百年暨大激蕩史
□本報記者 萬 靜
1925年10月，只有師範文憑的曹聚仁被聘到國立暨南學校大學部，「一本正經做起教授來」。那時，國立暨南學校已經從南京遷到上海的真如。同事幫曹聚仁找了一位幫工的女傭，但女工的親友們一直弄不清楚，「濟南大學」為什麼不在山東而在上海的鄉間？「暨南」的校名，更讓她們糊塗。
曹聚仁對她們講了好多回、「可是又是『尚書』，又是『堯典』，又是什麼『朔南暨』，太不容易攪了。」時至今日，暨南大學的學生仍不乏這種尷尬。介紹學校時，總要在前面加上「廣州」二字才能講清。今年3月前，在中文搜尋引擎「百度」上搜索「暨南大學」，還曾被好心地提示，「你要找的是不是濟南大學？」
為著複雜的校名，讓曹聚仁會忍不住「真想打他幾十板手心」的端方，就是百年前暨南大學的前身——暨南學堂的創辦人。
1906年，兩江總督端方上書光緒皇帝，請求允許「南洋各島及檀香山、舊金山等處僑民」回南京讀書，以「宏教澤而系僑情」。之後，在南京薛家巷成立專門學堂，並取《尚書·禹貢》「東漸於海，西被於流沙，朔南暨，聲教迄於四海」之意，命名「暨南學堂」，意為將中華民族的道德風範和文化教育傳播到南洋等海外各地。
2006年11月16日，暨南大學將自己的歷史淵源追溯到百年前的暨南學堂，隆重紀念學校的百年發展。
1906：端方奏請成立暨南學堂
1908年，新加坡華僑學生林邦彥被當地僑會選派到暨南學堂讀書時，學校的老師除了舉人、貢生、秀才外，還有日本和德國的留學生。有位老舉人上國文課時唾沫四濺，遭到印尼僑生的反對，差點罷課。
學堂為僑生定製了統一的校服，全用黑色，黑革履，黑呢帽，帽邊鑲金絲線。出門旅行的時候，儼然是陸軍學生，威風凜凜。在回憶錄中談到郊遊時，林邦彥更是對騎小毛驢的技巧津津樂道。
與他同批的還有後來成為新加坡大學校長的李光前。一次騎毛驢出去玩時，李光前跌掉了兩顆門牙。
當時的南京市民稱他們為「洋少爺」。在市民們看來，這幫學生面色黝黑，穿著奇裝異服，說著不知哪國的「鳥語」，還擅長打架，雖然出手大方，實在讓人敬而遠之。
林邦彥是從新加坡回國求學的第一批華僑學生。為防止倭寇和來自海上的反清力量，清政府長期厲行海禁政策，嚴禁官民出洋，並把海外華僑視為「化外頑民」、「天朝莠民」。海外華僑在居住國遭受欺凌和屠殺，清政府反而認定是「孽由自作」，「朝廷概不與聞」。
一直到鴉片戰爭後，清政府才不得不調整僑務政策，於1893年正式宣布廢除海禁，將海外僑民與內地人同等看待。
1901年實行「新政」後，清政府更鼓勵國內師生到南洋各華僑學校執教。隨著海外僑校的增多，清政府及沿海督撫還不斷派人到南洋各地「勸學」、「視學」，調查南洋華僑教育的情況。
1905年，端方受清政府委派，作為五大臣之一出洋考察憲政。端方從歐洲回國，途經南洋，受到當地華僑商人和華僑學校師生列隊歡迎，「大為感動」。在林邦彥看來，這是促使端方奏請成立暨南學堂、免費招收華僑學生回國就學的原因之一。
1906年11月，被派到南洋考察華僑教育的錢恂，這位新文化運動健將錢玄同的兄長，從爪哇拍電報給端方，說大約有30名華僑學生想回國在南京念書。已經是兩江總督的端方立即表示贊同，之後上奏朝廷。
1907年2月底，第一批華僑學生21人抵達南京。3月23日，暨南學堂正式開學，成為國內第一所為培植海外華僑子弟而設的學校。為表示重視，端方還親自與21名僑生及全體教職工合影。1909年時，學堂有學生167人，來自爪哇的有70多人。1911年為鎮壓四川保路運動入川前，端方還給每個學生送了一幅自己的肖像。
