羅伯託·施瓦茲（邵仄炯繪）羅伯託·施瓦茲（Roberto Schwarz），生於1938年，巴西文學和文化批評家，被佩裡·安德森譽為「繼阿多諾之後最出色的辯證批評家」。英譯著作有《不合時宜的觀念：巴西文化文集》（Misplaced Ideas: Essays on Brazilian Culture, 1992）《在資本主義邊緣的大師：馬查多·德·阿西斯》（A Master on the Periphery of Capitalism: Machado de Assis, 2001）《兩個女孩：批評文集》（Two Girls: And Other Essays, 2013）《給勝利者，土豆！巴西小說起點的文學形式和社會進程》（To the Victor, the Potatoes!: Literary Form and Social Process in the Beginnings of the Brazilian Novel, 2019）。以下訪談分為兩部分。第一部分由克勞迪奧·萊亞爾（Claudio Leal）採訪，以「羅伯託·施瓦茲說，博索納羅主義導致的新落後讓我們再次嗅到了1964年的氣氛」（Neoatraso bolsonarista repete clima de 1964, diz Roberto Schwarz）為題，發表於2019年11月15日的《聖保羅頁報》（Folha de S. Paulo）。第二部分由布魯納·黛拉·託雷（Bruna Della Torre）和莫妮卡·岡薩雷斯·加西亞（Mónica González García）採訪，以「文化與政治的過往今昔」（Cultura e política, ontem e hoje）為題，發表於《南方人：智利拉美研究學刊》（Meridional: Revista Chilena de Estudios Latinoamericanos）第十一卷（2018年10月-2019年3月）「巴西與文化研究」（Brasil y los estudios culturales）專號。《新左評論II》（New Left Review）第一二三期（2020年5/6月刊）以「博索納羅治下巴西的新落後」（Neo-Backwardness in Bolsonaro’s Brazil）為題，刊發了兩篇訪談的英文版，由馬克斯·施泰因（Max Stein）翻譯、注釋，羅伯託·施瓦茲本人對譯文作了修訂、補充。《上海書評》經授權翻譯發表這些內容，中文版譯自英文版，並參照了葡萄牙文版。
在訪談中，施瓦茲討論了巴西現任總統博索納羅的崛起，與巴西1964年軍事政變之間的異同。資本是不是又一次在這個國家最反動的勢力加持下，推動現代化方案？施瓦茲還回顧了長期綿延於巴西的政治與文化的矛盾：從安德拉德的食人詩、馬查多的小說開始，歷經熱帶主義音樂和格勞貝爾·羅恰的電影，直到現在。
一
您曾說，1964年的巴西軍事政變猶如「被現代化驅逐的一切的巨大復歸」（《巴西的文化與政治，1964-1969》[Culture and Politics in Brazil, 1964–1969]，載《不合時宜的觀念》）。您會用同樣的話來描述博索納羅的勝利嗎？極右翼回潮是否也表明，在這個國家執政了二十年的社民黨（psdb）和勞工黨（pt）存在許多弱點和缺陷？
《不合時宜的觀念：巴西文化文集》，[巴西]羅伯託·施瓦茲著，[英]約翰·格雷德森編，Verso，1992年7月出版，228頁，14.99英鎊施瓦茲：2018年博索納羅的勝利與1964年的政變之間確實有相當的共性。二者都是公開支持資本的計劃，通過動員不滿文明的自由（liberal, liberais）航向的、巴西社會深處的倒退勢力（regressive depths, fundo regressivo）而成功上位。在賦予這些反現代情緒以政治領導角色，作為對部分選民的某種補償時，資本的軍師們盤算著自己的利益，不惜放手一搏——這不是什麼新鮮事。經典的例子便是德國在1930年代的一百八十度反啟蒙大轉彎。德國的大資本家們釋放出了一個不可控的進程，到最後，已然分辨不清哪一方會被另一方吞噬。現在值得重看維斯康蒂的《納粹狂魔》（The Damned），博索納羅可能不會到那一步，但這並不是因為他缺乏嘗試的意願。1964年是一次軍事接管，2018是一場選舉。儘管很難承認維護獨裁、攻擊成功的社會改革能夠贏得選票——但它們確實可以。社民黨和勞動黨哪裡做錯了？以至於它們竟為極右翼開出了一條道？形形色色的解釋不絕於耳，其中包含了政治對手彼此的攻訐。如今博索納羅主義則把他們視為一丘之貉——都是國家主義和文化馬克思主義，換言之，是共產主義的可怖例證。如是指控無疑誕妄，但即使如此，它未嘗不可幫助我們理解一些事情。社民黨（曾經的巴西民主運動，簡稱mdb）和勞工黨在1980年代再民主化的歷史時刻嶄露頭角，將糾正和彌補獨裁造成的「社會赤字」作為其政綱。於是，在當時，國家的角色便是包容被排斥者，提高可憐的最低工資，提供基本社會服務，以便創造出一個得體的、更加團結（solidaristic, solidária）的社會。從選舉的角度看，這些都被證明是不可戰勝的戰鬥號角，仿佛接下來兩黨將享有幾十年的領導權。然而……
