去年，以色列和阿聯和巴林建立了外交關係，這對以色列來說算是一場「外交勝利」。因為自猶太人復國以來，以色列就因為巴勒斯坦問題和周邊的阿拉伯國家產生了極其尖銳的矛盾。昔日的仇敵握手言和，這也意味著阿拉伯國家開始想要把巴勒斯坦問題拋在一邊。
為何以色列和阿拉伯國家之間的矛盾和隔閡延續了那麼久？1967年6月5日，以色列空軍先發制人，突襲了埃及的主要空軍基地，隨後調轉頭來進攻約旦和敘利亞，在短短六天內大獲全勝。這場史上最短的「六日戰爭」塑造了現代中東的國際格局，讓以色列在中東「站起來了」，也給阿拉伯各國以沉重的打擊，阿拉伯民族主義為此消沉。此後，贖罪日戰爭、黎巴嫩戰爭、巴勒斯坦大起義等衝突都是這六天激烈戰鬥的直接後果，巴勒斯坦問題成為中東亂局的重要部分。以下摘選自以色列歷史學家麥可·B·奧倫的《六日戰爭》，略有刪減。
原作者 | [以]麥可·B·奧倫
摘編 | 徐悅東
《六日戰爭》，[以]麥可·B·奧倫著，丁辰熹譯，後浪|九州出版社2020年11月版
六日戰爭如何改變了中東的國際格局？
132個小時是這場戰爭所持續的時間。這場戰爭是有史以來耗時最短的戰爭之一。在這段短暫的時間裡，埃及方面失去了1萬-1.5萬名士兵，其中包括1500名軍官和40名飛行員。此外還有成千上萬的人受傷，另有5000人失蹤。約旦方面有700名士兵死亡，6000多人受傷或失蹤。敘利亞方面據估計有450人死亡，受傷人數則是死亡人數的4倍。以色列方面承認己方有679人死亡，2563人受傷，而後來以色列國防軍給出的死亡人數高達800人——按人口比例計算，相當於有8萬美國人死於戰爭。
儘管阿以雙方在傷亡比例上的懸殊（約25∶1）已經夠刺眼了，但這一比例與雙方戰俘數量上的差距相比就顯得小巫見大巫了。以色列方面至少俘獲了5000名埃及士兵，其中包括21名將軍。此外，他們還俘獲了365名敘利亞人（其中只有30名軍官）和550名約旦人。以軍聲稱還俘獲了2名蘇聯顧問。而以色列方面總共只有15人被俘。
儘管雙方相互譴責對方毆打甚至處決戰俘，但實際上戰俘普遍受到了優待。然而，雙方交換戰俘的過程卻持續了好幾個月。以色列堅持要求埃及釋放自1954年以來一直被關在監獄裡的埃及猶太人，他們此前因間諜罪而被捕入獄。此外，以方還要求埃及交還幾名被處決的特工的遺體，其中便包括埃利·科亨的遺體。埃及和敘利亞卻不願接回那些充滿怨氣的被俘將士，並拒絕直接與以色列談判。
六日戰爭歷史圖片
然而，就兩軍所獲戰果而言，最大的差距倒不在於人，而在於物。埃及85%的軍事裝備（價值20億美元）都被以軍摧毀。原屬於埃軍的龐大軍火（320輛坦克、480門大炮、2個SAM飛彈陣地，以及1萬輛車）最終成了以色列的戰利品。約旦方面的軍備損失清單也很長：179輛坦克、53輛裝甲運兵車、1062門大炮、3166輛車、近2萬件各式各樣的武器。
在阿拉伯軍隊中，敘利亞人的裝備損失最少。他們損失了470門大炮、118輛坦克和1200輛車，另有40輛坦克被以色列人俘獲。以色列空軍出動飛機3279架次，共摧毀了469架敵機（其中50架毀於空戰）。這些數字中包括了埃及85%的戰鬥機和所有轟炸機。
英國空軍駐特拉維夫武官R.戈林-莫裡斯（R. Goring-Morris）評論說：「在軍用航空史上，還從來沒有哪個國家能讓空中力量在現代戰爭中起到如此迅速和決定性的作用。」但這也是要付出代價的。以軍損失了36架飛機和18名飛行員，差不多相當於以色列空軍20%的軍力。蘇聯很快便補充了埃及和敘利亞所損失的米格戰機，但以色列向法國訂購的幻影戰機及其向美國訂購的天鷹攻擊機始終處於擱置狀態。