1910年進入暨南學堂的陳維龍，是來自吉隆坡的僑生，在回國前，念過幾年私塾和半年新學堂，經學很熟悉，英文、算術卻很差。回國後又發現自己缺乏中國歷史知識，為此，陳維龍特意向國文老師請教，老師回答說，「那很簡單，你把《綱鑑易知錄》看一看，就能應付裕如。」 當時南京書店無存貨，陳維龍趕緊向上海商務印書館訂了一套，「收到時把我嚇昏了，原來它一套書一共有一百幾十冊」。
陳維龍英文不好，卻又碰到一位留學日本的英文老師。他一直記得這位老師教的英文對話：「請問先生貴姓？」（What is your honourable sirname？）「敝姓陳。」（My humble sirname is Chen．）
讓陳維龍印象最深的是一位教經學的江先生，背後被學生稱為「江道德」。他最喜歡說「讀聖賢書，所為何事？」為人確也規矩中正。遇有學生犯錯，他並不責罰，反而約他們到家中喝茶，細聲細氣地講道理給學生聽，讓他們記起自己的抱負和父母的期望。往往學生都「痛哭流涕，聲明要痛改前非」。
暨南學堂的第一首校歌，據說歌詞是遊歷南洋多年的康有為所寫。不過陳維龍念書的時候，唱的校歌是另外一首《孔子頌》，歌詞是「聖德與天齊，大哉孔子何巍巍，一匹夫雖未自稱南面，救世心萬古昭垂」。
暨南學堂的學生是沒有了辮子的一群。1911年10月，武昌首義，各省紛紛響應。駐守南京的張勳領著「辮子軍」攻進南京城後，曾運來大炮對著暨南學堂。學堂趕緊把學生送到上海避難，大部分僑生返回南洋，小部分參加了革命軍，而暨南學堂也因此停辦。
1927：鄭洪年升級國立暨南大學
1917年，戰事稍停。11月1日，教育部批准恢復暨南學堂，委派江蘇教育司司長黃炎培為籌辦員。黃炎培邀請巴達維亞（今雅加達）中華學校校長趙正平共同籌劃恢復暨南。
他們很快擬定了《暨南學校章程》和《暨南學校規復宣言並招生啟》。「招生啟」介紹了暨南學校創辦的緣由：「今將原有之暨南學校從新恢復，擴充規模，改良辦法，分設專科，並經營有利於華僑教育之各種事業，總以華僑子弟回國者得受適宜之教育，造成有用之青年，以增進華僑文明程度，發達華僑實業為宗旨。」
1918年3月1日，暨南學校補習科正式開課。學校正式更名為「國立暨南學校」。校長為趙正平。5月，開始招收內地學生，以便與僑生互相取長補短。9月9日，暨南學校舉行開學典禮，當時有僑生70人，內地生40人。
暨南學校將「忠信篤敬」作為校訓，並由清末狀元張謇親筆書寫匾額，取意孔子的《論語》：「言忠信，行篤敬，雖蠻貊之邦，行矣。言不忠信，行不篤敬，雖州裡，行乎哉？」
1923年，為了適應學生的增多，並創建大學部，暨南學校從南京遷到上海的真如。真如是寶山縣下的小鄉鎮，離上海十餘裡地，有滬寧火車經過。
趙正平之後，暨南原教務主任姜琦接任校長職務。姜琦思想開明，在他治下，暨南學校更進一步擴充發展。但暨南學校升級為「暨南大學」，還是要等到1927年6月鄭洪年上任。
在曹聚仁心目中，真正能體現暨南精神的正是姜琦、鄭洪年兩位校長主政的時期。「那便是僑生最多，富有青春力朝氣蓬勃的時期」。
鄭洪年曾師從康有為，1927年起歷任國民政府財政部、交通部、工商部、建設部次長等各種職務，對教育問題也非常重視，以教育救國為己任。1907年首次歸國的21名僑生到達上海後，也是由鄭洪年接到南京。
擔任暨南學校校長後，鄭洪年力主將商科改為商學院，並在此基礎上增加農學院、文哲學院、自然科學院、社會科學院和藝術院五門，將暨南學校擴充為當時惟一的華僑大學——國立暨南大學。
