編著按：在昨天的推文中，我們提到過在以往的我國外語文獻記錄中，不乏有一批由解放前畢業的外語界老前輩撰寫的自傳體反思性學習與教學文章，而對於出生在解放後的50後外語教師則鮮有記錄。這一批外語教師在他們的學習和教學過程中無不見證了我國外語教學改革與發展的滄桑，起到發揮著承上啟下，繼往開來的重要作用。聽一聽這些外語教師發自內心真實情感，娓娓道來的有關他們個人學習經歷，教學磨礪和科研探究的故事，對於青年外語教師認真思考自身的教師專業發展，結合自身的特點來開展外語教學與科研工作不無裨益。昨天我們介紹了上外馮慶華教授的治學之道，吸引了數千名讀者的閱讀，並收到不少點讚和反饋，這表明此類文章能引起讀者的關注和喜歡，並具有一定的啟迪作用。本期推送的是上海外國語大學李基安教授口述他的求學經歷和教學科研的故事。李教授曾獲得上海市教學研究一等獎，擅長語法學的研究，並在教學實踐中十分注重語法教學，他的語法課堂教學之所以是引人入勝的，就在於李教授十分善於使用生動活潑的語言和故事將語法教學擺脫枯燥的說教，並積極與學生展開課堂互動，從而使學習變得有趣、易懂、易學、易記。
一、弄堂裡的童年我從小是在上海石庫門的弄堂裡長大、玩大的。父母是廠裡的工人，草根的。工人在那時候的中國可是最有地位的，不像現在。弄堂，就是《七十二家房客》裡的樣子，一個門洞進去八家十家總是有的，每戶人家一間房間，大家擠作一團，張家長李家短，一清二楚，沒有任何隱私。街坊鄰居也都有輩分的，幾代人住下來，家庭觀念比較重。父母的文化程度大都不高，對孩子也沒怎麼管教，打是打的，不打不成器，噼裡啪啦打。
二、我的大學
1．安徽鳳陽「一千零一夜」
文革期間，高考全部停止，高校全部停課，學生全部離開學校，老師全部下放到農村去。後來上海工具機廠選拔優秀工人，進入工具機廠的技術學校，培養技術人員。一經報導以後，引起毛主席的注意並給予最高指示，「走上海工具機廠的路」，就是學生從初中、高中畢業，做了幾年工人以後，優秀了，品質好的，回過頭來再接受教育。後來全國高校恢復招生，招「工農兵」學員。工農兵在部隊、工廠要待滿兩年，兩年以後才有資格被選拔。我們學校裡還有相當一部分老師是「工農兵」學員。
上海是「四人幫」的基地，那時候叫上海革命委員會，幾個人的名字我還記得，徐景賢、王秀珍等。文革進入後期，要奪權，要做各種準備了。他們在復旦大學招了一個班，專門組織優秀的工人，他們所謂「優秀」就是「根正苗壯」。很多都是車間主任，工人裡面的幹部，叫工人大使班。這個班培養出來的學生以後準備進，比如說外交部，這批大使出去以後，要有翻譯，於是外語培訓班就出來了。三所大學：復旦、華師大、上外。學生從哪裡來呢？中學生畢業直接到這三所大學學習，這個不是不符合毛主席的指示了嗎？所以我們一進上外，實際還沒到上外，就到安徽鳳陽。我們學校裡邊還有一部分當年培訓班的學生留校留下來的。培訓班招了三屆，從1972-74年，我是第二屆。
到上外培訓班培訓的學員兩極分化，每個學校選拔的時候掌握的標準不一樣。有的學校掌握的標準是思想品德，所謂的思想品德就是看你參加活動怎麼樣。我們那時候是紅衛兵，看你活動是不是積極參加；有的學校比較關注成績好不好，「專』！百分之七八十是比較專的。我的學校就是學習好，就把我抽過去。當時選拔學生，老先生老校長還是比較清楚，他們心目中，大學還是比較神聖的。那時候招生，幹部子弟很少，有也是偶然被抽中的，並不因為他是幹部子弟而是因為他表現好或者是學習好。
2.「學高為師」