盧拉（2003-2010年任巴西總統）在1980年參與創建了勞工黨。拋開兩黨肯定犯下的各種錯誤不談，有一個更為悲觀的假說可以解釋這次右轉。曾經一系列向前趕超的勢頭，一度讓人以為巴西終於躋身第一世界，如今這一勢頭或許達到了其限度——至少如果它仍然處於為保護既有秩序利益而設定的邊界之內的話。當有利的國際形勢，尤其是商品繁榮的局面煙消雲散，進一步發展所需要的資金便不復存在，這打斷了國家整合的進程，以及與之相伴的普遍樂觀的氛圍。隨著時代潮流發生逆轉，一些出其不意的駭人花招，輔之以社交媒體的宣傳技術，將民眾的認可改造成了嫌惡。在缺少任何政治組織深化民主，或者說，深化對集體性本身的社會反應（reflex, reflexo）的情形下，可以想像，先前從現有政策中獲益的人，因為晚近產生的不滿，可能重新權衡他們的位置，把籌碼放到相反的一邊。在增長停滯的語境下，他們試圖捍衛既有所得，轉而以一種「人不為己，天誅地滅」的心態面對未來。運氣好的話，這樣的決定或許會在未來發生反轉。
2018年10月28日，巴西高等選舉法院宣布，在巴西大選第二輪投票中，社會自由黨候選人雅伊爾·梅西亞斯·博索納羅（Jair Messias Bolsonaro）獲勝並當選巴西總統。 2019年1月1日，博索納羅在國會眾議院大廳宣誓就職，成為巴西第三十八任總統。在同一篇文章裡，您還說，「在危機時刻，現代的東西和最陳舊的東西蠅營狗苟」。如今，博索納羅集團的軍國主義計劃，和他的金融團隊的新自由主義改革（後者得到了商業領袖和金融市場支持）和平共存，這是不是也印證了您當年的觀察？施瓦茲：歷史的情形遙相呼應，卻並非如出一轍。1960年代，在依附理論的語境下，許多討論都圍繞「落後的反覆」（recurrence of backwardness, reposio do atraso），指向了巴西歷史中的一個常數。在現代化進程出現嚴重危機的時刻——也恰好就在這個國家為了適應現時代，似乎終於要克服其階級關係的極度不平等的時候——一個退步現代化（retrogressive-modernizing, modernista-passadista）的方案就會出現，允許資本主義一路向前，而社會則繼續沉溺於老一套的不平等。於是，巴西便沒有能力，或沒有欲望進行自我改革，轉而依賴落後的資源，徘徊於「保守的現代化」。專制時期的熱帶主義（tropicalismo）很好地捕捉到了這一痛苦。（熱帶主義：1964至1985年巴西軍事獨裁下出現的反文化運動，主要在流行音樂領域，將嘉年華和巴薩諾瓦元素，與對迷幻樂和英美流行工業的借用結合起來；1968年，卡耶塔諾·費洛索[Caetano Veloso]、吉爾伯託·吉爾[Gilberto Gil]、嘉爾·科斯塔[Gal Costa]等樂手發行了合輯——《熱帶主義，或麵包和馬戲團》[Tropicália, or Bread and Circuses]。——英譯者注）
）似乎清楚的是，面對新自由主義經濟改革和博索納羅主義復古計劃之間的權宜聯姻，我們正生活在上述歷史的新篇章中。儘管如此，時代還是不一樣了。不管怎樣，在1964年，左右都許諾要克服不發達的狀況，如今卻再也沒有人嚮往這樣的視野了。與此同時，就倒退到落後狀態而言，今天無疑變本加厲。五十年前，那些站在上帝、家庭、財產一邊的，是現代化繞開的人們，是舊巴西的遺骸，即便他們成了勝利者，他們也感到自己不得不掙扎求存，抵抗消失的命運。就好像拖著一箱子過時觀念的右翼會勝利，只是個意外，不可能從根本上改變歷史的正方向。即便先進的力量失敗了，人們依然有可能——至少看起來如此——對進步的存在和未來下賭注，相信來日方長，終會時移世易。博索納羅主義的新落後（neo-backwardness, neoatraso）雖然同樣惡名昭著，卻是不同的類型，它也遠沒有到燈盡油幹的地步。政治的去世俗化，繁榮的神學，平民生活中的武器，以及對超速攝像機的攻擊，對有組織的工人的憎恨：這些都不是來自一個逝去時代的古舊習俗。它們是反社會的，卻萌芽於當代社會的土壤，發軔於國家失敗留下的真空。很可能它們會在我們的未來佔有一席之地，如此，我們，開明的（enlightened, esclarecido）我們，便成了遺骸。當然，在全球範圍內，現代性的燈塔也早已光彩不在。
