榮霖被學校推薦報考中國人民大學，這也是人民大學自1950年在北京命名組建以來首次面向應屆生招生。1961年鄧榮霖本科畢業後留校任教。
畢業後的實習，鄧榮霖來到北京第一工具機廠。那是他第一次接觸工廠，課本上學到的班組管理、厂部管理等等知識紛紛「落地」。他發現，統購、統銷之下，雖然工人並不消極怠工，但是工廠的生產效率還是十分低下。更加重要的是，因為研發的機構並不設在工廠，工廠沒有創新的動力，「工具機廠只管生產，不管創新。」
1970年，中國人民大學受到「文革」衝擊被迫停辦，鄧榮霖被分配到北京市委研究室工業組。在市委研究室工業組，由於需要起草工業生產方面的文件，他又有機會深入北京工廠進行調研，也由此加深了他對於國有工廠效率低下、缺乏創新的了解。
1979年，去南斯拉夫是鄧榮霖第一次走出國門。當時國內尚處在短缺經濟之中，即使是大學老師，也是「一個月28斤糧食，兩斤雞蛋」。而當時的南斯拉夫已經經歷20多年社會主義經濟改革，經濟發展已經走在中國前面。
1979年，作為改革開放之後我國首批公派國外的高級學者，鄧榮霖赴南斯拉夫塞拉耶佛大學進修。圖為他訪學期間的留影。
抵達南斯拉夫後，鄧榮霖在塞拉耶佛大學訪問交流。在當地汽車廠調研的過程中，他發現，以聯合勞動組織為機制的工廠不但技術水平和生產效率全面領先於國內工廠，還具備市場觀念，有一定的技術研發能力。
南斯拉夫的經濟改革成就在國內引起學界注意，此後和匈牙利等國的改革模式一起被總結為「市場社會主義模式」，成為中國啟動改革開放的參照樣本之一。原中央顧問委員會委員于光遠等學者比較系統地汲取東歐原社會主義國家改革經濟學的成果，對東歐社會主義國家的實踐作了深入的研究和廣泛的介紹。在他們的倡導下，在中國改革界掀起了「南斯拉夫熱」「匈牙利熱」。
師者的引領
在全國率先開設《公司概論》課程
如果說上世紀70年代末之前中國經濟還可以借鑑蘇聯模式、南斯拉夫改革，但到了上世紀70年代末到80年代，中國的改革進入一個全新的時期。在改革的推進過程中，原有的、承襲蘇聯的經濟理論不夠用了，作為參照系的南斯拉夫也遇到了困境。
南斯拉夫的經濟改革到上世紀80年代就已經如強弩之末，在1980-1988年間，南斯拉夫社會生產年平均增長率只有0.6%，有些生產部門出現零增長甚至負增長。通貨膨脹率從1980年的30%增至1988年的250%，人民實際生活水平在十年間大約下降了三十個百分點。
而當時中國大量的國企面臨轉制，民營企業也如開始破土而出，對現代企業管理知識和理論的需求凸顯出來。
1982年，鄧榮霖回國並開創現代企業和公司理論與實踐研究的新領域。他在中國人民大學開設《公司概論》課程，並在國家經濟工作部門和經濟體制改革部門參與有關企業轉制的公司制度研究活動，發表了大量論著及論文。圖為1987年，鄧榮霖的著作《工業公司概論》由中國人民大學出版社出版。
在1982年回國後，鄧榮霖在全國率先開設《公司概論》課程，並在國家經濟工作部門和經濟體制改革部門參與有關企業轉制的公司制度研究活動，發表了大量論著及論文。
鄧榮霖開設了外國工業經濟管理學課程，並擔任外國工業經濟管理教研室的主任，開創了中國現代企業和公司理論與實踐研究的新領域。他提出，中國企業的主要組織形式將是公司，並較早地系統提出「建立並發展具有中國特色的社會主義公司體系」的設想、框架及內涵。
1984年初，中國科學院計算所的工程師柳傳志，拿著計算所的20萬元資金，在一間只有20平米的破舊傳達室開始創業。這一年的11月18日，上海飛樂音響公司成立，並向社會發行每股面值50元的股票1萬股。這是新中國成立以來第一次公開向社會發行的股票。
也是在1984年，鄧榮霖在《合理組建工業公司 提高經營管理水平》一文中指出，中國合理組建工業公司必須「實行政企分開，實行自願互利，採用多種組織形式」，應當特別重視提高經營管理水平對公司建設的重要作用。
