手持《大鬧天宮》曲譜的吳應炬，照片翻拍 楊曉喆
1、電子樂器之謎
電子音樂在中國以前經常會被簡化成舞曲，正如電子樂器被簡化成電子琴，而如今，研究中國的電子音樂還是存在視野過小的問題。唱片很重要，但唱片只是有聲文獻的一支，如果我們把目標局限在唱片，那這樣的研究無異於盲人摸象。
我首先想到的是吳應炬。試問中國的電子音樂先驅，有誰能比吳應炬更原創、更豐產、更富於華夏風情？吳老一生為百餘部動畫、電影、紀錄片、科教片配樂，但是他從未得到唱片業的正視，也許還是自留聲機傳入中國以來本土最被忽視的音樂巨擘。他在電音領域的探索主要集中在一九八〇至一九八六年的動畫片，經典作品包含《人參果》以及《葫蘆兄弟》，和他在配樂領域的其他傑作（譬如謝晉導演的《大李，小李和老李》、代表中國動畫最高成就的《大鬧天宮》、今年會修復重映的《天書奇譚》）一樣，這些精彩絕倫的音樂主要保存在膠片裡，只有極少數以拼盤合輯或者個人精選的面目被製成唱片，而且主要還是音質糟糕的薄膜唱片。中國的唱片公司有必要反思，你卻很難苛責他們，因為那個年代沒有CD，也沒有消費原聲專輯（Soundtrack）的市場。至於現在，市場已經淪為笑話，或者說情懷。
吳應炬的精選專輯，兩面超過三十分鐘，收錄了他的十一首曲子。
這是一例。也是我們面臨的困境。國內有太多的音樂沒有唱片化，有太多的文獻沒有電子化。所以本文會減免使用類似「最早」「第一個」的措辭，如果我禁不住用了，我的底氣來自目前已經數位化的文獻，也歡迎大家舉出反例。
先說電子音樂。國內文獻最早出現這個字眼和一出歌劇有關。一九六〇年，《人民音樂》（第一期，P16）刊登短文《音樂在「西方世界」》，介紹了瑞典作曲家卡爾-比爾格爾·格羅姆達爾的新歌劇《阿尼阿拉號》，「除了使用錄在磁性錄音帶上的電子音樂和『具體音樂』的音響外，還動用了許多『系列音樂』的技術手法。」我估計當年的讀者是把這段內容當西洋鏡來看的。具體音樂（Musique concrète）讀起來真是非常不具體，至於系列音樂，沒猜錯的話應該是序列音樂（serial music），也很艱澀。只有電子音樂讓人見字起意。
電子音樂這個字眼在國內文獻最早出現和一出歌劇有關
還是依託樂劇。一九六一年的《前線》雜誌（第二十四期，P21）登載文章《「電子音樂劇」原來如此》。作者吳南星從《巴西時報》編譯了一些素材，點明劇中的電子音樂都是在義大利的一個實驗室錄製的，他夾敘夾議，語帶批判：「我連想到不久以前聽說的美國『無聲音樂』。那種音樂在演奏的時候，比起這種『電子音樂』還要省事得多。演奏『無聲音樂』的人，有時只要在自己面前擺上幾顆綠豆，凝視十分鐘就完事了……現代西方資產階級的藝術，是腐朽的沒落的藝術。」這是在黑「樂壇發明家」約翰·凱奇（John Cage）啊！
一九六一年的《前線》雜誌刊文《「電子音樂劇」原來如此》
然後是一九六四年的《世界知識》雜誌（第九期，P23-26），《西方世界的「先鋒派」文藝》一文仿佛導遊，從荒誕派戲劇、抽象派美術，沿路介紹到電子音樂。作者丁耀瓚認為：「電子音樂一般都用一架構造複雜的大型『綜合機』來製造。」丁先生系出名門，其父丁貴堂在解放前夕拒絕去臺灣，留守上海，幫助保護海關的關產和檔案。他對電子音樂的譯介跳脫階級鬥爭。所謂「綜合機」多半是Synthesizer，今日通譯合成器——該詞最早出現在國內相關領域的文獻也是一九六四年，在《聲學工程》（H.F.奧爾森，科學出版社，P631）一書。