鄭洪年希望從質量上完善華僑之最高學府的創建，「使華僑子弟得享受世界高深的知識，與祖國優美的文化，以為他日參加祖國一切運動，及提高華僑地位之準備」。他主張「知行並進，實事求是」，將應用技術課程作為大學的必修課；強調華僑的需要，開設《南洋概況》為全校的必修課；還規定每個本科生要掌握兩門外語，第一外語為英語，第二外語從法、日、德、荷蘭、馬來五種文字中選一種。國內生則必須從荷蘭、馬來文中選一種，以便畢業後派到南洋服務。
鄭洪年曾說，「餘任事之初，以集中人才為先圖，其學有所長，德行足為學子表率者，無遠近皆以禮先之。」魯迅、蔡元培、馬敘倫、胡適、鄭振鐸等都曾應邀到校講演。夏丏尊、周谷城、周建人、曹聚仁、潘序倫、潘光旦、葉公超、梁實秋、許德珩、洪深、黃賓虹、陶冷月、孫大雨等人則被延聘來校任教。
曹聚仁在暨南學校教外國學生讀《浮生六記》、《老殘遊記》；教中國學生讀《天演論》、《拊掌錄》。在他看來，這些思想方法論和文學批評一類的著作，在過渡時代，對於語文入門，是非常有用的。而他所用的教材，多取自周氏兄弟的《域外小說集》、林琴南的《拊掌錄》這樣用古文體翻譯的西洋文學名著，「一方面可以養成青年對中國古典文學的欣賞能力，一面也介紹了西洋文學名著」。
在真如時期，暨南學校的僑生佔了學生總數的95％以上，「每逢假日，真如車站一眼看去，都是戴著形形色色的帽子、近於『小黑炭』型的小夥子。」
真如時的暨南大學，學生最多時有1700多人，這讓校史專家馬興中印象最為深刻。在解放前，大學規模能上千人就已經不錯了。
真如鄉間的農民則把暨南師生看作另外圈子中的人，學生被當成從海外回來的王子，「腰纏十萬貫，騎鶴來上海」。「因此，他們的雞也特別值錢，雞蛋也比上海的貴」。曹聚仁在回憶錄中說。
「一·二八」事變後，暨南大學的師生積極參加救亡圖存的運動，引起了國民政府和社會各階層人士的廣泛關注。1934年1月23日，南京國民政府教育部以「視察教育和籌募基金」的名義，調鄭洪年前往南洋。校長職務由沈鵬飛代理。
1935年，歷史學者何炳松接任校長。
何炳松就職後，在第一次全校大會上指出：「現在國勢阽危，國難嚴重，許多人已經無書可讀……我們在有書可讀之時，應努力讀書。」他提出的培養目標是：「要造成復興民族之鬥士，不要造成爭權奪利的政客。況且暨南比其他大學另有特殊之使命，將來本校畢業同學，必須能向海外發展，能在外界立足」。
之後「八一三」事變，真如成為戰火的中心，暨南大學只能再度播遷。1938年，暨南大學遷到上海公共租界。1941年12月8日，太平洋戰爭爆發，上海租界為日本軍佔領，暨南大學又播遷到福建建陽。
1945：何炳松掌校10周年
1943年，18歲的福建少年陳默從南平考入國立暨南大學，選了國際貿易系，因為「可以賺洋人的錢」。入校前，陳默已經知道「何炳松」這個名字，他高中念的外國歷史課本就是何炳松編的。
那時，何炳松已經在國立暨南大學當了8年校長。他還需要在校長位子上苦苦堅持3年。
何炳松由官費送赴美國留學，先後就讀於美國威斯康辛大學和普林斯頓大學，攻讀史學、經濟學和國際政治。他在國內最先傳播魯濱遜的「新史學」，力圖以西方史學理論為基礎，吸收中國傳統史學精華。1935年1月，他與王新民等9人聯合發表《中國本位的文化建設宣言》，提出「中國本位文化建設」應以「此事此地的需要」為基礎，保持中國的特殊性，對中國古代傳統文化加以批判地繼承，同時也對歐美文化進行批判地吸收。這就是現代史上有名的「十教授宣言」，在當時引發了關於中國文化的大討論。
體現在治校上，何炳松大力提倡「忠信篤敬」的校訓，重視道德教化，以傳統文化培養僑生的品格；主張學以致用，學術救國；在學術思想上，同樣兼收並蓄，還在1944年邀請《資本論》的譯者之一王亞南到校講座。
