譯者簡介：唐士其，1967年生，法學博士，現任北京大學國際關係學院教授。 主要研究領域：西方政治思想史、當代西方政治思想、比較政治學。
社會民主主義（也稱為民主社會主義）是當代西方最主要的社會批判思潮和社會運動。在19世紀下半期，馬克思和恩格斯對於經過他們的批判與幫助之後，轉變到馬克思主義立場上的歐洲（特別是德國）社會民主主義運動，曾經非常明確地表示完全支持的態度，社會民主主義因此一度成為馬克思主義的同義語。事實上，社會民主主義這個名稱原本的含義，也集中反映了馬克思主義的社會和政治主張，即無產階級不僅要求政治上的民主與平等，而且要求對社會經濟領域進行改造。由於馬克思主義充分揭露和批判了資本主義民主以政治上的平等掩蓋社會經濟不平等的事實，因此社會民主主義這一提法本身就與資產階級民主表現出相互對立的關係。
但是，20世紀的社會民主主義，卻是19世紀末社會主義運動內部的爭論以及原來這一運動中工聯主義與改良主義思想進一步發展的產物。在19世紀晚期，特別是馬克思和恩格斯相繼去世之後，社會主義者們在其面臨的諸多問題上出現了不同認識，而最終促成這個運動分裂至今的，大致可以說是兩個方面的問題。第一個問題是，隨著資本主義社會的進步，尤其是普遍選舉制的實現和政治民主的擴大，無產階級是否仍然必須堅持以武裝鬥爭的方式推翻資本主義和建立社會主義。對這個問題，雖然恩格斯在世的時候曾經做出過非常清楚的回答，即承認存在著無產階級通過和平方式奪取政權的可能，但並不以此否認武裝鬥爭的必要性，但是社會主義者內部的認識實際上仍然相當不一致。可以說在這個問題上，馬克思主義的影響比較弱，而具有典型的工聯主義和改良主義傾向的英國社會主義者的立場，才真正決定了大多數社會民主主義者後來的態度。
英國的社會主義者於1884年在韋伯夫婦（Beatrice Webb,1858—1943和Sidney Webb,1859—1947）的領導下建立了費邊社。根據費邊社的觀點，社會主義應該是自由資本主義和平的、自然的發展的產物，是政治與教育活動的結果。為此，必須建立一個社會主義的政黨，但這個黨的任務並非領導工人階級進行暴力革命，而是通過與現有政黨的和平競爭、通過在議會中獲得多數而最終掌握政權。這樣一種對待資產階級國家政權的態度與馬克思主義是有明顯差別的，因為它把國家視為某種中立的、既能夠為資產階級服務也可以為無產階級利用的工具。西德尼·韋伯表示：在資本主義制度下政治民主已經獲得了充分的發展，而社會主義乃是「民主理想的經濟側面」，在19世紀的社會發展中，這已經成為一個主導的方面。
費邊社理論家與其他改良主義者在普選權問題上的觀點並不難理解。第一，他們認為隨著選舉權的逐步擴大，普遍的全民選舉已經指日可待，因而政治上真正的人人平等很快就可以成為現實。第二，在民主原則之下，多數的意見將成為政治決策的唯一依據；既然工人階級事實上構成了人口中的大多數，那麼隨著民主的發展，他們不僅將會非常自然地轉變為掌握政權的階級，而且他們的願望也會自然而然地上升為國家的意志。第三，改良主義者相信，工人階級本能地傾向於社會主義，因為後者代表了他們的根本利益。這樣，在改良主義者們看來，普遍選舉制的出現、工人政權的產生、社會主義的勝利實際上只是同一過程的三個側面。費邊社的理論與實踐，對當時歐洲最大的社會主義政黨德國社會民主工黨內部的不少人，特別是後來修正主義者伯恩施坦（Eduard Bernstein,1850—1932）產生了不小的吸引力，後者從1888年到1903年在英國流亡期間與費邊社的理論家們一直有密切的接觸。關鍵問題在於，實際上德國社會民主工黨本身也曾經長期處在一種類似費邊主義的改良主義思想影響之下，這就是拉薩爾（Ferdinand Lassalle,1825—1864）的思想。