疫情中的中國乃至世界，是社會學調查研究的大課堂。作為中國社會學學會會長，李友梅教授早年師從費孝通先生，曾跟隨他做過一系列社會調查。近日，她接受解放日報·上觀新聞記者採訪，提出她對疫情中諸多社會現象的思考與建議。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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李友梅：1956年生，法國巴黎政治研究院社會學博士，上海大學教授，中國社會學會會長。
社會有組織的參與性不足是短板
高淵：這次疫情中，基層民眾的積極性很高，在一些物業管理不到位的小區，居民們自發組織起來「看家護院」，你怎麼看待這樣的居民自治熱情？
李友梅：基層社會治理的難點之一，就是如何破除「政府在做，群眾在看」的問題。面對突如其來的疫情，沒有一個人能夠獨善其身，小區是廣大居民共同的家園，是人們生活的地方，也是疫情中守護人民群眾的生命安全和身體健康的最後一道防線。
疫情爆發以來，黨中央一開始就將人民群眾的生命安全和身體健康放在第一位，所有防控措施都首先考慮盡最大努力防止更多人被感染，盡最大可能治療和挽救更多患者與患者的家庭。正是疫情防控工作始終以人民利益為重，才激活了蓬勃的居民自治熱情。
高淵：疫情有可能提升居民自治能力嗎？
李友梅：疫情發生以來，全國各地的城鄉社區都動了起來，湧現出了很多「群防群控」的好做法。社區居民自發組織起來的「看家護院」，讓我們看到廣大群眾建設好小區這個人人有責、人人盡責、人人享有的生活共同體的具體實踐。當前，城市居住小區的形態多樣，部分小區的物業管理不完善或沒有物業公司，部分小區還沒有建立業主委員會。管理能力和治理能力一定程度的「缺場」，也可以說成為了群眾開展自治共治的壓力與契機。
從社會學理論視角看，基層社會共同體的真諦就是「持久的和真正的共同生活」。它意味著在公私機構的協助下，居民通過廣泛參與，動員社區內部資源，解決社區內的各種問題。疫情防控中的居民自治是社會大眾的家園意識和共同體意識的良好體現，應當加以鼓勵和維持。
高淵：相對居民自治，這次疫情中的社會共治能力表現得怎樣？
李友梅：就社會治理層面而言，疫情防控的非常時期表現出來的重要短板，是社會有組織的參與性不足，以至於難以及時形成一個具有整合性的抗擊公共衛生危機的治理共同體。
抗擊疫情需要全民參與的聯防共治，而聯防共治的陣地在基層社區。在推進社區共治方面，政府可以發揮更好的作用。在非常時期，政府需要加強對基層社區疫情防控工作的引導、支持與協調，比如利用數據平臺在居民中進行廣泛宣傳，使居民獲得正確的信息，包括當下政府工作面臨的難處，減少因信息不暢帶來的矛盾和誤會，形成合理的生活預期。同時，要對一線抗疫工作的合法行為提供制度保障，給予社區防控不斷完善的物資配給。
相關部門應該抓住這次抗擊疫情的契機，培育真正服務民生的社區自組織，做好深入細緻的群眾工作，把群眾發動起來，構築起群防群控的人民防線。
「快遞圍城」讓我們認識社會生活的新特徵
高淵：疫情中，也有些情況引來居民抱怨，比如很多小區門口出現的「快遞圍城」現象，不僅有礙觀瞻，而且送快遞和收快遞的頻繁接觸，像個小型集市。對此，政府是否應該介入協調？
李友梅：公共危機治理過程中，不可避免會對原有的生活秩序形成幹擾甚至衝擊。「快遞圍城」現象雖是危機治理中秩序失常的小波紋，但也讓我們認識到了社會生活的新特徵。
信息化和網絡化的社會結構，在這次疫情防控中非常突出，已經深深嵌入了當前的社會生活之中，它的正常運轉不僅涉及到生活方式的改變和延續，而且已經成為封閉式管理模式下城市正常運行和居民生活保障的重要支持體系。
「快遞圍城」凸顯出全社會普遍的流動性在非常時期的新境遇。居住區、片區、城區甚至整個省區的「封閉」，在使人的流動最小化的同時，也對依靠物的流動的生活帶來了衝擊。因此，保障信息化和網絡化的社會結構下社會治理的有效性，應當納入疫情應急管理的總體考慮之中。政府部門應適當介入，尋找適合小區實際情況並能獲得大家共識認可的解決方案。