陳默認為何炳松校長「很了不起」。一方面，可以跟教育部要到錢，雖然經費很少，但當時的教育部長陳立夫還是很買何炳松的面子；第二，何炳松在教育界、知識界威望很高，能夠請到那麼多有名的教授，到福建建陽那樣艱苦的山區教學。
回想當年的艱苦，暨大校友總會副會長陳默很感慨。點的桐油燈，能用兩根燈草就很不錯了。作為校舍的孔子廟，也沒有燈，上課就需要早早去，搶靠南的、窗戶邊上的座位，才不會太費眼。
何炳松在一次周會上流著眼淚說：「大家生活太苦了，我都知道，點燈的桐油買不起，作筆記的墨水買不起，先生們的太太，有做小生意的，賺那麼一角錢二角錢，有的教授連換洗長衫也沒有……」
1944年，數位教授提議在1945年6月隆重舉行紀念何炳松校長掌校10周年活動。他們在提案中說：「本校雖有四十年之歷史，校長任職十年者以何先生為第一人；國內各大學校長能任職十年者亦殊不多見。況何先生接事於校局兀臬之際，支撐於困難嚴重之時，經營擘劃，艱苦卓絕，校譽日高。太平洋戰爭爆發後，尤能不避艱險，毅然內遷。上海大學不啻十數，而能完全內遷者，僅有本校，大學校長內來者，僅有何先生一人。」
1945年6月1日開始，紀念活動持續了3天。畢業學生自發為他排演了平劇晚會。徐克仁當時在《群英會》中扮演周瑜，他回憶選平劇的原因是，全校師生都知道何校長對崑曲有特殊研究，但學校裡沒人會唱，他們決定排演平劇以代。
印象中，陳默還記得何炳松愛喝點小酒，但生活清貧，只能拿鄉間的黃酒代替。在10周年活動的晚宴上，200多名畢業生每位「奉半觴為壽」，何炳松「一一盡之無難色」。
1945年8月，抗戰終於勝利。暨南大學開始著手遷回上海的事宜。何炳松慘澹經營，嘔心瀝血，都要找到合適的校址了，卻被一紙調令發到國立英士大學當校長。他曾給學生阮毅成發過電報，稱「不得已力疾拜命」，準備鞠躬盡瘁了。但因長期勞累過度，1946年7月病逝於上海，時年56歲。
鄭振鐸在悼念文章中寫道，何炳松「做了十多年的暨大校長，暨大的學術空氣始終是純潔的。……學術研究的自由，從來沒有受到任何幹涉。」
任過臺灣《中央日報》社長的阮毅成認為，何炳松的史學是可以與梁啓超並稱的。梁啓超晚年不問政治，專心著述講學，留下許多著作。而何炳松的西洋通史，臨死前還缺三分之一沒有完稿。
暨南大學復員回滬後，受內戰影響，僑生比例非常低。曹聚仁1949年春重回暨大教書時，他班上30多個學生，僑生僅3人。
1949年，暨南大學只有20餘名教職員和40餘名學生追隨時任校長的李壽雍去臺灣。
1949年6月，暨大被接管。7月12日，暨大教授陳炳相向軍管會要求取消人類學系，理由為人類學目前所教內容「為反動課程」，學生人數極少，且「多要轉系」。
8月20日，上海市軍事管制委員會發表軍教字第一號命令，將暨南大學恢復為華僑高級學府，原有文、法、商及理學院分別併入復旦及交通大學，地理學系併入南京大學（前身為中央大學），人類學系併入浙江大學。暨南大學暫時停辦。
1958：復辦；1978：再復辦
在1935年那場關於中國文化的討論中，跟何炳松的「文化本位」針鋒相對的，是陳序經的「全盤西化」。28年後，陳序經也來到暨南大學擔任校長。
1958年，在時任廣東省委第一書記的陶鑄大力扶持下，暨南大學得以重建。陶鑄擔任了重建後的第一任校長。陶鑄將暨南大學的辦學方針確定為「辦成儘可能符合海外僑胞的願望與要求，具有特色的綜合性華僑大學」。並進行院系調整，以「面向華南，面向東南亞，面向亞熱帶，面向海洋」。
「文革」中，這被批判為「讓暨大在1958年的大躍進聲中上馬，暗地裡卻又死抱著要把暨大辦成資產階級大學的罪惡計劃不放。」
