金邦平，在清末和民國初年是留學歸來的眾多人士中的佼佼者，但是，這批最早期的留學生在日本留學期間的生活則鮮為人知，因此，介紹金邦平的文章中經常出現一些錯誤。本文的主要目的就是追蹤金邦平的留學生活。
記得以前曾經在天津著名的五大道（馬場道、睦南道、大理道、重慶道、成都道）上散步，這裡曾經是英國租界，1920年代陸續建造大片洋房，聚集了2000多所歐洲各國建築風格的花園式建築，成為天津最高檔的住宅區之一，在民國初年曾吸引不少北洋政府的軍政工商各界要人入住。
1920年代，中國政局動蕩，朝政更迭變幻，北洋政府內閣包括總統、總理、總長、督軍、省長、市長等各界名流人士下野後來到天津，隱居在外國租界裡。天津不斷工商業發達，距北京交通方便，而且外國人開設的教會學校很多，可以為子女提供高水平的教育，治外法權的英國租界成了避風港，當年有政界要人百餘人在此寓居，金邦平就是其中之一。
小時候途徑五大道，並未對那些洋房產生絲毫興趣，時隔幾十年，重遊此地，自然對那些歷史名人的故居產生了興趣，當筆者走到重慶道（舊劍橋道）114號時，偶然看到金邦平的舊宅，不覺停下腳步，細細地觀賞了這座金邦平舊居二層磚木結構仿德庭院式樓房，在眾多巴洛克風格的建築中，金邦平的舊居設計簡潔，線條明快，二層中部設有梯形陽臺，頂部為多坡屋頂，保存十分完好。
金邦平是何許人也？現在可能知道的人寥寥無幾，但是在北洋時代，他可以說是一位風雲人物，1902年（光緒28年），他留學回國後受到袁世凱的賞識，擔任直隸總督袁世凱的文案（秘書），1905年被首批授予進士出身，出任翰林院檢討。
正因為金邦平仕途通暢，扶搖直上，受到留日學生激進派的痛恨，陳天華在《民報》上撰文《醜哉金邦平》，痛罵他回國做滿清政府的奴才。
儘管歷史上對於激進派和穩健派的評價不同，但從今天的觀點來看，金邦平獲得官費在東京留學，學成之後回國效力，在政府任職，參與推進國家現代化進程，並憑考試成績取得進士身份，無可厚非。
金邦平隨即進入考察政治館（後改為憲政編查館），參與憲法起草工作，後又歷任北洋常備軍督練處參議，天津自治局督理，資政院秘書長，可以說前途光明。
金邦平作為留日學生的政府官員，受到日本政府的關注，日本外務省編制的內部資料《改訂 現代支那人名鑑》中，詳細介紹了金邦平的履歷。
民國成立之後，1912年，金邦平出任中國銀行籌備處總辦，1914年任北京政府政事堂參議，翌年3月，又任北洋政府農商部次長，同年還兼任全國水利局副總裁，1916年出任段祺瑞內閣農商部總長。
1920年就任上海啟新洋灰公司經理，27年回到天津辦實業，1938年任耀華學校校長。
由此可見，金邦平在清末和民國初年是留學歸來的眾多人士中的佼佼者。但是，這批最早期的留學生在日本留學期間的生活則鮮為人知。本文的主要目的就是追蹤金邦平的留學生活。
金邦平生於1881年，出身於安徽省徽州府黟縣漁亭鎮瑪坑村，他的父親金應慈舉人出身，曾受到直隸總督李鴻章的器重，擔任北洋武備學堂教習。
1880年代，金慶慈攜家人來到天津，金邦平從小在天津讀書，後考入北京匯文書院學習，1895年，天津海關道盛宣懷在天津創建北洋西學學堂，金邦平是該學堂律例學科首批學生，1896年改為北洋大學堂，下設一等學堂和二等學堂。金邦平是二等學堂的學生。