我們到農場去，完全是供給制。一個月還有幾塊錢收入；半軍事化生活，一邊學習一邊勞動。上外的老師輪流到鳳陽去勞動，接受再教育。教材都是學校裡面老師自己編，什麼大寨囉，大慶囉[1]。我在中學，英語基本沒學，是零起點。老師也教語音。第一堂課就是 「毛主席萬歲！」26個字母學前6個，接下來是課文, 就是「LongLive Chairman Mao！」然後是詞彙, 「long－live－Chairman Mao！」接下來是練習，然後是朗讀，朗讀，再朗讀。第二節課，「A long, long life to Chairman Mao!」毛主席萬萬歲！第三堂課，「Long live the Chinese Communist Party!中國共產黨萬歲！「 有點辛苦，「communist」不大好讀了。第四堂課，我們幾乎放棄了，「無產階級文化大革命萬歲」，這對我們來說幾乎是不可能完成的任務。 「Long live Proletarian Cultural Revolution!」現在讀起來還很拗口。老師倒很好，白天給我們上課，到了晚上還到我們宿舍坐坐。章振邦，張月祥，楊小石等老一輩教師，那是如雷貫耳的，都教過我們。他們的教學方法基本都是翻譯法。上課90%以上都是漢語，（英語）沒法講，講英語誰聽得懂啊？這就是我們學習英語的初級階段。過了以後，兩年級，三年級，四年級，慢慢地就這麼過來了。
培訓班結束之後，這些學員的聽說讀寫譯能力，按現在的標準，連兩年級也達不到。然而這些人後來相當優秀，都是靠自己努力，不斷進修，不斷提升的。但是有一點，基本功還是蠻紮實的，發音整齊。那時候沒有外界幹擾，除了我們的教材，可讀的書很少，大概還有些政治類的書。那些教材，我們都非常珍惜。還有就是一個大錄音機，我們就模仿模仿再模仿。每天早上天沒亮就去跑步，天亮了開始早讀。吃完早飯還是朗讀。差不多是一天上課，一天勞動，交替進行。老師和學生一起勞動。我們也沒有教室，教室就在寢室裡邊。一個班十七、八個人。我住的寢室就是教室。有時候下面擠了，就坐到床上，老師就在下面講課。
老師跟我們就跟一家人一樣。在我們心目中老師就是家人，老師的話是一定要聽的。老師也確實關心我們，尤其是女老師。我們有幾個男同學手腳特別笨拙，老師就幫我們洗被子，縫被子。現在那些老師大都不在世了，挺想念他們的。
四年級，我們從安徽回來，在這裡讀了一年的書。有個老師叫任以書，任老師教我們的時候已經五十多歲了，這位老師，說話總是輕輕的。給我們講精讀課，她說「這個精讀課講了也沒什麼意思，這樣吧，我給你們講Shakespeare（莎士比亞）」，她說，「我給你們講Othello（奧賽羅）」，然後就把故事給我們講一講，全部用英語講。後來我就覺得這個老師不得了，她就背了，Othello，大段、大段地背。聽是沒聽懂，但是我們對這個老師是打心底裡崇拜。
英語系有個老教授，陸佩弦先生。陸先生給我們講John Milton的Paradise Lost（失樂園），Paradise Regained（復樂園），一邊講解一邊背，譁譁譁，譁譁譁，真了不得！現在的老師這一點做不到；現在的老師信息量比較廣，可以旁徵博引，這一點，過去的老師不及。就是那些老師，可能沒寫過什麼核心刊物的文章，也沒有留下來的大部頭的著作，但是他對教的那塊東西特別熟悉。他們基本功特別紮實。過去的老師不是科研型的，但學生受益匪淺。
三、師傅領進門