相對於戰後的重大格局演變而言，不管是傷亡、戰俘，還是難民問題都相形失色。以色列佔領了10.9萬平方千米的土地，相當於其原來國土面積的3.5倍。在戰爭爆發之前，以色列非常脆弱，其主要城市全都處於阿拉伯國家火炮的射程範圍內。
而如今，這個猶太國家正威脅著大馬士革、開羅和安曼。該國首都耶路撒冷已實現統一。儘管以色列與蘇聯斷交了，儘管這場戰爭也給它與法國的關係帶來了長久的壓力，儘管發生了「自由」號事件，但以色列贏得了美國的尊重。
戰前，以色列的經濟好似一潭死水，現在卻突然繁榮起來了。遊客和捐款不斷湧入這個國家，西奈半島上的油井中也提煉出石油來。幾乎不再有人向外國移民，而成千上萬新入籍的移民則急切地想要分享勝利的榮耀。
以色列的確正陶醉於這份榮耀之中。在之後的數周裡，以色列媒體一直在稱讚軍隊的無畏、智慧和力量。《國土報》向讀者介紹了新鑄造的「勝利硬幣」，並提供了「勝利蛋糕」的配方，以供返鄉的士兵食用。
這場戰爭使猶太人「能夠挺直腰杆走路了」。政府向總參謀長授予了特殊的榮譽：為這場戰爭命名。在一眾備選方案（「勇氣之戰」「救贖之戰」「光之子之戰」）中選擇了一個最不引人注目的名字：「六日戰爭」，它能讓人聯想起上帝創世的六日。
以色列在六日戰爭中攻下的領土
然而，阿拉伯人對這場戰爭並沒有表現出如此矛盾的心理。即使是「六日戰爭」這個名字都令他們感到厭惡，因為它傳達了一種閃電式徵服的感覺。他們選擇了一些更為直白的名字，比如「挫折之戰」「災難之戰」，或更加平淡無奇的名字—「六月戰爭」。
戰場上的射擊剛一停止，阿拉伯世界便開始了對戰爭的檢討。用某位中東歷史學家的話來說，他們「在一個充滿壓力、一切都十分清晰的時刻」開始了「清算」，研究「一個小國」如何做到這一切——「它暴露了阿拉伯人的不足，攫取了大片領土，並摧毀了他們的軍隊，而這些軍隊在過去十年左右的時間裡一直為其所擁有的武器和英雄氣概而感到自豪。」
阿拉伯世界的知識分子對阿拉伯民族主義產生了強烈的幻滅感——作為一場大規模運動，它再也不會復興——並強調了現代化和民主的重要性。另一些人則主張以越南或古巴模式為原型，在阿拉伯世界推行更加暴力的激進主義，或者回歸嚴格的伊斯蘭教義。知識分子將對阿拉伯社會，對其固有的習性和弱點，以及阿拉伯人的個性和心理等各方面做出痛苦的反思。
阿以衝突背後的大環境孕育了這場戰爭，但戰爭是否反過來改變了這一大環境呢？它到底是基本上沒對這個地區產生什麼影響，還是使整個地區產生了全新的規則和新的統治者？那天翻地覆的六天真的是一場創世之舉嗎？它真創造了與舊中東有本質區別的新中東嗎？
第242號決議真的給中東帶來和平了嗎？
戰爭的最後一槍還沒打響，將戰爭轉化為持久和平的困難很快便凸顯出來了。
阿拉伯人堅持要求以方無條件歸還他們的全部被佔領土，而以色列人雖然願意放棄西奈半島和戈蘭高地，但拒絕歸還西岸和耶路撒冷。美國幾乎沒有影響阿拉伯人的手段，他們對以色列人的影響力也十分有限。
在停火後不久，詹森總統對顧問們說：「擋住柯西金的可不是達揚，蘇聯很快就會受不了以色列吹的牛皮。」與此同時，阿拉伯人拒絕以任何形式承認以色列國，而蘇聯也準備好「不遺餘力地」捍衛阿拉伯人的這一權利了。「以色列佔據西岸的行為將在20世紀剩餘的時間裡撒下復仇主義的種子，」迪安··臘斯克總結說，「但以色列國必須得到承認。」