您會怎麼評價國家對戲劇、展覽、書籍、電影的審查在巴西的復歸？這些審查或是出於宗教理由，或是出於顯而易見的政治壓迫動機。
施瓦茲：據我所知，在費爾南多·恩裡克、盧拉、迪爾瑪執政時期，我們有史以來第一次不再談論審查制度。就此而言，我們成了文明世界的一部分。其時，文化生活中的一小部分，在國家支持下，按照自身的標準運作，但其絕大部分，還是受到市場支配。從文化的立場看，這樣的平衡差強人意，可即便如此，它依然比如今大行其道的威權主義-宗教幹預要可取得多。
不過，在意識到這種墮落後，仍然值得注意的一點是：我們的文化自由總帶有階級特權的烙印。拋開一些偉大的例外瞬間，[我們文化生活]主要都聚焦於追趕處在支配地位的國家的時尚，而非清算我們周圍的階級不平等。因此，如果要在眼下的倒退中看到一個具有生產性的面向的話，那便是，當我們不得不與新宗教狂熱、新威權主義、新半文化（half-culture, meia-cultura）短兵相接，我們可能也獲得了一個歷史機遇——拋棄未免膚淺的現代性文化，謀求更為實在的社會現實的實現（substantive actualization, atualidade substantive）。舉個例子說，現在可能就是我們的不可知論（agnosticism, agnosticismo）站出來宣稱其擁有城市權利的時刻。
根據《世界不平等報告》，巴西最富有的前百分之一人口的收入集中程度，在民主國家裡是最高的。可與此同時，還是有相當一部分選民是保守主義運動的擁躉，後者致力於將反抗不平等的鬥爭從公共議題中抹除。該如何解釋這一悖論？
施瓦茲：我想引用路易斯·費利佩·德·阿倫卡斯楚（Luiz Felipe de Alencastro）的一段話來間接回答這個問題，以便賦予其歷史和社會的維度：「奴隸制遺贈給我們的，是對大多數人命運某種程度上的無動於衷與漠不關心，這亦是今天富裕階級所採取的策略的實質，他們自我隔離，創造了一個只有他們可以進入的世界，在那裡，安全是私有的，教育是私有的，健康……」（《觀察周刊》[Revista Veja]，1996年5月15日）
二
您曾說，熱帶主義和奧斯瓦爾德·德·安德拉德（Oswald de Andrade）的食人主義（antropofagia）同為第三世界美學方案（見施瓦茲：《彩虹色政治：變色的卡耶塔諾·費洛索》[Political Iridescence: The Changing Hues of Caetano Veloso]，《新左評論II》，第七十五期，2012年5/6月刊，110頁，該文是對費洛索自傳《熱帶真相》[Verdade Tropical, 1997年出版；英譯本Tropical Truth, 2002年出版]的思考）。該怎麼理解您的話？您不覺得把安德拉德與熱帶主義相提並論，對他有點不公平嗎？最終，他的「文化食人主義」（cultural cannibalism）可謂赤色的主義（dressed in red, vestiu-se de vermelho），並且，不論後面發生了什麼，他的戲劇《蠟燭之王》（The Candle King）是對於資產階級，及其與外國資本聯合的批判。（奧斯瓦爾德·德·安德拉德，1890-1954，巴西1920年代先鋒派運動的傑出實踐者，他的《食人宣言》[Manifesto Antropófago, 1928]讚揚巴西「吞食」（cannibalization）其他文化，包括殖民者的文化。亦可參見施瓦茲在《巴西文化：民族主義的掃帚》[Brazilian Culture: Nationalism by Elimination]一文中對食人主義的討論，《新左評論I》第一六七期，1988年1/2月刊，83-84頁。——英譯者注）
