2020年春天，美國疫情爆發，哈佛大學自創始以來第一次在學期中間停課，比較文學學者丹穆若什教授，在3月初取消了年內所有的旅行，他回到布魯克林家中，像許多在美國東岸居家隔離的民眾一樣，迄今已經很久沒有出門了。從上周開始，他在哈佛大學網頁上開始每天發布一篇文章，每天討論一篇世界文學經典，丹穆若什教授預期在八十天內完成一次世界文學之旅，如同凡爾納《八十天環遊地球》中的福克與路路通那樣，他預定的路線從倫敦出發，途徑巴黎、開羅、耶路撒冷、加爾各達、上海、南北美洲，直到再回到倫敦。這個環遊地球計劃的世界性，還體現在從第一周開始，已經有多種語言的翻譯也同步進行，包括阿拉伯語、土耳其語、羅馬尼亞語、德語的翻譯，以及中文翻譯。
土耳其作家、諾貝爾文學獎得主帕慕克曾說，丹穆若什是世界上讀書最多的那個人。丹穆若什或許就像老歐洲的文藝復興人，當文明晦暗不明的時候，他會通過自己思想的燃燒，讓思想和藝術的光明延續下去。八十本書環遊地球，既是重構世界文學的版圖，也是為人類文化建立一個紙上的記憶宮殿。這記憶既是丹穆若什個人的，也屬於近五個世紀以來世界的共同文化記憶。這個獨特的寫作計劃，體現了在危機時刻不退縮的人文力量，當病毒流行的時候，有人依舊在自己的書桌前讀書、寫作，為黑暗的天地燃燈，給予人間一種希望。
丹穆若什教授曾在我攻讀博士學位期間，作為我的導師之一，引導我閱讀歐洲小說和文學理論，他的睿智與幽默，淵博與洞見，思維的清晰和語言的犀利，都令我佩服不已。我曾在2003年《上海文學》的西風專欄，撰文介紹他寫的一部形如小說的理論著作《思想聚合》，那是丹穆若什教授的名字第一次出現在中文裡。此後我主持翻譯了他最重要的一本書《什麼是世界文學？》。如今我很樂意擔任召集人來組織《八十本書環遊地球》的同步翻譯計劃，既是讓自己重溫當年讀書的快樂，也是與廣大中文讀者共享這一個美妙的旅行。在幾乎所有的跨國旅行都被取消的時刻，這樣的文學行旅讓我們有機會反思自身，並看清世界的形狀，理解文明的來龍去脈，或許也在心理上做好準備，在疫情結束後去面對一個很可能不同以往的新世界，而在此之前，則有必要重溫和清理屬於個人與人類整體的記憶。
丹穆若什著《什麼是世界文學？》在此我要感謝丹穆若什教授的信任，感謝所有熱情參與翻譯工作的譯者朋友，感謝在計劃最初階段為我提供幫助的師友——這個翻譯項目從開始構想到基本落實，僅僅用了不到六個小時的時間，在我的經歷中這是前所未有的神速。而隨著丹穆若什在文學版圖上的步子，一起暢遊世界文化的天地，以八十天而言，也是一個恰到好處的長度。在豐盛的夏日到來之際，我們一起加入這場文學的美妙旅途。
八十本書環遊地球：開場白1968年春天，我的九年級英文老師斯塔茲小姐送給我一本書，從而改變了我的人生：這本書就是勞倫斯·斯特恩的喜劇小說傑作《紳士特裡斯拉姆·項狄的人生與意見》（中文簡稱《項狄傳》）。我放下那時已經讀了五六遍的《指環王》，投入一個嶄新的世界：那裡不僅有十八世紀英格蘭生動的風景，鼻煙壺，馬車，紈絝子弟，綠女紅男，半掩在花邊扇子之後的窺視，而且還有一個我從未想像過的虛構領域。斯特恩陶醉於現代小說無限的可能性中，這個形式如此之新，小說這個名字（novel）就宣示了它的新奇（novelty）。他愛用黑色和大理石紋的頁面來打斷敘事，在小說進展了八章之後，他插入一篇獻詞，打算把它賣給出價最高的人。斯特恩把整個世界都灌注在項狄家族那多災多難的故事中，其中巧妙雜糅社會諷刺與哲學玄想，又有詞語的惡作劇和狡猾的性暗示使之充滿生氣。我完全被迷住了。在我到那時為止的人生——足足十五年——中，這樣的小說在哪裡？我到哪兒能找到更多像這樣的書？
