王雲五是一個傳奇。
他於1888年出生於上海，廣東香山人士，家境貧寒，自幼體弱多病，並且沒有受過系統教育。十一歲時才入私塾，因家庭變故幾進幾出，斷斷續續讀了五年，自此就再也沒入過學校讀書，但不論在校還是休學期間一直勤勉自學不輟。到了十七歲時他就因在一所英文學校因學業拔尖而被該校的英國教師提攜為助教，並得以翻讀該老師私藏的上千冊英文典籍，眼界大開。十八歲時在另一家英文學校「益智書室」任唯一的正職教師，同時給一百多位學生教授英文和數學。數月後又赴「中國公學」任教，學生中就有胡適。胡適在《四十自述》中寫道：
我在中國公學兩年,受姚康侯和王雲五兩先生的影響很大,他們都最注重文法上的分析,所以我那時雖不大能說英國話,卻喜歡分析文法的結構,尤其喜歡拿中國文法來做比較。
到24歲時，王雲五又分別受孫中山和蔡元培邀請，任總統府秘書及教育司科長等職，又兼任大學教授。後進入商務印書館，任編譯所所長、總經理等職，在商務印書館耕耘四十年，編輯出版《萬有文庫》等大量影響巨大的圖書，主編《王雲五大字典》，發明四角號碼檢字法等，對中華文化事業的發展可謂居功至偉。1979年病逝於臺北，享年91歲。
沒有學歷文憑、只在學校零星讀了幾年書，卻成了一代大家，著作等身，成就卓著，桃李滿天下，王雲五是怎麼做到這一切的呢？在他八十多年的讀書生涯中，又到底用了什麼樣不同尋常的讀書法門呢？對此，我專門做了一番探究，並初步總結出了王雲五成才中最重要的四個方面：
一、堅持自主和頑強的自學
王雲五先生特別主張學習要有自發主動的動機，要有強烈的求知慾望。他說一個人自學的動機不外乎兩種，一是求知慾，二是「由不能順利發展求知慾的反應」。人天生就有求知慾，小孩子都喜歡問十萬個為什麼，可是隨著年歲見長，求知慾往往越來越式微，這其中和老師的作為頗有關係。王雲五先生認為，小學或者中學的教師，如果對學生期望過嚴、逼迫過緊，則會把學生的求知慾壓制住，讓學生以為學習不是內心所系的樂趣，而只是滿足外界強力的要求。所以學校教育，如果處理不當，就會起到壓制學習興趣的反作用。這番見解，和當代心理學的觀點頗為一致，即強調「內在動機」是驅動人持續努力的第一要素，而非「外部動機」。
王雲五先生認為學習貴在自主篤行，作為教師也需明確此點。他說：
教育之道有如領導兒童走一條新路，尤其曲折崎嶇的路徑。如果每次走這條路都由領導者在前走，或由領導者與兒童並肩而行，使兒童亦步亦趨，那就雖經多次的領導，一旦失卻領導恐仍不易認識路徑。反之在領導了一次以後，即時兒童在前走，領導者尾隨於後，到了三叉路口，讓兒童就其記憶與常識自行抉擇，如有錯誤始予矯正……
也就是說，大膽讓學習者自行往前走，教師只做初期的導引和一旁的指正，在王雲五先生看來是最合理不過的教育路徑了。例如他他主張從小學高年級開始，就可以讓學生就某一主題開始研究性的閱讀，這個主題可以是老師幫忙擬定也可以自選，而主題確定以後，之後的搜集、查閱、研讀資料的工作，均應由學生自行完成，這才能使學生體會到讀書之樂趣，知識和能力的增長也最為快速。
王雲五先生讀書特別頑強，少年時讀私塾，因家庭變故，最長連續讀了不到一年半，短的只有七八個月，期間均相隔半年以上，但每次休學與續學之間，他都功力大進，蓋因抓住一切時間自行讀書的緣故。這種經歷也磨練了他的意志，奠定了他一生得以大成的精神根基。所以他在《八十自述》的序言中寫道：「從小藉苦鬥而養成之習慣，對任何挫折，悉視同命運予我之試驗，而以解決難題為無上之自我報酬。職是之故，任何逆境不足以陷我以消極，轉因『聽之於天』與『求其在我』之兩種觀念，往往峰迴路轉，別入新境。」
