2015年11月26日訊，以讀慣了傳統歷史教科書或故事性歷史敘述的人來看孫隆基先生的三卷本《新世界史》，往往有耳目一新的新鮮感，隨之而來的是一種閱讀阻力：它不僅是一部人類文明史，也雜糅進了大量的考古學、地理學、人類學等領域的內容與史料，比起敘述，更注重實證，更有說服性。事實上，孫隆基先生受法國年鑑學派（20世紀的一個法國史學流派）影響很深，該學派認為，歷史是全面的、整體的，包羅了人類活動的各個領域，必須借鑑其他社會科學研究的方法。
古埃及、古印度、古巴比倫、古中國，這是所謂的由大河孕育出的「四大文明古國」。在多種版本的世界史敘述中，人類文明的開端皆由這四大塊地域講起。隨著文化向公眾的普及，這一概念也早已從歷史敘述進入人們的常識，成功喚起了仍生活在這些地域的人們的自豪感。
然而，孫隆基先生卻令人耳目一新地提出，必須要突破「四大文明古國」的「窠臼」。在《新世界史》第一卷第二章中，他專門論述了這個問題。他認為，「古國說」是一個當代化的概念，雖然更符合今日民族主義的需要，卻有礙於說明人類文明的起源，模糊了遠古文明起源的圖像。
他用大量考古學、人類學材料證明，農牧業起源地並不在大河流域，而在山地；各「文明區」也絕非是孤立發展的狀態，而是有著綿延不絕的聯繫。譬如西亞、北非地區的「新月沃土」被視為是兩河文明的發源地，孫隆基先生由此詳細考察了約旦以色列高地、土耳其境內史前遺址、埃及和「環阿拉伯遊牧—放牧複合帶」等，勾連出它們之間相互的關係，也勾連出農業和畜牧業之間的聯繫。
「四大文明古國』乃一種完全從農耕文明角度看世界的執念，它將遊牧與放牧地帶屏諸『化外』。」孫隆基先生在農耕帶之外，亦相當重視草原帶，努力將其納入世界史的構成當中，以此來突破「四大文明古國說」，扭轉牧業是次於農業的低級階段這一成見。
外交學院政治學教授施展則認為，「四大文明古國說」的問題在於，這個說法預設了人類文明史從一開始就是可以以國別、民族來進行敘述的，但事實上，國別、民族的概念直至後代才得以生成。而待其生成後，方才有了人們對於這些概念的認同。人們重視「古國說」，亦是一種對於「認同」的需求，因為似乎只有這樣，才能最為便捷利落地人類文明找到一個貌似輪廓清晰的起點，將其追溯得非常久遠，而不至於斷裂並留下許多疑團。特別是那些包括中國在內的「古國人民」的大力推崇，更是在以這種方式來證明本國文明的偉大意義。
著名考古學家蘇秉琦感嘆中國歷史教學受制於兩個怪圈：一為根深蒂固的中華大一統觀念；另一為把馬克思提出的社會發展規律看成是歷史本身。「於是，本來不同文化之間的關係，如夏、商、周、秦、漢便被串在一起，像串糖葫蘆一樣，一根棍串下來，成為一脈相承的改朝換代。」
孫隆基先生亦深深有感於此，提出中國文明起源不應「畫地為牢」，單純強調「大一統」。他認為，中國有一種根植於思想意識深處的「大中央主義」，因此儘管幅員遼闊，卻只有一個統一的「北京時間」，不像俄羅斯有11個時區、美國有4個時區。
在中國早期考古學中，「大中央主義」亦在發揮著作用。上世紀20年代，中原黃河流域的仰韶文化、龍山文化接連被發掘出來，遂立刻被樹起界碑，分別成為了中國新石器盛期和新石器晚期的「中央時區」。至於後來發現的眾多遠古遺址，便都被視為被仰韶或龍山影響、輻射到的邊緣區，如衛星般眾星拱月。
一時間，「山東龍山文化」、「杭州灣龍山文化」、「湖北龍山文化」等滿目皆是（後來意識到「過載」，才分別被命名為「大汶口文化」、「良渚文化」、「石家河文化」等）。這種命名方式無疑是來自於對所謂「中原文化」的信奉，卻大大忽視了它們相互之間不同的文化特徵與來龍去脈。
孫隆基先生將這種「執念」稱為「黃土帶的迷思」。「因為中國人自身認同就有一個是『黃』，祖宗是黃帝，黃土帶又是仰韶文化、龍山文化的溫床。」中原主義的觀念認定了中華文化是單核發展的，而把長江流域和長城以北的地帶都雙雙排除在外，認為它們不具備獨自生成、成熟的資質。
「中原主義」的史觀由來已久，它並非是偶然形成的，而是來自於民族主義式的認同需求——對一種無斷裂的民族史敘述的需要。因此傳說中的炎黃被彌接上了，堯、舜、禹和三代彌接上了。而導致「中原主義」的最直接的原因，則是後世掌握話語權、書寫歷史的是中原人、漢族人、農耕民族。「在大一統的傳統下，我們自然無法接受中原是多元的、網絡型的歷史，無法接受多核、共生、逐漸融合的過程。」但漢族雖是中國的，中國卻不是漢族的，將中國史等同於漢族史，我們的歷史敘事便只能是殘缺的半部史。
在我們素來所接受的教育中，匈奴一直是以「敵人」的面貌出現在漢民族的歷史敘述當中的，類似蘇武牧羊、昭君和親、衛青霍去病抗擊匈奴的故事流傳甚廣。在這類故事中，被頌揚被謳歌的都是漢民族的品節，或威武不屈、或深明大義、或有勇有謀。然而仔細想想，我們對那個在長城以北以遊牧為生的「鄰居」，從事實上到底了解多少呢？漢族大敗匈奴後，匈奴向歐亞大陸腹地更深處撤退，又去了哪裡呢？
孫隆基先生向來重視草原帶不亞於農耕帶，因此也非常關注匈奴的問題。在綜合考察了亞歐大陸的語言、種族和地理狀況後，他勾勒出一幅匈奴民族的全景圖。匈奴民族崛起的地方是蒙滿草原，大漠環境苦寒，他們需要依靠南方農耕文明的物資供給，便開始和漢民族交換馬匹和皮革，但更多的，則是靠南下搶掠。
戰國時期，中國分裂為多個邦國，力量有限，北方遊牧民族尚可以小股南下活動，便雙雙呈分散狀態。但隨後，正南方的中國出現了秦漢的大一統，面臨這個挑戰，草原族群也凝聚成了一個大一統的北方帝國，由此開始了和農耕帝國的持久對抗。孫隆基先生認為，兩個帝國恰似一對鏡像，「匈奴帝國仿佛是生在漢民族帝國鏡中的倒影」。
漢武帝時，漢民族開始大規模地反擊匈奴，直到東漢中期，方才終於將這個北方邊患解除掉。匈奴帝國被瓦解後分裂，南匈奴歸附漢朝，北匈奴留居漠北並逐步西遷。魏晉南北朝以後，這個民族漸漸淡出漢族歷史敘述的視野。孫隆基先生繼續考察了匈奴經中亞進入歐洲的軌跡，認為他們比哥特人更早進入羅馬帝國。
中亞的「匈人」和匈奴到底是什麼關係，在學界依然是個學術爭議點。但孫隆基先生著眼於世界史，希望將匈奴從漢民族的「敵人」身份中脫離出來，放到世界史中去觀照。「匈奴作為一個時代，由東到西，有時區的差別。匈奴時代在東方結束得最早，在西方結束得較晚。」