按：隨著新冠肺炎疫情的發生，人們開始對食用野生動物問題充滿警覺，禁止和整頓野生動物交易的相關規定也被提上議程。儘管，關於何謂野生動物、是否應該全面「禁食」等問題，還有諸多可以探討和細化之處，但可以想見，這番整治勢必會對不少人的既有飲食習慣產生影響。
事實上，關於吃什麼和不吃什麼，不僅是科學與衛生的問題，也是歷史與文化的問題。不同的文明和群體，常常有著各自不同的飲食癖好和禁忌。能否坐在一起分享食物，也成了區分「內群體」和「外群體」的重要標誌。一個比較極端的例子是「不食人主義」，這是非常明顯的食物避忌策略，在很多情況下都被當作劃分文明世界與窮鄉僻壤的野蠻世界界限的工具。
在《飯局的起源：我們為什麼喜歡分享食物》中，劍橋大學考古系教授馬丁·瓊斯以講故事的方式，梳理了千萬年以來「人類」分享食物的歷史：人類近親黑猩猩分享一隻髯猴，舊石器時代晚期狩獵者的大型狩獵，農業起源之後人們在定居活動中的飯局，希臘羅馬時代的經典宴會，現代大學教授們的晚宴……
所以，為什麼人類喜歡組織參加飯局？分享食物如何帶來人類的進化？在什麼情況下，人們會超越家庭在更大的群體範圍內聚在一起分享食物？界面文化（ID：BooksAndFun）經出版社授權節選的以下段落，或許可以部分解答這些問題。
《飯局的起源：我們為什麼喜歡分享食物》 [英]馬丁·瓊斯 著三聯書店 2019-10宴饗的季節（節選）
文 | 馬丁·瓊斯
地點：英國南部多塞特郡（Dorset County）
時間：約公元前3500年
站在蜿蜒的白堊丘陵地的一處山坡上，俯瞰英格蘭南部現代草甸和樹籬，令人印象最深的是一個個的土牆圍成的環繞高坡頂點的防禦圈。這些土牆大約在2000多年前，環繞一處鐵器時代的山頂村落砌造而成。另一組線形土牆建築不太顯眼，年代卻是它的兩倍之久遠，它們沿著山頂中央圍成一個方陣。這個山頂是埋葬死者的地方，是兩處「長冢」之一，是最早的英國農民為紀念他們的祖先而建造的墳冢。此外，他們還在山上挖了很多洞穴，之後又將這些洞穴不斷挖開又回填。這些洞穴之間的空地，在考古學家看來就像一道道長堤，他們稱之為「堤圈遺址」。儘管我們仍舊約定俗成地使用這一稱謂，但是考古發現已經表明，這類假定為堤道的遺蹟遠不如兩側的洞穴來得重要。足夠豐富的證據表明這些洞穴出現了一種新的聚集起來分享食物的形式。考古學家有時會在其中發現多達三頭牛的骨架，還有其他小型動物的骨骼。從保存狀態看，有的骨頭上仍殘留著骨關節，表明它們剛剛被屠宰和消費之後就被掩埋起來。由此推測，單是牛就能提供700多公斤的牛肉、牛下水和油脂，足以養活上百口人。這些掩埋的骨骼留下了豐富的、一次性消費大量食物的證據，另一方面，這種消費卻是遠離火塘，在家外面進行的。像英國其他堤圈遺址一樣，漢布爾登山（Hambledon Hill）遺址也位於居住區的邊緣，這種邊緣既是時間上的，也是空間上的。既然考古學的詳細分析手段已介入，我們就可以嘗試解釋這些邊緣地帶人類早期飲食行為是如何把當時的社會與自然界聯繫在一起的。
轉型中的人類生活
漢布爾登山位於克蘭伯恩狩獵場（Cranborne Chase）旁邊土冢「海洋」的邊緣，有「死亡之島」之稱。在山上的不同地點共發掘出15具人頭骨，其中近一半被很正式地放置在洞穴底部。這些頭顱大部分沒有下頜骨，少數殘留切割痕跡，說明上面的肉曾被有意剔除。遺址周圍出土的其他人骨上也有明顯的割肉和清理痕跡。將這些特徵綜合在一起，說明當時存在吃人肉或用骨頭做法事的習俗，也許二者兼而有之。這些骨骼不僅發現於洞穴中，也出土於那些像小山的皇冠一樣聳立著的長冢當中。看起來，這座山上埋葬的祖先多數是隨生者的活動不斷變動位置的，甚至可能比生者的活動地點變化得更頻繁。
