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摘要]槙文彥他們所要保護的並非傳統日式建築，而是留有深刻西洋化記憶的歷史遺存；扎哈的設計與理念固然引領時代的潮流，但也存在導致新一輪「程式化」、「均質化」的危險。
日本首相安倍晉三2015年7月17日宣布，修改2020年東京奧運會主會場「新國立競技場」的建設計劃：「此前的計劃作廢，將從頭進行調整。」有建築界女魔頭稱號的伊拉克裔英國籍建築師扎哈·哈迪德主持設計的「造價最昂貴的體育場館」擱淺。
這主要是出於民意考量。扎哈事務所設計的新國立競技場造價高達2520億日元，近兩倍於1300億日元的原有預算。經歷長期經濟不振的日本，每人要負擔近兩千日元。有些對超高造價懷有異議的人做了統計：按照現行匯率，2008年北京「鳥巢」造價約為30億元人民幣，折合日元600億；2012年倫敦奧運會主體育場造價約為0.5億英鎊，折合日元也才970億。
從2015年4月起，日本國內的消費稅已從5%上升至8%，這樣的額外「消費」讓很多日本人從心理上難以接受。甚至有人開始懷疑扎哈團隊是否有能力控制好成本，又或是項目當中藏有「貓膩」等等。
新國立競技場項目前後歷時三年有餘，扎哈團隊兩易其稿，但處在爭議中的設計方案還是沒能扭轉局勢。
建築師藤本壯介質疑扎哈·哈迪德的設計：「這座體育館與周邊環境、建築的尺度完全不符……這個設計的尺度太大了。」
新體育場太大了
2012年11月，東京還只是2020年奧運會申辦城市之一，日本政府就舉行了奧運會主體育場的設計競賽，由日本著名建築家安藤忠雄擔任評委會主席。扎哈事務所的設計方案秉承了她以往作品中充滿韻律與動感的特色，擊敗了博普樂思、SANAA、伊東豐雄、UNStudio、Cox等著名事務所的方案，贏得第一名。
這個方案中的日本新國立競技場，外形如同一頂自行車頭盔，整體呈流線型，主體結構上有數個橢圓形孔洞，覆以膜結構，具有強烈的肌理感。從場館內部看，猶如身處宇宙飛船。安藤忠雄評價：「流線型和未來的設計體現了日本想傳達給其他國家的訊息，我相信這個體育場將會成為未來一個世紀的世界體育聖地。」
日本建築界並沒有十分在意這個獲勝方案的具體利害，因為那時東京申奧還沒成功。
2013年9月，國際奧委會最終確定東京成為2020年奧運會的主辦城市，依據扎哈團隊設計方案進行東京奧運會場館整體規劃等核心項目進入實操。一個月後，日本建築界似乎醞釀已久的批駁聲高漲，槙文彥、伊東豐雄、磯崎新、隈研吾、藤本壯介等重量級人物，紛紛站出來反對該方案的落地實施。他們認為扎哈團隊的設計體量過於巨大，且與周邊環境嚴重相悖。
日本建築界泰鬥、1993年普利茲克建築獎獲得者槙文彥不僅會同東京大學建築學著名教授大野秀敏編撰專著《新國立競技場有何問題》來陳情痛訴，還廣邀日本建築界名家，組織多場研討會，通過電視、網絡直播，公開批評該方案，震動了全日本甚至整個世界的建築圈。
建築師藤本壯介質疑：「這座體育館與周邊環境、建築的尺度完全不符……這個設計的尺度太大了。」新國立競技場用地周邊，存在著明治神宮外苑等眾多的歷史建築和文化性設施，以及尺度不大的住宅建築。這一區域的建設發展，有著「明治神宮景區內建築物遮蔽率不得超過2%，建築高度不能超過28米」等規劃控制。
如果體育場按扎哈的方案建成，站在750米外的青山大道（路寬約40米），沿神宮外苑東大道（路寬約25米）、西大道（路寬約20米）等四條通路向北望去，周邊那些小尺度的房子將幾乎沒有任何存在感可言。人在這一區域內移動時，最高點70米的體育場巨頂就像總是在頭上懸著。如此大的反差和壓迫感一定不是人們所期待的。
歷史建築明治神宮外苑聖德紀念繪畫館距離項目用地不足70米，自身僅高32米，無疑會受到體育場的巨大影響，此外原國立競技場南側的明治公園、日本青年館也都有著消亡的可能。日本人不僅重視保存、保護古來文化遺存，近現代重要建築的保存、保護也是他們一直在努力研究的領域，這種情況很難讓他們安心接納。
