本文來自微信公眾號「全媒派」（ID：quanmeipai），愛範兒經授權發布。
對於全世界的湖人球迷來說，2020 年 1 月 26 日是一個註定心碎的日子，科比·布萊恩特在這一天因直升機事故不幸遇難。「黑曼巴」的猝然離世讓很多人掉入到一種極大的不真實感當中，頃刻間，全球社交網絡被籠罩進一片悲傷的海洋，世界各地的人通過文字、視頻等形式對科比寄予的哀思，在過去這兩個月的時間中連綿不絕。
很久以前，我們往往是在電視、報紙上獲悉名人的離世，並在心裡默默消受這份巨大的震驚和悲痛。而隨著社交媒體的迅速崛起，每個個體對逝去名人的悼念可以在公共平臺上得以表達，這也形成了一種不同於往昔的「悼念文化」。
那麼，在社交媒體上悼念逝去的名人之於我們有著怎樣特殊的意義？它又是否會使得我們對待死亡的態度變得輕浮隨意，甚至讓死亡成為一場消費和自我的展演？
本期全媒派（ID：quanmeipai）希望通過反思社交媒體時代的「名人悼念文化」，從另一個角度紀念科比。
隨著 Facebook、微博等社交媒體深度嵌入人們的日常生活，它們不僅是一個人每天花將近三分之一的時間展示和瀏覽「生活」的地方，現在，也在直面死亡的經歷裡扮演著重要的角色。社交媒體的迅速普及，是悼念名人這個行為本身越來越容易成為一場公共事件的關鍵原因。
2009 年，麥可·傑克遜去世時，Facebook 只有不到 4 億用戶，Twitter 只有不到 1800 萬用戶。而到了 2020 年，這兩個數字分別超過了 24 億和 5 億。同時，社交媒體獨特的技術「可供性」（Affordance）為人們的悼念提供了更多可能。
學者 Caroll 和 Landry2010 年的研究就顯示，網上哀悼能夠克服時空阻隔，讓各地的粉絲及時寄託自己的哀思，有效地緩解他們的傷痛。而對於那些文體明星的粉絲來說，這種克服時空阻隔的情感聯結尤為重要。粉絲和明星一般不太可能相識和見面，明星的各類社交媒體主頁往往成為雙方連接的重要場域。當明星猝然離世，他們的社交媒體主頁便成為了某種「數字遺產」（Digital Remain），仿佛一座虛擬世界中的陵墓，繼續承載著粉絲對明星的情感。
學者 Jessica Mitchell 認為，在逝者主頁持續留言，已經成為一種維持生者與死者之間聯結的重要途徑。Lisbeth Klastrup 的一項追蹤演員範·迪賽爾（Vin Diesel）2013-2015 年間 Facebook 主頁內容的研究也發現，迪賽爾在電影《速度與激情》系列中的搭檔保羅·沃克（Paul Walker）意外離世後，他發布的悼念內容往往容易引發兩人粉絲的強烈共鳴。粉絲們利用迪賽爾的主頁傾訴自己內心對保羅·沃克的想念。
科比逝世後，他的微博主頁下也留下了諸如「謝謝你給了我整個青春」、「你帶我走進了籃球世界」等對話式的留言。通過在「數字陵墓」與逝去的明星持續互動，粉絲們獲得了心理上的慰藉。
事實證明，社交媒體高度的可關聯性（Associability）使得陷入到同種悲傷的人們可以抱團取暖。如果說，本尼迪克特·安德森認為印刷媒介的發明創造了民族的「想像的共同體」，那麼社交媒體則是建立了一個能夠通過持續互動建立社交支持、進而讓直面他人死亡的悲痛不再需要獨自承擔的「哀悼共同體」。
普渡大學教授 Heather Servaty-Seib 提到，在自己喜歡的歌手普林斯（Prince Rogers Nelson）去世時，許許多多已經許久不曾聯繫但是曾經一同喜歡過普林斯的好友都在社交媒體上重新開始和他聯繫，一起聆聽普林斯的歌曲，聊起曾經的歲月。他認為，重要名人的離世事件在社交媒體的中介下，甚至可能重塑或強化某個共同體的情感聯結。
2015 年的一份研究也發現，線上哀悼不僅是單純的「哀悼」，更是一種「分享」，哀悼者的敘事身份很多時候是面向其他同輩，他們表達的內容也是在不用與他人直接接觸的情況下期待著他人的安慰。
除此之外，這份研究還揭示了社交媒體哀悼的另一個重要的意義：通過提供一個情感的出口，為原本意味著無意義的死亡賦予意義。哀悼者們往往在講述哀痛的文字中，將逝者比作某種精神的象徵，並與自己的生活發生深層次的關聯。在社會學名著《現實的社會建構》中，伯格和盧克曼就將「交談」稱作一種「重要的維護現實的工具」。通過交談和講述，人們可以組織自己混亂模糊的經驗。在把自己不穩定的情緒向網友傾訴的過程中，他們「獲得了明晰的輪廓」，被安置在生活意義位階的某個位置上。
