十年前，章子怡從中戲96級明星班走了出來。她的成功就像一輪驟然從大海裡跳出來的紅日，刺得人眼睛發痛。在這裡，她的幸運，她的野心，她的爭議，既是美談，也是傳奇
除了她、劉燁等少數人外，16人的明星班中，也有人至今沒紅。他們生活在閃耀的星光下，仍然為了理想、為了明星夢而努力
「即便達到了名利頂端，她也很難掌控命運」
在成為明星前，章子怡是寂寞的，而成為明星也許使她更加寂寞。明星，歸根結底只是圍繞一個名字聚集起來的一切誤解的化身。
面對大眾的質疑，章子怡決定站出來。3月12日凌晨，她在拍戲間隙接受英文報紙《中國日報》專訪。她的表情凝重，如同一幅褪了色的佳作。這是一次事關成敗的危機公關，她如臨大敵。
常莉，2010年3月31日，拍攝於中央戲劇學院 （南方人物周刊記者 姜曉明/圖）
章子怡解答「捐款門 」中的每一個數字，也坦言自己想做普通人的願望。她說，她相信大部分質疑她的人是出於正義感，當大家知道事情的真相，每個人都會做出自己的判斷。談到事件對家人的影響，她還是忍不住哽咽起來。
「即便達到了名利的頂端，她也很難掌控自己的命運。」一位圈內人士感嘆。
這是北京4月的一天。章子怡正在798工廠的攝影棚為一家國外雜誌拍照。她施著淡妝，穿著淺色低領背心和綠色薄毛衫，笑容顯得性感而自信。
晚上10點，章子怡結束一天的工作。隔壁房間，她的母親、哥哥、助手和一條只聽得懂英文的小狗都在等她，「要不是我爸出差，他也會來的。」
章子怡認為自己是一個「挺真誠」的人——善良，過於單純，與外界想像的高傲和工於心計相距甚遠。她把造成誤解的原因歸咎於大部分人沒有機會像我們這樣面對面接觸。
儘管如此，她並不奢望改變現狀。在她看來，誤解是為成功付出的代價。命運，總會以一種方式獎賞你，而以另一種方式剝奪你。不過謠言和中傷卻是她恐懼的。
「我覺得，人怎麼能這麼壞呢。」她有些委屈地對我說，「因為我是一個特別善良的孩子，別人哭我也跟著哭，別人難受我也會跟著難受，我從來都不會去害任何人，哪怕那個人對我不好，所以當別人害我的時候，我就特別受不了，我就覺得世界上怎麼會有這麼壞的人？但是事實就是這樣的。」
章子怡把自己蜷縮在沙發裡，坐上一會兒腰就會疼，忍不住捶幾下。這是拍戲留下的後遺症，也是為成功付出的「代價」之一。
「像肩膀上這種傷，治不了，想過很多辦法，美國也治，中國各種神醫都試過，但是沒用；還有腰上也是有傷，這個可能跟小的時候練功有關係，太辛苦了，陰天下雨特別難受，坐不住。」這時，她恍然大悟，「哦，我知道我的性格優勢是什麼了，我能忍，我覺得該忍的我就忍，我沒有怨言。」她停住，想了一下，又補充道：「但是，不該忍的我也忍不住。」
章子怡記得《紫蝴蝶》新聞發布會的時候，導演婁燁在臺上發言，香港媒體在底下笑。她突然跳到臺上幫婁燁說話。臺下一片譁然。她聽到有人幸災樂禍地說：「太好了，要出事了。」她的眼淚差點掉下來。她說，如果大家抱著敵意而來，有什麼必要做這個新聞發布會呢？
對媒體，章子怡一直保持著距離和警惕，甚至到了劍拔弩張的程度。
「我也不是那種軟棉花，他們說不好聽的，我也說不好聽的，所以就形成惡性循環。」她解釋著，「其實我可以不跟他們爭，但我現在照樣如此，尤其是在香港，他們對我不好，我也罵他們，我覺得反正我對你好和壞都一樣。」
章子怡沉默了片刻，突然說自己對第二天的新聞發布會有些緊張，不知道怎麼面對。「那些人都是端著槍來的，」她的口氣冰冷，像盾牌一樣，掩飾著抑制下去的敵意。
這些年，除了家人，章子怡一直把張藝謀看作良師益友。她經常向張藝謀傾訴困惑和苦惱，而張藝謀告訴她，其實什麼話都不需要去說，只要用作品來奠定位置，用實力堵住所有人的嘴。
「我從小學到的就是這個。」章子怡說，「你看張藝謀的方式也是這樣的，他從來不出來解釋什麼，他也不說什麼，就幹自己的事情，好就好，不好別人罵他也影響不到他，他還是繼續做他的事業。」
出道以來，章子怡以特立獨行的姿態走到今天。在業內，她的刻苦盡人皆知。李安曾說過：「章子怡是跟我合作過的演員中最肯學習、最敢於吃苦的。她從裡到外泛著的堅定又蓬勃向上的志氣，讓很多男孩子都自愧不如。」而每拍完一部電影都會傳出緋聞也幾乎成為章子怡的定律。
「她遵循著拍片、吃苦、緋聞這樣的循環一路走下來，」資深娛樂記者宋翔說。
如果說，張藝謀的鐘情、成龍的大腿、霍啟山的嘴唇只是增加了章子怡的知名度，那麼如今她面對的「潑墨門」和「捐款門」則是一次空前的名譽危機。
儘管《一代宗師》劇組頻頻發出章子怡克服嚴寒刻苦拍戲的通稿，以期衝淡不良影響，但圍剿的火焰仍然熊熊不止。
澄清一切將是一項艱難的任務。