1985年，國家經委召開「工交系統清理、整頓公司」座談會。鄧榮霖在會上就公司的地位和作用，以及今後公司如何清理和整頓，講了幾點意見和看法。這篇講話後來被收錄在國家體改委資料中，時任國家體改委副主任賀光輝批示：「此文有理論、有分析，又從中國實際出發，很有啟示。是目前把公司說的比較清楚的一個材料。」
1985年，國家經委召開「工交系統清理、整頓公司」座談會。鄧榮霖在會上就公司的地位和作用，以及今後公司如何清理和整頓，講了幾點意見和看法。這篇講話後來被收錄在國家體改委資料中，時任國家體改委副主任賀光輝批示：「此文有理論、有分析，又從中國實際出發，很有啟示。是目前把公司說得比較清楚的一個材料。」
1986年前後，企業形態仍主要是工廠組織形式，鄧榮霖將主要精力用於研究並論證通過公司組織形式來推動我國社會主義商品經濟的發展。1984年9月和1986年12月，鄧榮霖參加公司法起草工作及研討，堅持不懈地建議儘快制定並實施公司法，以規範我國公司法律形式和公司經營行為。
泰鬥的擔當
奠基現代企業制度理論基礎
2018年6月底，中國人民大學商學院倡議並主辦了「2018（首屆）中國管理模式全球論壇」，這是中國高等教育系統內首次圍繞「中國企業管理模式」舉辦的學術論壇。
鄧榮霖在論壇上發表了題為「我所親歷的中國企業管理變革」的講話，細數60多年來，自己的學術道路選擇從工廠管理逐步走向企業管理的歷程。
中國人民大學商學院是我國最早開辦高級管理人員工商管理碩士(EMBA)專業學位教育的商學院之一。圖為1997年，鄧榮霖在中國人民大學商學院EMBA班教授《公司理論與實務》課程。
1988年6月，中國人民大學正式成立工商管理學院，下設工業經濟系、農業經濟系、貿易經濟系、投資經濟系、商品學系、會計系。
從1986年起，鄧榮霖開始擔任工業經濟系副主任，1992年成為主任，直到1996年卸任。1993年，在擔任系主任期間，鄧榮霖籌建並經學校批准新建了人民大學國際企業管理專業。1997年，鄧榮霖擔任國務院學位委員會工商管理學科評議組成員。2001年6月，根據中國人民大學院系調整的要求，會計系與工商管理學院合併組建中國人民大學商學院。
2002年，鄧榮霖代表作《論公司》問世，被認為是開創了中國公司理論系統研究，奠基了現代企業制度理論基礎。2011年，從教50周年之際，鄧榮霖推出了《企業論》一書，是對企業制度和管理理論在我國企業具體運用的深入探討。原國家經濟委員會主任袁寶華曾表示，《企業論》「對推動中國企業改革與發展、特別是現代企業制度的建立頗有貢獻」。
鄧榮霖說，改革開放40周年的經驗表明，市場不是抽象的，消費者構成了市場核心，找到客戶就找到了市場。市場經濟是有政府的經濟，不是無政府的經濟。政府要從保護消費者的利益出發，制定法律、規範供求關係和市場關係。「政府要做企業做不到的事情，不能代替企業去做事。」
雖然已過杖朝之年，鄧榮霖依然聲音洪亮，回憶起過往，如數家珍。在「2018（首屆）中國管理模式全球論壇」上，鄧榮霖站立發表了一篇長達50分鐘的講話沒有任何間斷，而此前一天的晚上11點鐘，他才從湖北孝感趕回北京。鄧榮霖說這得益於自己「蹬了18年自行車」。
由於夫人工作的關係，他從上世紀80年代起一直住在北京東城區東交民巷北京醫院的宿舍裡。上班時，需要騎一個半小時自行車才能到達位於西三環的人民大學，直到退休前搬家。他說起這段艱苦的經歷，很以為趣事：「冬天刮西北風，眉毛結冰，背後出汗，冰火兩重天。」
當然，除了有趣之外，還讓他有另外一層領悟，雖然騎自行車辛苦，但是「鍛鍊了身體」。「所以你看，什麼事情都有好的一面，有壞的一面，沒有必要爭論。發現問題，就去解決它，中國最重要的就是要發展。」