1899年3月11日（有報導稱3月13日），金邦平與北洋大學堂和北洋水師學堂以及天津武備學堂的學生們——其中北洋大學堂一等學堂3名（黎科、張煜全、王建祖），二等學堂3名（張奎、金邦平、周祖培），北洋水師學堂6名（安慶瀾、高淑琦、蔡成煜、沈琨、張鍈緒、鄭葆丞），天津武備學堂8名（張鴻逵、李士銳、蔣雁行、張紹曾、賈賓鄉、陸錦、李澤均、王廷楨）共20人，由先拔候補千總石輝玉率領，從上海乘神戶丸，途徑長崎時，曾登岸遊覽，然後前往橫濱，上岸後乘火車到達東京，這是北洋大學堂第一次派留學生赴日本留學。
本來北洋大學堂的6名學生來日學政治和法律，北洋水師學堂的6名學生學海軍，武備學堂的8名學生學陸軍，但是日本海軍拒絕接收留學生，於是北洋水師學堂的6名學生只能和北洋大學堂的學生一起先學習日語。
3月31日，金邦平一行12人由日本外務省安排，先進入日華學堂補習日語和文理科基礎課程。日華學堂是外務省委託東京帝國大學的講師高楠順次郎於1898年6月創建的預科學校，最初接收了浙江求是書院（浙江大學的前身）的4名學生（錢承鋕、陸世芬、陳榥、何燏時）。
9月以後汪有齡和吳振麟入學，1899年1月，又接收了上海南洋公學（上海交通大學的前身）派來的6名學生（章宗祥、富士英、雷奮、胡礽泰、楊蔭杭、楊廷棟）。
金邦平一行12人是第三批學生。
堂監寶閣善教（後排中）和浙江求是書院的學生
眾所周知，北洋大學堂和上海公學都是盛宣懷為辦理洋務而設立的新式學堂。這些學堂的學生中有一部分被公費保送到美國和日本留學。
金邦平初到東京時，東京只有兩個接收清國留學生的預備校。
一是嘉納治五郎的私塾。
二是培養陸軍軍官的預備校成城學校，
該校於1898年7月設立清國留學生部，主要負責清國政府派遣的武備學生的教育。
這個時期，清朝地方政府派遣並經由日本外務省接收的留學生，武備生進成城學校，文科生進日華學堂。除此之外，橫濱還有一所大同學校，主要接收自費來日的學生。
金邦平以及北洋大學堂的學生與浙江求是書院，上海南洋公學的學生不同，他們在天津時已經跟美國教師學習了專業課，因此進入日華學堂補習日語不久，6月便要求去帝國大學旁聽專業課。
但是，帝國大學已經開課，中途不能旁聽，於是，日華學堂的老師帶他們參觀帝國大學的校園，積極和大學聯繫9月以後旁聽事宜。
金邦平在日華學堂學習期間，正是寶閣善教擔任堂監，負責管理學堂教育和日常管理。田代直樹任舍監，監督日常生活。寶閣當時雖然堂監，但還是帝國大學文科大學史學科三年級學生，平時和學生們吃住在一起，和學生們交往最多。
再看其他的任課老師，1898年6月，日華學堂創建之初，高楠順次郎是東京帝國大學講師，梅原融是慶應義塾文科畢業生，而且曾經在京都西本願寺文學寮教授兼舍監，海野詮教和林田源太郎是東京專門學校畢業生，吉川壽次郎是帝國大學醫科大學三年級學生，櫻井義肇是文學寮教授。
為了管理學生生活，學堂按照訓育的理念，通過集體生活，陶冶學生適應社會生活的能力。
萬幸的是《日華學堂章程要覽》保留至今，第四章是宿舍的規章制度。
第一條～第三條是作為學生的基本準則。
第四條～第六條規定了上課時聽講的態度，行禮、肅靜、禁止閒談，規定得相當細緻，這是當時日本學校教育的基本方針。
第七條～第十七條是宿舍的基本規章，其中包括共同生活中需要遵守的禮貌。
第八條和第九條要求學生在房間裡保持肅靜，看書時禁止朗讀，不準至他人房間閒談等，規定相當嚴格。
同時，老師們不允許學生們出入料理店，以免學生們受到陪酒女的勾引，沾染上不良風氣。
日華學堂的總監 高楠順次郎
而且，宿舍中平時禁止飲酒，只有逢年過節時允許少量飲酒。這是因為高楠、寶閣、梅原、櫻井等日華學堂的教師大部分都是反省會成員，他們在京都西本願寺文學寮讀書時就戒菸戒酒，因此他們也將這一宗旨引入宿舍管理之中，致力於培養留學生們具備高尚的品德。