高淵：有人說，這次疫情對中國來說，其實是一堂風險社會的啟蒙教育課。你認為，風險會多大程度上改變這個社會？
李友梅：我們要看到，風險作為一種重組社會結構的力量已經出現，將和物質財富分配機制以及其他力量一起，共同推動中國社會結構的複雜走向。
在市場化、全球化、新興技術等重要因素的影響下，伴隨著現代性的提升，人類社會日益進入一個高度風險社會。信息化網絡化推動了社會結構的劇烈變動，實體社會與虛擬社會並存，線上社會與線下社會的交織與分離，都在不斷重塑社會的運行機制。
在社會結構發生複雜分化且呈現不平衡的背景下，日趨個體化的社會成員在價值觀念、社會心態、生活預期等方面呈現出明顯的斷層和落差，進而增大了其行動的不確定性。與社會領域內的巨變相同步的是，公共安全風險（比如流行疾病、難民潮和恐怖主義等）、社會平衡失序、社會認同碎片化以及應對策略落後等風險的產生機制，也出現了越來越複雜多變的不確定性。
高淵：是否可以說，這次疫情表明，風險的不確定性在逐步常態化？
李友梅：目前看來，各類社會風險的累積和爆發，意味著公共危機的常態化，這對我們的社會生活和應對經驗帶來了新挑戰，也將持續地考驗著國家的治理體系和治理能力。
不僅是中國，在全球性流動社會的特徵日趨明顯的情況下，風險的不確定性、變動性與擴散性也在逐步常態化。而針對風險產生機制的公共治理措施，則在很大程度上超出了我們已有的社會治理視野，各種難以被理性化表述的「意外」，正在不斷突破人們的理性認知及既有秩序，而我們對此還缺乏深刻的認知。
但正如比爾蓋茨所言，新冠病毒的敵人是全人類，根本不管你什麼制度、什麼膚色、什麼信仰、什麼地位，都一視同仁。我想，共同的危機恰恰應當是促使人類攜起手來，加強合作，共築人類命運共同體的契機。
並不見得物理距離疏遠，社會凝聚力就會下降
高淵：面對風險社會，我們怎樣儘可能避免倉促應戰？
李友梅：我國的城市社會治理體系，脫胎於原來的「單位體制」，社區成為當前城市基層社會治理的基本單元。從這次疫情的社區防控工作表面看，雖然居民自治的積極性有所提升，但在當前的城市社會治理中還是存在著政府動員能力強，社會動員能力弱；物質基礎保障能力強，精細化治理能力不夠的問題。
經過艱苦努力，目前疫情防控形勢積極向好的態勢正在拓展，這既彰顯了中國特色社會主義制度的顯著優勢，同時也提醒我們，政府與全社會在應對這種突發性公共社會風險的整體性、系統性及公共性水平方面，以及對社會協同和民眾參與的內在動力的認知方面還有待提高。
高淵：前段時間，疫情使得一國人宅在家中，物理距離疏遠會影響社會凝聚力嗎？
李友梅：社會凝聚力有很多維度，比如共同的目標、共同的情感、共同的交往平臺和交往方式等。雖然大家都宅在家中很長時間，但其實每一個人都可以通過網絡或其他方式與他人冷暖共情、將心比心。
因此，並不見得物理距離疏遠，社會凝聚力就會下降。我們從公共性的維度來看，疫情結束後，要在完善公共社會中不同群體的理性溝通和相互信任的理念下，著力提升社會組織、社區以及個體響應社會治理的機制設計，尤其是注重基層社會治理網絡的有效運作。在激活個體內在活力參與的同時，使得社區和社會組織能夠形成與政府治理的有效銜接。
高淵：但人們又會擔心，激活個體活力後，會出現更多元的聲音和行動，進而會不會導致向心力的缺失？
李友梅：從理論上看，公共性的生產是個體向公眾的轉化過程。具體而言，也是個體基於公共精神參與公共活動、維護公共利益和形成公共價值取向的過程。如果沒有公共性的持續生產，任何社會都不太可能有實質性的社會協同與公眾參與。
但公共性的構建又是一個極為複雜的問題，涉及公共部門向社會領域的適度賦權，和賦權後的秩序把關問題。如果沒有一定的賦權，公共性就無法形成，但賦權後如果缺乏把關機制，又容易引發不確定風險。
面對這種情況，要充分發揮黨建引領的社會效應和影響力，持續提升公眾的公共意識，推動社會組織有責任地承擔社會事務，並由此推動公共社會參與、提升社會治理的能級與水平。