面對著如此巨大的挑戰，再加上美國在越南問題上本身就困難重重，詹森完全可以選擇忽視中東問題。但詹森沒有這麼做，反倒是提出了一項大膽的倡議。在6月19日的教育工作者大會上，美國總統在致辭中闡明了他和手下工作人員從戰爭第一天起就一直在醞釀的想法。這些想法被總結成五項原則，即承認該地區每一個國家的生存權利；確保所有國家的領土完整和政治獨立；保證航行自由；控制中東軍備；解決難民問題。埃什科爾對這次演講表達了「深深的敬佩」，埃班讚嘆其「技藝精湛」，羅斯託則匯報說：「截至今晚，阿拉伯人還沒有切斷石油管道或割破我們的喉嚨。」需要做的事就只剩尋求蘇聯的合作了。
美國對蘇聯的這項倡議是在一個看起來不太可能的地點提出的：一幢維多利亞時代的老房子裡，這幢房子位於新澤西州的葛拉斯堡羅（Glassboro）。6月23日，在這幢房子裡，詹森與柯西金總理探討了一系列問題，其中包括越南和核擴散問題，之後才把話題轉移到中東。
詹森呼籲柯西金支持他的五項原則，支持有關「和平的共同語言」。但柯西金十分頑固。他指責美國鼓勵以色列擴張，對納賽爾則背信棄義。他警告詹森，「阿拉伯人是暴躁的民族」，並預測阿拉伯人會「用獵槍，甚至赤手空拳地」無條件地奪回他們的土地。作為以色列撤出所有領土的回報，蘇聯人最多同意由國際法院來對海峽封鎖一事做出仲裁。
六日戰爭歷史圖片
儘管十年之後柯西金會被勃列日涅夫趕下臺——波德戈爾內的下臺緊隨其後——但在1967年夏天，這位蘇聯總理仍然大權在握。由於未能在安理會實現他的目的，他要求在聯合國大會召開緊急會議，其目的是「清算侵略所造成的後果，並讓以色列軍隊立即撤回停戰線內」。吳丹對蘇聯的要求做了淡化處理。在西方觀察家看來，吳丹的這一舉動是為了彌補他在危機中的過失（缺乏決斷力）。他只是援引了聯合一致共策和平機制，並悄悄地召開了大會。
這次會議持續了五個星期，但會議並未支持阿拉伯人的主張，即這場戰爭是以色列的侵略行為。拉丁美洲國家在會上提出了決議草案。根據該決議草案，聯合國將出面調解，以色列需要歸還所有被佔領土，而阿拉伯國家則需要承認「該地區所有國家享有和平與安全的權利」。此外，不結盟運動也提出了動議，要求以軍立即無條件撤出被佔領土。
然而，這兩種方案都遭到了阿拉伯人的抵制。蘇聯人被他們所謂的「阿拉伯極端分子陣營」給惹怒了，他們提出了在內容上類似於拉丁美洲國家草案的決議，但這一決議也未能通過。「蘇聯人似乎犯下了他們所能犯的每一個錯誤。」卡拉登勳爵說道，「他們把阿拉伯人帶進了戰場，讓他們經受了徹底的失敗，然後卻擺出了一副準備拋棄他們的姿態。」費德林大使承擔了蘇聯在聯合國大會中失敗的責任，並永遠地離開了自己在聯合國的崗位。這位政治煽動家曾發誓要「讓美國受到羞辱，並把美國打得一敗塗地」。
「在經歷了柯西金先生在聯大的猛攻之後，我們現在正忙著清理現場，」詹森在致哈羅德·威爾遜的信中寫道，「最有可能出現的情況是，中東問題將重回安理會，它本來就屬於那裡，但還是得通過幕後的談判才能找到解決方案。」臘斯克與蘇聯大使多勃雷寧確實已經開始了秘密的談判。臘斯克試圖將以色列的撤軍與阿拉伯人需要付出的代價嫁接在一起，而多勃雷寧則願意做出任何妥協，前提是不得使用「非交戰狀態」一詞。
最後，葛羅米柯和戈德堡在7月初達成了協議。該協議要求以色列根據「不容以戰爭獲取領土」的原則迅速撤軍，並維護每一方的下述權利：「保持民族國家的獨立性，並在和平與安全中生存。」難民與自由通航問題則將通過聯合國的幹預而得到解決。