1977年畢業後，我留校當老師。當時留校，一個是政治標準，一個是業務標準。當幹部的以組織能力為主，當教師的以業務為主。我留下來當教師，是因為業務好。有的人留下來做政工，因為他組織能力強。我舉個例子，高職學院的書記支威信，就是有這種組織能力。我這一屆留了十來個人，英語系四個，這四個人在過去的一年半裡頭（三年級下到四年級），全年級排名始終前四。
剛留下來的時候，我教了一段時間「工農兵」學員。1978年年初，接第一個班級教精讀課，班裡面三分之一的同學年紀比我大。作為一個新教師，心裡有膽怯。那時候英語學院號稱是全世界最大的英語系，當時兩百多名老師，一年招十來個班級，每個班二十來個人，教師資源很豐富。系主任是李仲（後來是楊小石），系副主任章振邦、秦小夢，李觀儀先生做教研室主任。李觀儀先生開始編書，第一屆的學生就用李觀儀先生的自編教材。
英語學院有一個十分優良的傳統――傳幫帶，即一個年輕老師有一個中年老師帶，他上一個單元，接下來我去上一個單元；我上課他必來聽，他上課我必來聽。我們課後的交流非常多。他上課的時候我當學生，我也提問；我上課的時候他當學生，他也提問。他的教案我看，我的教案他也看。他給我的幫助更多些。主要是教學方法，比如說練習花多少時間，比如小組討論怎麼組織。教研組活動也很頻繁，每個禮拜教研組確定、布置任務，明確教學要點、教學進度等，大家積極討論，場面相當熱鬧的。那時候雖然錢不多，老百姓心裏面都不惦記錢。
還有一點就是聽課制。有一批老同志、專家，他們在把關，不留情面。李觀儀先生，人家最怕她。李先生一定要來聽課，李先生聽課，不留情面的，而且是你下課之後，立刻把你叫到辦公室。你每說錯一句，她全部都給你記下來。有一次，我被李觀儀先生叫，心裡七上八下的。但是她給我糾正一個東西， 我一輩子記住了。她說「such kind of 」不能這麼講，她說such kind of是Chinese English。英國人說this kind of，such就是this kind of；such kind of意思上是重複的。我永遠記住了。一個好的老師，給你講一件事情，你會受益一輩子的。還有一回，章振邦去聽一個老師的課，聽過課之後就叫他到電教室管磁帶去了，他說「這個語法你都講不清楚，你也能上課？」 那時候不行就是不行。年輕老師對他們真怕，可謂師道尊嚴。
英語學院以前有個老師，現在退休了。她的業務一直不太好。章振邦去聽課。上精讀課，有必要講語法的，她總是把那些歸為習慣用法。章振邦老師不高興了。其實語言現象大部分是可以講清楚的，選詞，關聯這些都是有規律可循的：你肯定是有根有據的，即便是例外，你也得列出幾條來。你不能說這個也是慣用法，那個也是慣用法，這樣的話學生無所適從。
四、修行在個人
畢業留校後，我和章振邦、張月祥這幾位老師在一個辦公室，他們在編《新編英語》，我幫著他們打打下手，看他們研究，也看了一些書。那時候的年輕老師跟現在的年輕老師真不一樣，那時候大部分年輕老師都住校，住集體宿舍，我跟許餘龍老師住過一段時間，我跟吳友富也住過一段時間。
其實自己業務的真正提高，英語提高，是畢業以後差不多十年時間。那時候，文革「啪」一結束，圖書館一下子就打開了，書，撣盡灰塵，全部上架。那時候看到書達到了忘我的程度。年輕老師都沒結婚，大部分二十多歲，一天到晚在辦公室。我們吃完飯，就在操場打打球，天黑了就回辦公室。那時候也沒有專著，理論的東西談不上，主要是看小說。每個禮拜要看兩三本，一點都不誇張。看了一部好的小說大家就相互介紹。那時候兩百個老師，年輕老師起碼也有幾十個，好幾十個年輕教師形成學習的氛圍，而且相互競爭。「這個書你看了，我沒看，我一定要看！」