山上的出土骨骼中最常見的是牛骨，上面也留有屠宰的切割痕，這並不奇怪。和人骨一樣，它們顯示出非常正式的葬式。貫穿英格蘭南部的第二大石灰巖山脈科茨沃爾德丘陵（Cotswold Hills），與漢布爾登山同時代的長冢中，我們發現了類似的牛和人之間的聯繫。這些墳冢中的牛骨和人骨均受到同等「待遇」：人骨被燒過的地方，牛骨也被燒過；人骨留有關節的地方，牛骨也有關節；人骨沒有關節的地方，牛骨也沒有。看上去似乎整個家庭組成包括人和牛，二者的生或死都是一件大事，就像食用二者的肉一樣。與家族所在地生長的樹木一樣，人的祖先是宴會的參與者，牛的祖先可能也是。
這些神秘而豐盛的食物是用來做什麼的？回填的坑洞保留著最直接的證據，我們從中能夠獲取哪些信息？許多回填的坑洞已經被發掘並進行了分析，根據這些資料我們再現了一個重複挖掘又立即回填的循環過程，在這個過程中，人們可能還清理過附近的林地。回填的過程中總是要以某種形式向祖先供奉食物，同時為生者提供新鮮而豐盛的食物。他們不斷回到這個特定地點，按照某種周期，循環舉行慶祝儀式和宴飲活動。在這裡，家族之樹將不同家族的領地明顯區分開來。許多回填了的坑洞底部都小心擺放著人的頭顱，這是我們所能看到的祖先崇拜的證據。
漢布爾登山的許多情形，都能與列維-史特勞斯和瑪麗·道格拉斯討論的邊緣地帶行為產生共鳴。邊緣地帶是一個過渡地帶，這裡變幻莫測，是性交、死亡和危險經常發生的地方。每隔一段時間，就有親密的家族和來自遠方的陌生人到這裡會面，並分享燒烤食品和發酵飲料，這是典型的被列維-史特勞斯稱為「外烹飪」或「露天烹飪」的場景。邊緣地帶不是日常生活的地方，也不是生火做飯、取暖的地方，而是一個舉行特殊儀式的場所，如誕生禮、成人禮、婚禮和葬禮等。這些人生中社會性和生物性的轉折點，都得到這裡度過。在這裡舉行的宴會，是為了建立容納更多人類和牲畜的部落，超越單個家庭的界限形成一種普遍的認同感。宴會也是不同網絡的聯結點，這些網絡使距離更遠的處於不同社會和環境的群體聯繫在一起。
《酒神巴庫斯》 委拉斯凱茲 1628年禁忌的食物
漢布爾登山位於兩條河流之間，古人無疑會沿著岸邊撿些大鵝卵石當作石錘使用。這裡也許還是一個捕鳥和打魚的好地方，但在遺址中只發現了極少量的鳥類骨骼，魚骨一點兒也沒有。這些相對易碎的鳥骨和魚骨沒有被發現的原因可以有多種推測，它們或許沒能被保存下來，或者即使保存下來了，考古發掘時卻沒有找到保存的地點。不過，鳥骨和魚骨的缺席卻與另一批肢體遺存有相似之處。正如我們剛才談到的，坑穴底部的人骨在舉行儀式之前就被割去了肉。然而，這種被割去肉的人骨反而利於另一類蛋白質的保存，即骨骼本身包含的膠原質，它是進行同位素分析的理想材料。
在第5章中，我們將尼安德特人與早期現代人進行了同位素比較，現在我們使用同樣的方法，將漢布爾登山遺址出土的51具人骨與三組已知來源的人群進行對比。第一組是食用過大量魚類的人群，第二組人群的食物中海產品佔了一半，第三組人群則只食用陸地食物。研究結果表明，漢布爾登山人骨樣品不在這三組人群範圍之內，且沒有任何與之重疊的現象。這說明遺址中沒有出土魚骨並非偶然現象，儘管如此靠近河岸，他們並沒有以魚為食。