現在是校史專家的馬興中，1961年進入暨南大學中文系。他記得那時候除了文科生，暨大的理科生也要學習中文寫作。而且，學校裡還開了「西方經濟學」，講起證券股票。這在當時國內大學極之罕見。
1963年1月，受陶鑄的邀請，陳序經擔任了暨南大學重建後的第二任校長。周恩來曾經說，陳序經是「最善於團結高級知識分子的學者專家，能聘請到一級教授任教的教育家」。
陳序經曾赴美國伊利諾伊大學攻讀政治學和社會學並獲博士學位，回國後涉獵文化諸領域，率先使用了「文化學」的概念，並運用文化學的理論和方法系統研究歷史與現實問題，在1930年代提出了頗多爭議的「全盤西化論」。
陳序經的口頭禪是「我是為教授服務的」。他認為建一流大學就是要抓名教授。對所請的名教授的學術經歷和特長，陳序經不用去人事部門翻檔案，就能如數家珍。
在校園裡碰到教師，年屆六旬的陳序經總要停步問候。學校專門為他配備的小車（由暨大香港校董費彝民捐贈），也往往成了他搭載教師們的巴士。
擔任校長後，他主持制定了暨南大學「十年培養提高師資規劃」，提出要在十年內把暨大辦成一所規模完善、質量優良的重點大學。但一年後，陳序經被調任南開大學校長。
1966年，「文革」開始，暨南大學停止招生，但學校裡還有1000多人。
1970年1月，林彪想把第一軍醫大學搬到廣州，取代暨南大學，就口頭上稱國務院同意將「房子已經空起來」的暨南大學轉交給軍方。2月，口頭通知暨南大學革委會，宣布撤銷暨南大學，並在2月12日確定了搬遷計劃。
5天後，《關於撤銷暨南大學的請示報告》才被起草。到3月5日，廣東省革委會才正式下發撤銷暨南大學的通知。
這一停，又是8年。
1978年10月，暨南大學再度復辦。在此之前的4月17日，國務院批轉了教育部、國務院僑務辦公室《關於恢復暨南大學、華僑大學有關問題的請示》，指出復辦後的暨南大學「以招收海外華僑、港澳同胞和臺灣籍青年學生為主，同時也要招收少部分國內的學生（以國內的歸僑和僑眷的子女為主）」，還特別規定對華僑、港澳學生實行「來去自由」的政策。
根據上級的決定，暨南大學停辦時調到廣州地區4所院校的教職員工，原則上均應調回，分配給4校的原暨大的設備、圖書，歸還暨大。被佔的原暨大校園、校舍也一併歸還。
暨南大學歷史系主任張曉輝，是1986年研究生畢業到暨大工作的。那時候，暨大的校長是梁靈光。1983年3月就任省委書記、省長的梁靈光，同年10月兼暨南大學校長，至1991年6月卸任。
梁靈光與暨南大學的淵源早在1930年代便已開始。暨南大學的救國會就是在校園附近的梁靈光寓所成立的。梁靈光其時在上海讀中學。
「一二·九」運動後，19歲的梁靈光隨暨大學生代表團赴南京請願，火車上遇到了暨大學生朱含章。暨南大學的學生搶佔了火車頭，後來成為梁的夫人的朱含章也到火車頭協助鏟煤。
在張曉輝看來，梁靈光任內的8年，奠定了暨南大學這20多年來發展的基礎。
這8年裡，暨南大學採取適應海外、港澳實際的做法，擴大對外招生。從1980年開始，暨大就實行對華僑、港澳學生單獨命題、提前考試和錄取。1983年和1984年又先後在香港和澳門設立了考場。1985年和1986年報考暨大的境外考生超過2000人。至1988年僑屬子弟已佔暨大學生人數的90％，成為名符其實的華僑最高學府。
1988年，蔣經國開放臺灣同胞回大陸探親。餘乃述教授成為1949年後到母校暨南大學參觀訪問的第一位臺灣暨南校友。
經過臺灣和海外部分暨大校友的長期努力，臺灣的「行政院院長」郝柏村決定在臺灣開辦一所暨南大學。經過幾年的籌備，該校於1995年招生開學，定名為「暨南國際大學」。
(責任編輯：王偉)