隨著學生人數的增加，高楠和寶閣等商議制定堂規，明確規定「晨起、就寢、飲食、散步」等日常作息時間。
日華學堂作為外務省委託東京帝國大學講師高楠順次郎設立的預科學校，對於學生們的日常起居照顧的十分周到。
為了滿足留學生們的要求，總監高楠特意派學校的廚子去三崎町的嘉納塾參觀，學習如何做中國菜，而且還叫來賣牛肉的店主，讓他們提供豬肉。當時的日本廚子既沒吃過中國菜，甚至沒見過中國菜，也不知道如何用豬肉做菜。
來自北方的學生們吃不慣大米飯，於是，駐東京的大清國公使館逢年過節都邀請這些學生去公使館進餐，而且還經常派人送來麵粉和肉罐頭。
這是因為留學生們不習慣日本的粗茶淡飯，《日華學堂日誌》中仍然記載了學生們因為食堂的飯菜味道不佳，數次與舍監發生衝突的事件。因此，高楠多次召集學生們談話，解決問題。
暑假，日華學堂還特意組織學生去鹽原避暑，22個學生去避暑，學校特意派3位老師率隊，還帶上3個廚子和傭人照顧生活，而且還包了一節火車車廂，可以說無微不至。
避暑的時候，正值光緒皇帝生日，帶隊老師還在當地的楓川樓飯莊設宴慶祝，學生們自製黃龍旗布置會場。而且，正巧文部省的局長澤柳政太郎和參事官野尻精一也在當地避暑，老師們特意請來為學生們講演。
當學生們遊山玩水時，巧遇遇到著名的文人島村抱月，當即引起島村的好奇，經過採訪之後，島村在《讀賣新聞》（1899年8月21日）上刊登隨筆，盛讚這些遠道而來的大清國留學生是「活潑有為的好青年」。
學生看到旅館的午飯配香魚的時候，對老師說道：「這在我國是餵貓的，不是給人吃的」。鹽烤香魚是夏季日本人喜愛的風味，香魚生長在山間的清流中，天然的香魚至今仍然是訪問鹽原的遊客追捧的美味，但是，飲食習慣不同，就會造成如此的誤會。
由於飲食習慣不同，水土不服，造成很多留學生到東京之後身體不適，感冒發燒，腹痛，患胃病，腳氣，肺結核，或者神經衰弱的很多，影響學習。
金邦平在日華學堂讀書生活的時間雖然只有半年，但是，這裡的老師為他們開啟了了解日本的大學和社會的大門，第一任堂監中島裁之（1898年7月19日-9月20日）和第二任堂監寶閣善教（1898年9月25日-1900年10月）課餘飯後以及周日經常帶著學生們去散步，去小石川植物園看花草、去上野動物園看猩猩、到飛鳥山等各種地方遠足，讓學生了解日本文化，還在上野公園參觀油畫展，去淺草公園登凌雲閣瞭望臺，觀賞東京的街景。以此增長見識，豐富他們的留學生活。
日華學堂的學生，最多的時候達到26人，除個別自費生退學以外，1899年9月，日華學堂的大部分學生轉入舊制高中、帝國大學和東京專門學校（早稻田大學前身）深造。
其中7名學生（何燏時、陳榥、陸世芬進入工科，汪有齡、吳振麟、錢承鋕、章宗祥、胡礽泰）進入法科進入第一高等學校學習，開創了留學生進入日本舊制高中讀書的先河。富士英、雷奮、楊蔭杭、楊廷棟、王建祖、周祖培進入東京專門學校。
另外11人作為選科生進入東京帝國大學文科和工科深造。黎科、鄭葆丞進入土木工學科；張煜全進入政治科；金邦平進入農學科；沈琨、張鍈緒、高淑琦進入機械工學科；安慶瀾進入造兵工學科；張奎、蔡成煜進入應用化學科學習。
金邦平在帝國大學農學科學習一年之後，轉入東京專門學校留學。金邦平為什麼從官立的一流大學轉入私立學校讀書呢？
其中大概有兩個原因。
其一是金邦平搬入帝國大學農學科的宿舍，獨自一人在日本學生中生活，因交流不暢和孤獨感等，無法適應新環境。轉入東京專門學校，可以和北洋的同學們一起讀書。
其二是在帝國大學學習時是選科生，即旁聽生，只能旁聽兩年，無法獲得畢業文憑。