王雲五先生的勤勉以及對書的痴迷讓人嘆服，他數十年來保持始終如一的生活習慣，每天晚上八九點入睡，凌晨四五點鐘起床即投入工作或閱讀。並且即便工作再繁忙，他也要每天抽出至少四小時來讀書，雷打不動。他說：「一個人只要志願讀書，斷沒有騰不出時間的。」除了時間上的投入外，王雲五先生讀書不僅不喜走捷徑，而且還偏偏往難處走，比如他自學數學時，對數學教材上所列的題目，特意不去讀其解題過程，而是一定要自行演算解答，得出結果後再與書上結果比對，如果自己算錯了也不立即查看書上所列步驟，而是旋即重新演算，直到正確為止。這也是王雲五修學過程中一直秉持的原則：「凡事非經過自己最大的努力，是不應遽行藉助於外力的。」
由此可見，王雲五先生是以多麼專注、嚴謹和迫切的精神投入學習之中，這種精神是他一切成就的前提，其通過長期試錯所摸索出來的讀書方法也是以此為基礎才有施展的可能。
二、力求精確
王雲五先生認為，讀書的方法因書本身的性質不同而有所不同。總體來看，讀書的方式可分為四種，分別為：閒讀、精度、略讀和摘讀。其中閒讀是出於消遣的閱讀，例如一般人讀小說即以閒讀的方式即可；精讀即指反覆、精細的閱讀，通常指對經典名著以及其它特別有價值的作品的閱讀；略讀即快速閱讀，對一般價值的書，快速讀過以了解大概或採摘到知識要點即可，一目十行、囫圇吞棗皆可；摘讀是指，有些書只有其中某些部分對自己有用，那就只挑那部分讀就可以了。
王雲五先生用力最深的當然在精讀上。他認為凡精讀必須做兩件事，一是勤查字典詞典，二是編制卡片。其中前者尤顯其對「精確性」的注重。他認為，中國字多形聲字，這雖然便利了辨識新字，但也造成了對部分新字的誤認，猜錯讀音和字義的情況時有發生，如果不勤查字典，那麼學習者就會一直保留著這些錯誤無法校正，從長期來看是學習之大患。對於詞的理解也是如此，如果對於一些新詞只是通過組成字的字義來猜測，望文生義，也會發生誤解。所以他提倡：「對於精讀的書，為徹底了解其所含蓄的意義與理想，首須對於每一字每一詞均有確切的認識。」
勤查字典的做法，恐怕多數人是不樂意的。因為查字典耗時耗力，降低了閱讀的速度，增加了學習的負重。可是王雲五先生不這麼認為，他認為查字典不僅不是「減速」，還是「加速」。因為一個生字或是生詞，總不免會見到多次，如果第一次遇見就查字典而確認其含義，那麼之後遇見時就不必再起疑惑，徑直讀下去就可以了，所以總體來看是節約了時間的。而如果一個人懶於查字典，那麼每次都把疑惑保留下來，或者把錯誤的理解繼承下來，那麼長期下來，讀書的效果就要大打折扣。
如果從現代「資訊理論」的角度來理解王雲五先生所力求的「精確」，那麼更可見其合理之處。若把人當作一個信息處理器，那麼當外界的信息輸入進來時，總是有一部分是有價值的「信號」，另一部分是造成幹擾的「噪聲」，所以要特別注意材料的選擇。而在我們接收和處理信息時也會發生差錯，形成新的噪聲，如果噪聲沒有被有效鑑別，那麼就會保留在頭腦中。但人的知識系統是一個相互關聯的複雜網絡，如果錯的東西被當成對的，那麼以這一錯的視角去看其他東西，就會變化成成新的錯誤，引起新的噪聲。這麼一來，舊的誤解引發新的誤解，舊的噪聲激起新的噪聲，形成連鎖反應，那麼一個人治學的大廈就搖搖欲墜了。