奧斯瓦爾德·德·安德拉德（1890-1954）施瓦茲：奧斯瓦爾德·德·安德拉德的「食人」詩，從標題開始就是幽默的，詩歌訴諸的簡單公式，散發著極簡主義的魅力。在先鋒派蒙太奇精神的感召下，位於詩歌核心的，是巴西古今代表性意象的鮮明對置（counter-position, contraposio），無疑，這些意象都是為了使對比活潑生動而被精挑細選出來的。由此導致的高度不和諧（其中還帶有幾分愚蠢和荒唐），被視為關於這個國家本身的幽默寓言（allegory, alegoria）：它正心心念念地想要克服其落後狀態。詩人的藝術手段非常先進，充滿了對歐洲革命文學的不恭，於是，這些作品便洋溢著一股樂觀明快的情緒，甚至還好像承諾了一種愉悅的（即便說不上是烏託邦的）時間性的協作：三種不匹配時間性——前現代的、現代的、革命的——在詩歌裡和平共處。四十年後的1967年，熱帶主義同樣會把超古代（ultra-archaic, ultrapassado）和超現代（ultra-modern, ultramoderno）的東西結合，把遙遠的過去和最新的時尚（dernier cri）結合，或者更進一步：把取自古老父權制巴西的意象，和國際流行音樂的最新技巧混搭。它與奧斯瓦爾德式的食人主義有著明顯的家族相似，除了一點不同。在安德拉德那裡，不同歷史階段的衝突是一個愉快的民族未來的許諾，在這個未來，歷史和現代性被別出心裁、出其不意地融為一體；而在熱帶主義那裡，如是衝突是民族荒誕和分裂的化身，體現出對於社會整合能力匱乏的局面束手無策，簡言之，它昭示了歷史性的失敗會是我們的本質。就像卡耶塔諾·費洛索自己所說的，巴西流行歌曲最激進的時刻，也是它最偉大的悲觀主義時刻。依我之見，從歷史的角度看，這是對於1964年社會-政治經驗的一種有力的、充滿嘲諷的形式化：其時，反革命勢力再次鞏固了一直以來的社會不公，把資本主義現代化和對社會不公的蓄意重複結合起來。熱帶主義的意象類型（image-type, imagem-tipo）濃縮了這一非常令人不安的拉美經驗：「進步」只是對落後的重演，而非超克。詩歌猶如藥片，就像安德拉德的詩歌，但這次的藥方，是無休止地墮入謬誤，讓人一眼望去，既嫌惡又著迷——這便是著名的巴西荒誕劇（Brazilian Absurd, Absurdo Brasil）。
《熱帶真相：一個關於巴西音樂和革命的故事》（插圖版），[巴西]卡耶塔諾·費洛索著，Da Capo，2003年10月出版，384頁，19.99美元因此，食人主義和熱帶主義都是第三世界的美學方案，是對遲發現代化問題的回應——安德拉德在發展主義進程的開端，他的回應伴隨著某種興奮感，而當民族發展主義的遠景貌似不復存在，卡耶塔諾的回應裡便只剩刺耳的幻滅。不論是不是「赤色」，二者都積極捕獲了歷史的動能，這使它們成為我們文化辯論中不可或缺的環節。漢斯·馬格努斯·恩岑斯伯格（Hans Magnus Enzensberger）說過，把不發達狀態改造成藝術，要比克服它容易。這是個有趣的觀察，但就像維尼休斯·丹塔斯（Vinícius Dantas）指出的，第一世界的危機可能也更容易變成藝術。巴西電影界也在軍事獨裁時期創作了一批有影響的作品，其中最為人熟知的，或許是1967年上映的格勞貝爾·羅恰（Glauber Rocha）編劇、執導的《痛苦的大地》（Terra em Transe）。可以說，這部電影不光預言了第五號制度法（Institutional Act Number 5, ai-5）治下軍事統治的強硬化，還預言了切·格瓦拉在當年被殺，以及南錐體國家的軍事政變——拜華府禿鷹計劃（Operation Condor）所賜，這真可謂是「雙姝並蒂」（sistered, irmanadas）。有一種觀點認為，格勞貝爾塑造保羅·馬丁斯（Paulo Martins）可能受到了切·格瓦拉的啟發——他那時正考慮與古巴合作，再拍一部關於阿根廷遊擊隊的最後歲月的電影。您同意嗎？
《痛苦的大地》海報施瓦茲：在我看來，《痛苦的大地》的焦點是1964年的危機，即巴西民主化的廣闊進程被美國支持下的右翼軍民破壞。這部電影直到今天還沒有被人們忘記，要歸功於它面對左翼僵局時展現出的勇氣和亢奮。影片中，實現這一自我反省的是保羅·馬丁斯這個人物——一名渴望絕對（the absolute, de absoluto）的詩人兼記者，他在寡頭政治下的富裕家庭長大，後來投身於人民的事業和共產黨的戰略行動。電影故意也是非常無情地讓這個角色受困於各種難題（problematic, problemática），令他在色慾、革命、特權、黨紀、死亡這些彼此矛盾的召喚中掙扎。最後一幕，手持機關槍的他，終於和死亡相遇。在希望、掙扎、激烈的政治分歧、矛盾、背叛、挫折之間，電影用場面調度向我們呈現了一段通往武裝鬥爭的思想之旅。這段旅程當然是那個歷史時刻的表徵，但《痛苦的大地》之所以成就斐然，之所以如此的深邃、神秘，卻有賴於另外一重維度。電影一開始，就有某種來自人民的通奏低音（basso-continuo）攪擾著情節的發展：那是梅斯蒂索（mestizo，西班牙人和印第安人混血兒）民眾在擊鼓、唱歌、跳祭祀舞，這些受壓迫的貧苦人，遠離白人的政治討論，生活在別一種時間裡。