這份協議似乎沒能取悅任何人。納賽爾反對該協議中沒有明確要求以軍撤退至6月4日分界線之後的條款，他還反對在埃及與以色列之間展開間接調解的建議。「我不能接受這個，」他對蘇聯人說，「如果我接受了，我就回不了家了。我甚至無法面對我的女兒們。」對於以色列人而言，即使是拉丁美洲國家的草案在用領土換和平這方面也規定得不夠具體。
因此，埃班把美蘇之間達成的這份協議形容為「一場不僅是物理意義上的撤退，而且是外交層面上的倒退，退回到過去19年來一直存在的嚴峻形勢中去」。他抗議說：「這樣下去的話，詹森的五項原則將只剩一個空殼。」到那年夏天結束的時候，甚至連美國和蘇聯似乎都開始與這份協議保持距離。
與此同時，埃以雙方圍繞著西奈半島而展開的暴力事件卻在不斷升級，並於10月20日達到頂點。這天，以色列的「埃拉特」號驅逐艦被埃及飛彈擊沉，該艦有1/4的船員喪生。以色列施以報復，他們轟炸了埃及設於蘇伊士城的主要煉油廠，使煉油廠燃起熊熊大火。約旦河沿線的多處地點也爆發了零星的戰鬥。近在咫尺的似乎是戰爭，而不是通過協商達成的和解方案。然而，阿以衝突再次爆發的威脅也刺激了外交行動，安理會因此再次就中東問題行動起來。
戈德堡意識到，成功的關鍵在於決議的措辭。它既要暗示出以色列出於對全面和平的渴望，願意交還部分被佔領土，還要體現出阿拉伯人為了讓以軍全面撤離，最多只能承諾進入非交戰狀態。這一新的行動方針—戈德堡最後的行動方針，之後他便因與詹森在越南問題上的分歧而辭職—需要長達數周的密集討論。
為了說服以色列人，沃爾特·羅斯託建議：「我們給他們適度的支持，讓他們的思維不至於過快限死在其所佔領土上不放。」對此，麥克弗森警告說：「我們必須用武力迫使他們後退，讓1956年的戰爭重演一遍，停止援助是行不通的。」然而，由於詹森在蘇伊士運河危機時便抵制過艾森豪所推行的壓力策略，美國總統拒絕通過武力讓以色列人屈服。
最多，他只願意推遲向以色列運送武器，並敦促埃什科爾變得「靈活、耐心、謹慎和慷慨」。至於約旦人，邦迪建議總統說：「我們的主要目標是儘可能溫和地讓他［海珊］放下他現在的信念，你必須幫他把慄子從火中取出來。對於柯西金來說足夠好的方案，海珊也一定會覺得好。」儘管如此，美國對其他阿拉伯國家幾乎產生不了任何影響，他們都唯埃及馬首是瞻。締造和平的過程就像之前的戰爭一樣，納賽爾掌握著關鍵。
「這只不過是披著美國人外皮的以色列決議。」抵達紐約的馬哈茂德裡亞德向戈德堡抗議說，「它甚至都沒給我們最基本的東西，即抹去侵略的痕跡。」考慮到埃及人的敏感，戈德堡做出了一些讓步，其中包括在決議中提及「不容以戰爭獲取領土」這一原則，並把「促成談判的調停者」一語改為「建立聯繫並促成協議的聯合國代表」。根據這份決議草案，中東地區將承諾實現和平，並保證該地區所有國家的領土完整和安全，但沒有具體提到要與以色列實現和平，也沒有提到要承認以色列的國家地位。美方甚至連這一草案的非美國提案國都找到了，那就是英國。最後，還剩下一個巨大的障礙，即以色列撤軍的程度—到底是撤離「最近衝突所佔領之領土」，還是撤離「最近衝突所佔領之全部領土」。