項狄成了我的嚮導。在他人生敘事中表達的密密麻麻的各種觀點之中，在某處他提到「我親愛的拉伯雷和我更親愛的塞萬提斯」。我那時對這兩位紳士知之甚少，但既然特裡斯拉姆·項狄認為他們足夠好，他們一定對我來說也足夠好。在我校車停靠站點旁邊的書店裡，我找到了黑色封面的厚厚的企鵝版《巨人傳》和《堂吉訶德》，兩本書的嚴謹翻譯都出自J. M. 柯恩之手。這兩位作家都不負所望，到仲夏時節，我渴望閱讀更多。但下一本在哪裡呢？如今亞馬遜算法的早年版本，企鵝版在封底上，根據讀者所閱讀的書目開出一系列預期會吸引讀者的相似書目。我渴望找到另一本令人欣喜、拉伯雷式的諷刺，於是我決定讀一本標題有著這樣暗示的書《神曲》（
The Divine Comedy，即「神聖的喜劇」）。我很快就發現，但丁那充滿想像力的史詩，不是我渴求的讓人發笑的書，但他的宇宙景觀、憂鬱的言說把我吸引住了。隨著夏天即將結束，十年級的重任快要降臨我的生活，我決定要讀一本深刻嚴肅、描寫塵世之外世界的作品。我告別但丁有著驚人感官享受的天堂中心那朵韻動中的神聖玫瑰，在企鵝版《天堂》封底看到一個完美的標題：尼古拉·果戈裡的《死魂靈》——我很快發現這本書才是我曾經渴求在但丁那裡找到的精彩諷刺小說。正如華茲華斯說的那樣，幸福在感到活著那天的黎明，作為年輕的讀者，這就是天堂。
從那時起，我致力於探究英國文學、歐洲文學和更廣大的世界文學，在這些年間，世界文學研究大幅度擴張範圍。這門學科過去僅集中於少量歐洲作品，如今涵蓋一大批經典作品，從《吉爾伽美什史詩》到《源氏物語》到瑪雅史詩《波波兒烏》，這些書目過去只出現在特別的地域研究課程之中。如今，諾貝爾文學獎和布克獎頒發給了背景更多元的當代作家，如中國的莫言，土耳其的奧爾罕·帕慕克，波蘭的奧爾加·託卡爾丘克，阿曼的約哈·阿爾哈西。我在過去二十年中曾經寫過這些變化，但除了一本關于吉爾伽美什的書算是普及讀物之外，我主要的讀者是學生和同行學者。然而幾年前，由於企鵝出版公司問詢我的意向，我開始思考該如何在歐洲和更多的地區，向更廣泛的讀者介紹今天文學已經擴展的版圖。我該講述一個什麼樣的故事？我該如何塑造這個故事？
文學作品是兩個有所不同的世界的產物——作家切身經驗的世界，和書的世界。它們為作家提供可以利用的資源，將作家們經常是混亂、痛苦的經驗轉化成持久的、讓人愉悅的形式。當前這個計劃也不例外：它取材於我在世界上五十多個國家演講的經歷，從多種多樣的文學探索和小說冒險中得以成形。在我四歲那年，在緬因州波特蘭市，我看了大概平生第一場電影，那是根據凡爾納《八十天環遊地球》改變的美國版本，大衛·尼文扮演超級準時的斐利亞·福克，墨西哥喜劇演員康定弗拉斯扮演他的僕從路路通。我心裡也想著哈羅德·布魯姆的《西方正典》，他對偉大的作品那雄辯、富有個人魅力的頌歌。但在今天對全球文學進行敘述，我需要的人物比他選擇的二十六位作家要更多。凡爾納的「八十」看起來正好合適，這個數目的文學作品，既有足夠的空間，也恰好能討論得過來。根據我自己國外旅行的經驗，我決定差不多根據斐利亞·福克的路線設計行程，從倫敦出發，向東到亞洲，跨越太平洋到美洲，然後回到倫敦。我會回想一些特別有紀念意義的地點和與之有關聯的書，我也有很多計劃要重訪這些地方，重讀這些書籍，既可以看到文學如何與世界相遇，以及思考世界如何為文學注入生氣。
