中國社會科學院學部委員李揚: 有明確有效的應對戰略,中國經濟未來...

財經網訊 「國際貨幣基金組織預測今年全球經濟增長-4.4%，全球貿易增長-10%。面對挑戰，我們有明確的，有效的應對戰略，中國經濟的未來一定是美好的。」，11月25日，中國社會科學院學部委員、國家金融與發展實驗室理事長李揚在「《財經》年會2021：預測與戰略」上表示。

本世紀以來全球債務出現新現象，李揚指出，最大的特點是富國即發達國家欠債，這些國家握有國際儲備發行權，應對債務的手段完全不同於非儲備發行權國。發達國家欠債可以通過印鈔解決，由此引發債務等問題，造成債務洪水滔天。

面對新形勢的戰略轉型，李揚表示，不要把「雙循環」理解為回歸自力更生，更不要曲解為閉關鎖國，而是一個在發展中、在開放環境下的「雙循環」，是應對國際環境變化的戰略的轉型措施。如果國際市場封閉，中國各部門影響不一，需要有不同政策。

他提出，轉型需要注意：一、深化改革進程是市場經濟不斷發展的進程，要依賴市場化手段展開；二、循環暢通，生產、分配、流通、消費等環節存在堵點；三、發揮企業作用，高度重視非國有企業；四、降低成本特別是體製成本，在此過程中加強產權保護；五、金融載體，金融深化為配置提供條件；六，機構、市場調整，需要有商業性、開發性、政策性、合作性金融體系，重點發展保險、養老基金和各種非銀行機構，建設多層次資本市場，大力發展金融科技，尤其加強金融基礎設施建設。

以下為李揚發言實錄：

非常榮幸再次參加《財經》有影響力的年會，這個主題非常切中實際，圍繞這個主題我講四點感想：

第一，全球經濟發展的前景，我還是持悲觀態度，經常和大家交流，大概十年以來，我一直持比較悲觀的態度。

我們看權威的國際貨幣基金組織最近有一個非常詳細的分析，不妨引述他們的分析，因為現在的分析差不多，中國社科院也有兩個團體在做這些預測，預測的方法差不多，數據差不多，趨勢也沒有變，所以結果差不多。

全球的經濟增長前景不容樂觀，今年增長是負4.4，值得關注的是，面對這樣一個局面，大家對未來的趨勢不看好，很多人原來覺得是短時間的下行，現在越來越多的人認為是一個堪比上世紀29、33年的一次大的蕭條，我本人也同意這樣一種看法，可能亞太區受的影響更大。

好消息是，在整個全球哀鴻遍野的背景下，中國是一個唯一正增長的大國，這也是在國際貨幣基金組織最新的一期展望上預測的數據。講全球經濟就不能不說全球分工，經濟學的最基本的道理是分工，專業化分工，交換，是提高經濟增長率的不二法門，而現在的情況是鎖閉了，疫情稍微有點風吹草動就有新的鎖閉的發生，我們看兩個指標，一個是全球GDP，一個是全球貿易，如果貿易增長率低於GDP，特別是長期低於GDP，是一個收縮的，不是好消息，意味著未來、再未來的情況比現在還要差。國際貨幣基金組織認為今年全球增長是負4.4%，全球貿易增長是負10%，而且還會下滑，貿易對各國的經濟都是負的變量，中國到現在為止，情況還不錯。

第二，讓人擔憂的是實體經濟已經是這樣了，那邊金融問題越來越大，債務危機已經不是一個新鮮的話題，前年在《財經》的論壇上，我被安排的主題是債務，我所在的國家實驗室最近幾年做過一件事，就是編資產負債表，根據資產負債表衡量國家的債務。這裡有一個圖，是世界銀行2019年的報告，報告說全球債務浪潮，而且回顧了上世紀以來幾次重要的債務浪潮，債務越來越多，這是沒有問題的了。值得關注的是，本世紀以來，債務出現了新現象，現象的第一個特點是富國欠債，以前我們說拉美國家欠債，亞洲國家欠債，東歐國家欠債，都是窮國，都是發展中國家，而本世紀以來突出的現象就是發達國家欠債。由此帶來的第二個特點，這些國家手頭握有國際儲備的發行權。於是就有第三個特點，他們應對債務的手段和那些非儲備發行權國的是完全不同的，亞洲金融危機的時候，媒體連編累牘的在報導韓國的老太太小媳婦們捐耳環、捐各種各樣的首飾還債，那是要用真金白銀去還的。如果是發達國家欠債，特別是美國欠債，不用這樣，印鈔票就行了，這就出現了一個新的，我們不得不關注的現象，就是債務問題，債務貨幣化等等都是由此引發的。現在全球來看是這樣的情況，是美國、歐洲、日本欠債，用自己的儲備貨幣還這筆債，於是就有一個結果，就是債務洪水滔天。