章子怡出生在北京一個普通家庭。她說自己小時候最喜歡洋娃娃，但知道媽媽要是給她買了娃娃，這個月的生活就要緊張。所以，每次走過商店櫥窗前她都會對媽媽說：「我就看看，不會買的。」
如今，章子怡享受著穿戴名牌和珠寶走在紅地毯上的時刻。閃光燈如群星拱衛，她是最耀眼的明星，但她知道自己終歸不能活在那個世界裡。
「那個世界是假的，衣服是借來的，耳環、珠寶是珠寶商提供的，那只是一個活動，需要大家打扮得光鮮亮麗，那一天過去以後，一切都會回歸到平常。」她口氣清醒地說。
連續幾年，章子怡參加坎城電影節。最後一天焰火放完，她忽然發現「坎城寂靜地像死去了一樣——人都走了，路牌開始放下，巨幅電影廣告牌也消失不見，街道上只有Party之後的垃圾。」她突然感到一陣孤獨和悽涼。
「我的職業讓我覺得孤獨。」章子怡說，「因為不能過普通人的生活，不能和愛人、朋友們在一起。我經常到一個城市拍一段戲，然後又得到另一個地方。有時我會突然覺得非常孤獨。每參加完一個婚禮，看到朋友生了小孩，心裡都會被刺痛一下。」
此刻，章子怡的表情看上去非常複雜，她的經歷就像一部電影，但沒人知道結局。對於局外人，或許只有一點可以肯定，那也是美國作家諾曼·梅勒在《瑪麗蓮·夢露傳》中寫道的：
「女明星們都生活在一般人難以想像的另外一個世界，對於外部世界都有著巨大的不信任。每個偉大的女演員都是一段流年，因為她們是被造就出來的，並且很多時候不能控制自己的命運。」
4月9日，在中戲小劇場，一場由中戲學生表演的話劇《名揚四海》正在上演。劇中，那些美麗而稚嫩的男孩女孩在臺上喊著：「我要出名！我要出名！」讓整個劇場充滿了躁動。
十年前章子怡正是從這裡走出來的。她的成功就像一輪驟然從大海裡跳出來的紅日，刺得人眼睛發痛。在這裡，她的幸運，她的野心，她的爭議，既是美談，也是傳奇，但每一個人都說，章子怡是不可複製的。那是命運在偶然與必然間的即興舞蹈。
這聽上去帶有過於強烈的不可知論色彩，但在一個明星制尚未成熟的國度，成名，的確更多靠的是命運的眷顧。
十年前，中國影視業正處於方興未艾的狀態，演員少，機會多，這成為造就明星班的契機。十年來，隨著民營資本的大量湧入，影視業成為最炙手可熱的行業之一。各種藝術院校的層出不窮，再加上網絡和選秀節目成為造星的新途徑，演員成名變得愈發不可預測。
「有太多外型演技都出色的演員至今默默無聞。」中戲96明星班的班主任常莉也這麼說，「這個行業最終靠的還是命運。」
即使在明星班中，也有人至今沒紅。他們生活在閃耀的星光下，仍然為了理想、為了明星夢而努力。
黨昊
「黨昊定律」
我是在華誼兄弟公司見到黨昊的。他光頭，黑風衣，黑邊眼鏡。據說，他去哪裡都騎一輛自行車，這在圈內是一個傳奇。
黨昊的另一個傳奇是，從2004年開始連續4年，所有參演的電視劇都沒播，在圈內被稱為「黨昊定律」。
「我們數吧。」他攤開手掌，「從2004年開始，《香氣迷人》沒播，《別讓眼淚流過》沒播，《別讓愛沉默》沒播，《所以》沒播，《色拉青春》沒播，《寵物醫院》——拍的唯一的一個男一號——沒播，然後《錦衣衛》也沒播。」
按照黨昊的說法，一切都是從2004年8月30日的那場車禍開始的。車禍當晚，他喝了很多酒。回家的路上，他感覺前面的車晃了他一下，便下意識地摟死了方向盤。他像一隻木偶，旋轉著飛向隔離帶的另一邊。20個擋光板被撞飛了，車輪只剩下一個，可他奇蹟般地從車裡爬了出來。
「我看到一個車輪正沿著二環路『軲轆軲轆』往前滾，還感到奇怪，這是哪兒來的輪子？」
他沒等交警出現，就帶著醉意跑到附近的一家夜總會跳舞，直到第二天醒來，才感到後脖梗子一陣發冷。
至今，黨昊無法確定這場車禍和「黨昊定律」有什麼關係，他只知道在這之後，他的演藝事業突然陷入了低谷。不管導演的腕兒有多大，他接的戲總是在沒有到達觀眾之前就夭折了。
「也許，從車禍中倖存下來，把我所有的運氣都用完了。」他說。
並不是說黨昊沒有「火」的機會。熱播劇《蝸居》和《老大的幸福》都曾找過他，但看了劇本，他覺得裡面的角色不適合自己，就拒絕了。
「我期望很高的戲都沒火，或者乾脆沒播。」他說，「我辭演的戲全都火了。」
黨昊認為，一定是有什麼東西擋住了他的成名之路。他去找大師測了名字。大師說他命中有六把火，太大了。於是他改名黨浩，不見起色，又加大水量，改名黨浩瀚。有段時間，他處在無名的狀態中。
「那時人家問我名字，我說就先記我姓黨吧，名暫時還沒定。」黨昊說，「人家都反問我，你多大歲數了，怎麼名兒還沒定？」