所以王雲五強調在疑惑甫一出現時就查證權威資料，便是堵在了源頭，在噪音進入頭腦的關口上及時加一道安檢儀。這樣便可保頭腦中知識的清楚無誤，為長期的讀書積累紮實奠基。
三、善作比較
比較式的讀書法是王雲五先生治學的一大利器。他認為「比較」是科學方法中之一種，並可與其他科學方法並用：「就相似與相異諸點作觀察，並輔以分析與綜合，實為獲取任何一種知識的初步」。可一般人讀書，並不大懂得比較，因為想來也是，一本書就是一本書的樣子，每本書都不一樣，哪來的比較呢？可是王雲五先生卻不這麼認為，幾乎學每樣東西，他都能找到比較的方法。
比如讀古書時，由於很多古書常常有多個版本，所以他就會把多個版本找來比對閱讀，閱讀史書時更是不僅讀正史，還將稗史、野史、筆記及其他私家著述全部搜集而來以作比較；而在學習自然科學類的科目時，他會就同一科目找來兩種相同程度的課本，相互參照閱讀，而在演算做題時，他會把自己的解題方法與書上所列的方法進行比較，以分析何種更為先進；閱讀英文社科名著時，他會找來上佳的中譯本來對比閱讀，這樣既加深了對英文原著的理解，對中文的運用之妙也有更深的體會；若是閱讀法文或德文的名著時，他又會找來對應的英譯本來作比較，這樣對法文和德文的學習就會快速很多，比如他學法文時從略微可讀法文開始，就以這種方法去讀雨果的法文原著，提升很快。
王雲五先生更令人叫絕的比較讀書法，是用來回翻譯的方法來學習寫作。且看他的自述：
我讀外國文名著時，認為某一段有精讀而仿作之必要者，於熟讀數次以後，往往將該段文字譯為中文，經過了一星期左右，則就所譯中文重譯英文，譯時絕對不閱英文原文，譯畢始與原文比對，於文法有錯誤者即查照原文修正，於文法無誤而用字遣辭不如原文精練者亦參酌修正。這樣一來，我對於英文作文便無異獲得一位無形的優良教師。
這個過程有兩次翻譯的動作，先是將英文名著中的精選段落翻譯成中文，然後又回過頭來，將自己譯的中文又譯成英文，這樣就有了可資比較的 A、B 兩個文本，然後通過比較就可以非常有針對性地發現自己寫作中的不足。
王雲五先生的這個方法也與當代學習心理學中的主流觀點頗為契合。當代學習心理學認為，學習提升的最好方法是做相當難度的練習，並從練習中獲得高價值的反饋。但是一個人練投籃，進或者不進，總是有立即和明確的反饋的，但是寫作的練習，卻無簡單的標準可尋，若身邊無高人手把手傳授，那麼你寫得好還是不好，好在哪裡，不好在哪裡，你又如何得知呢？而這個來回翻譯的方法，以經典的英文作品為範本，同時又能擺脫對英文原文的記憶（擱置一星期）而僅憑自己身手創作，因為既保證了練習的難度，又能得到高質量的反饋，可謂絕妙的設計。
四、重視體系和結構
除了比較的方法之外，王雲五先生讀書的另一個過人之處，是特別注意書本的體系和結構，這一點有多個層面的意思。
一是了解一個領域中知識材料的分布，具體說，就是學習「目錄學」。王雲五先生談自己學習國學的經驗，首先用到的是「高處俯瞰」的方法，他打比方說，「任何人到了一個新地方，最好先乘飛機，在這新地方的空中環遊俯視，如此則整個城市或區域，好似一幅福大的地圖展現於眼前」，這比「諸日在大街小巷散步」也好得多。而目錄學正好則給了他這幅地圖。他研習國學，就是從目錄學入學，參考諸如張之洞的《書目答問》來進行閱讀。後來，他創建東方圖書館，把中文圖書也按照西方的編目方法進行分類整理，統一了中文圖書分類法，也是他循著這一理路，所踐行的對中華文化的貢獻。