今年年初，我圍繞即將要參加的會議和演講邀請，做了一些旅行計劃。然後新冠肺炎Covid-19來了。我只在2月來得及去了馬斯喀特，但接下來很快就陸續取消了去東京、芝加哥、貝爾格勒、哥本哈根、海德堡的行程。短時間內，環遊世界的旅行大概都得取消。但我究竟想要做什麼？斐利亞·福克環遊地球時乘坐了火車、熱氣球、蒸汽機、大象和驛車，但凡爾納沒有環遊地球。在他漫長的一生中，他從未離開過歐洲，在他於1872年寫作這本小說的時間裡，他沒有離開巴黎半步。他不需要去旅行，因為他可以在他的大都會也即世界之都遇到整個世界。他在巴黎咖啡館裡有了這部小說的構思，在那裡他讀到報上的一篇文章，說火車和蒸汽機能夠讓人在八十天內環遊地球。
但我正在傳染病的爆發中心——布魯克林，就連咖啡館也去不了。我於是想到了另一個文學模式：澤維亞·德·梅斯特的小經典《環遊我的房間》（
Voyage autour de ma chambre）。梅斯特是一個年輕的法國貴族，他曾效力於皮埃蒙特的軍隊，在1790年，他因為捲入一起決鬥事件而被懲罰：法官判決他在租住的房間裡軟禁四十二天。因為不能像往常那樣在夜晚與朋友飲酒，賭牌，和義大利女郎調情，德·梅斯特決定把自己的房間當成一個微縮世界。他模仿同時代富家子弟漫遊歐洲的「大旅行」——十八世紀相當於今天的空檔年（gap year）那樣的安排，他根據房間裡一切事物，從書籍到繪畫到家具，寫了一系列生動的隨筆和小說。
我也可以這樣做，而且我比起梅斯特和凡爾納，更有優勢。他們通過報紙如《世界報》可以在一定程度上了解世界，但今天我們能在網際網路上一起旅行。凡爾納在巴黎一家報紙上連載他的小說，他的熱心讀者在地圖上追隨斐利亞·福克每一步的行程，爭相打賭看他下一步去哪裡，或者他是否能夠及時回到倫敦的俱樂部，他正是在那裡揮霍了自己的全部財富，來賭他自己能在八十天就回來。福克的成功取決於他計劃的極度精準。他所有的鐘表都需要在同一個瞬間報時，他的僕從路路通必須在每天早晨八時二十三分給他端來茶和吐司；如果他給福克的剃鬚水加熱比「法定」溫度低了哪怕兩度，他就會被開除。總而言之，他們主僕二人必須在八十天，一天都不多，跑完全球，福克分秒不差地成功完成了這個任務。很快，這個網站會追隨我們通過八十本書在四個月中的旅行路線，結束的時候我們回到倫敦，我的書也寫完了。
因為病毒，在一個半月的自我隔離之後，日子和星期都變得模糊，似乎千篇一律。一周周一到周五每天讀一本書，現在看起來是個很好的時間表。這計劃至少給我一種幻覺，讓我覺得每天都得上班，須得在截止時間前完成工作，周末能休息兩天，雖然這些時間概念日益變得模糊不清——在這個階段，時間看起來好像靜止了，同時又在不斷的流逝，而在城市裡打破那不自然的沉默的，不是福克的鐘表報時的鳴聲，而是救護車的嘶鳴。
