作者簡介
陳彥,中國劇協分黨組書記、駐會副主席,作家、劇作家。
戲劇創作有《遲開的玫瑰》《大樹西遷》《西京故事》等,曾多次獲「曹禺劇本獎」「文華編劇獎」,作品三度入選國家舞臺藝術精品工程「十大精品劇目」,五次獲得全國「五個一工程」獎。
長篇小說創作有《西京故事》《裝臺》《主角》等,曾獲「施耐庵文學獎」和「吳承恩長篇小說獎」,《主角》獲第十屆茅盾文學獎。其創作的長篇電視劇《大樹小樹》獲「飛天獎」,並著有散文集《說秦腔》《必須抵達》《邊走邊看》等。
《裝臺》簡介
《裝臺》是陳彥創作的長篇小說,於2015年10月首次出版。
《裝臺》故事主角是祖祖輩輩生活在西京城的刁順子,靠著肯出力吃苦,性格厚道又兼具一點處世必要的圓滑,順子逐漸組建起了自己的裝臺班子。陳彥的筆墨圍繞著他的家事與這一方使裝臺的老少爺們能夠養家餬口的舞臺展開。《裝臺》裡兩條主線並行,如同兩路針腳般將刁順子的生活緊緊縫紉在一處:一條是刁順子在舞臺上所要進行的裝臺工作,一條則是他不得不面對的家長裡短。
小說刻畫人物手法細膩,故事跌宕起伏,命運看似無常又有常,以一個裝臺人的視角,描寫西京城裡的人生百態。
2016年1月,《裝臺》入選2015年度中國小說排行榜「年度5部長篇小說排行」,並位列榜首;
2016年4月23日,入選2015年度中國好書「文學藝術類」年度好書榜,並被評為2015中國好書;
2017年12月28日,獲得首屆「吳承恩長篇小說獎」;
2019年9月23日,入選「新中國70年70部長篇小說典藏」。
近日電視劇《裝臺》熱播,豐富的陝西元素不僅真實呈現了西安的各類「網紅」標籤,地氣滿滿,讓古都風情成為時下熱門話題,同時更讓諸多觀眾追根溯源,從關注同名小說原著《裝臺》開始,關注陝西文學創作、關注另一種生存狀態。
原著作者陳彥近日回到西安,12月19日將在曲江書城舉辦讀者見面會。他在西安文藝團體生活幾十年,其長篇小說《主角》問鼎第十屆茅盾文學獎。數十載陝西生活的積澱、劇作家發現生活的銳利視角和經久的文學積累之下,無論茅獎作品《主角》還是熱播劇《裝臺》,我們獲得的不僅是生動的故事、震撼的文學形象,還有文學帶來的心靈穿透力。
在訪談中,或可感知一二。
對小人物,對一些苦難的人生
應該有一種光亮去照射他們
華商報:《裝臺》電視劇的熱播也帶動小說閱讀,這部小說的初創緣由是什麼?「裝臺」有什麼更深刻的寓意嗎?
陳彥:《裝臺》這部小說其實當時創作的時候和前面的《西京故事》還有關係,《西京故事》寫了一群農民工的故事,真是意猶未盡,也因為那一段時間接觸農民工比較多一些,裡邊有好多故事啊,儘管是通過戲劇通過小說展示,我覺得好像自己當時腦子裡邊還有一種新的認知,還需要繼續書寫。
「裝臺」,它本身是一種幕後的工作,我們整個社會,可能有兩種人,一種是搭臺的人,還有一種就是在上邊唱戲的人。裝臺人永遠不知道,他們裝起的舞臺上,那些大小演員到底想表演什麼,需要這麼壯觀的景致,這麼富麗堂皇的照亮,而舞臺上表演的各色人等,也永遠不知道這臺是誰裝的,是怎麼裝起來的,並且還有那麼多讓人表演著不夠愜意的地方。反正裝臺的歸裝臺,表演的歸表演。兩條線在我看來,是永遠都平行得交匯不起來的,這就是我想寫裝臺人的原因。
其實在現實生活中,我們每個人都是裝臺人,我們每個人也都在舞臺上唱過主角或正唱著主角。這裡邊有很多隱喻在其中,當然隱喻作為寫作來講,不能刻意,但又確實需要你有這樣一種考量。比如說我們的城市建設,近幾年我到北京工作後出差比較多,在全國走過不少城市,無論一、二線城市還是一些縣級的小城,我發現確實都建設得很美。我還看到大山深處一些高速公路宏偉壯闊得無法想像,真正是臨空彩虹,我首先就會想到是誰把這些東西建設成這樣的,我就會想到中國的農民工,中國的幾億農民工為中國改革開放的建設做出了非常大的貢獻。
華商報:為什麼會聚焦這樣比較小眾行業的人群?