槙文彥認為，典型的西洋式空間構成是明治神宮外苑聖德紀念繪畫館及其庭院的重要特點與價值。而這種西洋風格「是近代日本留下來的文化遺產」，「在整個日本都是罕見的」。面對媒體採訪時他引用了日本古時的著名俳句：「張口欲有訴，秋風吹齒寒。現在吹的也正是這樣的秋風，我作為一個老建築師，如今不得不拿起筆來寫這樣的文章，是為了守住我們的建築文化與風土，希望大家能夠勉為『了解之同情』。」
堂堂日本，「背信棄義」
現代、摩登、流行、國際化是東京的代名詞，新宿、銀座、澀谷也充滿了光怪陸離，可這僅是東京的一面。今天這座大都市的空間構架依舊保有不少江戶時期的城市格局，以及大量充滿傳統生活氣息與東瀛情趣的精巧老屋和歷史街道。東京也不乏各式各樣的大型現代建築，但它們向來多以一種有度的融入或隔離的形式而存在。建築密度極高、用地尺度極小是東京普通街區的現狀與特徵。
扎哈事務所在輿論壓力下，對原方案進行兩輪「瘦身」。建築最高點由70米降至50米；開合式屋頂與造價極高的兩根巨型鋼結構拱梁被省去；整體規模從29萬平方米縮至22萬平方米，原先連接周邊道路的立體通道大幅縮減。日本政府為控制成本，也宣布取消籃球、羽毛球、帆船三個賽場的建設，考慮將籃球、足球等項目的場館設置在東京以外。但扎哈團隊的方案仍舊因極高的造價和超大的體量，未能讓日本社會各界滿意。
安倍晉三正式宣布設計方案廢止，扎哈·哈迪德隨即在建築事務所網站上發表聲明，強調體育場造價高昂並不是設計的問題——2020東京奧運組委會主席森喜朗在7月初就公開批評因為供需失衡導致東京地區建築行業價格飛漲。7月23日，扎哈團隊的負責成員在拜訪日本政府相關人士時表示，保留對解約賠償的追訴權以及希望繼續參與新設計方案的競標。
設計方案廢棄後，日本需支付扎哈團隊20億日元、項目合作方日建設計40億日元，以及其他兩家協力單位6億日元，共計66億日元的棄約補償金。支持與同情扎哈團隊的業內人士仍無法接受這一事實，他們再三強調這次競賽最看重的應該是創造力。就如最初方案勝出時的評論，「奧運會是一個非常大的盛會，因此，能有個如此不一樣的建築讓大家來娛樂一下也未嘗不可。」他們認為日本政府以及日本建築界沒有海納百川的雅量。更有意見認為日本作為一個現代的民主國家怎可如此「背信棄義」。
假如當年也「斷腕」
日本社會「壯士斷腕」的決定令人觸動。反觀吾身，數十年前的北京，如果採納和吸取了梁思成先生的那五點意見，是否還會出現如今這般嚴重的功能混雜、區域不明的局面？
近些年，扎哈·哈迪德也活躍於中國，她設計的廣州大劇院、北京銀河SOHO、望京SOHO，成都當代藝術中心等作品同樣伴隨著爭議。
扎哈設計方案被否決的情況並不是少數。在西方，她天馬行空的構思並沒有太多建成的案例。1994年英國威爾斯卡迪夫灣歌劇院國際設計競賽，扎哈以一組尖銳玻璃建築群方案獲得頭獎，最終也因預算嚴重超額以及文化背景等因素而終斷。2014年她與戶外媒體公司德高集團合作，為英國街頭設計的廣告牌方案，也因「造型醜陋」「功能單一」而為人詬病，當地的建築師同行大多表示難以接受。
臺灣學者阮慶嶽認為：「未來十年我們需要對百年來建築史的現代性去重估，重新檢驗那些『非怎麼樣不可』的東西。希望未來二十年亞洲能有力量對那些力量進行反撲，我們不可能沉默以終……」也有不少學者認為，眾多的日本現代建築作品看似與傳統無關，但不能說他們是抄襲西方，因為從前川國男、丹下健三開始，數代日本建築家的探索與發展，在其作品中無處不保留著他們對傳統空間觀念的理解與闡釋。
槙文彥他們所要保護的並非傳統日式建築，而是留有深刻西洋化記憶的歷史遺存；扎哈的設計與理念固然引領時代的潮流，但也存在導致新一輪「程式化」「均質化」的危險。
東京新國立競技場扎哈方案的存與廢，不僅是一場建築體量與城市空間容量的博弈，也是一場傳統建築文化的傳承、更新、融合與參數化新城市概念的博弈。它更體現了國家民主政治在社會利益與價值問題上的強勢。作為鄰國的建築師，我們從中學到的是堅守，而不是盲從；是對社會責任的擔當，而不是默然。（文/ 崔斌 中國、日本註冊一級建築師；任亞鵬 留日博士、青年設計師）