埃裡克·傑·多林（Eric Jay Dolin）的《輝煌信標：美國燈塔史》從近代美國燈塔的初設到發展、從鼎盛再到自動化的全面推行，從燈塔面臨的自然環境到社會經濟狀況、從和平時期到戰爭狀態，從燈塔守護人到燈塔管理機構人員、從圍繞燈塔的船員到政商人士，全景式呈現了美國三百年的燈塔發展歷史。作為一個由歐洲移民為主體構成、以貿易和殖民為基礎形成的新興國家，美國有其獨特的地理環境和社會經濟條件，有別於歐洲地區，當然更是與東亞地區有明顯不同，從殖民時代開始，這種獨特性深刻影響著美國燈塔體系的形成。
《輝煌信標：美國燈塔史》，[美]埃裡克·傑·多林著，馮璇譯，社會科學文獻出版社2020年6月出版
暗礁、洋流、颶風等來自自然的威脅和沉船、碰撞等人類造成的威脅給航海者帶來安全風險，這其實是當時全世界的航海者都面臨的嚴重問題，人們逐漸認識到燈塔是保障航行安全的基本設施。截至1701年，全世界已經有近70座燈塔，這些燈塔絕大部分位於歐洲國家的海岸線上，而新英格蘭地區的燈塔尚付闕如。18世紀的人們在評價一幅當時描繪北美新英格蘭地區的航海圖時，往往稱其「一個錯誤連著一個錯誤」，這給貿易和航行可能帶來致命的影響。在此背景下，燈塔的重要性凸顯出來。1716年，美洲歷史上的第一座燈塔在波士頓點亮，1820年美國燈塔數量為55座，到1852年，美國有超過2500個航海輔助設施，包括浮標、小型信標和燈船，到1910年，該數字已經猛增至接近11000個。與此同時，燈塔的數量也從325座增長至約800座。到20世紀60年代，需要守護人的燈塔明顯下降，20世紀末美國燈塔全部實現自動化。
殖民時代的美洲，幾乎所有的大城市都是港口城市，由海上貿易為基礎逐漸成長為區域經濟中心，由此，商人成為推動燈塔建設的主要力量。儘管海上貿易在殖民地的發展中有著關鍵意義，但港口和航路上的燈塔卻沒有因此而大幅增加。原因在於，燈塔需要高昂的建設資金和長期維持的費用，可是燈塔卻無法帶來直接的收益，儘管商船事故頻發、商人們抱怨很多，但地方的決策者起初並沒有強烈的動力。
儘管新英格蘭的商人和決策者存在態度上的明顯差異，但相關信息的公眾傳播開始發揮重要作用。媒體的報導和文人的創作等傳播著海難事故，也傳播著公眾的焦慮，對於公眾理解燈塔的重要性並推動地方決策者制定燈塔建設計劃，也具有重要意義。在商人、市民和媒體等各方力量的推動下，某些地方決策者開始轉變思維，逐漸意識到建設燈塔不止保障商業活動進行，對改善政府財政狀況也是有意義的。在18世紀80年代晚期以前，無論是曾經的殖民地還是後來的美國各州一直是通過發行彩票、政府撥款、徵稅等方式來籌集資金的，其中最重要的是向抵達重要港口的船隻徵收噸位稅。但早期的噸位稅並未真正有效地用於燈塔建設，處於財政困境的聯邦政府將噸位稅與其它普通稅收等而視之，用於維持政府的日常運作並償還國家在獨立戰爭中產生的欠款。
1789年，麻薩諸塞州的埃爾布裡奇·格裡（Elbridge gerry）提交了一份將燈塔和其它助航設施統一由聯邦政府管理的法案。格裡的法案包含著他個人的生活體驗和對燈塔的理解，他從小在一個美國的漁民聚居區長大，他見識過颶風和海浪的威力，他很清楚水手們有多麼依賴燈塔。格裡的提案即是後來的《燈塔法案》（
Lighthouse Act），美國的燈塔管理體制正是在此基礎上建立起來的。
