科舉到底該不該廢除？
張鳴
清廷1905年廢科舉，在具體落地之前，動靜挺大。人們早就傳說，科舉要廢，於是趕末班車的人嗚嗚泱泱的。但科舉真的廢了，大體波瀾不驚。只有極少數落後地區，出現過秀才抗議的現象。泰晤士報駐中國記者莫理循很興奮，覺得連一個實行了一千多年的制度被廢除，都能這樣，可見中國今後的改革，將十分順利。
然而，後來的新政改革，並不順利，革命發生了。革命斷送了清王朝，也斷送了清廷的新政改革。後來的中外史家，將中國的辛亥革命，視為「託克維爾假說」的最好例證：一個傳統王朝，改革更容易引發革命。而具體到當年的中國，最大的敗筆，就是因為新政廢科舉。
綜合史家之言，科舉之廢，導致王朝垮臺，原因有二。其一，科舉不僅是上升的階梯，還是王朝與士人之間的紐帶。一旦這個紐帶斷了，王朝出現危機，士子們就不幫忙了。其二，科舉之廢，導致大批士人失業，投奔革命。
沒錯，科舉是王朝與士人之間的紐帶。眾多讀書人，通過進士、舉人、生員，以及生員之外的眾多參加過考試但沒有考上的芸芸眾生，構成了一個金字塔。這個金字塔，就是引導士子歸心朝廷熱心功名的那個彀，即唐太宗說，「天下英雄盡入我彀中」的那個彀。說成是紐帶，也不離譜。但是，廢科舉之時，操辦此事的諸公，並沒有意識到科舉實際上是一個選官考試制度，而是當成教育體制的。所以，取代科舉的學堂制度，實際上是將大學畢業生視為進士，中學畢業生視為舉人，而小學畢業生看成秀才的。大批的士子，湧入新學堂，實際上是在追求新形式的功名。科舉之廢，到武昌起義，不到6年，從這個意義上講，至少在士子的意中，武昌首義發生期間，這個紐帶，並沒有斷掉，只是換了個樣式。
況且，新政時期，由於新政的推行，士紳階層與朝廷的聯繫，實際上加強，而非弱化了。通過地方自治，士紳堂而皇之地有了制度性的管理地方事務的渠道，而預備立憲過程中產生的諮議局和資政院，更是士紳和紳商們直接參與朝廷大政的場所。在清朝歷史上，士紳從來沒有像新政時期那樣，可以公開幹預地方大員乃至朝廷的大政方針，抨擊政府官員，決定政府預算。所以，也可以說，在廢科舉的同時，通過新政的改革，士人與朝廷直接的聯繫紐帶，又多了一條。
退一萬步說，科舉不廢，士人與朝廷的紐帶不斷，那麼士人對朝廷就會一直忠誠下去，王朝就不會倒臺，那麼，隋朝的二世而亡是怎麼回事？唐朝一直到發生黃巢大起義，依舊開科取士，怎麼也亡了？此後的宋和明之亡，又是怎麼回事？明朝滅亡過程中，沒有大批的士人當漢奸嗎？就說清朝吧，太平天國叛亂的時候，如果不是太平天國毀棄儒家道統，士子們會那麼痛快地跟著曾胡起來救駕嗎？即便如此，江淮之間，依舊存在眾多一會兒左袒，一會兒右袒見風使舵的土豪，這些土豪，如苗霈霖之輩，大多都是士人。
咱們再說士子失業的問題。首先，沒有證據表明，新政時期士人失業率增加了。第二，即使失業率增加了，也跟科舉無關。科舉考試，三年一次，每次不過取三、四百人，其他的舉人大挑、拔貢選拔，名額也非常少。相對於上百萬的士子而言，科舉的確是他們入仕做官的一個途徑，但絕非用來解決他們就業的。清朝一直到滅亡，雖然大幅度增加捐班力度，但官員的編制，卻一直都沒有怎麼增加。有資格做官的人多了，在後面候著就是。所以，眾多的士子，如果指望做官來養家餬口，對於90%以上的人來說，其實是不可能的。每個士子，都有自己的職業，或者教書，或者學幕，或者經商。廢科舉是對舊式教育有一定的衝擊，但舊教育並沒有被廢掉。眾多三家村學究辦的村塾，原本就是解決農民識字問題的，上不去學堂的農民，該上私塾，還是得上。況且，廢科舉之後，還有一個興學堂，到學堂教書（新學堂照舊有經學和文學的內容）也是多出來的一種職業選擇。事實上，新政之興，工商業興起，社會上讀書人的機會是多了，不是少了。士子們可以去做醫生、記者、律師，到新興的企業做事。