這便是《痛苦的大地》的熱帶主義面向：一邊是電影的先鋒派技術和現代情節，一邊是在這個國家依然存在的殖民關係裡的底層（substratum, substrato），二者並置在一起，顯得格格不入。這裡懸殊的差異富含歷史-政治意味，它把巴西和作為整體的拉丁美洲的現實，銘刻在了熱帶主義美學中，而馬查多·德·阿西斯的小說則是對如是現實的另一種編碼（若阿金·馬利亞·馬查多·德·阿西斯[Joaquim Maria Machado de Assis]，1839–1908，著有約兩百篇短篇小說和九部長篇小說，包括《布拉斯·庫巴斯死後的回憶》[The Posthumous Memories of Brás Cubas, 又譯作Epitaph of a Small Winner，「小贏家的墓志銘」，1880]《沉默先生》[Dom Casmurro, 1900]《以掃和雅各》[Esau and Jacob, 1904]——英譯者注）。至於保羅·馬丁斯和切·格瓦拉的相似之處，我也許是錯的，但我真沒有看出來。
馬查多·德·阿西斯，攝於1896年左右。關於馬查多：您不少著述都聚焦於這位偉大的十九世紀小說家。您曾說，他成功地塑造、合成了一個自身缺乏連貫文化史的國家的歷史，而他所仰賴的是從歐洲引進的外國模型。其實，不單是巴西，拉美的共和國都面臨類似的處境，它們脫離西班牙的統治，獲得獨立，卻繼續從歐洲獲取藝術、文化和思想的模範。在這個意義上，我們是不是可以說，馬查多的文學不僅是「巴西的寓言」，也包含了更廣泛的拉美文化精英的傾向？施瓦茲：馬查多·德·阿西斯的作品對我們批評家而言總是一個難題。在很長一段時間內，它們都被視為巴西文學的異類。巴西獨立後，文壇流行的是以語言生動形象（picturesque, pitoresco）著稱的愛國浪漫主義，馬查多的寫作與這種潮流分道揚鑣，因而對很多讀者而言，它雖說不上是洋腔洋調、缺乏血肉，卻似乎也少了點民族特性。馬查多以犧牲歷險故事為代價，對分析情有獨鍾，也指向了這一方向。而當同時代的自然主義作家專注於種族和氣候造成的慘劇，他又似乎對新的科學精神頗為牴觸。對那些作家來說，一部巴西小說如果沒有異族通婚、熱帶風情作為佐料，就不夠現代。儘管如此，由於一些難以解釋的原因，馬查多被公認為這個國家最偉大的作家，也是唯一具有普世意義的作家。這一悖論集中體現在了馬裡奧·德·安德拉德（Mário de Andrade）所寫的一篇並不公允，卻頗為敏銳的文章。在這篇文章看來，馬查多任何長篇小說都進不了巴西虛構文學前十，但它卻以這位同胞的天才為傲，因為他會被視為全世界最好的作家之一（馬裡奧·德·安德拉德：《馬查多·德·阿西斯》[1939]，《巴西文學的面貌》[Aspectos da Literatura Brasileira]，聖保羅，1943年）。今天，對於馬查多小說非凡的社會和民族洞察力，已經達成了某種共識，至於他的批評廣度和美學現代性，就更不必說了。
《在資本主義邊緣的大師：馬查多·德·阿西斯》，[巴西]羅伯託·施瓦茲著，杜克大學出版社，2001年12月出版，232頁，25.95美元這樣的轉變是緩慢地、逐步地發生的。1935年，奧古斯託·邁耶（Augusto Meyer）發表了一組短文，改變了討論的圖景（奧古斯託·邁耶：《馬查多·德·阿西斯》[1935]，《馬查多·德·阿西斯，1935-1958》[Machado de Assis 1935–1958]，裡約熱內盧，1958年）。原先那個端莊得體、溫吞乏味、值得當權派為之鼓掌的語言大師銷聲匿跡，一個倒錯的馬查多，一名高度現代主義的（high-modernist）「理智怪物」橫空出世，如今他更接近陀思妥耶夫斯基、尼採和普魯斯特。儘管他鍾情古典，從不吝於引用亞里斯多德、聖奧古斯丁、伊拉斯謨、帕斯卡或叔本華，但在這極度嚴苛的散文風格底下，其實隱藏著一個比誰都放浪形骸的先鋒派作家。邁耶把馬查多從傳統文學官場的資輩裡除名，置於時彥之中，這確實有助於其才華的彰顯，但也使要理解他與巴西文化落後性的關係，比以往任何時候都困難。解決這個難題的是安東尼奧·坎迪多（Antonio Candido）。在他對巴西浪漫小說的綜合概述中（《主題與表達》[Temas e expresso]，《巴西文學的形成：決定性時刻，1750-1880》[Formao da Literatura Brasileira: Momentos Decisivos, 1750–1880]，裡約熱內盧，2017年，436-437頁），那個普遍主義的馬查多形象——受到西方文學巨匠的影響，卻對巴西當地的文學和現實漠不關心——遭到了挑戰。與當代流行意見相反，坎迪多注意到，馬查多曾仔細研究過，並且挪用了他巴西前輩們的作品。這些人多為二流作家，和他相比簡直不值一提，但他們卻對他產生了實質的影響。這個觀點非常重要。