差不多七、八年的時間，後來都結婚，各奔東西了。這七八年收穫非常大，這七八年的進步，是質的變化。跟研究生時候不可同日而語。語感（language awareness）提高非常快，詞彙量增大了，對文學的理解更深了。那時候把十七、十八世紀的小說看了一大堆。看了好多好多，多少我都不記得了。這種自髮式的學習，沒有功利，帶有一種競爭，也不是惡性的競爭，沒有相互貶低。這書你看了，而我沒看，我覺得跟你一起交流，你倆在談，我插不上嘴了。。。這是很有意思的。這些，我們不是做給領導看，那時候領導也認為年輕老師就應該學習。學校裡也沒有說你們要看，也沒有人逼你看。這個也是特殊年代一個特殊群體的需要。課堂裡面，有時候會介紹學生去看。
五、我上研究生：「身正為範」八十年代初，我讀研究生。那時候文革結束恢復高考，很大一批人都想讀書，所以研究生考試競爭非常激烈。英語專業每年只招十來個人，最多的時候大概有三百個人來考。我考了兩年。第一次考，業務分第三名，政治不及格，五十六分，後來再怎麼去說都沒用，我們系主任都覺得很惋惜。
我的導師顧紹熹，他只帶兩個學生。指導我的時候他已經八十歲了。從老先生身上學到的東西真的是受益終生的。美國人講：你把老師的東西全部忘記了，剩下來全部都是知識。（Education is what survives when what has been learned has been forgotten.B.F. Skinner.）但是從老先生身上學的就是淡定，這位老師不追求名利，與世無爭，大家都對他很尊敬。
後來寫出來的碩士論文，對我來說也是受益終生的。現在博士、碩士生都存在寫作不規範的問題，就是語言基本功不紮實。Bacon說得很好，「Writing makes an exact man」（寫作使人精確。）你一出手，一出口就露餡了。搞語言的人，文字還被人挑剔，這是說不過去的。
六、我做教學管理工作：「教必有法，管必有法」
1991年，我到美國亞利桑那大學的語言學習系進修了一年。美國，除了做講座，上課就跟漫談似的，學生發言蠻多，老師對學生的積極參與比較看重。這些東西潛移默化地影響著我後來的課堂教學，還有教學管理工作。
擔任教務處長之前，我在英語學院任副院長。當時的院長是何兆熊老師，何老師是很有威望的人，大家都敬畏他，甚至怕他。我跟馮慶華做副手，我管教學。主要抓年輕教師，所有的年輕老師的課我都會去聽。每個人聽過課以後都叫到我辦公室，該表揚的表揚，批評的批評。但是我的方式一般比較和風細雨的。
我發現，現在的老師在以下兩個方面比較缺失：一個是敬業精神，還有一個是教學方法。第一，不願意在課堂外花功夫備課，備課筆記是年復一年的抄，老的筆記在，課前看個三五分鐘，明天就可以隨便講。第二，有些老師不願給學生office hour(工作時間)，認為課堂之外的勞動沒有人給他們支付工資。第三，不願意批改學生作業，認為一個禮拜批改一次，一個月批改一次，和一個學期批改一次，沒有任何區別，也不會有人來施加壓力。教師已經把教書當作謀生的手段，而不是當作專業、事業。有些青年教師備課時候不太認真。上課時還問學生「上次講到哪裡？」還有，上課有時候隨意性太大，方法掌握也有問題。