拉薩爾認為，政治民主的擴大使國家有可能越來越多地反映工人階級的利益，而後者也完全可以利用國家政權對社會進行逐步改良，並且最終實現社會主義。拉薩爾的思想是馬克思、恩格斯在世時主要的批判對象之一，也正因為他們在一段時間內成功地肅清了德國社會民主工黨內部的拉薩爾主義，所以他們曾經對這個黨充滿了希望。但恩格斯去世以後，伯恩施坦又在很大程度上重新回到了拉薩爾的立場，並且提出了一套完整的改良主義理論。他的理論被稱為修正主義（revisionism），這一理論的出現是19世紀末社會主義運動分裂的第一步。
不過，武裝鬥爭問題上的思想分歧並沒有馬上導致社會主義運動在組織上的瓦解，真正使其最終分裂為社會民主主義派和馬克思主義派的是第二個方面的問題，即社會主義者面對國際戰爭應該採取什麼樣的立場。伴隨著第一次世界大戰不斷逼近，歐洲各國社會黨內部圍繞這個問題發生了尖銳的衝突。當時加入第二國際的社會黨中，大多數都在保衛祖國的口號之下對本國政府的戰爭政策表示支持，只有以列寧為首的俄國社會民主工黨布爾什維克派及其他國家社會黨中的少數明確表示反對帝國主義戰爭，並且提出了變帝國主義戰爭為國內戰爭的口號。十月革命勝利後，歐洲各國社會黨內布爾什維克主義的支持者們重新組建共產黨，並且聯合起來成立了共產國際（後來又吸引了世界其他地區的共產黨），與第二國際在組織上和思想上長期對立。
在20世紀的大部分時間內，由於受到共產主義運動內部、尤其是蘇聯共產黨的教條主義影響，社會主義各國以及西方國家的共產黨（或者工人黨等）對社會民主主義的理論和路線基本上都採取了否定的立場；反過來，各國社會黨對東西方國家共產黨的理論與政策也有諸多批評。至於在西方學術界，這兩者通常被明確地區分為「共產主義」與「社會主義」，或者「馬克思主義」與「列寧主義」的不同傳統。儘管如此，社會民主主義運動的命運與馬克思主義，與現實社會主義國家的興衰之間，仍然存在無法完全割斷的聯繫。蘇聯東歐社會主義解體之後，西方社會民主主義也在某種意義上陷入了低潮甚至迷惘，這就是一個很好的證明。
經過一個多世紀的理論與實踐探索，社會民主主義形成了一套相對完整的、並且在相當程度上區別於傳統馬克思主義的理論體系。雖然社會民主主義承認馬克思主義是其重要的思想來源之一，並且始終堅持對資本主義的批判態度，堅持社會主義這一最終的社會發展目標，但同時又強調對人類一切進步思想持開放態度，以及在對社會進行改造時採取靈活務實的方法。總的來說，與馬克思主義強調階級差別與階級鬥爭相比，社會民主主義更強調自由、民主、人道等西方傳統的政治價值觀念，強調通過漸進改良逐步實現社會主義。
從總體上看，雖然世界範圍內的社會民主主義運動並不存在一個統一的權威性綱領，各國社會民主主義者對諸多社會、政治和經濟問題的理解也表現出各種各樣的細微差別，但還是可以認為，伯恩施坦的修正主義理論為當代社會民主主義提供了一個共同的出發點和基本的思想框架。通過對伯恩施坦思想的了解，能夠對社會民主主義的基本理論獲得一些初步的認識。
伯恩施坦的修正主義理論最早體現在他寫於1896年至1898年的一系列文章之中，文章總的標題是《論社會主義問題》。這一理論剛剛出現的時候，曾經在德國社會民主工黨內部受到批判，但在以後的數十年內，其影響力卻不斷上升。伯恩施坦的基本觀點是，19世紀末西方國家政治經濟的最新發展、馬克思未曾預想的諸多社會變化的出現，表明資本主義制度具有相當強的穩定性與適應性。比如在階級結構方面，整個社會並沒有像馬克思預言的那樣，伴隨著資本主義經濟的發展逐漸分化為兩大直接對立的陣營；相反，社會結構變得越來越複雜、社會階層也不斷增加。另外，由於股份制的出現，所有權的範疇有了很大擴展，原來由資產階級獨佔生產資料的情形已經成為歷史。中間階級的人數大大增多了，而這個由工資勞動者、技術人員和政府公務員構成的階級既不屬於資產階級，也不屬於無產階級。