譬如，在科比去世後，有菲律賓的球迷在推特上留言道：「雖然我之後並不再打籃球了，但科比仍然是我童年記憶中極其重要的一部分，因為共同喜歡他，我擁有了當時最寶貴的幾段友誼。」對科比的紀念，也讓我們更加珍惜生活中這些珍貴的情誼。除了幫助哀悼者「抱團取暖」，社交媒體也在某種層面幫助我們從對死亡的見證中尋找意義。
「便利」這個詞，在悼念儀式中似乎並不被重點考慮。社交媒體提供的諸種「便利」，在很多時候也意外地遭到了許多的批判。
社會學家馬歇爾·伯曼的那句「一切堅固的東西都煙消雲散了」十分適合用來形容當下的網際網路時代。網絡仿佛沒有記憶，熱點更迭的速度不斷加快，可能上一秒刷到了某個名人的死訊，下一秒就會刷出美食博主的視頻。所有本該在記憶中留下深刻印記的事件都在持續加速流動的信息中被衝淡。
大西洋月刊專欄作者 Claire Wilmot 就對線上哀悼頗有微詞。他認為，「社交媒體短平快的媒介屬性使得悼念死亡顯得極為輕浮和簡單，仿佛只需要動動手指就能完成。」碎片化的表達方式更是讓一個即使完全不看籃球的人，也可以通過最簡單的文案完成一次對科比的「雲哀悼」。
Claire 進一步表示：「社交媒體讓分享哀思變得容易，但它卻並沒有塑造一種讓我們對 『失去』 變得更敏感的公共文化。」
事實上，從整個社交媒體創造的哀悼氛圍來看，各種將科比誤當成其他籃球運動員、足球明星乃至歌手演員的烏龍哀悼話術，的確消解了緬懷本身的意義，讓嚴肅的事情變得滑稽。
正如媒介哲學家馬歇爾·麥克盧漢的名言「媒介即訊息」所道，媒介對社會施加的影響並不在於其承載的內容，媒介的技術屬性可以塑造一種全新的信息環境和人們的感知方式。
作為麥克盧漢的忠實擁躉，學者 Gershon 在一次教學中發現了一個有趣的現象，在回答「什麼樣的分手是差勁的？」這一問題時，許多人提及如果用 Facebook 提分手會讓人覺得非常的冒犯。Gershon 據此在自己的著作中提出了「媒介意識形態」（Media Ideology）的概念，不同的媒介的技術特性往往會為同一個內容的表達賦予不同的意義和效果。
Samantha Kemp-Jackson 就認為，如前文所述的那些社交媒體的技術特點讓它顯得更像是一個讓我們放鬆和娛樂的場域，比較適合培育比如自拍和美顏這類文化，而與嚴肅的死亡話題格格不入，在社交媒體上悼念死者總會讓人覺得有些不妥。
除了對死者的不敬，「雲悼念」遭受的另一重質疑則指向悼念者自己，許多人認為這種悼念死者的方式不僅不能夠有效地緩解人們心中的悲痛，反倒可能增加某種額外的焦慮。
情感社會學認為，人類情感並不只是一種生理或者心理機制，而是有著相當大的社會建構的成分，情感被各類文化實踐所界定。同時，情感也並不只包括其內在於心的一面，也存在於對外的社會互動之中，這種情感的呈現受到社會規範的約束，「展示出來的情感」與「被感受到的情感」應該獲得同樣的關注。
因此，作為當代人最常進行「日常生活中的自我呈現」的空間，社交媒體中的哀悼情感具有了某種複雜的表演性。在過往，我們通過社會學習，很熟悉參加一場葬禮時應該如何根據自己的身份得體地表達自己的悲痛。而在社交媒體裡，人們表達的哀傷被放置到陌生人圍觀的放大鏡下，這使得人們對於「什麼是新的哀悼規範」感到無所適從。
巴納德學院的 Sian Beilock 博士作為一個長期研究焦慮情緒的學者，從一次身邊的鄰居離世的事件中發現一個廣泛存在於人群中的問題。每一個在線上對這位鄰居表達悲傷的人，在悲傷之下都藏有一種深深的焦慮，他們焦慮於不知道該如何表達自己的悲傷，也焦慮於不知道「別人會怎樣感知我的悲傷」，甚至有的年輕人會覺得因為自己沒有表現出足夠的悲傷而感到愧疚。
其實，蘇珊·桑塔格早已在《關於他人的痛苦》一書中闡述過這種現代人面對他人苦難時的獨特心理感受。現代傳媒製造的不斷增殖的「苦難」圖像，使得人們對於苦難反倒產生麻木，加之種種結構因素的制約，現代人並不容易將同情轉化為行動，使得同情迅速枯竭，並轉化為沉悶和犬儒。看似距離我們很遠的受難者通過傳媒與我們發生了親近的關聯，但我們從心理上反倒不容易感到真正的切近，並常常從道德的冷漠與麻木不仁中感受到某種無力的憤懣和沮喪。對他人的痛苦感到痛苦，有時確實也會反映為「感到自己無法感同身受」的痛苦。