《馬查多·德·阿西斯小說集》，閔雪飛譯，中信出版集團，2020年7月出版，336頁，49.00元在被賦魅了（enchantment, magia）的地方色彩的旗號下，浪漫小說實施了一個文學收編計劃，收編了這個剛獨立不久的國家的不同地域、風俗和社會現實。這是一個愛國主義的準社會志（quasi-sociographical, quase sociográfico）方案，很快就形成了一個規模不大的小說傳統。這些小說水平參差不齊，卻滿足了其時渴望民族認同且要求不高的公眾的趣味。憑藉卓越的批評慧眼，馬查多能夠在這些粗野的作品裡看到另一種秩序的基礎（substratum, substrato），其中蘊含著不同的可能性——偉大文學的可能性——值得他繼續探索。就像現代性的底片，它們用自己有待被克服的天真幼稚，反襯了現代性，指向一個隱匿的反面。人們可能沒想到，浪漫的地方主義，那些親切瑣細的人事，有一個強大的背景：即巴西特有的、混合了自由主義和蓄奴制的恩庇主義（complex of liberal-slaveholding clientelism, o complexo to brasileiro do liberal-escravismo clientelista），它錯綜複雜，面目可憎。這使馬查多透過他那雙眼鏡，在現今世界裡辨認出了一個異物（insertion, insero）。總之，前殖民地的非布爾喬亞社會關係（奴隸制、直接的人身依附、偽資產階級秩序），以及它們在浪漫主義散文中的顯現，為馬查多提供了稠密的歷史漿料，它們伴隨著其尚未顯豁的當代意涵，使他的超級現代主義冒險成為可能。儘管這裡的聯繫是困難的、深刻辯證的，但它卻是馬查多文學的秘密之一。那個此前獨享批評家們專寵的、博學的散文風格家——他行文好引經據典，亦不乏世界主義的雅致——並沒有消失，他毋寧是被過度決定的（overdetermined, sobredeterminado）,極為諷刺的是，這裡起決定作用的因素，還有他浸淫於其中的當地社會關係，而它們和任何文質彬彬的東西都不沾邊。在這驚人的不一致中，地方的褊狹得到了極大紓解，並獲得了一種深度，即在其固有的社會精確性外，平添了一種新品格：高度的幽默感。馬查多的敘述者，棲身於他博雅而歐化的作品，生長在落後的、明顯二流的，甚至還有點野蠻的環境，就這樣成為了一個典型的苦惱的敘述者（emblematic and problematic, emblemática e problemática）——事實上，這是一個偉大的現實主義成就。在被語境重構之後，這位敘述者演繹了一出新穎的意識形態喜劇，呈現了在布爾喬亞秩序的邊緣，或者更恰當地說，在去殖民化過程中的社會特有的生活。
巴西國家圖書館藏馬查多著《布拉斯·庫巴斯死後的回憶》
《布拉斯·庫巴斯死後的回憶》中譯本收錄於《幻滅三部曲》，翁怡蘭、李淑廉、井勤蓀譯，灕江出版社，1992年6月出版，652頁，10.90元所以，回到你的問題：馬查多並非白手起家。當他在1880年寫下第一部傑作《布拉斯·庫巴斯死後的回憶》，他是在繼續之前四十年的虛構嘗試，儘管我們必須看到，這是何種意義上的繼續。他那些天賦或高或低的前輩們，挑選並確立了各式各樣的景象、特定情境、有趣的社會類型、階級鬥爭[形態]、散文和幽默的語調、敘述視點、外國模型……這些他們自己做出的選擇，從徹底失敗的到引人入勝的，從平庸陳腐的到離奇古怪的，從循規蹈矩的到桀傲不恭的，無論結果如何，都把本地現實中的某些方面恰當地形式化了。總的說來，這些作品是謙遜樸實的，代表了一個新生國民社會認識自己、為自己賦形的努力，換言之，這個社會力圖通過浪漫的想像來發現自我。或許這麼說也不無道理：這些作品在今天之所以還值得苛刻的讀者關注，是因為它們在馬查多作品的準備階段——不自覺地——扮演的角色。事實上，馬查多不僅重視這些水平一般的小說，還用「理性的小刀」（knife of reason, faca do raciocínio）——這是他的表述——解剖它們，查驗它們的社會和藝術實質（substance, substncia），得出自己的結論，不消說，他是一個拒絕被欺騙的作家。憑藉異常清醒的頭腦（這在今天仍讓人感到驚詫），他開始檢驗同行作品中的現實和內部一致性，並將[在自己的創作中]矯正它們。愛國的熱情、家庭的神聖、社會的秩序、精神的常態、形式和語言的方案、當代的觀念、進步的確信：一切都被批評的眼光檢視過，於是，一個在巴西前所未有（或者說始終被埋沒）、在任何國家都頗為罕見的意識（awareness, consciência）層面應運而生。我們不妨說，在反思的基礎上與一個二流傳統保持連續性，是馬查多邁出的非同尋常的一步，是以一種宏大風格、一種充滿悖論的現代風格所完成的批評性超克，這或許是他作為一名後殖民藝術家，留給我們的最偉大的遺產。