總之，資本主義制度已經告別了以前那個赤裸裸的剝削與壓迫的時代。在經濟領域，隨著市場的擴大、通訊運輸手段的發展、信用制度靈活性的提高及歐洲各國財富的巨大增長，資本主義經濟中定期出現的普遍性商業危機已經可以在相當程度上得到控制。這就是說，伯恩施坦對馬克思的資本主義總危機理論提出了置疑。[插圖]在政治上，資本主義民主的發展，也已經使馬克思關於無產階級革命和無產階級專政的理論變得過時，因為工人階級已經有可能通過選舉贏得政治權力，並以此推動社會主義的實現。
在以上分析的基礎上，伯恩施坦認為，不應該把社會主義革命理解為某種一次性的行動，並把它推向遙遠的未來（伯恩施坦在這裡暗示的是馬克思和恩格斯設想的、在資本主義總危機爆發時的無產階級革命），工人階級應該從當下開始，以體制內的、和平漸進的方式為向社會主義過渡創造條件。他指出：「對於把所有問題都拖延到『社會主義最終勝利』之時這種想法，即使可以從馬克思和恩格斯的著作中找出一些口號來加以證明，也不能擺脫其空想的性質。如果以教條主義的方式把握科學理論，後者也會變成空想主義。」伯恩施坦相信，「植根於現代勞動者階級的民主主義，正在直接和間接地對國家和自治體產生越來越大的影響。隨著這種影響不斷擴大，而且只需要如此，經營管理的原則便能夠在民主主義的方向上得到改進；少數人的特權也會越來越多地從屬於普遍利益」。
伯恩施坦因此表示：「如果我們認為，社會主義的實現意味著嚴格按照共產主義的要求，在所有方面對社會進行組織，那麼我會毫不猶豫地說，這對我而言與現在相距十分遙遠。相反，我堅定不移的信念是，今天的一代人就能夠看到社會主義有相當部分獲得了實現，這一點即使沒有明確表現出來，但在事實上的確如此。社會義務領域（個人對社會的義務、他相應的權利以及社會對個人的義務）的持續擴展、以民族或者國家方式組織起來的由社會管理經濟生活的權力的不斷增強、區、市和省各個層次上民主自治的發展以及這些實體的責任的擴大，這一切對我來說都意味著朝向社會主義的進步，如果你願意的話，也可以說社會主義正在點點滴滴地實現……我坦率地承認，我對於人們常常稱之為『社會主義最終目標』的東西完全沒有什麼意識或者說根本沒有興趣。這些目標，無論它們什麼，對我而言都毫無意義。運動才是一切。」伯恩施坦進一步明確指出：「人們曾經把現存經濟制度的崩潰理解為某種巨大的、災難性的商業危機的產物，但如果根據上述觀點，那麼社會民主黨人既不指望也不希望它立即到來。社會民主黨人現在應該做的，而且在未來相當長的時間內應該做的，是在政治上把工人階級組織起來，教育他們學會民主，在（現有）國家的框架內為爭取一切改革而鬥爭，以提高工人階級的地位、同時使國家更加民主化。」
「運動就是一切」被認為是修正主義立場最經典的表述，也非常貼切地表達了當代社會民主主義的基本政治立場，那就是以合法的方式，在現有政治和法律制度的框架之內，通過對實際生活中不平等與不公正現象點滴的、漸進的改良向社會主義接近。就此而言，在社會民主主義看來，當代的社會主義運動無論在理論上還是實踐上都已經不再獨立於現存社會之外，它已經構成了社會整體發展的一個重要組成部分。社會民主主義認為，由於資產階級自身的局限性，社會主義運動成為近代資產階級革命開創的自由民主傳統及其理想的真正繼承人。它的任務不是與這種傳統決裂，而是使其真正轉變成現實的社會和政治制度。伯恩施坦曾就自由主義的問題認為：「說到作為世界歷史性運動的自由主義，那末社會主義不僅就時間順序來說，而且就精神內容來說，都是它的正統的繼承者，而且這一點也在實踐中、在社會民主黨必須對其表示態度的每一原則問題上表現出來。」因此，「個人應當是自由的——不是像無政府主義者所夢想的那種形上學意義的自由，就是說擺脫社會的一切義務的自由，而是在移動和選擇職業時不受任何經濟強制的自由。