《英國每日電訊》作者 Alex Proud 也認為，每一個人因名人的逝去而受到的心靈震動程度確實是不同的。然而在社交媒體上，這樣的人之常情卻被轉化為了 Beilock 研究中發現的這些焦慮。這種焦慮不僅是哀悼者的杞人憂天，現實生活中，確實有非常多的人因為自己「沒有表達某種被需要」的哀傷而在社交媒體上受到攻擊。
比如，當科比去世時，有球迷在湖人隊現役球星勒布朗·詹姆斯的社交網站留言：「你為什麼沒有發布一條帶科比照片的悼詞？我不再喜歡你，你只是以自我為中心。」而在 2 月 25 日的追悼會上，「詹姆斯是否出席」也成為了當天球迷圈最大的爭議話題。
Proud 認為，線上哀悼逐漸催生了一批「哀悼警察」（Grief Police），他們總會認為「只有他們的反應是唯一正確的反應」，並以此要求他人。這種「強迫濫情」的擴散會吸引——或者說是逼迫——越來越多的人為了避免社交壓力而加入這次哀悼之中，並表達同樣情感強度的哀傷，反過來也加劇這種強迫。哀悼似乎變成了一個安全的避難所，只有在裡面的人才是安全的。Beilock 認為，此時，線上的這種有些畸形的哀悼倫理已經「削弱了我們真實的感受」，讓每個人的情感反倒不再自由，同時也帶來了大量並不真誠的信息。
每個人回應死亡的方式都應該是不同的，當我們看到許多並不熟悉科比的人在朋友圈「疑似跟風」地悼念時，或許比起簡單指責他們「不配悼念」，更應該反思，社交媒體似乎並不僅僅是給予了我們表達哀思的自由，是否也在某種程度上成為了自由的枷鎖。
通過上文的梳理，我們很容易認為，在社交媒體的哀悼活動中，參與的人只有個體的用戶，卻忽略了另外一些特殊的哀悼者——大公司、跨國企業。
作為與科比一直合作的體育行業巨頭，耐克公司在 1 月 27 日於社交媒體發布了「曼巴永恆」的宣傳海報，並在一個月前科比的追悼會上展示了同名的紀念短片，回顧了記錄了科比崛起的全程，突出科比「永不動搖」「永不言棄」的精神，文字最後定格在「Mamba Forever」，以此來定義科比之於我們每一個人的意義。
企業參與到名人去世的哀悼之中的現象似乎已經司空見慣，但在 Magdalena Kania-Lundholm 等學者看來，這是大型企業利用社交媒體，將粉絲與明星之間的情感連接作為資本增值的工具，粉絲為大型企業進行著無償的「數字哀悼勞動」（Digital Mourning Labour），而這又是數字情感勞動（Digital Affective Labour）的一種。
作為「勞動」的一種特殊形式，加州大學伯克利分校社會學系教授霍克希爾德（A.Horchschild）在其著作中首次提出了「情感勞動」（Affective labour）的概念。通過對空乘人員的田野調查，她發現空乘人員等服務行業從業者們需要時時刻刻在顧客們面前表現出熱情的狀態，就算工作辛苦，也必須壓制自身的負面情緒，時刻以微笑示人，這種藉助情感的自我管理以實現利潤增殖的勞動過程，就是情感勞動最好的實例。某種程度上，明星也是從事「情感勞動」的重要工種，不過 Magdalena 認為，明星的粉絲也在從事著一種情感勞動。
粉絲們在線下參加明星的活動、購買明星代言的產品，在線上點讚轉發偶像社交主頁的內容，其中都包含著粉絲們的認知與情感的投入。這些情感連接能夠非常自然地過渡到粉絲與明星所代言的品牌之間的情感連接，粉絲對賈伯斯、科比的情感認同，也就與他們對蘋果手機和耐克鞋的認同等同起來，為大公司創造出不菲的價值。
這也使得名人的去世成為了某種另類的商業機遇，Magdalena 在研究中指出，這種挖掘名人死亡的商業價值的行為由來已久。
傳統紙媒時代，有研究者就提出報導離世名人的新聞往往聚焦於那些最能引發人們情感觸動的議題，例如道德爭議。而在社交媒體時代，企業往往利用營銷手段將明星的非凡成就與代言的產品品質相連接，並在名人死亡後通過操縱名人的相關圖像，略去 TA 的一些平凡的特質，將其塑造為某種象徵與圖騰，通過社交媒體的內容引發粉絲最大程度的情感共鳴，促使與企業相關的內容大規模傳播，並直接服務於明星代言產品的銷量增長。