這個網站成為某種日曆，每天都給我們一篇「今日所思」，有圖像、點評和延伸閱讀使之更為生動。同時，這也是一部日記，呈現正在形成中的書稿，其中探索的那些書籍，本身也回應了災難時刻與傷痛的深層記憶。這不意味著我選擇的作品都是關於末日和陰鬱的書。雖然《十日談》裡的年輕男女不得不逃離瘟疫蔓延的佛羅倫斯，在城外避難，但他們講述的那一百個故事卻大多有著幽默和諷刺的性質。我們在這人心唯危的時期也需要文學的避難所，當我們外部的活動受到限制，閱讀小說和詩歌讓我們有一個特殊的機會來反省自己的生活，思考那些在我們周圍的社會和政治鬥爭，而我們同時藉助文學想像的時間與地點，在我們世界亂流之中尋找航向。
在這個方面，我們的旅程與特裡·基裡安的電影《時間大盜》有很多相同點，正如我們與凡爾納和德·梅斯特的作品相同。每一本偉大的書都是潛在的蟲洞，讓我們離家遠行，就像大膽的時間大盜倚靠從「至上時間」那裡偷來有缺陷的藍圖那樣，我們也可以自由選擇任何讀物，著陸於任何地方。我們的作家長期以來做著同一件事，就是洗劫他們繼承的傳統，並向國外尋找在家園找不到的財富。在《芬尼根守靈夜》裡，詹姆斯·喬伊斯的反英雄主人公寫手申姆從近百種語言和文學傳統中借鑑，才寫下「鏘故事（stollentelling）的最後一個詞」。一千五百年前，聖奧古斯丁用「從埃及人那裡盜得金子」這樣的說辭來賦予閱讀異教經典以合法性，這個比喻也是他從《出埃及記》裡借來的。在這個意義上，每一個講故事者都是故事的二道販子。
我們將要遇到的作家，都從他們的本國文化和域外傳統中汲取營養。維吉尼亞·伍爾夫在競爭中與之對話的有約瑟夫·康拉德、阿諾德·貝內特，也有她的英國前輩從狄更斯到簡·奧斯丁，並上溯到理查森、菲爾丁、斯特恩。然而她也（用俄語）閱讀契訶夫，（用法語和英語）閱讀普魯斯特，（用希臘語）閱讀索福克勒斯，在日記裡說她「帶著阿瑟·韋利上床」——不是指人，而是他翻譯的《源氏物語》。我們的民族傳統中珍視的許多作家都廣泛從外國源流中汲取養料來開拓自己的創作。即便某一個作品在純粹局部的語境中寫作，只要它越過自己的疆界，它便進入了新的文學關係。我們也經常看到經典文本被後世作家在不同的情境中用各種方式重訪、重寫。
如同斐利亞·福克的旅行，構成這個計劃的行程非常私人，僅僅一部分會和其他文學旅行者的構建重合。我本人也隨時可以再組一組作品和地點，從墨西哥城到曼谷，等等。我決定的這個行程，只是提供了世界文學的版本之一，並不是某種全球化的「同一世界」文學的統一秩序。這八十部作品也不是意在列出——若借用哈羅德·布魯姆《西方正典》的副標題——「跨越所有時代的作品和學派」。我所選擇的是尤其「世界的」作品，這些作品的寫作，源於它們的作者在反思圍繞他們的世界，以及種種邊界之外的更寬廣的世界，後者或者因為他們的人物走了出去，或者外在的世界撲面而來。
一路之上會有不期而遇，有時則是意料之外的變動、轉向和並行，我希望你們由此可以對長久熟悉的作品獲得新的感受，並收穫興奮人心的新發現。話盡於此。八十本書，在以後的十六個星期，等待我們。就像馬道拉的阿普列尤斯在他的傑作《金驢記》開篇所說，Lector, intende: laetaberis: 傾心吧，讀者，你將心生喜悅。
(本文來自澎湃新聞，更多原創資訊請下載「澎湃新聞」APP)