為什麼不吃這些伸手可得的食物？這是人類學家頗感興趣的話題。事實上，任何人類群體，在面對大量無毒的、可食用的食物時，儘管這些食物富含蛋白質、碳水化合物、脂肪和維生素，人們仍然會拒食其中至少部分種類。在今天的社會中，仍然有人對某些節肢動物如昆蟲、樹蝨、蠐螬等，過於神經質；同時卻將它們生活在水中的近親如螃蟹、龍蝦、螯蝦等，奉為美味佳餚。這種特別的「禁忌」如此根深蒂固，以致我們已經忘記了它是何時開始出現的，因此也忘記了關注史前社會的人們，如奧哈羅營火旁的古人，何時開始擁有類似的禁忌。另外一些避忌某些食物的行為，背後的含義就不那麼深刻了。有時我們拒吃某種非常美味的食物，是為了標榜自己屬於一個特定的群體，而不是其他群體，這樣做是要將自己區別於外來群體，還會鄙視其他群體喜歡津津有味地食用那些骯髒的、被我們拒絕的食物。在宴會上分享特定的食物，意味著在建立「內群體」的同時，排斥「外群體」。
食物避忌是劃分不同群體的常見策略，以此確定誰屬於這個群體，誰不屬於；誰是朋友，誰又是敵人。這是人類進行分類，「為世界建立秩序」的一個側面反映，它的源頭可以追溯到奧哈羅營地飲食遺存的分布模式。在那裡，食物和食物殘渣被有意識地分開，有的遠離營火，有的則圍繞營火四周，還有的被存放在棚屋裡。儘管這種以親密分享食物為中心來安排空間布局的方法適合維持和確認家庭內部的親密關係，但是對於更大的群體而言，還需要與之不同的、更為簡便的象徵形式，這些象徵有的在考古遺存中保留下來，有的則沒有，比如說，許多人的外表裝飾或許都沒能保存下來。但通過類似於對漢布爾登山食物遺存的研究方式，還是可以發現某些群體的食物避忌策略，無論在早期農業社會，還是在我們這些觀察者中間。我們可以推斷，生活在漢布爾登山上的部落不吃魚，他們可能認為吃魚是一件很噁心的事情。同樣，我們自己可能對那些從大量人骨上割肉的行為也感到不舒服。從人骨上將肉切割下來，並不能與食人肉畫等號。但是，漢布爾登山遺址發現的人骨的保存狀態還是使我們不禁起疑：山上的來賓們會嗜食彼此的血肉嗎？
《火雞派和萬曆果盤》 克萊茲 1627年群體之間的最終界限
數個世紀以來，食人的話題一直吸引著西方學者，他們已經從不同的方面進行了探索和分析。拜讀了許多涉及食人的書籍以後，可以感到作者們都承認這樣一個事實，那就是我們自己是排除在食人族之外的。有些群體嗜食他們討厭的人，還有的嗜食他們喜歡的人。有的群體食人的目的只是純粹的象徵意義，其他的則是覺得人肉好吃。而且，食人的定義也比我們認為的要模糊得多。我們都知道紐幾內亞島的「前」居民食用新近死去的親人的大腦，在我們看來，這就是食人行為。但是在這個島嶼另一個地方生活的烏梅達（Umeda）人看來，我們咬指甲或吮吸流血的手指，都相當於食人行為。反過來思考，定義「非食人族」似乎更容易找到標準。總體來說，非食人族認為嗜食人體組織（且不論他們如何界定人體組織）是一種噁心的行為，只有本群體之外的人，尤其是那些生活在距離自己生存地點分外遙遠地區的人們，才會有這種令人作嘔的行為。從前經典作家們將食人族排除在文明世界之外，雖然沒有把他們描述成怪物或人獸雜種，但分明將其視為遠遠排除在絕大多數普通人之外的異類。「不食人主義」其實是一種非常明顯的食物避忌策略，這種策略在今天西方世界仍發揮作用，被當作劃分文明世界與窮鄉僻壤的野蠻世界界限的工具。
我們可以猜想，漢布爾登山上的人們一定會用不同方式來描述自己的行為。他們將人和牛的骨頭同等對待和處置，表明他們將人和牛都視為自己所在「內群體」的一部分，無論生死都被尊敬地對待，活著的人也懷著一種虔誠的心態食用他們的肉。那些吃魚的人被視為「外群體」，而且正如許多種族衝突都是發生在血緣關係親密的人群之間一樣，吃魚和不吃魚人群的血緣關係可能並不遠。