這種自由只有通過組織的手段才成為一切人都能得到的。在這一意義上可以把社會主義也稱為有組織的自由主義」。「實際上沒有任何自由主義思想不是也屬於社會主義的思想內容的。」法國社會主義者饒勒斯（Jean Jaurés,1859—1914）也認為，法國的社會主義是對法國大革命開創的自由民主傳統的繼續，民主與自由並非達到某種另外的目標的手段，其自身就具有最終的價值含義。瑞典社會民主主義者魏格弗斯則更加明確地表示：「社會民主主義的理論與關於自由的傳統觀念實乃植根於同樣的土壤，社會民主黨人不僅從來沒有否認這一點，而且認為這正是它的榮譽。但是，它也從來不認為通過個人之間的競爭、通過自由市場關係、並且把國家和社會的作用降低到最低限度，就能夠實現這些理想。」
與此相聯繫，從伯恩施坦開始的社會民主主義或明或暗地拒絕馬克思主義關於無產階級專政的思想。伯恩斯坦認為，「民主是手段，同時又是目的。它是爭取社會主義的手段，它又是實現社會主義的形式」。社會民主主義據此主張，在資本主義民主與社會主義民主之間存在著一種連續性。這樣一種對民主的理解，自然與馬克思主義關於民主的階級性質的基本論斷相矛盾，但卻構成了社會民主主義改良主義政策的基本理論依據。伯恩施坦根據他對19世紀末20世紀初西方國家階級結構變化的分析指出，資本主義的新發展表明，工人階級並沒有形成一個完全同質的群體，因而真正的民主，應該使任何階級和群體的利益都置於社會的共同利益之下。在他看來，「如果我們消極地說明自己的想法，把民主解釋為不存在階級統治，解釋為一種社會狀況的名稱，在其中任何階級都不能享有同政體利益對立的政治特權，那末我們就同問題更為接近得多。……由多數人壓迫少數人是『不民主的』，儘管它起初曾被認為同人民的統治完全沒有矛盾。正是按照今天的理解，民主這一概念包含著一個法權觀念：社會的一切成員權利平等，而多數人的統治（人民的統治在任何具體的場合都將歸結於此）就受到這一觀念的限制。」[插圖]伯恩施坦宣稱，社會主義的理想是「普遍的公民權」而並非某個階級的專政，是徹底實現民主和自由的政治價值。社會主義者在取得政權之後，應該把國家權力作為一種推進整個共同體的物質和社會利益的工具。除此之外，伯恩斯坦還特別強調民主主義中自由和自治思想的重要意義，認為「對於民主的健康發展，再沒有比強制的一律和過度的保護主義更為有害的了」。[插圖]社會民主主義對民主和自由的高度重視，是它後來明確反對無產階級專政理論、並且長期對蘇聯模式持批判態度的主要原因。
最後，伯恩施坦的理論表明，他對社會主義基礎的理解，已經在很大程度上偏離了馬克思主義的歷史唯物主義。當然，伯恩施坦自己表示，把馬克思主義的歷史觀稱為「歷史唯物主義」本來就不準確，因為在他看來，嚴格的歷史唯物主義意味著「把一切現象歸因為物質的必然運動」，並且把物質理解為「以必然性實現的」「機械過程」。他認為與此相反，馬克思主義在強調物質生產力和生產關係是決定人類各個時代社會發展的基本力量之外，同時也承認其他因素如意識形態的作用，特別是恩格斯一再明確闡述了這一立場。也就是說，伯恩施坦相信，馬克思和恩格斯都認為歷史的決定因素具有多樣性。
伯恩施坦「修正」馬克思主義的歷史唯物論，貶低經濟因素在歷史發展中的決定性意義，其目的是為了突出思想與道德因素的作用。他曾經表示：「經濟發展今天已經達到的水平容許意識形態因素特別是倫理因素有比從前更為廣闊的獨立活動餘地。因此，技術和經濟的發展同其他社會制度的發展之間的因果聯繫變得愈來愈間接了，從而前者的自然必然性對於後者的形態的決定性影響就愈來愈小了。」否定經濟因素的決定作用、強調道德和其他社會因素在社會發展中的意義，這正是當代社會民主主義思想的一個共同特點。比如費邊社理論家們對人去惡揚善的本性就持一種極其樂觀的態度。