黨昊認為，那是在尋求一種慰藉和排解，找到某種信仰上的支點。「它總有個原因對嗎？30歲了，你還是今天有錢，明天沒錢，你不像是一個做演員的人。為什麼？」他瞪著眼睛反問，仿佛在等待一個答案，「是你人品有問題，不善交際？不是，你有那麼多朋友呢。那問題出在哪裡？」
這個問題曾令黨昊困惑很久，直到他在一本古書上找到了「答案」。
「我後來常常念一句話，『天將降大任與斯人也，必先苦其心志，勞其筋骨，餓其體膚，空乏其身……』你不知道最終的結果如何，但你要讓自己相信，只要熬過這段時間，後面就會有一個故事展開給你。」
我問黨昊，他期待著怎樣的故事？
「我不知道，」他說，「但我相信生命很多時候就是在等待。」
2000年，畢業演出「費加羅的婚禮」最後一場
「都是爺，到現在都是」
2000年畢業前夕，黨昊曾是中戲96級最耀眼的明星。在畢業大戲《費加羅的婚禮》中，他飾演酒鬼一角，贏得了可以堆滿整間宿舍的鮮花。
那時，黨昊是天天喝酒的憤怒青年，被院長徐曉鍾稱為「流氓無產者」。因此他飾演的酒鬼格外神似，即使跟20年前李寶田的經典演出相比，也毫不遜色。「那是我演藝生涯中最輝煌的時刻，」黨昊至今這麼認為，「是那部戲使我懂得了喜劇，也堅定了我對表演的信心。」
然而，誰也沒想到，當全班同學都去報考國家話劇院時，黨昊卻主動放棄了。
「當時感覺《費加羅的婚禮》成就了你，誰見你都覺得你挺牛逼，都跟你說話。你萬一去了考不上呢？多沒面子啊！」黨昊說，「還有就是不了解社會，以為去那些單位得花錢。你連試都沒試，你怎麼就知道要花錢呢？」
「考試前一天晚上，演《大荒漠》還差一個人，他們說你來吧，我們一塊去考試。我說我不去。然後，第二天早上起來，全班同學都在收拾東西，準備道具，去考國家話劇院。我閉上眼睛，假裝沒醒。晚上大家回來了，我一個一個擁抱他們，其實心裡特別難受。就在這時候，我媽給我打了一個電話。我說『媽你等我一會兒』，就從二樓跑下去，跑到操場沒人的地方，『哇』地一聲哭出來了。但我就一點，上學花了家裡這麼多錢，大學畢業，我漂也無所謂，最關鍵是我不再花家裡一分錢。這是我唯一的標準。」
「這就是明星班，」回想往事，黨昊說，「都是爺，到現在都是。」
就這樣，黨昊去了北京舞蹈學院做老師，給學生導了一個美國作家歐文·肖的話劇《靈魂拒葬》。他仍然是「爺」，「特有勁兒」，對什麼事都憤憤不平，試圖跟體制對抗。學校不給他宿舍，他就在鄧小平「教育要面向未來」的牌子下搭了一個帳篷。帳篷是舞美系花200多塊錢買的道具，上面還帶網眼。3月寒冷，好心的學生給他送來被褥。他在帳篷裡住了一個半月，直到問題得到解決。
有時去拍戲，黨昊會請同學秦海璐給他代課。他帶兩個班，30多人。他跟學生們在一起吃食堂。哪個學生宿舍空了，他也會過去湊合一晚。他和男生大都處成了哥們，女生則都很崇拜他。他發現自己漸漸愛上這個職業，感到了一種男人的責任感。「當我得到了以後，我還會選擇當一個老師。把所有人生的感悟，傳承下去，」他說。
如果簡單理解，黨昊所說的「得到」，就是成為明星。不過黨昊說，他打算用十幾二十年的時間，做出自己的電影，做出自己的作品。
「這是我一生想做的事情，做這種跟傳承有關的東西。」他說，「因為我們什麼都帶不走，不管是誰，但是我們能留下。」
因為看不慣學校招生中的一些事情，黨昊帶著學生把舞蹈學院的8個大銅字校訓「歌舞昇平，德藝雙馨」拆下來兩個半。事後，他寫了檢查，不過還是決定離開此地。為了不交三萬五千塊的違約金，他把競聘書投到現代舞系。「但是現代舞系不需要表演老師，他們就拒聘我，」黨昊說，「拒聘我，我就可以不交錢辭職。」
當他拿著檔案出來時，身上一無所有，但感覺內心充滿力量。
辭職令黨昊的經濟狀況一度捉襟見肘。他是那種即使只剩10塊錢也要買一碗最好的麵條的人。「有明星接受採訪，說當年窮得只剩3塊錢。在我看來，那不算窮。」黨昊說，「真正的窮是沒有極限的，因為要不斷借錢。」
「這個圈子是攤生意」
此刻，黨昊坐在華誼兄弟的會議室裡，門上貼著禁菸的標誌，但他還是點上了一根中南海「點八」。四周牆上掛著公司籤約藝人的照片，其中也包括黨昊。那是一張相當陽光燦爛的照片，與現實中的他看上去判若兩人。我們很快注意到，牆上的照片掛得頗有「學問」：李冰冰、周迅等一線明星都是大相框，而黨昊等普通演員的相框則要小很多。
「我感覺應該把我的照片撤下來。他們都是藝人，我不是，我做不到。」在一陣漫長的沉默後，黨昊突然說，「不過你可以看到，這個圈子裡爭的就是這個，很明確，大的，小的。那是10個億，這是1塊錢，把這些錢擺在一間屋子裡，跟這些照片是一個道理。都是商品，價值都不一樣。」
我問黨昊，在困難的時候，有沒有想過找那些出名的同學？比如章子怡和劉燁。