合成器一詞最早出現在國內相關領域的文獻是一九六四年的專著《聲學工程》
絕大多數國人聽說合成器，知道它和電子琴的大概區別得益於雅爾訪華。一九八一年十月，電音大師讓·米歇爾·雅爾在北京、上海兩地演了五場「雷射電音秀」。開演前後，國內媒體炮製了大量掃盲教材，譬如《北京晚報》在當月十九日的第三版發文《電子音響合成器》。特別打上「應讀者要求」的圖標，標題旁邊還加粗註明：「法國音樂家即將為首都觀眾演奏電子音響合成器。一些讀者在看到舉辦這種音樂會的消息時，都希望知道什麼是電子音響合成器。」可憐的讀者，這篇科普利器從正文的第一句就錯了：「傳統的管弦樂器和電子琴、電吉他等電子樂器都是已為大家熟知的樂器。」作者錯把電吉他歸入了電子樂器的大家庭。電吉他雖然通電，但發音全靠琴弦，而電子樂器的發聲體是電子振蕩器。這在維基百科裡都講得很明晰，還有對電子音樂的定義：「使用電子樂器以及電子音樂技術來製作的音樂。」
《北京晚報》刊文《電子音響合成器》
一個非常廣博的概念，由此出發，其實電子音樂的世界遠比搖滾、爵士、古典這些音樂類型的疆土要廣闊，而且，相信在數碼主導的未來，多數音樂都是電子音樂。
顯然，電子樂器的歷史要比電子音樂來得久遠。換言之，研究中國電音的發端，首先在於鉤沉中國的第一臺電子樂器。我懸揣它應該是被引進的，就像留聲機，作為西洋的奇技淫巧，先是舶來品，被中國接受之後才有國產的必要。「老大哥」蘇聯總是領先一步，他們研發電子樂器甚至早在蘇聯建國之前。一九一九年，俄羅斯人萊昂·特雷門（Léon Theremin）發明的特雷門琴是世界上最早的電子樂器之一，這玩意甚至不用彈，演奏起來雙手懸空，各種動作讓人想起樂團的指揮。遺憾的是，現有文獻沒能留下電子樂器「舶來」中國的痕跡。
目前來看，國內對電子樂器最早的報導發生在一九五九年。當年第二十四期《中國輕工業》雜誌刊發科普短文《電子琴》。文末有猛料：「（電子琴在）我國東北的營口市樂器廠和江蘇省常州市等樂器廠都已試製成功，不久將投入小量生產。」這枚彩蛋似乎要將中國電子音樂的起跑點設在上世紀的五十年代末。這顯然違背事實。
《中國輕工業》雜誌刊文《電子琴》
先懸置第一臺電子樂器的謎題。
一九七八年，一部反特題材的國產電影震驚了全國人民，因為它替中國電子音樂打響了第一槍。這部名為《獵字九十九號》的弄潮兒甚至還是八一電影廠出品的，片尾部分，「一九七八年五月攝製」的字幕和特務角色癱軟的鏡頭一樣刺眼。錄用電子音樂源於導演嚴寄洲的匠心。「文革」之後，他看了很多外國參考片（詳見《製造明星：嚴寄洲自述》，人民日報出版社，P277-280），有些影片出現了電子音樂。我懸揣，電子音樂在中國的第一次公開亮相也許就是通過這種渠道。嚴寄洲受此啟發，為了出新，預備在《獵字九十九號》嘗試寬銀幕、大牌演員陣容以及電子音樂（詳見《嚴寄洲和他的電影》，《北京晚報》二〇〇七年五月二十日二十九版）。當年他四處打探，國內只聽聞日本友人送過上海一臺電子琴。