我們必須面對這個情況，從國內來說，國際上有很多泛濫的流動性。怎麼辦？我遍翻國際文件，沒有人研究這個問題，只有一些嚴肅的經濟學家說債務怎麼辦？一個國家內也許說債務貨幣化，特納教授說過債務是魔鬼，他在中國推銷。國內可以有這樣的措施，但在國際上，他發出去了，你持有它的貨幣還趨之若鶩，美元增長你還很高興，在這樣的情況下，怎麼處置債務？實際是一個新的挑戰。

當然我覺得國際貨幣體系恐怕到了一個要重新評估，需要改變的時候了，在這個過程中，人民幣國際化一定會發揮較大的作用。一個國家的貨幣從從屬的貨幣到能夠主導性的貨幣，我們叫做大尺度的事件，10年、20年都見不到太大的變化，但是值得追求的，而且可能是一個趨勢，我們值得為這個前景努力。

中國的情況簡單展示一下，2017、2018實實在在的去了槓桿，這在全世界是很少的，提出去槓桿並且真去槓桿，中國在大國裡是獨一份，但是到了2019年末，特別是到了今年，槓桿率提高的非常快，可以印證一下，我們易綱行長說了，在經濟遇到問題的時候，特殊情況下要容忍槓桿率的上升，央行的統計司司長也說到這個事情，也就是說為抗疫，我們必須放一點流動性，但是易綱也說了，要知道這個事情的過程只是一個階段，這裡面有道德風險，讓我們的政策必須激勵相容，對它存在的危險給了提醒。

簡單看一下居民部門槓桿上升，坊間很多說，居民消費貸款在上升，至少我們的統計顯示不是這樣，上升只是住房貸款，住房的風險在十九屆五中全會中第一次作為一個主要風險點。居民的消費也沒有因為一些機構的推動，消費信貸就有多大的增長，這個問題是很值得我們進一步深入分析的。非金融企業也在上，這是沒問題的。

看一下政府的槓桿率在上升，總體來說，中國政府，特別是中央政府的槓桿裡上升的不算太快，絕對是在一個安全線內，這邊有負債，這邊有更大的資產，它就不會成為一個問題。我們發現宏觀調控開始有地方化的傾向，至少我們高度依賴地方政府的行為，宏觀政策指導它會如何如何，這是我們下一步值得注意的問題。

第三，我們面對這樣一個新形勢的戰略轉型，我主要想說的是，不要把雙循環理解為回歸自力更生，更不要曲解為閉關鎖國，而是一個在發展中、在開放環境下的雙循環，是應對國際環境變化的一個戰略的轉型措施。而且中國作為一個大國，對外依存度也不能太高。如果國際市場對我們封閉，對中國各部門的影響是不一樣的，因此我們需要有不同的政策。我們肯定要轉型，轉型需要注意幾個要點：第一，它應當是一個深化改革的進程，是一個市場經濟不斷發展的進程，是一個要依賴市場化手段展開的進程。

第二，循環暢通。政治經濟學開始又回到了政治經濟學的生產、分配、流通、消費，這幾個環節都存在著需要疏通的堵點。

第三，在轉型過程中需要發揮企業的作用，必須要高度重視非國有企業的作用，尤其在現在這種情況下，甚至對於小微企業，也應當給予足夠的重視。

第四，降低成本是最重要的，特別是體製成本，體製成本是非常高的。在這個過程中，要加強產權保護，發展格局的變化意味著資源配置格局的轉變，現在資源配置主要在要素層面上。

第五，金融，金融是載體，兩頭在外到雙循環為主，意味著資源配置格局的調整，而這個調整的載體是金融，所以我們要把金融深化作為一個很重要的內容，有兩個要點：一是要為整個配置提供條件，十八屆三中全會決定的「三率」，即利率、匯率、國家收益率曲線，到現在還沒有完成。試想這樣一些市場調整的參數不準確、不靈敏，談何有效配置，所以這個問題要提到更加重要的位置上。

第六，整個機構，整個市場都需要調整，我們需要有商業性金融、開發性金融、政策性金融、合作性金融的體系，我們特別重點需要發展保險、養老基金和各種非銀行機構，我們要建設多層次資本市場，大力發展金融科技，尤其要加強金融基礎設施建設。當然對外開放肯定是題中應有之義。

總之，我們面對一個非常大的挑戰，好在我們有一個明確的，而且我們自己覺得是一個非常有效的應對戰略，希望這個戰略發揮作用，中國經濟的未來一定是美好的。

謝謝各位！

(編輯：劉欣穎)