「沒有，」黨昊回答，「這個圈子是攤生意，明星也不是慈善家。你沒有權力要求別人去捎帶你一下。我一直覺得，你沒有這個權力。」
命運的轉機出現在2008年。那年夏天，黨昊在雲南麗江的馬路上找到了信仰——藏傳佛教。那時，他每天坐在街邊曬太陽，思考自己的生活。直到有一天，他在街上遇到一個長眉毛的高人。
回到北京，黨昊接拍了電視劇《絕地逢生》，飾演男一號。這部電視劇在中央1臺播出，也是黨昊的絕地逢生。
「從次以後，我演的每一部電視劇都播出了。」黨昊說，「我覺得人都有一個勢，跟自己的勢去較勁是沒有用的。」
黨昊開始吃素，堅持不買房，堅持對自行車的信仰，而且他的理由聽起來頗有說服力。
「土地是國家的，70年的使用權也是租。命都是租來的，哪天一睜眼，不定哪位就不在了，幹什麼背負那些東西呢？」
「最關鍵的是你給自己一個藉口，當你的生活水平能降到最低時，才能養住自己的心。」
每個周末，黨昊耗時一個小時零五分，騎車去香山，因為不堵車，比開車的朋友還快。他去哪兒都不用花錢。朋友在麗江的房子就是他的房子。他去哪兒，哪兒就是他的家。他也開始冷靜地打量這個圈子和這攤生意。公司開年會的時候，他遠遠站在一個角落裡，拿著本和筆，記錄自己感興趣的事。
「我看見女演員穿低胸的衣服，手還永遠捂著，我就會寫一個小品：你本來就是想穿低胸的衣服，弄得性感點，為什麼還非把手捂在那個地方？如果真怕露出來，穿高領的不就完了嗎？還能騰出手來幫別人捂著。」
黨昊成功地做到了自給自足，但他依然是個現實主義者。他足夠徹底地檢視自己，以便知道什麼是他生存所必需的，但他沒有隱士棄世的想法，恰恰相反，他骨子中依然渴望「得到」。在這一點上，他顯得相當矛盾。
「如果你沒得到就放下了，除非你出家了。在這個圈子，你必須先要得到，因為你沒得到就沒有發言權。你的聲音傳達不出去。要想當一個好的教育家，起碼得有一個講臺。得把學生組織好。沒有學生就沒有孔子。」
「我最大的困擾就是怎麼能儘快得到。」黨昊說，「原來我認為我能放下。可是你什麼都沒有，你是個窮人，你怎麼放下？」
畢業以後，明星班從來沒有過全班性的聚會。黨昊一直想請所有同學一起拍一部電影，在電影中實現這個聚會，但一直沒能成型。
「這是經濟社會。」他說，「那麼，談到利益的時候就很簡單，也很現實。」
黨昊毫不掩飾對成功的渴望。「我是該想不該想的都想——上臺領獎一點邊都沒有，我連演講詞都想好了。」他停頓了一下，表情突然變得十分鄭重：
「首先，我要感謝我的父母，在那麼多候選者中抽獎抽中了我，使我活著變為可能；我要感謝冉傑、馬玉、常莉、李玉坤老師，你們就像是我的翅膀，使我飛到今天的高度。」
他流利地複述著，目光咄咄逼人，「有一天得到了，我一定會這麼說。」
我問黨昊得到是為了什麼？
「為了放下。」他想了想告訴我，「因為你拿不走。」
「很多事都是一念之間」
幾天後，我去南京採訪明星班的班長吳國華。他是16名同學中唯一畢業後離開北京的人，也是唯一脫離演員行當的人。
那天下午，我坐在南京藝術學院表演系的教室裡，聽著老師吳國華點評兩個學生的作業。他們剛演完話劇《琥珀》的片段，那部話劇是由吳國華的同學劉燁和袁泉主演的。
吳國華身材很胖，帶著一頂棒球帽，穿著皮夾克和LEE牌牛仔褲。從他的臉相就看得出他說話是用低音，果然他的聲調像是從深井裡發出來的。他看上去誠懇、憨厚，而他的口頭禪「說句實在話」也加深了我對此的印象。他剛戒菸不久，臉上不時露出一絲焦躁的神色。每當這種神色出現，他就拿起桌子上的大茶杯喝一口。
吳國華是山西大同人，從小學習柔道。剛進中戲時，他就以成熟、沉穩的形象贏得了班長一職。「吳國華去老師窗口打飯，從沒被人懷疑過。」黨昊曾半開玩笑地告訴我，「當時中戲有三大謎，吳國華歲數有多大是其中之一。」
畢業前，班主任常莉一直想讓吳國華出演《費加羅的婚禮》中的費加羅，可吳國華找不到感覺。事實上，那是吳國華綿互至今的自我懷疑的開端。上了4年表演系，他開始懷疑自己是否適合演員的職業。
對於吳國華，戲劇學院曾經是個格外神聖的地方，他也曾對自己充滿信心。進校的第二年，他漸漸適應了這裡的生活。標誌之一就是開始發胖了。
「因為我是學體育的，一不注意就會胖。加上當時窮，都吃主食。長身體又能吃，感覺一次把一天的飯全吃了，還是餓。」
常莉說他快成相撲手了，勸他減肥，可他「一頓一大碗刀削麵，6個餡兒餅，吃完了又餓」。
吳國華主動放棄了費加羅，演了一個不鹹不淡的角色，混過了畢業大戲。
那是一段自卑感如影隨形的日子。報考國家話劇院、人藝和青藝的相繼失利，更加深了吳國華對自己的懷疑。電話裡，家人勸他起碼先找個工作，養活自己。這時，南京藝術學院來北京招人。吳國華猶豫了很久，最終還是決定把自己賣出去。