實在不行，還可以做新軍。新政軍事改革的大力推行，使得當新軍成為一種令人羨慕的職業，軍餉高不說，而且衣裳光鮮，軍中還可以讀書學文化。南方新軍，入伍還需要通過文化考試。儘管南方新軍中有革命黨，但絕大多數的士人投奔新軍，卻不是為了造反的。即便是南方新軍，在武昌首義之前，有多少是革命黨呢？其實也沒多少。武昌首義之時，一萬餘新軍，參加起義的，不過三千，絕大多數的軍官，都不與聞。所以，廢科舉導致士子失業，又是一種似是而非的說法。有誰能拿出數據，說明一下廢科舉前後，士子失業率是否大幅度增加了呢？其實，在傳統的農業社會裡，是很難評估士子的失業率的。舉人以上的高級士人，一般沒有衣食之憂，但低級士人，如果沒有教職，也沒有進入城市謀生的話，大抵只能在家裡待著。除了極少數的人有點補貼，怎麼的，也得靠自己或者家人養活，挺多靠親友的幫襯。推行現代化改革，振興工商業，社會變動大了，對讀書人來說，機會是增加，而非減少。說廢科舉造成士子失業，其實更多的是一種想當然，頂多，只會造成編輯出版科舉複習資料的人失業，但實際上，出版科舉複習資料的人，在學堂興起之後，都改成出版學堂用書和印刷出版其他書籍了。
固然，我們說當年主張廢科舉的主公，袁世凱、張之洞他們，並沒有清晰地意識到科舉從本質上講並不是教育制度，僅僅是選官考試制度。但是，科舉問世以來，的確也綁架了教育，使得所有的學校，都成為這個制度的附庸。學校所的內容，都是科舉考試要考的。從根本上講，這是因為一個官僚型的帝制國家，官僚不言而喻地成為社會最為人重視，也最穩定，獲益最高的職業。讀書人只有入仕做官，才能榮華富貴，才能耀祖光宗，成為有地位有尊榮的人。所以，只要進入仕途要經考試這一關，那麼人們的讀書，就只能以考試為歸依。官僚帝制，就是一個官本位的社會，在官本位的價值下面，只要有科舉考試存在，讀書人的寒窗苦讀，就只有科舉考試這一條路。
這樣的狀況，在中世紀之前，問題並不大。社會需要的各種行業的技能，通過師徒相傳，無論需要不需要識字作為基礎，都大體上可以滿足社會的需求。即使學校大多是為了科舉存在的，也總會有一些人被淘汰，一些人只想通過讀幾年書識幾個字，方便謀生。在所有行業的技藝，都處於手工階段時，沒有專門的學校培養技藝，其實沒什麼關係。
但是，清末的新政改革，實際上是一場現代化的改革。一個中世紀的中國，或者說一個中世紀但有點現代點綴的中國，要經過這個改革，進入現代。這個過程，通過學習西方的教育體系，徹底改變中國的教育，培養現代化需要的人才，至關重要。中國的現代教育，其實從1860年代開辦同文館就開始了。但是，只要科舉不廢，無論本土新學堂還是留學教育，都辦不好。寶貝得像金豆子一樣的留學生，歸國之後，要擱下所學，準備科舉考試。同樣，在國內新學堂就學和畢業的學生，也要準備同樣的考試。不考科舉，這些人就沒有社會地位，為士林所看不起。嚴復號稱是國內最懂西學之人，但歸國之後，官任天津水師學堂教習，不好好務正業，卻一直要為一個舉人的名義，在福建和京師兩地奔波，參加考試。直到科舉被廢，也沒有考上。同樣，進了江南水師學堂的周樹人周作人兄弟，學的是管輪，槍炮和魚雷，也得回鄉參加科舉考試。即使在新學堂，學生科考得售，學堂也會為之掛牌慶賀。在北洋武備學堂讀書的馮國璋，考取了一個文秀才，連李鴻章都被驚動了。讚許道：一個武學堂的學生，居然能考上文生！