從英國橫穿北海來到丹麥的德拉索爾姆（Dragsholm）遺址，這裡出土了很多關於魚類食用差異的證據，非常有意思。這個遺址出土了三具相隔僅數米的屍骸，學者推測可能是「一個丈夫和他的妻子們」，他們大約和漢布爾登山上參加宴會的人們處於同一時代。如果真的是丈夫和妻子們的關係，那我們得承認性別差異在他們的家庭餐桌上體現得分外明顯。根據碳同位素的測量值，丈夫和妻子們的數據完全不同，丈夫吃肉多，妻子們吃魚多。由此可見，吃哪些食物和拒吃哪些食物不僅會用來區別不同群體和種族，還被用來區分不同身份、年齡和性別。儘管這三具骨骼可能並不是絕對同時代的，它們的放射性碳測年結果確實也有些偏差，但以較粗略的時間尺度來看，它們可能代表了根植於農業在整個歐洲傳播方式中的深層原動力。
丹麥以食用海魚傳統聞名，直至大多數歐洲國家農業出現很久之後，這種傳統仍然延續了很長時間。丹麥沿海有很多貝丘遺址，這些貝丘由海洋食物、沿海食物和內陸食物的殘骸堆積而成，自末次盛冰期開始，直至農業在英國和歐洲大陸蔓延開來，這些貝丘一直被持續使用著。在其他沿海地區包括英國海岸線在內，可能也有類似的貝丘遺址，但是現在可能已經被淹沒海底了。只有在那些經過地質抬升作用的地區，才有可能看到它們。比如在丹麥、蘇格蘭、法國布列塔尼（Brittany）以及葡萄牙都有這些貝丘的蹤跡。它們代表的生活方式後來被農業所取代，但是不管怎麼說，作為先驅，它為後來取而代之的農業社會注入了大量遺傳基因，主要通過母系遺傳的方式。德拉索爾姆遺址的人骨無論是處於絕對同時代，還是接近同時代，他們無疑突出了兩個通婚群體之間生態背景的差異，這種差異可能會在群體內部壓力較大的情況下經常出現。吃魚和吃肉的同位素分析結果無疑是顯著的例子。但是也有人認為不存在嚴格避忌某些食物的策略，比如吃魚和不吃魚的人在時間和空間上都有明顯的重疊。然而，正是這種重疊為食物規避的觀點提供了有力的支持。忌食和規避某些食物的目的是與那些仍保留在記憶中的或至少部分可見的「外群體」劃清界限，而不是為了與那些已經消失在時間迷霧中的群體區分開。
通常兩個不同的文化群體靠得越近，他們越會著重強調彼此的差異。他們用來定位自身特徵、與其他群體進行區別的方式，比如服飾、髮型、行為、宴會或者禁忌食物等，常常會被故意誇大。隨著農業的廣泛傳播，農民和採集者的接觸日益密切，有學者對他們的聯繫進行了近距離觀察，比如在多瑙河沿岸、波羅的海地區和法國布列塔尼發現，農民開始接觸的當地採集者們依然大量食用水產品。伴隨著農業的廣泛傳播，人類通過各種網絡日漸糾纏在一起，聯繫越發密切，從而使得分辨誰屬於哪個群體需要一些硬性的明確標準，僅僅依靠他們使用的陶器已經難以區分了。在這樣一個生活地點不斷變化、聚會越來越帶有季節性的世界裡，哪些是新建的和再建的部落？是誰超越了家庭在更大的群體範圍內聚在一起分享食物？
《農民的婚禮》 勃魯蓋爾 1567年誰參加了宴會
要回答這個問題，可以從漢布爾登山遺址發現的人骨提出的某些問題著手。同位素分析通過拒吃魚類的習俗可以統計山上肉食的消費程度，並且一小批可靠的樣品顯示，女性似乎比男性食用了更多的肉。同時，死後在某些重要時期頭顱被保存或者「供奉」的人中，最常見的也是女性。還有一種現象進一步顯示了女性潛在的優越地位，那就是她們很可能和自己的丈夫、兄弟一樣，在武力衝突中受傷。
對英國各地同時代的人骨遺存進行廣泛的研究之後，發現這一時期相當一部分人都曾遭受過身體傷害。僅就頭顱來說，不管是男是女，幾乎十分之一的人在生前都受過傷。最常見的是頭左側因遭到重擊而留下的，這種傷害很可能是在慣用右手的男女進行面對面打鬥時造成的。大約三分之一的傷口是致命的，其他活下來的人則繼續戰鬥。其中一個男性的頭部生前曾先後遭受過三次嚴重的傷害。