陳彥:在城市建設最美好的地方,我們看到的只是他們圍起一個護欄,我們就不能再進去了,但是他們在無數的隔擋板之後,去挖坑打樁,做著一種託舉美麗的工作。在最終非常美的場景之下,在燈光燦爛和布景豐富的舞臺上,把高光時刻讓給主角後,他們悄然離去。這裡邊有很多東西值得我們去思考。
文學,需要書寫史詩,也需有一種巨大的悲憫情懷,尤其對小人物,對一些苦難的人生,應該有一種光亮去照射他們。從世界到中國的文學、戲劇創作都有一個特點,早期起步都寫的是英雄神話、英雄悲劇,比如《荷馬史詩》中的《伊利亞特》《奧德賽》等,中國的「夸父追日」「精衛填海」「大禹治水」等,中國早期戲劇也多寫的是帝王將相、棟梁英雄、才子佳人等。關注普通人,西方是從文藝復興到啟蒙運動逐漸開始的,比如雨果的《悲慘世界》裡冉·阿讓這個小人物,在那麼悲苦的人生中,仍存在著人性光輝的東西,還有《巴黎聖母院》,都是對小人物最深切的關注;我們的文藝創作,《水滸傳》《儒林外傳》以及從晚清到民國時期的長篇小說,都開始關注底層人物的生活、命運,當然不像今天這樣普遍了。世界文學與中國文學都是共通的,需要這種書寫,這是一個巨大的群體。由於自己在文藝團體工作時間長,接觸主角、演員、裝臺人,無論臺前幕後,長期和這些民工打交道。因此,在2015年前後,這些作品逐步推出。
主角在贏得陣陣掌聲的時候
正是裝臺人最勞累的時候
華商報:對很多讀者來說,裝臺算是一個很神秘的行業,現實生活中他們的生活狀態是什麼樣的?
陳彥:電視劇中也反覆解釋,什麼是裝臺,就是把一個空曠的舞臺,按演出需要,搭建出符合演出劇目設計的各種場景。傳統的戲劇對舞臺美術要求不是非常嚴格,所謂「一桌二椅三搭簾」,所有場景會通過演員的表演來表達,比如進門掀簾、穿針引線等都是通過演員的動作表演來展示,而如今舞臺會藉助高科技營造真山真水、瀑布飛流,會讓觀眾在舞臺上看到最真切的生活場景。
我有一次在美國百老匯看一場戲,連飛機在舞臺上也成為了道具,而且是真實可以移動的。隨著科技發展,在演出劇情、導演設計的需要下,舞臺裝置也越來越複雜,過去劇團幾個人就可以完成一幕劇,幾張桌椅、臺後幾個小的景片即可展示情境,而現在繁複豪華一些的舞臺需要幾卡車、甚至幾十卡車的布景燈光,幾十個人裝幾天幾夜都不一定能完成,其中不僅工作量非常大而且苦累。他們的生活作息和普通人不一樣,晚上裝臺,裝一夜,早上8點交給導演和演員排戲,戲排到中午12點,跟他們說今天有什麼需要改換調整重新做的,之後,他們接著幹,幹到下午2點半,又開始排戲,排完以後又有問題,再改,再連夜裝臺,這些人始終做著這樣一種工作。
臺上一個小小的細節,在「主角」下面的燈光黑區,機器是需要一群人推上、拉下、轉動、搖移的,主角在贏得陣陣掌聲的時候,正是幕後人最勞累的時候。舞臺那樣美麗的地方,背後到底有多少人做出犧牲和奉獻,我特別想寫,想把他們展示出來。他們的命運,他們的苦累、挫折,以及他們的奮鬥、隱忍、韌性,都是我們中華民族非常需要的一種精神,寫他們是自己精神和生命的一種需要。
隨著現代化進程的發展,尤其是電影、電視以及新的傳播介質方式的多重出現,中國古老的戲曲逐漸走向了邊緣化。但是,也要看到,今天已經很難有一門藝術獨領天下,電影、電視,哪怕是無比時尚的抖音短視頻也做不到。從這個意義上講,戲曲也沒有邊緣化。寫戲曲這個行業,對戲曲人進行文學藝術形象塑造,不一定因為這個職業比較邊緣,塑造就缺乏意義。比如,梅爾維爾的《白鯨》大量描繪了鯨的生活習性,海明威的《老人與海》寫了捕魚人這樣一個少數群體,但並不影響創造人物形象的價值。小說塑造人物寫的是人性,職業是人性的載體,可以讓不同職業的人代入進去。
華商報:真實生活中是否有順子這樣一個人物形象?