「現在想想，很多事都是一念之間，如果當年沒有去南京，後面的人生也許會截然不同。」
吳國華至今對畢業散夥飯的情景記憶猶新，那是16名同學最後一次全部聚在一起。他們在校園裡留影，然後去吃涮羊肉。飯桌的氣氛令吳國華感到沮喪，沒有人喝酒，沒有人提到未來，也沒有人問他為什麼放棄北京。每個人都吃得足夠冷靜，仿佛在有意控制著情緒。對於大多數人來說，未來都還是一個未知數，大家都在掙扎，每個人都有些自顧不暇。
來到南京，從未踏足過此地的吳國華，感覺自己被拋到了一片沙漠上，像擱淺的小船礫礫地摩擦著人生的河床。他並不喜歡教書，可命運已不容更改。執拗的性格使他時常和領導拍桌子吵架，但他還是把全部精力用在學生身上。這期間，他也接過一些戲，但都是那種「如果你認真和導演討論，導演都會覺得你多事」的小角色，只是為了賺錢補貼家用，根本不需要動腦子。他不時回憶起畢業大戲《費加羅的婚禮》的情景，後悔沒有接受那次挑戰。
「我覺得我應該堅持，至少現在可以留下一段記憶，留下記憶就可以留下表演的感覺。」吳國華說，「我一直都在找感覺。在戲劇學院沒理清的東西，想來南京理清楚。可到現在依然是暈的。」
2004年，吳國華送走了第一批學生。看著學生一個個離去，如同4年前的自己，他感到一陣難以遏制的失落。那些夜晚，他獨自喝著酒，不知怎地就醉了。他想到過去，也想到未來。「我是學表演的，」他說，「我還是一直想回到舞臺上。」
然而，對於一個身在南京的人來說，與舞臺的距離，比與北京的地理距離更遠。吳國華想過辭職，哪怕從北漂做起，也是走在夢想的路上。可命運再一次峰迴路轉。這一次，他遇到了一個女人。在最為頹廢的2004年，吳國華結了婚，貸款買了房，過起了和普通人一樣的生活。
「10萬塊錢並不是一個小數目啊」
我和吳國華坐在教師休息室的沙發上。他向看教學樓的大爺要了兩根煙，點上，深深地吸了一口。「不知為什麼，現在特別想抽，」他說，然後繼續他的講述。
那是2006年，導演顧長衛找到吳國華演《立春》中的周瑜——一個在電影中追求蔣雯麗的包頭男人。得到這次機會實屬偶然。本來是他的同學黨昊去劇組試戲，顧長衛無意說起了這個角色，黨昊就把吳國華推薦了上去。吳國華和顧長衛在北京見了面，並未做太深的交談。顧長衛只是告訴吳國華，他「需要一個胖演員，但不能胖得跟《孔雀》的馮瓅一樣」。
吳國華和學校籤了合同，整整半年時間呆在包頭拍戲。那時正是春天，沙塵暴肆虐的季節，漫天的黃沙經常使能見度不到50米。劇組條件十分艱苦，蔣雯麗在拼命增肥，而吳國華在奮力減肥。他每頓控制著食量，有時實在忍不住多加點，就覺得製片主任的眼睛在七上八下地瞟他，讓他感到無地自容。他成功減下了二三十斤，但這似乎是他唯一沒有白費的苦功。
這是一次足以改變命運的機會，吳國華深知這一點，所以他倍感壓力。他說自己太想演好這個角色，而問題也恰恰出在這裡。
白天，吳國華跟著方言老師苦練包頭話。晚上，他一邊研讀劇本一邊寫對角色的體會。蔣雯麗一頁紙就寫明白的事，他寫了十多頁，導演反而覺得他沒有抓住重點。因為太想演好，他的表演拘謹、笨拙。即使不愛說話的顧長衛也找他聊了幾次，指出他的表演「太使勁」、「太認真」。
「表面上這可能是句好話，但實際上是說你狀態不對。」吳國華滿懷遺憾地說，「我總是摸不透導演的意圖，在這種迷茫的狀態下就認死理。」
每個鏡頭，吳國華要拍上20多條。在自尊心的作祟下，他漸漸覺得他已盡力了，可為什麼身邊的人都不理解他？
「說句實在話，如果我是導演，面對這樣的演員也很頭疼。」吳國華說，「如果我當時能放下自己，把一切交給導演，或許結果就會大不相同。」
《立春》在北京的首映式，吳國華請來了常莉、黨昊、陳明昊等中戲的師友，他自己穿著一件紅色運動服，總是被甩在鏡頭之外。
《立春》入圍羅馬電影節，製片主任打來電話，問他是否打算參加。如果參加，10萬元費用需要自理。幾乎所有的演員都會抓住這樣難得的走秀機會，可吳國華考慮再三，還是決定放棄。
「說句實在話，客觀條件不允許我把10萬塊錢用在一次虛榮上。」吳國華深深地吸了口煙，「對我來說，10萬塊錢並不是一個小數目啊，那幾乎是我當教師一年的收入。」
「活著嘛，得有生活軌跡」
《立春》之後，吳國華又回歸了平靜的生活，與之前沒任何不同。他曾給顧長衛打過電話，說自己長大了，當初很多不理解的事，現在終於想明白。他說他還是想當演員，希望顧長衛多提拔。
「如果有機會的話再合作吧，」顧長衛照例冷靜而禮貌地回答了他。