不過，Magdalena 的研究也指出，企業挖掘名人死亡的商業價值往往具有極高的風險，可能引來道德上的批評與指責，對品牌公共聲譽產生極大的影響。不只是與名人直接合作的大企業，商業與資本的力量在悼念名人的進程中似乎也無孔不入。有自媒體帳號甚至撰文，指導自媒體如何「高效蹭科比的熱點獲益」。許多鞋商趁機哄抬科比籤名鞋的價格，被指「一場籃球圈的悲劇卻成為鞋圈的狂歡」。社交媒體時代，死亡變得更加容易被消費。
正如學者 Hjavard 所言，我們的社會的方方面面，已經日益被「媒介化」——「媒介不再僅僅是一種互動的渠道，而是以其自身開始形塑我們互動的方式。」社交媒體已經無可避免地對我們的悲傷情感、哀悼行為產生了深刻的影響。
任何新技術總是有著天使與魔鬼的兩副面孔，圍繞利用社交媒體進行哀悼的利弊的爭論，也註定將一直持續。當我們談論了許多有關社交媒體技術屬性所帶來的影響，面對新的哀悼文化有些無所適從的時候，我們也許能從數碼人類學家丹尼爾·米勒（Daniel Miller）的話中獲得一些指導我們行動的啟發。
他認為，「隨著數碼科技的發展，人類被中介的程度其實沒有增加，」曾經面對面的互動其實和數碼技術中介的傳播一樣都是文化的「曲折表徵」，我們之所以忽視了面對面傳播中的框架，是因為這個框架運作得尤為高效。而在數碼傳播科技的使用中，我們的不安源自它們「讓我們突然重新意識到那些在面對面傳播過程中被我們忽視了的框架的存在」。
社交媒體改變了有關死亡的很多東西，但它更多也是線下哀悼文化的延伸。如果我們在真實的線下生活中依然認同共情的力量，依然敬畏死亡，我們就可以相信，未來的社交媒體哀悼會讓更多的人在悲痛中被撫慰，讓更少的死亡被消費。
「Mamba Forever」。
參考資料：
1.A.R.Hochschild.The managed heart: commercialization of humanfeeling.Berkeley: University of California Press，1983.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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5.[英] 丹尼爾·米勒，[英] 希瑟·A·霍斯特：《數碼人類學》，人民出版社，2014.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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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1.https://www.vice.com/en_us/article/8qgppp/how-social-media-changed-celebrity-deaths-in-2016?from=singlemessage
12.https://www.theatlantic.com/entertainment/archive/2016/06/internet-grief/485864/?from=singlemessage
13.https://medium.com/swlh/the-uncomfortable-reality-of-social-media-mourning-3111fe4bf18f?from=singlemessage
14.https://www.psychologytoday.com/us/blog/your-online-secrets/201409/mourning-social-media?from=singlemessage
15.https://www.nytimes.com/2020/02/02/opinion/kobe-bryant-death.html?from=singlemessage
16.https://www.telegraph.co.uk/men/thinking-man/our-public-grieving-over-dead-celebrities-has-reached-insufferab/
17.http://www.madisonboom.com/2020/02/25/kobe-bryant-is-forever-in-nikes-mamba-tribute/
題圖來自：CNN