二是指需了解書的背景知識，王雲五先生稱之為「明體」。「明體」包括三個方面：該書所屬的學術流派，作者的立場以及成書的時代背景。通過了解這些書後的背景知識，可以幫我們從整體上去把握書的脈絡。
三是指明確書中的內容結構。他在閱讀自然科學類書籍時，會邊讀邊做筆記。並且這個筆記的形式是比較特殊的：表格。通過表格，將書內的大量信息結構化和系統化，還起到了綱舉目張的作用。書讀完的同時表格也就做完，於是全書的知識就都呈現在表格這個系統裡面了。
不僅如此，王雲五先生還強調閱讀書後所附的索引。一本書的索引，通常是對書中所提及的重要概念、理論、人物、事件等按序列出，並註明每個詞條在書中出現的多處不同的頁碼。這樣一來，讀者要了解書中某個特定的事項，只要查到該詞條然後跳至相關頁面即可。而王雲五先生善於利用索引，是因為深得索引的好處：「對於同一標題的資料散見於本書各章各節者，讀時，特別是讀得太快時，往往沒有把它們連貫起來，而翻閱索引後，不僅可以加強記憶，且有助於融會貫通」。我的理解，一本書的目錄本就是書內知識的一種組織方式，但是知識的組織不是唯一的，索引則提供了另一種組織方式，兩者的區別是，目錄是線性結構，比較刻板，而索引的結構更能反應知識點的分散分布。一個學習者如果能同時從目錄和索引兩個體系入手來讀同一本書，那麼對書中內容的掌握必然是更為紮實和全面。
四是指建立自己的知識體系。對此，王雲五先生特別提倡製作卡片。他所說的精讀的兩個必要功夫，之一就是製作卡片。他說：
我平時讀書所得要點，輒就其原有標題或自擬標題，一分記於小卡片上，附註書名與其所見頁數。這些卡片各按標題的順序排列，如此則許多書籍中同樣標題的資料，都借卡片的作用而連串起來。以後隨時有需參考，只須一檢卡片，則凡經涉獵過的資料毫無遺漏。日積月累，這卡片多至數萬張，無異構成一種最完備而切於實用的百科全書了。
上面這段文字其實包括了兩個過程：首先是把書中的內容加以「碎片化」，將書之整體打碎，變成一則則的知識碎片，列於卡片的載體之上；其次是將碎片「重組」，通過合併、分類、組合，將卡片按特定的順序組織起來，這樣便架起了個人的知識系統。製作卡片這一碎片化的過程是組建個人知識體系的前提，如果不首先做碎片化處理，那麼你看過的每本書，都有各自獨立的體系，是無法融匯在一起的。很多人讀書喜歡做思維導圖來總括全書，可是思維導圖所呈現的也是這本書自身的一個體系，不同書的思維導圖仍舊是相互獨立的，你仍然無法組建一個自己的知識系統。而王雲五先生提倡的卡片法，才是更有價值的方法。
越是翻閱王雲五先生的著述，我的憧憬之情便愈增一分。先生的治學極勤勉、極嚴謹、極紮實、極廣博，當是後學勉力效仿的典範，只可惜當代青年中對先生了解不多，所以我不揣冒昧，以先生自述為藍本，寫出這篇總結文章，希望對大家有所觸動、有所鞭策、有所啟迪。
延伸閱讀：
1.《王雲五全集（全20冊）》，九州出版社。
2.《王雲五先生全集（全20冊）》，臺灣商務印書館。
3.《我怎樣讀書——王雲五對青年談求學與生活》，遼寧教育出版社。
（題圖為本人攝於浙江圖書館）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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