吳國華在等待機會。一天，他的中專老師打來電話，說有一個花20萬去北京煤礦文工團的機會，問他感不感興趣。吳沒告訴妻子，暗自決定與幾個同學商量此事。他帶著錢來到北京，被同學罵了一頓，「有這20萬，給我好不好？」他們說。他又找了幾位老師，他們也都覺得為來北京花這麼多錢不值。
「其實，我自己是打算花這筆錢的，要不然我也不會去北京。」吳國華說，「只是後來大家都勸我，說當演員不能這麼急功近利，以後還會有更好的機會，我才把這事放下。」
每次去北京，吳國華都會和黨昊、陳明昊、牛青峰等幾個同學吃飯。國家話劇院的陳明昊還邀請吳國華客串了話劇《明》中的大皇子。然而，和其他同學見面的機會則越來越少。
「前兩天梅婷的話劇《我愛桃花》在南京演，我去看梅婷。可是她當時太忙了，都招呼不過來。我在底下擺手，她也沒看見。後來，想給她打個電話，沒想到關機了。太忙了，能理解。」
「胡靜結婚在北京辦了一個酒會，我也去了。人多，說不上話，只是打了個招呼，笑了半天，不知道說什麼。誇她吧，顯得有點假，不誇吧好像也不對，只能這樣傻笑。」
「十年了，子怡的變化最大，國際大腕；劉燁，現在也在往那個方向走；我們幾個，還在繼續奮鬥。只有常老師，老了，退休了。」
吳國華嘆了口氣，仿佛有什麼東西在內心暗自結網，而他想掙脫出來。
「我跑到南京來當老師，當得特別順手，沒有什麼磕磕絆絆，可我的理想還是當演員。只是覺得這目標太高了，不是一時半會兒能夠實現的。」
他停下來，摸了摸頭上的棒球帽。
「在中戲的時候，我太不自信，懷疑自己能否成為一個演員。拍《立春》時我還問過老顧，我說：『導兒，我適合當演員嗎？』老顧說：『你挺特殊的。』我就跟那兒琢磨。演話劇《明》的時候，我問老田（田沁鑫）：『你覺得我能演戲嗎？』老田眼睛一翻：『你太能演了。』可我一直都在懷疑，到現在都在懷疑。」
「剛畢業的時候，也曾想改變世界，現在慢慢覺得，活著嘛，得有一個正常的生活軌跡。也曾經難過，也曾經不甘心，為什麼別人可以演戲，我不行。可能這就是命運吧，命運就是這麼安排的。我也曾試圖想改變，但又有點力不從心，確實有點像《立春》裡的周瑜。」
吳國華的聲音微微抖動著，仿佛有太多的記憶像重重疊疊的照片，讓空氣也顯得有些模糊。
我們走出教學樓，天已經黑了。他的妻子打來電話，問他什麼時候回家吃飯。他小聲地交代了一句，然後對我說：「這樣的生活其實也挺好的，不是嗎？」
吳國華說有一句古文很適合形容他現在的心境。他停下來，突然像背書一樣地念起來，可惜我一時沒能聽懂。直到寫這篇稿子時，我才在《易經》中找到了這句話：
「終日乾乾，反覆道也。或躍在淵，進無咎也。」
秦昊 （南 方人物周刊記者 姜曉明/圖）
趙會南 （南 方人物周刊記者 姜曉明/圖）
「人才和明星，並不能畫等號」
十年。十年似乎只是轉瞬之間。
十年來，對明星班所有新聞都了如指掌的只有班主任常莉。每周，她都會上街買上幾份娛樂雜誌，把所有和自己學生有關的新聞圈出來細讀。
我們坐在中戲旁邊的小新咖啡館。已經是午夜12點，常老師仍然津津有味地講著學生們這些年的逸聞。
「胡靜在馬來西亞的婚禮我本來是要去的，可偏偏趕上學校有事情就沒去成，特別遺憾。」
「劉燁的婚禮請了我沒請同學，他說怕請同學搶了新娘子的風頭。我問他，你請常老師就不怕搶風頭啦？」
常老師笑著，眼睛都笑沒了。
不過，常老師也說，明星班是在當時歷史條件下的產物。學校曾經希望她複製96級的經驗，但事實證明，土壤變了就長不出一樣的禾苗。
「現在的製片人制和過去的導演制是兩個不同系統。製片人要的是明星，我們要培養的是表演人才。」她說，「在這個行業，人才和明星很多時候並不能畫等號。」
實際上，有圈內人曾經總結過決定星途的三大因素：第一，外形條件好或者表演功力深厚，剛畢業或者在未畢業之前就已經被導演看中，星途一帆風順。第二，關係通達。所謂「男的靠哥們兒，女的靠導演」。第三，擁有經濟實力。可以慢慢等機會，不用為生計發愁。另外，隨著民營資本的大量介入，有錢也可以從製片人那裡得到更好的角色。
在明星班，很多男生都考慮過轉行，或者賺錢維持表演理想。
畢業兩年之後，曾有很多小角色找過秦昊，但都被他拒了。心高氣傲的秦昊希望能等到一個心目中的大導演。在他看來，他的同學可以達到那樣的高度，他也不應該降低標準。他連拒了兩年戲，到了第三年，他發現真的沒有戲來找他了。他每天呆在家裡，一度懷疑自己是不是該做這行。他想過做生意、炒股票，甚至還買過1.5元的小報，上面有房產公司的招聘電話。
秦昊說，那時候家人也變得小心翼翼，生怕刺激到他。母親每次打來電話都說：「沒戲沒關係，在家看看書也挺好。」直到2005年，一次偶然的機會，秦昊在王小帥的電影《青紅》中出演了一個配角，這才堅定了他繼續當演員的信心。
