我翻譯的村上春樹最新長篇《刺殺騎士團長》，3月8日終於正式發行了。不到半個月，三十五萬套（上下冊加起來七十萬冊）就一發而光，眼下正在連夜加印。因為盛情難卻，從3月9日開始去了滬杭甬三地同讀者見面。無論書店裡面還是大學校園，張張笑臉，陣陣掌聲，讓我歡天喜地，如在夢中。不日又要做客北大清華搖唇鼓舌……
與此同時，關於拙譯的討論也多了起來。因我幾乎不上網，原本蒙在鼓裡。經網友指點上網一看，理性的未必理性的，建設性的未必建設性的，心平氣和的慷慨激昂的，沸沸揚揚，可比正規翻譯研討會熱鬧多了。但焦點只有一個：我譯的村上是不是百分之百的村上？或者說我譯的「團長」會不會成了營長或師長什麼的？
其實，「百分之百」問題我在許多場合都說過了。但既然眼下相關的討論如此熱火朝天，那麼我若完全置若罔聞，未免有失風度，有失禮節。所以且容我借「夜光杯」一角再次來個老生常談，也多少算是我這個當事人做的禮節性回應。
對此我想這樣回答：主觀上我以為自己翻譯的是百分之百的村上，而客觀上我必須承認那頂多是百分之九十或者是百分之一百二十的村上。非我狡辯，也不但我，任何譯者——哪怕再標榜忠實於原作的譯者——都概莫能外。說白了，百分之百的原作文體、百分之百的村上春樹，這個星球上哪兒都不存在。其實，甭說《刺殺騎士團長》那麼糾結的大長篇，即使「I love you」這樣再簡單不過的短句，翻譯起來也可能一個人一個樣。張愛玲大家都知道的，有一次張愛玲的朋友問張愛玲如何翻譯I love you，並告訴她有人翻譯成「我愛你」。張說文人怎麼可能這樣講話呢？「原來你也在這裡」，就足夠了。還有，劉心武有一次問他的學生如何翻譯I love you，有學生脫口而出，翻譯成「我愛你」。劉說研究紅學的人怎麼可能講這樣的話？「這個妹妹我見過的」，就足夠了。再舉個外國的例子。日本大作家夏目漱石有一次讓他的學生翻譯I love you，有的學生同樣翻譯成「我愛你」。夏目說，日本人怎麼可能講這樣的話，「今夜月色很好」，足矣足矣。王家衛更絕。據說有一次他讓他的演員翻譯I love you，有的演員譯成我愛你。王家衛說，怎麼可以講這樣的話？應該是「我已經很久沒有坐過摩託車了，也很久未試過這麼接近一個人了。雖然我知道這條路不是很遠，知道不久就會下車，可是這一分鐘，讓我覺得好暖好暖。」
怎麼樣，就算去掉王家衛這種極端的例子，也一個人一個樣吧？上哪裡去找百分之百等於I love you的翻譯呢？
關於翻譯，林語堂有個比喻。他說：「翻譯好像給女人的大腿穿上絲襪。譯者給原作穿上黃襪子紅襪子，那襪子的厚薄顏色就是譯者的文體、譯文的風格。」你看你看，穿上絲襪的女人大腿肯定不是百分之百原來模樣的嘛！何以如此？原因有二。其一，任何翻譯都是基於譯者個人理解基礎上的語言轉換，而理解總是因人而異。其二，文學語言乃是不具有日常自明性的歧義橫生甚或意在言外的語言，審美是其內核，而對審美情境的體悟和表達更是因人而異。按照前不久去世的余光中先生的說法，翻譯如婚姻，是一種互相妥協的藝術。這意味著，翻譯總是在海外異質性、陌生美和本土同質性、熟識美之間保持微妙的張力和平衡。好的翻譯總是介於生熟之間。好比恰到好處的二米飯。一句話，文學翻譯追求的是最大近似值或最佳模擬效果。
對此，村上本人也發表過類似見解。他在《終究悲哀的外國語》中寫道：「翻譯這東西原本就是將一種語言『姑且』置換成另一種語言，即使再認真再巧妙，也不可能原封不動。翻譯當中必須捨棄什麼方能留取保住什麼。所謂『取捨選擇』是翻譯工作的根本概念。」翻譯必然多少流失原作固有的東西，同時也會為原著增添某種東西。流失的結果，即百分之九十的村上；增添的結果，即百分之一百二十的村上。二者相加相除，即百分之一百零五的村上，因而客觀上有可能超過百分之百的村上——這又有什麼不好嗎？要知道，藝術總是介於似與不似之間，本來就不存在什麼百分之百嘛！最後，不妨聽聽上海外國語大學高級翻譯學院謝天振教授的研究結論：「不管怎樣忠實的譯本，也永遠只能是接近，而不是等同於原作。在文學翻譯中，譯本對原作的忠實永遠只是相對的，而不忠實才是絕對的。」