在他們的社會改造計劃中，教育佔有十分重要的地位。他們相信，無論政治家、職員還是科學家都完全可以通過教育轉變為社會主義者，因為任何人都能夠通過理性的思考，認識到社會主義理想在道德上要優越於資本主義。英國社會主義者陶尼（Richard H.Tawney,1880—1962）典型地表達了這樣一種基於人性和人道主義的社會主義思想：「因為人具有人的價值，所以社會制度——包括財產權、工業組織、公共衛生與教育制度——應該儘可能地強化把人們聯為一體的人道主義的共同價值，而不是加深把他們分裂開來的階級上的差異。」
十月革命以後，社會民主主義政黨紛紛明確表示放棄暴力革命與無產階級專政的立場，選擇議會鬥爭的路線。事實上，在20世紀，歐洲各主要國家的社會民主主義政黨幾乎都有過單獨或者聯合執政的經驗。從某種意義上說，這是它們成功的一面，而且它們對政權的參與也的確帶來了明顯的社會改良與進步，特別是在社會公正與社會福利領域。但是，執政的經歷也為社會民主主義原來的理論和設想帶來了諸多問題與挑戰，一個最大的兩難就是：它們發現既然接受了現有的社會制度和基本價值規範、並且謀求在其框架之內進行改良，既然已經選擇以和平的方式獲得和保持政權，它們就不可能真正實現自己原有的社會改造計劃和方案；在現實的政治鬥爭中，它們不得不做出越來越多的讓步、越來越多地接受現有的政治、經濟和社會的邏輯，不得不伴隨著各自國家政治經濟形勢的變遷而沉浮。
總起來說，當代社會民主主義面臨著以下幾個方面的具體問題。首先，隨著產業結構的升級，傳統產業工人階級的隊伍不斷縮小，而白領工人和技術與管理階層的人數卻迅速擴大。這種變化，使原來一直依靠產業工人階級支持的各國社會民主黨的社會基礎不斷萎縮。雖然社會民主黨人也開始在白領階層中發展自己的力量，但是一般認為，這個新的勞動者階層由於擁有相對富足的物質生活與相對穩定的社會地位，與傳統產業工人相比更傾向於政治上的保守立場。這一社會事實使社會民主主義政黨必須在以下兩種策略之間進行選擇，即或者進一步修改自己的綱領以爭取更多選民，或者堅持原來的立場、同時與代表中間階級利益的政黨合作參與政權。但是，這兩種選擇對各國社會民主黨來說都是一件困難的事情。因為不斷修改自己的綱領，就意味著離原來的社會主義立場越來越遠，而且關鍵問題是由於它們事實上不可能提出（或者說還沒有能夠提出）任何新的、更具說服力的社會主義前景，修改綱領的結果就只能使社會民主主義政黨與其他政黨變得越來越沒有本質性的區別。因此，這樣做雖然在某種程度上可以爭取更多持中間立場的選民，但反過來卻也不可避免地使自己越來越變得面目不清，從而失去相當一批原來的堅定追隨者。另一方面，如果堅持原來的立場，只滿足於參與政權或者作為反對黨存在，那麼對社會的改造在很大程度上便無從談起，社會民主主義政黨存在的必要性本身也就成了問題。
其次，工人階級和普通民眾的政治傾向發生了明顯變化。早先的社會民主主義者相信工人階級自然傾向於社會主義，但事實證明他們更關心的是自己物質生活的豐裕和安定。因此，哪一個政黨為他們提供更實惠的承諾，他們中的大多數就會毫不猶豫地把選票投向這個政黨。這一事實導致的結果，就是在很多情況下不是社會民主主義政黨吸引民眾，而是被民眾的要求所左右、並且不斷調整自己的綱領和政策。20世紀的50年代、70年代和90年代都出現過這樣的情形。由於社會民主主義政黨不得不在政策路線上迎合選民，因此隨著時間的推移，即使它們在綱領上與其他政黨仍然有所區別，但在實際的政策立場上卻越來越隨波逐流。這種狀況，正是1968年出現的從法國學生運動開始、波及很多國家的政治反抗運動的一個主要原因，它表明反抗者們對於現存體制的徹底失望。