當時，清國留學生人數不多，由1896年的13人逐年增加，1899年增至100多人。隨著到東京留學的人數增加，留學生之間橫向交流日益頻繁，1899年秋，清國留日學生第一個社團「勵志會」在東京成立。
1902年，成員最多時有44名，其中自創始時日華學堂出身的學生就有17名，據曹汝霖的回憶，他們定期召開學術研究和討論時事問題的討論會，加深友誼。
會員來自江蘇、浙江、湖北、湖南、直隸、安徽、廣東、福建等地，其中早期派遣留學的浙江、江蘇、湖北佔大多數。而且，他們來自東京的不同的學校，他們超越地緣因素，萌生國家意識，根據政治主張形成了穩健派和激進派。
激進派組織留日學生結成革命團體，參加早期革命運動，對其後東京青年會、軍國民教育會、清國留學生會館、中國同盟會的形成都產生了重要的影響。金邦平則屬於穩健派。
後排左起 蔡鍔、呉振麟、馮閱模、高逸、章宗祥、曹汝霖
前排左起金邦平、陸世芬、王璟芳、吳祿貞、張紹曾、錢承誌、範源廉
1900年5月，金邦平和日華學堂的同學陸世芬、雷奮、楊蔭杭、楊廷棟、富士英、周祖培、章宗祥、錢承鋕、呉振麟等又成立了譯書彙編社，參與出版月刊《譯書彙編》，翻譯政治和法律方面的文獻。
譯書彙編社最主要的貢獻是首次向中國人系統地介紹了當時西方政治學或國家學以及法學等方面的基本內容，對於推動近代中國憲政建設和引介西方政治學理作出了貢獻。
1901年9月，清廷下旨將各省書院改設為學堂，各地陸續出現一批官辦和私立學堂，教科書成為迫切需要。譯書彙編社成立之後，又組建了教科書譯輯社，主要翻譯出版中小學教科書。
由此可見，當時留學生們對於翻譯和推廣新知識的熱情以及教育救國的政治理念。他們的譯書工作對中國近代教育做出了貢獻。他們翻譯的教科書中的各種詞彙隨後通過學堂教育在中國普及，這也就是當代漢語中很多詞彙和日語相通的原因。
譯書彙編社最初的名稱是」勵志會譯書處」,發行人是沈翔雲，但地址是在本鄉區東片町一四五番地,也就是日華學堂的校舍,第1期（1900年12月）-第8期（1901年10月）的發行地址之一就是金邦平的住所，即牛込區喜久井町二十番地，因此，日華學堂的學生在其中擔當主要角色，金邦平是《譯書彙編》的主要編輯。
1902年，留日學生骨幹發起開設清國留學生會館倡議時，範源廉等7名留學生組成了起草委員會，其中就有呉振麟、章宗祥、金邦平3人。留學生會館成立之後，在當時是留學生的大本營、俱樂部、出版總部、講演所。
會館的幹事還負責去橫濱迎接新到的留學生，為人生地疏的學生安排住宿，介紹學校，還為留學生升學向公使館做擔保，同時，還開設日語補習班，為剛到東京的留學生排憂解難。金邦平、呉振麟、錢承鋕、陸世芬、章宗祥作為幹事發揮了重要的作用。
作為留學生的領袖，金邦平在留學期間，思想屬於溫和派，與激進派形成鮮明對比。
1901年底，李宗棠以安徽省特派官，二品頂戴按察使銜湖北候補道的身份到東京考察，金邦平等安徽籍學生以及曹汝霖和章宗祥等人多次上門拜訪，請李宗棠向駐日公使蔡鈞開設會館事宜。
通過開設留學生會館，擔任幹事，金邦平和訪日的官員以及使館的公使等交流頻繁，這也為他們回國後的任官增加了人脈。
以往對於留日學生的評價，只有激進的，革命分子受到重視，而像金邦平這樣的溫和派往往被忽略，這是不公平的。
在特定的歷史環境下，參加同盟會，追隨孫中山鬧革命，推動歷史進程的受到重視可以理解，但是從中國近代150多年的現代化進程中，眾多穩健派的學子在行政部門，法律界和教育界發揮了應有的作用，他們的事跡應該得到彰顯，應該受到後人的尊重。金邦平，就是其中之一。