西式的新教育，實際上是為了社會的，它的出口，是整個社會，而不是像中國那樣，學校的出口僅僅對著官場。社會需要的各種人才，必須通過學校才能培養出來。因為，即使單講製造業，所需的工程技術人才，也非得經過專門的學校培養才行。傳統的工匠，無論多麼心靈手巧，都看不懂機械製圖，不懂得怎樣設計製造機械零件，更談不上怎樣設計安裝設備，安排工廠布局。即使現代工廠的經營管理，也不是傳統的商人所能勝任的。洋務運動期間，中國辦了那麼多現代工廠，官員不會管，請來懂洋務的買辦，其實也管不好，非得專門人才不行。事實上，現代社會的所有專門人才，無論經濟、工程、法律、醫學等等，都得經過專門的學校培養。而普通教育，就是為了人們接受專門教育做準備的。歷史的經驗告訴人們，如果一個社會已經設置了新式學校，由於科舉的存在，新學校肯定是辦不好的。無論政府怎樣優待新學堂的學生，發多少補貼，裡面的學子也是人在曹營心在漢。因為科舉已經實行了一千多年，深入人心。只要科舉制度還存在，士子們就心向神往，讀書人只有走科舉之途，才會為人看得起，才會得到相應的社會地位。
那麼，能不能保留科舉，只改革科舉考試的內容，將考四書五經，變成聲光化電？其實，最末一科的科舉，其實內容已經改變了，但是，即使是改考聲光化電，科舉也會將學校綁架，完成不了改革教育體制，使之面向社會的使命。畢竟，一個正常的現代社會，官場的需求，只是社會需求的一個小部分。不改變讀書做官的官本位價值，中國的教育，就永遠新不了。任何一個現代國家的文官考試，都不可能做到走在科學前沿，而文官，也不需要這樣的高科技。高等學校和職業技術學校的絕大多數專業，跟做官的需求，沒有太多的關係。只要官本位在，讀書人就永遠都往官場裡擠，社會的現代化，就永遠也實現不了。而打破官本位，就當時而言，只有廢科舉。
所以，清末的新政改革，科舉非廢不可。不管當時的主政諸公是否清醒地意識到了科舉是什麼一種制度，但他們都看見了洋務運動以來嚴酷的現實，科舉不廢，學堂不興。中國的現代改革，教育改革是基礎。無論在政治上，中國是走向德日的二元君主制，還是英國的君主立憲制，西式的教育體系，必須確立，西方的學科體系，也必須引進。否則，所有的現代化人才，都得從外面僱，不僅成本受不了，而且現代化也無從談起。所謂現代化，本質上就是人的現代化。
既然廢科舉波瀾不驚，沒有引起什麼社會震蕩，也沒有引起所謂士人與朝廷的斷裂，導致士子的不滿。那麼，此前流行的說法，看來是難以成立了。實際上，清廷的覆滅，跟廢科舉關係不大，主要是朝廷在操作中出了問題。滿人最高統治集團出於防範在改革中大權旁落，大動作地收權。不僅趕跑了袁世凱，將全國的兵權，都是收回到攝政王載灃小哥兒仨手裡，而且通過所謂的鐵路國有政策，收回地方和民營資本的路礦權。更過分地是，以成立責任內閣為名，搞皇族內閣，把行政權牢牢抓在皇族手裡。這樣的收權集權操作，跟清末自太平天國叛亂以來，地方分權的大趨勢，迎頭相撞。在滿人整體能力急速下降的背景下，這樣的收權，就顯得更不得人心。清末新政改革以來，通過地方自治、興辦企業、大辦社團進而預備立憲選舉而壯大起來的地方士紳和紳商，當然難以容忍這樣的收權和集權。在抗爭未果的情況下，轉而對滿人統治極度失望，憤而收回對朝廷的支持。革命黨人恰好這個時候出來放火，他們就樂意添柴了。士人的離心，不是因為廢科舉，而是由於朝廷犯了盲目收權的大錯。
清末的新政改革，當然不會一點問題也沒有，但的確沒有太大的漏子。我們後人所講的新政種種弊端，其實所舉的例證，大體出自當年的報紙報導。而報紙這樣的報導，恰是由於改革導致的言路開放，這本身就是改革的成果，而且是不小的成果。改革的失敗，恰是由於原本是一場放權的改革，半途出現了收權這種逆改革，無論如何，逆改革與廢科舉無關，它所導致的改革失敗，也與廢科舉無關。
科舉廢除之後，1952年的教育改革，又將之請了回來，全國統一的高考和畢業生分配製度，等於把高考變成了科舉。不僅文科，連理工科的畢業生，也都變成了「國家幹部」。這一改動，使得中國廢除官本位的任務，又拖長很多年，直到今天，依舊沒有完成。科舉的陰魂，不僅在高考上空徘徊，而且盤踞在公務員考試中。當然，這已經是另外一個話題了。