義大利馬克思主義者葛蘭西（Antonio Gram-ci,1891—1937）曾經認為，在資本主義制度下，資產階級不僅在政治上和經濟上佔據支配地位，他們在文化和意識形態領域也已經形成某種壟斷或者說霸權。因此，普通群眾的思想觀念實際上已經成為統治階級意識形態的反映。葛蘭西的論斷不能不讓人聯想到列寧對工聯主義的批判，即由於受到資產階級意識形態的影響，自發的工人運動不可避免地只會產生僅僅關心自身物質福利的工聯主義，而不可能自動產生社會主義的意識，因而社會主義思想只能從外部對工人群眾進行灌輸。但問題是，社會民主主義政黨一貫堅持的自由民主主義的立場，使它們完全不可能採取類似布爾什維克黨那樣的思想與組織原則。是僅僅反映民眾的願望和要求，還是必須對民眾進行教育與引導，這就成為社會民主主義面臨的一個大難題。
最後，如何對待現存社會的政治經濟結構，是各社會民主主義政黨在其執政過程中面臨的最為尖銳的矛盾。西方的社會民主黨是通過針對各自國家面臨的具體政治、經濟和社會問題提出相應的綱領與政策，在得到多數支持的情況下獲得政權的，因此它們在執政之後，首先必須解決的只能是現實的社會問題，而不是考慮如何實現對資本主義的社會主義改造。比如，法國社會黨在1981年掌握政權之前，曾經提出過一套非常完整的社會改造計劃，稱為「結構改革的社會主義」或者「法國式社會主義」。其要點是，資本主義的統治不僅體現在政治領域，而且體現在經濟、社會、文化等各個方面，因此對整個社會進行結構性的全面改造，乃是向社會主義過渡的基本前提。在競選中，法國社會黨針對當時法國存在的高失業率問題，提出了增加社會福利和就業機會的政策方案，並以此贏得了支持並成為執政黨。但在執政之後，這個政權發現它面臨著一個十分棘手的難題，即如果要增加社會福利和就業機會，就必須付出更高的通貨膨脹率和更低的經濟增長速度的代價。作為權衡的結果，法國社會黨不得不放棄原來的政策主張，並且與歐洲各國一道，採取「新保守主義」的經濟方案，集中力量抑制通貨膨脹，以保證經濟增長。「結構改革的社會主義」則成為殘留在人們思想中的美好回憶。
法國社會黨的遭遇實際上具有相當的普遍性，而且類似問題在社會民主主義關於所有制與經濟體制的立場上也有明顯的反映。本來，從私有制過渡到公有制，從市場經濟過渡到計劃經濟，是各社會民主主義政黨綱領中關於實現社會主義的一項重要內容。英國工黨綱領就曾規定，要「實行生產、分配和交換手段的共同佔有」，其他各黨綱領也有相近的內容。但是，瑞士社會民主工黨率先在20世紀30年代放棄了計劃經濟的主張，隨後德國社會民主黨1959年的哥德斯堡綱領也進行了類似的修改，採用了「在可能的情況下鼓勵競爭，在必要的情況下實行計劃」的提法，而英國工黨也最終在1995年放棄了關於公有制的規定。
對於為什麼社會民主主義政黨在取得政權之後，不能如原來所希望的那樣，按照自己的綱領對社會進行改造，反而不得不接受現有的政治和經濟邏輯、並且最終改變自己的立場這一問題，一些具有馬克思主義傾向的學者，比如說普蘭查斯和米利班德等提供了獨特的回答。在他們看來，構成資本主義國家的，不僅僅是經過選舉產生的政府，而且還包括不經選舉的行政管理人員、法官、警察和軍隊等等，後者無論從階級背景還是價值觀念來說都與資產階級完全一致，從而構成了社會改良政策的嚴重障礙。這便是這些學者指出的所謂「國家自主性」的現象，即國家政權作為整體在一定程度上獨立於它的最高統治者，也獨立於社會對它的控制。除此之外，現代政黨政治在相當大的程度上受到大資本集團的影響，後者左右著投資與就業，因此任何政黨在執政之後如果得不到它們的合作便寸步難行；同時，它們也是政黨資金的主要提供者，那些接受了它們資助的政黨便不可能不受其影響。以上種種因素，再加上普通民眾對政治的冷漠以及對自身物質福利的關注，決定了社會民主主義政黨即使能夠取得政權，也沒有多少獨立行動的餘地。