聯繫有過合作的上影樂團指揮陳傳熙，輾轉得知這唯一的希望廢棄在上海音樂學院的倉庫裡。別人不敢碰的電子毒草，導演大膽啟用，擔任作曲的李偉才剛從「文革」的消匿中緩過來，《獵字九十九號》同樣也是他的復出之役。國產電音的初啼似乎就要響起，可是忙於錄音的陳傳熙還不放心，怕電子音樂無法過審，緊急聯繫導演，建議用交響樂加錄一版備胎。導演也急了：「如果挨鬥，就鬥我好了，與你們無關。」所幸闖關成功，還搭救了一大批同志。我在《甘苦曲——記弦控式電子琴發明者田進勤》（《山西青年》，一九八二年第十一期，P30-31）一文就讀到了類似的政治氣壓。
嚴寄洲的電影故事《北京晚報》2007年5月20日29版
田進勤是陝西人，一九六四年山西省太原市成立了無線電研究所，他入職以後受外國雜誌啟發，業餘試製電子樂器，後因「文革」中斷。《甘苦曲》一文記敘他在七八年初春的一個晚上，突然聽到電臺在放新片《獵字九十九號》的錄音片段。「田進勤聽完短短的一段樂曲，就興奮得象喝了三杯醇酒。『電子樂器解放了！我又可以搞電子琴啦！』」這段描述有一處頗為可疑，《獵字九十九號》片尾寫明了「一九七八年五月攝製」，它的原聲音樂怎麼可能提前在初春廣播。既然陳傳熙強調了送審的重要性，我估計配樂片段的公開必然發生在影片公映之後。文中值得玩味的細節還有：「（一九七八年）六月山西省晉劇院的趙森林出差到北京了解到，電子琴的研究已列入文化部的科技發展規劃。」
還是一九七八年，《音樂世界》雜誌刊文《電子樂器簡介》（第六期，P42-43），開篇寫道：「許多同志看了影片《獵字99號》，對影片裡新穎美妙而並非發自管弦樂器的音樂感到新奇，一些同志好奇地問道，這是什麼樂器演奏的音樂呢？」文中也強調：「十多年前，我國營口和上海兩地曾先後試製過電子樂器。」
越講越逼真。那麼，到底誰家拔了頭籌？
一九七九年的《人民音樂》雜誌給出答案。意佳、嚴偉合著的文章《我國電子樂器在發展》（第C1期，P86）說：「我國研究、製造電子琴的歷史比較短，差不多只有二十年左右的時間。一九五八年南京郵電學院出版了一本關於電子琴的小冊子，同時又和南京樂器廠共同研究、試製了一架單音電子琴。這就是我國的第一臺電子琴。」
我沒找到文中提及的那份物證，卻查到了同為一九五八年出版的專著《電子樂器》，薄薄一冊，只印了三千七百本，作者是「北京郵電學院無線電系401班」，人民郵電出版社印行。答案偏向了首都北京。如果我們查閱百度百科的電子琴頁面，其中一句也在旁證：「在中國，1958年北京郵電學院研製了一臺電子管單音電子琴。」
北京郵電學院無線電系401班1958年編寫專著電子樂器》，為國產電音打下第一塊基石
推論結果，中國研製出第一臺電子樂器是在一九五八年。那臺設備水平如何？還是一九七九年的《人民音樂》雜誌。石峰的文章《談談電子樂器、電子風琴和電子音樂》（第一期，P48）吐槽道：「我國在文化大革命前就有上海鋼琴廠、上海口琴廠等單位進行試製，上海鋼琴廠曾製造過較簡單的電子風琴。此外，也有少數業餘愛好者在這方面進行了一些試驗。由於文化大革命中林彪、『四人幫』對整個文藝事業的幹擾與破壞，以至一直沒有正式生產。僅有一種附在半導體收音機上的電子琴，那只是一種玩具而已。」