陳彥:我在文藝團體工作了幾十年,接觸過很多「角兒」,生活基礎顯而易見,但具體哪個人都不能構成這樣一個藝術典型,應該說,小說人物的豐富性決定了每個單獨的個體都不足以完成一部長篇人物的塑造。魯迅先生曾說,他筆下的人物,「沒有專用過一個人,往往嘴在浙江,臉在北京,衣服在山西,是一個拼湊起來的角色」,我想我的人物也是如此。面孔、語言、著裝,都是真實生活中由各種不同原型拼接而成的一個角色,任何一個人的生活都很難完成一個豐富的文學形象。一個人的生活可能也會有一些波折,但是承載不起刁順子這一人物形象的塑造。調查了多個裝臺人的生活,綜合而成了這樣一個文學形象,並非寫實某一人。
在那樣一種打擊、挫敗、坎坷的生活情況下,他隱忍堅強,並不為了謀自己一人的一口飯、為一張床活著,他承擔了很多無法訴說的責任,除了父女關係、重組家庭,很多人因他的善良同情心而聚集在一起,他不是總經理也不是老闆,這些人就因為「順子哥好」「順子哥掙錢了不坑人」這樣的原因很自然地聚集在一起,自然地擔起這一責任。
作品中還有另一形象——小學老師,順子每年都會去看一下他老師,老師生病也是順子招呼。有這樣一個情節,老師家裡有一個35平方米的窄窄的小房,臨終想給刁順子,又覺得順子是能掙錢的人,並且還算是個小老闆,又想把房產捐給學校,最後讓順子自己拿主意。順子想來想去,還是沒要,他覺得自己能靠雙手掙錢,還是不貪便宜為好,儘管他很需要,也很想要。這就是小人物的品格。
擁有高光時刻,唱主角的人畢竟是少數,多數人都是要靠努力來生活,給別人製造美好,讓別人去展示。我覺得對於這些人我們應該回眸,應該尊重,我們沒有資格去同情,他們身上的很多東西,應該有更加深入的精神延展。
看張嘉益騎著車兜兜轉轉
眼淚不由得掉下來
華商報:您如何看待原著轉換成影視?有人說這部劇火了西安,這也是您創作初衷之一嗎?
陳彥:這次改編還是非常好的,大量西安元素的運用,除了原作中的部分,也得益於導演李少飛通過大量寫實的鏡頭向觀眾一一展現了西安的特點,無論是人流不息的街道名勝,還是色香味俱全的特色美食,《裝臺》不僅能讓觀眾更加體會到普通生活的煙火氣,顯然也足夠讓西安這所古城綻放它該有的魅力。很多作家擔心改編的過程中丟失精彩的部分,其實小說就是小說,電視就是電視,電影就是電影,戲劇就是戲劇,每個藝術都有它自身的藝術規律,何況影視這種藝術的市場壓力大,在重新創作時需要按照影視的市場規律以及藝術規律進行再創造,作為原著作者,應該放手讓他們創作。
編劇馬曉勇擅長現實主義題材創作,曾完成多部家喻戶曉的作品,人物也刻畫得真實接地氣。我認為這一次影視改編比較真實地反映了社會的一些現狀,而不是簡單地去做一些美化,架空的生活會讓觀眾感覺到不真實,藝術就失去了它打動人的東西,所以大家對這部電視劇的評價也比較好。
華商報:您如何看待張嘉益和閆妮對角色的詮釋?
陳彥:有一個場景是張嘉益騎著三輪車走街串巷,騎得很好,有時候看他騎著車兜兜轉轉,看得我眼淚不由得掉下來,讓我想起過去見到的那些在西安騎三輪車討生活的人,他們每天過的日子。
每個城市中都有快遞小哥、拉三輪車的人,張嘉益、閆妮,包括其他一些演員的表演非常接地氣,也非常生活。張嘉益演得很真實,他好像沒想起自己是一個明星,怎麼真實怎麼演。還有閆妮對生活無奈、無助而又努力負重的把握,表現得都非常到位。電視劇展現這部分生活的時候因為真實,令人感動。現在我們或許看有些作品,故事一環套一環,但它和生命自身的真實性沒多大的關係,這些和生活的邏輯性又有多大的關係呢,我覺得都是值得思考的問題。我依然還是希望多推出現實主義題材作品,更加注重塑造人物,因為真實是生命。
華商報:現在大家都在熱議這部作品中的飲食、陝普等,您怎麼看?
陳彥:我認為藝術作品不要刻意,刻意去做什麼肯定是要失敗的。這一次電視劇不論是製片方還是演員,都不是刻意一定要帶動西安飲食、陝普,如果是刻意的,可能帶不來這種效果。大家還是想要講好真實的故事,講好生活,塑造好人物,然後在這個基礎上談其他。
我自己接待外地的朋友到西安,會很驕傲地把他們帶到我們的坊上,並且得是傍晚時,那會兒是最熱鬧的時候,人都擠不進去,他們感到挺震撼,我心裡也覺得很舒服,我說:你看,這就是煙火氣,它將西安方方面面的這種活力都給你展示出來了,非常美好。
華商報:您希望通過《裝臺》裡的小人物去表達什麼?這部作品您有遺憾嗎?
陳彥:我覺得寫文藝團體的這些人物,它是一個載體,我希望通過這樣一個切口,看到更大的社會背景,看到我們這個時代需要承載的更多的東西。
當然作品永遠都是帶著遺憾的,但是有辦法補救,因為我們還在創作,我還會繼續寫下去,並且仍然關注小人物的生存狀態。作家要寫熟悉的生活,你熟悉了,被打動了,你自然會去寫,如果沒有熟悉沒有打動,硬寫肯定是不行的。我需要被深入地打動才能有寫作的想法。西安有很多東西值得寫,有時候我在外地,休息時突然醒來,會不由自主地問自己在西安哪裡,最近完成的一部長篇叫《喜劇》,寫的還是陝西故事。我想這就是對故鄉的情感。
華商報記者 王寶紅 劉慧
來源:華商網-華商報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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