實際上，進入20世紀末，特別是伴隨著新自由主義影響的上升以及經濟全球化的進程，西方各國，甚至那些傳統上被視為社會福利制度典範的國家都不得不紛紛採取措施，對本國經濟進行自由化改造，資本主義政治經濟結構對各社會民主主義政黨的政策約束變得更加明顯。雖然一些人把社會民主主義政黨在這一背景之下的政策轉向稱為「第三條道路」，以區別於傳統的社會民主主義與新自由主義，但英國學者約翰·格雷則明確表示，社會民主主義的方案與全球化及新自由主義根本無法彼此相容，因為「社會市場經濟需要一種封閉的經濟結構，同時資本的流動也必須得到固定或者半固定匯率機制的控制。社會民主的許多核心政策在開放經濟中不能維持，戰後通過赤字財政保持充分就業與福利國家的政策就屬於此類，對公正問題的社會民主主義解決方案也一樣。所有社會民主主義的正義理論（如約翰·羅爾斯的平等主義理論）都以一種封閉經濟為前提。……因為只有在封閉的分配體系中，我們才有可能了解這些理論所提出的正義原則是否得到了滿足。進一步說，也只有在一種封閉經濟中，平等主義的原則才能得到實施；而在開放經濟中，它們都可能會因為資本——包括『人力資本』的流動而無法操作」。一句話，「社會民主的目標已經不可能再用社會民主主義的政策加以實現」。
英國社會主義者克勞斯蘭（Anthony Crosland,1918—1977）以一種獨特的方式，對社會民主主義在20世紀發生的種種變化進行了辯護。克勞斯蘭指出：「重新表述（社會主義）學說的需要是非常自然的。原有的學說並非從真空中產生，也不是與世隔絕的空想的產物。每一種理論都是特定的社會現實的結果，是對這種社會進行反思的結果。因為外部的決定因素並非恆久不變，理論也會隨時間而調整。由於戰後社會已經再次發生了變化，因此就需要重新界定我們的目標。這一點可以簡單地表述如下：傳統社會主義主要關注於傳統資本主義的罪惡以及如何推翻這種社會制度，但是目前傳統的資本主義已經得到了改革修正，而且幾乎已經不復存在，社會主義者今天必須與之打交道的，完全是一個與以前非常不同的社會。戰前那種反資本主義的社會主義幾乎不能為我們提供任何幫助。」克勞斯蘭認為，由於新出現的社會變化，技術人員和管理者階層已經替代原來的資產階級成為社會的真正支配者；同時，股份制的廣泛採用使大資本家越來越成為依靠股息為生的寄生階級而不再掌控企業的管理權力，這表明財產的所有權與控制權已經分離，對財產的支配在很大程度上已經社會化。因此，馬克思原來設想的生產資料國有化和計劃經濟已經完全沒有必要。當然，作為社會主義的目標，社會公正仍然具有重要地位，但是社會公正可以通過福利國家對社會財富的再分配、通過逐步提高貧困者的生活水平加以實現。簡而言之，現有的資本主義制度已經為向社會主義過渡準備了一切條件，沒有任何必要對其進行根本性的改變。可以看出，這在很大程度上是伯恩施坦理論的一種翻版。
蘇聯解體和東歐劇變也為社會民主主義帶來了新的挑戰。雖然社會民主主義政黨事實上一直對蘇聯模式持批判態度，但蘇東劇變客觀上減弱了社會主義在西方社會中的吸引力，從而不可避免地對這些政黨帶來了消極的影響。這種情形，加之帶有明顯新自由主義性質的全球化的壓力，迫使社會民主主義政黨甚至在社會公正領域也不得不一再退讓。可以說，社會民主主義在世紀之交的確進入了它自身歷史上的最低潮，有的理論家甚至因此得出結論認為社會主義思想已經徹底破產。但是，也有人持不同的觀點，認為雖然社會主義面臨著不少問題與困難，但是，這一思想和運動作為資本主義制度批判者的角色決定，只要資本主義還不完善，還存在著弊病，那麼它就有自身存在的理由。正因此，有學者仍然非常樂觀地認為：「如果人類還願意面對21世紀的話，那麼在那些前所未有的困境面前，自由與正義的希望」還是在社會主義一方。
選自《西方政治思想史（修訂版）》，北京大學出版社，2008年9月。