玩具一說似乎過於嚴酷。上海國光口琴廠研製的電子琴多次被文獻提及，當我看到實物照片的時候多少有點驚訝——很有腔調，像管風琴。照片由新華社記者李長永拍攝，一九六五年八月十一日刊發在《人民日報》。非常迷你的豆腐塊新聞，題為「上海製成電晶體複音電子琴」。照片不是沒有偽造的可能，但圖說擬得很嚴肅：「這是上海國光口琴廠的技術人員正在用電晶體複音電子琴彈奏樂曲。」一年後，「文革」襲來，接著是十餘年的空白。一九七九年，韓冬在當年的《樂器》（第三期，P20-21）雜誌發表文章《國內電子琴試製簡況》，撫今追昔，不免感喟：「目前，我國電子琴生產基本上還是個空白，雖然國內不少單位先後試製出不同類型的電子樂器，但和世界水平相比，仍處於初級或中級水平……」
上海國光口琴廠的技術人員正在用電晶體複音電子琴彈奏樂曲。新華社記者 李長永 攝
充其量就是剛入門。《獵字九十九號》之後，北影廠的《黑三角》、上影廠的《東港諜影》也在配樂裡融入了電子琴。那階段，電子琴成了電子樂器在中國的唯一代言人，上海因為先天優勢，承擔起了領頭羊與普及兵的任務。一九八〇年出品的科教片《電子琴》就是上海團隊投拍的。我最早聽聞這部影片是在二〇一五年的春天，當時去採訪作曲家屠巴海先生，請教電音在上海的早期發展。屠老和吳應炬合作過動畫片《人參果》的配樂，他負責演奏，吳應炬以及當年那臺合成器的話題自然在列。他習慣性地管當年演奏的合成器叫電子琴，說是上海美影廠買的，音色已經比較豐富了。當時科教片盛行，身兼作曲家、指揮家的屠巴海因為會彈電子琴成了新科技的專家。劇組找到他。一開始他是拒絕的，因為對自己的顏值缺乏信心。他推薦了兩位形象靚麗也會彈電子琴的女孩子。一位是浦琦璋，另一位叫陳維文。
屠巴海近照。 楊曉喆 攝
浦琦璋我們相對熟悉。她用三排鍵盤的「山葉」改編過民樂《漁舟唱晚》，這個電音版幾乎上年紀的國人都聽過，因為那首曲子一九八四年被中央電視臺相中，選取了一分多鐘的片段作為天氣預報的背景音樂，陪我們度過了將近二十載的風風雨雨。陳維文是上海廣播樂團的，我在屠老的回憶裡聽到了難得的幾句讚譽有她的一份，誇她是「真正的鋼琴家，基礎好」。浦琦璋則是「搞揚琴的，鋼琴彈得一般，但是人聰明，女同志嘛，遊說的本事比較大，文化局給她買了一個琴，這個琴一進來她就不一樣了」。屠老吐槽的「琴」正是後來給浦琦璋帶來許多榮譽的那臺三排鍵盤「山葉」。她在電子琴的道路上堅持了下來，陳維文也是，這兩位在上世紀八十年代幾乎是滬上電子琴界的絕代雙驕，發唱片，出教材，風靡一時。屠巴海在《人參果》之後就退「電」了，有感「一個男人三四十歲了，還在臺上玩電子琴」，加上英語不好，業務太忙，這都是他離開的原因，專心作曲和指揮。
浦琦璋、陳維文在上世紀八十年代不僅發表了一系列電子琴專輯，還出了不少相關教材
對於中國的電子音樂來說，路才剛剛起步。強力外援正在蓄力，一個迷戀中國文化的法國人早在一九八〇年五月就來到北京，給中央音樂學院授課，後來，還贈送了一臺英國產的AKS合成器。這是合成器，他希望糾正中國人在認知上的錯誤，不要因為這是電子樂器，長得像琴，就叫它電子琴。
中國電音的早期專輯，當演奏家要為自己的獨特音樂打標籤的時候，他們無一例外地選擇了「電子琴」這三個字