在燈塔事業發展過程中，儘管燈塔建設要求合理、有效滿足航船的需求，然而燈塔的選址可能並非總是基於科學原則，尤其是在缺乏專業的測量工程技術人員的情況下。早期美國大部分新燈塔建在新英格蘭地區，這反映了該區域在海洋貿易中佔據的主導地位，同時也體現了這裡的政治家和市民領袖的權勢，正是他們利用自己的影響力遊說國會批准在海岸邊建造燈塔。如在新英格蘭地區的部分小鎮也獲得了建造燈塔的機會，說明燈塔選址時，不止考慮現實的商業需求和客觀的自然條件，其中還夾雜著不同利益群體的博弈。結果導致人口密集的地方燈塔數量過多，荒蕪偏遠的海岸線上則沒有足夠的燈塔，而這些往往正是存在巨大危險的地方。到19世紀中期，情況有所轉變。在扎卡裡·泰勒就任總統期間，國會於1849年下令讓海岸測量局確定在西部海岸線上建造燈塔的位置，測量局最後推薦了16個地點。儘管商人和政治家在燈塔選址建設中仍有重要作用，但專業的測量局和工程人員的選址和建議的作用已突顯出來。
當然，美國燈塔的建設運轉中也面臨著各種具體的問題。特別是作為財政部第五審計官的史蒂芬·普萊曾頓擔任燈塔監管者和「增強和反射燈」的發明者溫斯洛·劉易斯作為承包商負責燈塔的維護和維修期間，被多林稱為「無知且無能之人的統治」時期，美國燈塔取得了名義上的繁榮，但實際上則是歐洲燈塔發明和技術獨領風騷。直到1852年普萊曾頓去職、燈塔委員會成立後，美國燈塔才開始向著更新且更高效的方向發展。
儘管掌控燈塔32年的普萊曾頓給美國燈塔事業帶來很多問題，但對燈塔產生最大威脅的並非行政部門的指令，而是來自於氣候和戰爭。各種原因所導致的燈塔損毀，其結果都是給行船帶來危險，甚至有不少船隻為了尋找某個意外熄滅的燈塔而遇險。
由於早期的燈塔多是木質結構，狂風和巨浪損毀燈塔並不讓人意外；除了人為的失誤可能引發火災之外，風浪損毀燈塔的過程也可能導致火災的發生。另一種火災的威脅來自閃電，由於燈塔往往是方圓數英裡內最高的建築，所以它可能偶爾為閃電擊中。早在1749年，班傑明·富蘭克林就已發明避雷針來控制雷電，但神職人員認為閃電是上帝用來懲罰有罪之人的方式，故在這類人群的反對之下，避雷針未能及時地安裝在燈塔上。
戰爭對燈塔的破壞則更為普遍，這種破壞在美國獨立戰爭、第二次獨立戰爭和南北戰爭以及後來的歷次大戰中都很容易看見。首先，燈塔可以指引航向，作為深入進攻一方對航道、港灣的地理環境相對不熟悉，需要維持燈塔光亮以保證安全；而作為據險防守一方則儘可能更多地熄滅燈塔以給地方製造麻煩，熄滅燈塔時就伴隨著大量破壞。在熄滅燈塔之外，防守方還可能會製造虛假的燈塔信號以打擊敵人。美國獨立戰爭時期，英國皇家海軍就曾警告海員，不要被虛假的燈塔信號迷惑，因為美洲反叛者威脅稱他們會掛出假信標引誘船隻駛向毀滅。與此同時，燈塔的設計宗旨就是要建在關鍵位置、能夠俯瞰周圍地區，將燈塔作為瞭望塔的做法在戰爭期間非常普遍。由於具有作為瞭望塔的實用價值，使得燈塔很容易在戰爭中成為敵方的攻擊對象。如美國獨立戰爭時期，一首名為《對波士頓燈塔之戰的詩意評論》的詩歌裡寫到，「波士頓燈塔對我們的敵人有益/在上帝的幫助下你們將它付之一炬/行動的過程一定充滿艱險/因為還要對付其他軍艦」。
還有一些燈塔的建設令當地特定群體的利益遭受損失，他們便破壞燈塔。如一些打撈沉船為生的人因燈塔的建設、海難事故減少而業務量下降，因此對燈塔產生敵視；印第安人等土著不了解燈塔的意義，對燈塔進行破壞和盜竊，以至於燈塔管理方不得不花費巨資囤積武器彈藥和建設防護設施；費拉隆島的太平洋蛋業公司對於在該島建設燈塔的排斥，最後政府不得不動用武力等。