他的最新作品是婁燁的《春風沉醉的晚上》。
與秦昊經歷類似的還有趙會南。他在中戲時是表演成績最好的學生之一。畢業以後，他一度迷茫，於是在2004年開始經商。在此之前，他有一年半的時間都沒有戲演，「選擇少，也演不到自己喜歡的角色」。
在家人的資助下，他開了一家叫唐會的夜總會，用3個月時間，把它做成了當時北京的首屈一指。不過，趙會南一直不甘心在表演上輸給別人。「如果說演戲能掙300萬，經商能掙3000萬，那我仍然選擇演戲。」在電視劇《天陣》的片場，趙會南對我說，「經商靠的是理性，而當明星靠的是命運，天時地利人和，三者缺一樣都不行。」
在這個圈子裡，男演員只能靠等待和機遇，那么女演員至少還可以通過婚姻改變命運。「婦隨夫榮在這個圈子是格外明顯的，」娛樂記者宋翔對我說，「胡靜就是最典型的例子。」
胡靜是通過爾冬陞和吳彥祖的引薦，在一次宴會上認識馬來西亞籍富翁朱兆祥的。很快，兩人傳出了戀情，更有記者拍到了他們一起買鑽戒的恩愛場面。
胡靜說，相戀之後，99%的約會都是朱兆祥飛過來陪她。每次都要坐6個小時飛機，再轉4個半小時的車才能到她拍戲的橫店。儘管只能趁休息陪他吃個飯，朱兆祥卻說「值得」，這些都讓她感動。
2008年9月，朱兆祥與胡靜在馬來西亞結婚。婚宴在吉隆坡金馬宮酒店舉行，上千名馬來西亞政要和商界名人見證了這一盛況。儘管如此，很多人仍然不看好這段婚姻。因為朱兆祥和楊紫瓊曾有過一段戀情，已經到了訂婚的程度，但最終還是分手了。2009年11月25日，胡靜在馬來西亞某五星級醫院，順利產下一名男嬰，打破了之前沸沸揚揚的所懷女嬰傳聞。
「這徹底穩固了胡靜在朱家的地位，」宋翔說，「她復出以後面對媒體，我都能感到她的氣場和之前徹底不同了，現在是一種發自內心的自信。」
完婚生子使胡靜迅速躋身一線女星行列，更為她打開了通向國際化的道路。據臺灣一家娛樂公司的調查，胡靜的婚後廣告代言就多達6個，純婚後收入已過千萬，毫無懸念地成為新晉吸金女王。
「其實，這些現象在社會上都有，但放在娛樂圈就覺得特明顯。」宋翔說，「有時候，你會覺得這些藝人很可憐，他們就像被關在籠子裡，在觀眾的注視下把最極致的東西用自己的人生表演出來。」
「她像天使一樣拯救了我」
所以，有時候，愛情可以是一種救贖。
3月21日，我在保利劇院看了話劇《琥珀》，它講述的就是這樣一個愛情神話。
演出結束後，導演孟京輝照例上臺介紹演員。最後輪到劉燁，孟京輝開了個玩笑：「這位是？我一時想不起來他叫什麼了……」
臺下先是一陣鬨笑，接著觀眾們齊刷刷地喊出「劉燁」的名字。所有演員把手中的鮮花送給舞臺中央的他——《琥珀》真正的主角，大幕在掌聲中徐徐落下。
現在，讓我把時光撥回到2005年。
劉燁正在上海演出《琥珀》，同時拍一部電影。拍電影從早上6點鐘起床，拍到下午5點鐘。之後，他趕到劇院，演至10點一刻散場。他說，《琥珀》是一部特別好的戲，11幕戲，他演9幕戲，說大段的臺詞，連蹦帶跳，人很容易興奮。那時，他和助手住在一個大套間裡。有一天晚上睡覺，他感覺窗戶沒關好，風一直往裡吹，從晚上11點多鐘躺下，一直睜著眼睛躺到早上7點，起來去拍電影。
「然後一下就不行了，」在攝影棚裡，劉燁對我說，「就開始失眠，不吃安眠藥不喝酒就沒法兒睡。」
那時，劉燁剛和謝娜結束了5年的戀情，又接拍了張藝謀的《滿城盡帶黃金甲》，中間還要穿插著去美國拍《暗物質》。各種壓力聚集在一起，幾乎將他擊倒。
有一次，他在鹽湖城拍了一天戲，拍完之後，經紀人接他坐飛機到洛杉磯，到了洛杉磯轉機4個小時，做了兩個採訪。夜裡兩點，從美國飛北京，趕回來拍《滿城盡帶黃金甲》，拍完之後還要馬上再趕回美國拍《暗物質》。
從美國飛北京的10個小時裡，劉燁睡不著，下了飛機就直接去美國大使館籤證。那個小房間只能裝200人，卻擠了四五百人，劉燁站了4個半小時等籤證，然後趕到機場，從北京飛重慶。到重慶之後坐5個多小時的汽車，到武隆。「那車開得飛快，」劉燁說，「我坐在前面不敢睡，也害怕司機睡，就跟司機聊天。」
到武隆已經是後半夜，劉燁跟司機每人喝了半瓶白酒，睡了4個小時。那時他已經三十六七個小時沒有睡了，到40個小時的時候，他起來，去拍《滿城盡帶黃金甲》的一個鏡頭。那個鏡頭要拍一個有700多級臺階天梯的谷底，拍完之後，他一口氣跑上700多級臺階，上了車，5個小時的路程到重慶，兩個半小時的飛機飛回北京，到了首都機場換票，飛洛杉磯。
「上了飛機後，人已經完了，」劉燁說，「眼神發直，耳鳴。」