在戈德堡和卡拉頓的不懈努力下，埃及人最終相信「領土」確實意味著全部領土——法語和阿拉伯語版決議都保留了「領土」前的定冠詞——而以色列人對此也感到滿足，因為英文版決議仍然保持了一定的模糊性。因此，在11月22日，安理會一致通過了第242號決議——「關於在中東地區實現公正而持久的和平的原則」。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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以色列雖然不情願，但還是接受了這項決議，約旦也接受了。納賽爾的反應則更加模稜兩可。在支持聯合國決議的同時，他卻在國民大會面前重申了「三不原則」，並提醒大會說：「被人用武力奪走的東西就要用武力奪回來。」此外，他還告訴將軍們：「你們不用理會我在公開場合中可能提到的和平解決方案。」然而，他私底下卻暗示美國人，他對與以色列就非交戰狀態達成協議持開放態度，並願為此「承擔一切後果」。
伊拉克和敘利亞則完全拒絕了這項決議，並譴責它是「欺騙人民的東西，是失敗的禍因」。巴勒斯坦人也是如此，他們為自己被排除在文本之外而感到憤怒。巴勒斯坦解放組織要等到20年之後才會接受第242號決議，而在1967年時，它宣稱：「未解決的巴勒斯坦問題將繼續危及中東乃至全世界的和平與安全。」
詹森總統想要抓住第242號決議所創造的機會，他打算與聯合國代表、瑞典外交官貢納爾·雅林（Gunnar Jarring）攜手將中東地區推向和平。然而，隨後發生的事件卻將他擊倒。在安理會做出第242號決議的2個月後，越南民主共和國發動了「新年攻勢」。又過了2個月後，由於其外交政策的失敗，而年輕一代美國人又站出來辱罵他，林登·詹森宣布放棄競選連任。詹森政府留下的遺產是一種混合物，其中既存在良好的心願又包括失敗的夢想。然而，這份遺產的貢獻卻是不可否認的，它為未來阿以雙方籤訂和平協議奠定了基礎。在隨後7個總統的任期內，美國始終支持第242號決議及其所暗含的「用領土換和平」原則，即便該決議從未直言這一原則。
「那6天的戰爭真的改變了中東嗎？」即使從35年後的角度來看，這個問題的答案依然模糊不清。原本只會在中東地區引發衝突的事件在1967年後卻可能朝著和平的方向發展。在個別斡旋者及有勇氣和遠見的領導人的推動下，曾經難以想像的外交突破在接下來的幾年中卻幾乎成了家常便飯。然而，暴力仍困擾著整個中東地區數百萬人的生活。它還威脅著要把整個地區，乃至整個世界都拖入戰爭。
六日戰爭（或六月戰爭）雖然給地區帶來了和平的機會，但它也打開了通向更加致命的衝突的大門。但基本的真理一直擺在那裡：不管以色列通過軍事手段徵服了多少土地，它始終無法實現它所渴望的和平。儘管被徹底擊敗，阿拉伯人仍然有能力發動一場可怕的軍事行動。
領土地位問題可以談判，但那些關鍵問題—以色列的生存權、巴勒斯坦難民的回歸，以及以色列的國家地位—始終被擱置在一邊。如果這場戰爭的確是一場改變了整個地區面貌的風暴，那麼這場風暴也暴露出了阿以衝突的潛在本質—其存在的基石。因此，1967年被創造出來的現代中東是一種混合體：它既有初生的希望，又有迫在眉睫的危險，新時代與舊時代的背景交織並存。
在撰寫本書時，中東地區又一次陷入動蕩之中。巴勒斯坦人拿起了武器，以色列展開了報復，和平進程已經擱淺。恐怖襲擊和反恐行動、入侵和報復，這一熟悉的模式重又浮出水面。流血事件也不僅限於阿以衝突的舞臺上，它已波及海外，並以另一種形式爆發—針對美國的大規模恐怖主義襲擊和美國對伊斯蘭極端分子的報復。如今，阿拉伯示威者—其中許多人手持納賽爾的海報—要求與西方和以色列攤牌。與此同時，以色列人則在等待著，在權衡先發制人的風險。這場對於政治家、士兵和歷史學家來說從未結束的戰爭，很可能再次襲來。
作者｜[以]麥可·B·奧倫
摘編｜徐悅東
編輯｜張進 石延平
導語校對｜李項玲 柳寶慶