我們可以設想，當時存在一個由小的母系遊群組成的大部落，人們聚集到山林裡來祭拜祖先，不斷改造著這裡的景觀。總體來說，這種在英國仍然存在的依賴母系繼承DNA的人們帶有強烈的「前農業社會」特徵。確實，這些仍然存在的群體，其母系祖先幾千年來常常在幾百公裡範圍內從事採集活動。漢布爾登山上的女性，與以捕魚、採集和狩獵為生的祖先們十分接近，這些祖先可能在她們的故事、信仰和傳統中留下了深刻的烙印。但是，伴隨著新文化的形成，捕魚的傳統似乎已經消失了，新出現的文化與男性的聯繫更強一些。
正如我們在前幾章中討論的那樣，有一種觀點認為，以父系繼承DNA的人們總體上帶有某些特徵，使我們可以將其與早期農民聯繫起來，在他們遷徙的過程中可能帶著自己馴化的動植物，以及為死者頭顱舉行儀式的風俗，等等。最後，他們的墓碑，比如早期他們為死者建造的長長的墳，成為整個景觀中最突出的部分。
我們可以看到衝突和暴力，以及性別統治的跡象。然而，無論是牆堤圍起來的營地還是長長的古墳，都不像為有權威的領袖們專門建造的紀念碑式的建築。對這兩類遺蹟的細緻發掘表明，它們都可以再劃分為一系列的小型建築。從頭顱受傷的情況來看，大部落內部的小遊群之間並不總是處於友好的狀態，我們也沒有發現獨裁者的宮殿和級別較高的墓葬。那麼，到底是什麼原因使得他們離開自家的火塘，離開所在家族篝火邊的聚餐，來到充滿不確定因素的邊緣地帶，與朋友、敵人和陌生人共同分享食物和飲料呢？
《摩登的午夜聚會》 賀加斯 1732年當我們向前追溯，從那些熟悉的人才會圍坐起來的最早的交流圈一起分享親密的、親社會的聚餐開始，到現在這種場景，一切看起來如此不同尋常，需要加以解釋。邊緣地區帶著貝殼和異域風格的美石等禮物的訪問者們，肯定參加過這樣的聚餐，但是我們在邊緣地區發現的較大規模宴會的證據反而更少。有跡象表明，邊緣地區的宴會除了發生在當時正在歐洲蓬勃發展的農業社會中，也發生在與農業社會接觸的捕魚者中。例如，法國布列塔尼海岸一些貝丘就被解釋為舉行宴會的中心地點。事實上，我們可以推測，在這些不同的群體之間，無論是聚會、交換還是通婚，都需要雙方對於邊緣地區舉行宴會的邏輯有某種程度的共識，那就是在這些宴會上，陌生人將變得尋常起來。他們不一定非要與農業有直接的聯繫，已經有學者指出布列塔尼海岸的這些貝丘遺址就是為葬禮舉行宴會的地方。
現在看來，在邊緣地區舉行宴會，在不同群體之間建立起不同程度的聯繫，是件普通的事。有些宴會需要一些複雜的分等級的上層建築，比如在漢布爾登山上沒有明顯體現出來的領導者，也有一些宴會則不需要。Tesgüinada就是這樣一個例子，它已經成為墨西哥拉拉穆裡人（Rarámuri）生命周期的核心部分。
Tesgüinada的字面意思是「啤酒的聚會」，宴會中消費大量的玉米啤酒。為了準備宴會，平均每個家庭要從他們一年收穫的玉米中貢獻出100公斤，釀造大約500升的啤酒。任何擁有足夠啤酒的人都可以舉辦Tesgüinada，無須得到某個權威的認可。舉辦Tesgüinada是為了平常的事情，比如建造房屋、治病，或是季節性的宗教慶祝活動等。宴會把這一地區分散的人們聚攏過來。來參加宴會的人作為協辦者，會毫無怨言地分擔龐大的物資和勞動支出。宴會上的幽默氣氛、娛樂活動和酒精使他們放鬆了對陌生人的戒備，也緩解了緊張的氣氛，消除了彼此的敵意。當然，Tesgüinada還是找到結婚對象的好場所，但絕不是世間獨一無二的。肯亞西部的薩米亞族人（Samia）、烏幹達的塞貝族人（Sebei）和蘇丹的富爾族人（Fur）也舉行類似的啤酒宴會。他們是為了進行諸如採礦或者大規模的農業活動，不帶有任何明顯的獨裁控制色彩。