我在1995年到2000年做英語學院副院長的時候，學院的整個教學秩序還是非常好的。後來這幾年問題確實比較大，越來越大。教師敬業精神的缺失是個普遍問題，其實已經到了比較危險的地步。當然，出現這個問題，不但是分配原則問題；另一方面，科研壓力致使許多教師沒有精力搞好教學（我不能說科研和教學有多大的對立）。這個問題正在全國高校蔓延，這個其實跟我們整個大氣候有關係。這是一個自上而下的問題。我說『教師沒錯，問題出在主管部門定的那些個評價指標體系，比如科研是硬指標。所以說現在的老師對教學普遍會有鬆懈，甚至放棄的都有。好在，教育部現在也逐漸認識到這個問題，對教學也越來越重視了。
從教務處的角度講，我們也做了幾件事情，一個是去年花了蠻長時間，配合人事處做了一個教師評價指標體系，把教學納入到這個體系。比如考察每個評職稱的候選人，要看看學生的評價怎麼樣，工作量是不是足夠。目前來講的話，教師對教學這一塊工作的重視，還不盡如人意。
七、教師發展是終身任務教務處還在原先教師培訓中心的基礎上，組織成立一個教師發展中心。
培訓討論的是怎麼做一個合格的教師；但並不是所有的努力止於此，教師發展是一個終身的任務。我們想把它做成一個交流的平臺，一個展示的平臺，一個培訓的平臺。比如我們會請一些專家過來給教師做一些講座；還準備做國際合作，準備把它做成一個視頻會議系統，比如說加拿大多倫多大學的一個教授跟我們進行交流。另外，還要開展各種各樣的活動，這裡邊包括交流、培訓項目、觀摩、展示。另一個是研究平臺，開展一些研究的項目，做些教學研究類的項目，吸引有興趣的老師來參加。交流平臺、研究平臺、展示平臺，互動平臺，大概就是這麼幾個功能。比如說我們有一個網絡課程中心，現在流量到了兩百多萬，相當不錯。但一部分教師對這個還有牴觸，不願去用。其實真正使用之後他們就會愛不釋手，覺得是個好平臺。
我還要說一下青年老師的歸宿感問題，就是在院裡面上完課以後，他們沒有物理的歸宿感，比如說松江校區，雖說有個辦公室，幾個人在一起，但是多半教師不願意在那裡久留，認為虹口校區才是「大本營」。他們說，「我在英國（或是美國）念博士的時候，那樣寸土寸金的地方都會隔出一個小房間，哪怕放一個辦公桌一個柜子，我就覺得我來到一個有學術氛圍的地方，然後我就會在電腦上做點事情。」所以說物理感覺很重要。學校把教師當作一個很重要的部分，教師應該有他們辦公和研究討論的地方。
此外，做學問，要學要問，問的過程特別重要。為解決教師和學生互動不足的問題，為更好地提高教學質量，我們也衷心希望有關方面能考慮到老師的實際需要，給予他們更大的鼓勵和支持。教師跟任何一個職業的人一樣，有他的思想困惑。如果他們能從教務部門、科研部門、學校領導這邊，得到更多的關心跟幫助，我們覺得也是至關重要的。從這個角度上講，我們教師發展中心，一方面要關心教師的業務，另一方面也要關心教師心理，希望它成為一個關心教師成長的平臺。
八、研究過程比立項更重要2007年開始，國家教育部啟動本科教學質量工程，我們學校的精品課程是裡面一個比較重要的項目。精品課程有地方級的，有國家級的；有了國家級我們才會有地方性培育，有了地方級別比如上海市的，我們學校要進行培育。精品課程建設，對教學沒有直接的推動，精品課程其實是一個展示和推廣。一個好的老師，一個好的學校，把課程共享出去，會提高教師和學校的知名度，對學校和個人只是好事不是壞事。目前來講，教學也罷，科研也罷，都帶有一定的功利在裡面，我是比較反對。其實，科研項目的結項比立項更重要。立項只是一個開始，重要的是在這個過程中，你所做的研究、取得的成果、對教學和科研做出的貢獻。
[1] 20世紀60年代，中國工農業同時樹起了兩面大旗――大慶和大寨。從此，「工業學大慶」，「農業學大寨」的口號響徹大江南北。「鐵人」精神、「三老四嚴」、「戰天鬥地」，成為時代主旋律之一。