起飛之前，他拿了4粒安眠藥一口氣吃下去。「你知道麼，一次吃兩粒都已經量太大了，可我必須吃藥，因為到了洛杉磯，馬上轉機去鹽湖城，到了鹽湖城，還要與梅麗爾·斯特裡普配一場戲，拍完她馬上要走。」劉燁說。
吃完4粒安眠藥，劉燁感覺整個臉麻木了，接著腦子也開始麻木。他告訴乘務長，無論發生什麼事也別叫醒他，可就在這時，他隱約聽到飛機廣播說：「本次航班出現一個技術故障，所有乘客返回航站樓等待轉乘其他航班。」
「你不知道那是什麼感覺，」劉燁說，「我當時手機已經報警快沒電了，怎麼辦啊？」
他拎著包走出去，突然想到和謝娜分手的事，頓時有一種崩潰的感覺。他站在候機樓裡，看到廁所門口挺安靜，就想躺過去睡。可他知道不行，手機要沒電了。他打電話給經紀人，經紀人關機。他猶豫著，最後把電話打給謝娜。
「在父母面前，我一直是個報喜不報憂的人，」劉燁說，「雖然我和謝娜已經分手，可我不知道還可以把電話打給誰。」
打完電話，劉燁去買了4瓶礦泉水，逼著自己喝下去，希望把藥勁排出來。他看到旁邊一幫人在看足球，他也下意識地跑過去，人已完全像個傻子。他在候機廳過了4個小時，直到飛機修好，他摸摸自己的身體，發現已經完全麻木了。
他在商店裡買了一瓶白蘭地，一上飛機就把它當礦泉水似地一口氣喝完了。他昏昏沉沉地睡了6個小時，然後爬起來，面對殘酷人生。
對劉燁來說，那是段瀕臨崩潰的日子。「整天都在憋著勁。剛和前女友分手，拍的兩部戲又全是大腕，壓著情緒，」劉燁回憶著，「你知道跟那麼大腕合作，你只能壓住自己的小情感。」
一度，他感到自己像染上毒癮一樣，無法控制情緒。到了晚上，又無法入睡。他只好喝酒，吃安眠藥。到後來，必須兩樣一起，才可以睡上一會兒。
回到北京，他開始爬香山。整整3個月，他每天一睜眼，吃完飯就去爬山。爬到山頂，然後一言不發。
「那段時間感覺人生不行了，那就爬山吧。」劉燁說，「爬山不用跟別人說話，爬到頂上也是個特別累的過程。一口氣上去的時候就出汗，喘完之後，站在山頂，能看特別遠。」
一天一天，他記錄著爬山的日子，就像在清點自己的絕望。他連著爬了104天香山。站在霧蒙蒙的山頂，他感到自己就像沉船的水手，尋找著救贖的白帆。
「有過3年多時間都是那樣過的。」他沉寂下來，即使回憶也讓他的臉像枯葉一樣丟失了表情。
劉燁說，在最絕望的時刻，他遇到了現在的法國妻子安娜，「她像天使一樣的拯救了我。」
安娜是法國自由報社駐北京的記者，學過中文，在中國生活了10年。他們在法國大使館舉辦的派對上結識。或許是職業使然，安娜特別善於傾聽。剛開始，安娜並不知道劉燁是演員，更不知道他還是一個明星。直到有一次，他們一起去參加法國使館的活動，在場的記者發現了劉燁，接著就是一陣鋪天蓋地的閃光燈。安娜大吃一驚。劉燁這才跟她解釋了自己的身份。
「我是一個演員，」他說，「還算有點名氣。」
2008年，劉燁和安娜去國外度假。在安娜的陪伴下，劉燁才得以放鬆下來。「她強制性不讓我喝酒，不讓我吃安眠藥，我就真可以不吃安眠藥不喝酒睡覺了。」劉燁說，「但也只有跟她在一起才可以。」
2009年7月5日，他們在北京地壇公園舉行了婚禮。他們特意從法國請來了牧師。在濛濛細雨中，他們看上去浪漫而幸福。
劉燁說，他們很少吵架。因為語言不同，很多時候都吵不到一起去。「為什麼呢？你？」劉燁聳著肩學著安娜說中文的樣子，「她一著急了就這樣，還沒等吵起來，我就笑場了。」
劉燁說，安娜改變了他。他以前只想著掙錢，讓父母過得好一點，讓自己過得好一點，想著演戲，直到演不動那天為止。他沒想過這是不是他想要的，只知道這是一條看上去順理成章的道路。是安娜改變了他。她帶著他去世界各地旅遊，看不同國家的人的生活。在這當中，劉燁突然發現了生活的意義。
在安娜身邊，他總可以沉沉睡去。可醒來忽然又覺得擔心，一種仿佛有罪的模糊感覺：對一個正值壯年的男人來說，這種淡定會不會是種危險狀態？
「前幾天有個製片人給我打電話留言，我根本沒理他你知道麼。」劉燁說，「如果按照2003、2004年時候的狀態，我肯定會覺得這沒準兒是個機會，馬上打電話回去的。」
「這兩年我沒有以前願意想事了，以前什麼都想，什麼都願意琢磨，願意想出個所以然來，但是現在不太願意想了。是不是墮落了？」他問自己。
「我說我墮落了，就是沒有以前的衝勁了。苦點累點什麼的，我心裡滿足，覺得踏實，安逸了吧就老感覺是不是有什麼事要發生。」
他的臉上現出一絲憂慮。那是一種長久的，在很多人臉上都能看到的憂慮。它是關於我們如何在這個世界上生活，如何權衡，以及如何做出選擇的憂慮。
劉燁說，他希望能有個孩子。有一天，他可以帶著孩子去公園散步。沒有人看他，也沒有人指指點點 。他可以拉著孩子的手慢慢地走，走得和所有的父親和孩子一樣，沒有任何不同。