《給勝利者，土豆！巴西小說起點的文學形式和社會進程》，[巴西]羅伯託·施瓦茲著，Brill，2019年11月出版，180頁，138.00美元再次聯繫到你的問題，從我們說的這個質的飛躍中，能得出若干反直覺的結論：第一，偉大文學所擁有的否定和揚棄的力量，很大程度上要歸功於它所反對的那個藝術世界的局限性。第二，在邊緣國家，形式發明並非來自對宗主國模型的拒絕，而是來自這些模型對於本土經驗的批評性檢驗，經由這一相遇，新形式超越了地方經驗，並將其普遍化。第三，誠然，邊緣國家的藝術生產往往會有一重額外的民族寓言（national allegory, alegoria nacional）維度，因為殘缺破碎和低人一等的經驗，在這些國家的生活中無所不在，這無可逃遁的經驗會使人產生克服它的焦慮，並在這個意義上，將克服的努力寓言化。然而，在或多或少屬於現實主義類型的小說中，藝術作品的實質在於對現實關係的收編和變形，這固然使社會關係因被再現而獲得了分量，但它們也只是次要地參與了寓言式抽象的藝術手法。第四，馬查多的敘述者以世界主義的文雅姿態，穿行在前殖民地的古色（picturesque environment, ambiente pitoresco）中，這裡的落後關係尤其映照出了他自身的複雜性和理解的廣度。事實上，馬查多的敘述者可以看作拉美精英的象徵，他們在某種程度上面臨了同樣的處境。但為什麼是「寓言」？這個敘述者並不是抽象實體的替身，不論這個抽象實體是正義、工業、金融，還是巴西，他毋寧是真實歷史條件的綜合——一個天才用筆捕捉到了這個歷史條件。即便如此，這一捕捉也只是一半的功績。另一半，就好像一個天大的惡作劇，是把這個敘述者，一個顯然可供批評（criticizable,criticável）的角色，改造成了一條形式原則、一個文學發明的發生器，改造成了虛構的組織者。
對於作為「元思想家」（meta-thinker, meta-pensador）的文化批評家，今天拉美地區呈現的難題，與安東尼奧·坎迪多在《文學與不發達》（Literature and Underdevelopment），或者您本人在《文化與政治，1964-1969》（Culture and Politics, 1964-1969）所檢視的那些難題，已經頗為不同，不過今天與那個歷史時刻之間也有繼承關係。對此您會作何評價？
施瓦茲：《文學與不發達》之於文學，就好比其他不發達理論的經典之於經濟學和社會學（《文學與不發達》[1970]，載霍華德·貝克爾[Howard Becker]編：《安東尼奧·坎迪多論文學與社會》[Antonio Candido: On Literature and Society]，普林斯頓大學出版社，1995年；亦可見施瓦茲：《安東尼奧·坎迪多，1918-2017》[Antonio Candido, 1918–2017]，《新左評論II》一〇七期，2017年9/10月刊）。這是一篇值得一讀再讀的文章，是非常罕見的將一個國家、一塊大陸的文化經驗條理化的思考。本質上，這是一個關於克服「溫和的落後意識」的研究，巴西的獨立和浪漫主義是這個安適的舊意識的溫床，對浪漫主義而言，進步的到來理所當然，僅僅是一個時間問題。而站在如是褊狹、近乎天真的前殖民地樂觀主義對立面的，是針對落後的「戰鬥意識」，它把落後視為災難，認為與之搏鬥刻不容緩。換句話說，「新國家」的自滿情緒——對前途充滿希望，骨子裡卻保守得很——將讓位於對「不發達國家」的現實的體認：這個國家受到內外敵人夾擊，她的未來毋寧是成問題的。這一轉向始於1930年前後，到1950年代已深入人心。它在巴西的最早體現是東北小說，它們使該地區貧窮落後的狀況成為了全國辯論的對象。1950年代，不發達理論為這些問題提供了概念工具，其時，相關理論觸及生活的方方面面，就好像這個國家突然發現，它哪哪都是不發達的。