在美國燈塔三百年歷史中的宏觀線索之下，多林還提供了足夠豐富的細節。如早期燈塔的建設多是在海難之後的決策，而多林復原了歷次海難的面貌和燈塔建設討論中的艱難博弈；在男性為主的燈塔守護人群體中，一百多人女性守護人的代表性故事；燈塔守護人長期在距離都市文明很遠的地方生活，他們子女的教育問題、伴侶的生活問題、個人的醫療保障問題和心理健康問題等，多林都基於豐富而可靠的史料娓娓道來。
與此相對，近代中國燈塔發展中的情形，跟美國燈塔的歷史有很大的差別。從1868年船鈔主要應用於燈塔等航行安全設施開始，以赫德為首的中國海關建設了大量規模較大、設備先進、造價偏高的遠光燈塔。由於赫德認為華人離開洋人無法維持燈塔運轉，故較大型的燈塔除承擔輔助性工作的華人之外，一般都配置有薪資高昂的洋員。赫德自己也承認，「薪俸與維持開支之增長，則餘下可用於建設新工程之經費即相應減少」。由於這類歐洲來華主要航道上的、符合蒸汽動力遠洋輪船需求的燈塔開支巨大，使得中國航運企業和普通航運人員的需求在海關的燈塔等航行安全支出中被忽視了。如廣東石碑山燈塔改置新式燈機後，強烈的白光使得本地漁船「夜返泊碇處所時，往往苦於炫目」；再有浙江舟山的西堠門菜花山一帶來往商船、民船眾多，但當地礁石林立、風浪較大。以上這些中國船隻面臨的風險，本該由海關建設燈塔等航行安全設施以保障安全，但最終往往都是以中國民眾自籌資金、私設燈塔告終。上海市輪船商業同業公會就曾明確指出，海關建設燈塔往往注重外輪出入的交通要道，對不重視本國船隻的需求，其中一個重要原因就是「海關執政者，客籍居多，彼之心中惟知圖保外商輪船之安全，而於本國商輪，轉多漠視」，上海市輪船商業同業公會的觀點可以代表相當一部分中國商民的認識。由外籍稅務司管理的中國海關在建設燈塔方面的努力與中國航運船舶的特點和商人、船員的需求並未呈現出良好的一致性。
美國各個地方的決策者尊重商人、船員意見並在此基礎上制定燈塔建設計劃，實際上很多決策者本身就在海邊漁村長大或者家中從事遠洋貿易，他們與海洋有千絲萬縷的聯繫，理解本地商人和船員最基本的訴求。而近代中國的燈塔是以赫德為代表的外籍稅務司主導的海關主持規劃，普通中國商人、船員的意見未能更好地呈現在外籍稅務司面前或者這些外籍稅務司未能加以重視，使得中國的燈塔計劃難以體現本土商人群體的需求。更為重要的是，從中央到地方，傳統大陸思維影響下的中國政府官員對海洋和海上貿易較為陌生甚至漠視，未能真正重視中國商人及其同業公會的燈塔建設訴求，並據此對海關的外籍稅務司施加影響。
在美國，燈塔不僅僅具有保障航行安全的實用價值，更是普通民眾心中的文化地標。去燈塔旅遊是19世紀上半葉就興起的一項娛樂活動，到20世紀早期，這項活動變得更加時髦，大量關於燈塔的詩歌散文、攝影作品、報紙報導、影視形象都助推著民眾對於燈塔的熱情。20世紀60年代至今，除了到燈塔野餐、旅遊度假、拍婚紗照等多種形式所呈現民眾對燈塔的喜愛外，包括以保護文化遺產為目的的許多非營利性組織在內的群體更是持續關注燈塔的命運。燈塔從一開始就具有了某種象徵意義，即表達了海洋文明影響下港口鼓勵海洋貿易，對海上經濟交往活動的友好和開放態度。燈塔在美國特定地理環境背景下，基於社會經濟發展的需求而興起，燈塔的發展與海洋文明中普通民眾的日常生活緊密交織在一起，成為這種社會的重要文化符號之一。美國燈塔的故事，從一個側面映照出海洋文明異於大陸文明的發展歷程和民眾心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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