就像塞爾索·富爾塔多（Celso Furtado）已經開始論證的，不發達（underdevelopment, subdesenvolvimento）並非充分發展（full development, desenvolvimento pleno）前的過渡階段，它作為一個時期、一種生活方式，如果不加幹預，就有自我再生產的傾向，甚至會往壞的方面轉變（見氏著《巴西的前革命》[A Pre-Revoluao Brasileira]，裡約熱內盧，1962年）。比如在文化領域，被催眠的人們，夢想著絕對的民族獨創性，他們的倒車開到極端，便會要求「禁止接觸和影響」，此時必須有對文化依賴性的清醒診斷與之論戰，甚至根據最好的情況，提出廣義的相互依賴的論題，邁向全面的美學-政治質詢。顯然，拋棄最初的自給自足幻覺，代表了某種關鍵的進步，它指向了一個不那麼蒙蔽人心、更為關係性的角度：期待中的所謂獨創性，只是不同民族相互自由影響的結果。但另一方面，同樣明顯的是，這一視野也是虛幻的，因為帝國主義的現實，以及我們被不發達理論揭示出來的、讓人無法接受的社會結構，使得普遍的互惠互利成了痴心妄想。在下一步中，與結構性不平等和帝國主義持續短兵相接，可能會呼喚出革命知識分子，從而標誌著一個新層面的到來。
《兩個女孩：批評文集》，[巴西]羅伯託·施瓦茲著，[英]弗朗西斯·馬爾赫恩（Francis Mulhern）編，Verso，2013年1月出版，288頁，16.99英鎊《文化與政治，1964-1969》，就其本身而言，概括了巴西思想和藝術在右翼政變後軍事獨裁第一階段的發展。這裡，藝術界（建築、電影、戲劇、歌曲、視覺藝術）的進步陣營、學生運動，以及政治辯論本身，面對原本正朝著社會主義發展的民主進程被打斷，勇敢地做出了回應。對於所有這些領域，如是反民主性質的中斷無疑是一個刺激，它強迫人們回到卑劣、過時的生活方式，接受這種安排簡直荒唐透頂。由此導致的憤怒是其時各種藝術立場的基礎，它還使部分學生投入武裝鬥爭，更不用說已經有學生預備鋌而走險，以身試法。從這個角度反思1964年失敗的原因，一部分左翼將災難歸咎於共產黨的階級和解政治，儘管這一運動範圍很廣，結果卻不戰而一敗塗地。左翼的這個批判乍看起來非常有道理，它使各個領域——不論是美學的還是政治的——都進一步激進化，最後，武裝反叛這個當時尚未被檢驗的選項，終於隆重登場。新的戰略相對於調和政治似乎是一個重大勝利，它承諾將會開啟新的歷史視野——然而它很快就被證明也是虛妄的，軍事獨裁又一次擊敗了左翼，後者輸得鮮血淋漓，前者贏得更加易如反掌。和解失敗之後，激進照樣失敗：社會主義淘汰出局，資本主義宣稱自己是唯一的當代視野——你別無選擇。《文學與不發達》和《文化與政治》都對革命的可能性持開放態度，將其視為自己的坐標之一。這兩篇文章發表於1970年，最初都在海外，其時距第五號制度法頒布不久，軍事獨裁的至暗時刻已經到來。在政治領域，開展武裝鬥爭的名義是存在一個廣大人民的陣營，然而不論是在農村還是在城市，人民都處境悽慘，有相當一部分還不識字（佔百分之五十），他們並不怎麼了解究竟發生了什麼。可以說，當時的思想動員即便不是一無所成，也是非常薄弱的，這使鬥爭獲得社會支持的希望十分渺茫，宣傳上的乏力也體現在了其時左翼著述和小冊子的智識品格，以至於用今天的眼光看，它們顯得如此不切實際。
儘管政治領域節節敗退，文化領域的情形卻完全不同，竟結出了不同凡響、歷久不衰的成果。在這裡，同樣的革命願望——以先鋒姿態同過去決裂、聯合廣大人民群眾——引起了強烈共鳴，也變得更為邃密。於是，文化領域的革命目標便是：迫使狹隘的布爾喬亞文化敞開自身，站在被完全或部分排斥的普羅大眾的立場，徹底改造文化和藝術形式，也就說要結合巴西實際，依靠貧困學生、城市工人，甚至農村人口。這一抱負與1968年的國際精神，與巴西現代主義的深層性格（它在1920年代以自己的方式追求著某種類似的東西）匯聚在了一起，同時也回應了這個國家的社會現實。可以說，正是巴西文化界的這種抱負使巴西的現實變得可見，同時也創造出了優秀的藝術成果。所以，雖然有政治上的失敗，但這一時期的文化運動，憑藉著其形式和主題的大膽，突顯了激進主義的價值——不論是美學的還是美學之外的。右翼的勝利並沒有妨礙其時持左翼立場的人們為巴西文化貢獻傑作，直到現在，五十年後，依然如此。不過，商業化大潮在今天勢如破竹，早先被排斥的人們正因為自己的不幸，反倒淪為了消費主義的傀儡（consumerist-miserabilist realignment, enquadramento consumista-miserabilista），左翼面對的是幾乎不可戰勝的敵人，因此也亟需新的答案。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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