一、職業抉擇
我當老師，很有幾分是家傳。父親以上三代都是教書先生，到父親考大學了，長輩們說「家有三鬥糧，不當猴兒王」，父親便改行從醫了，誰知我最終還是當了「猴兒王」。想想祖輩在「蔽門陋巷，教幾個小小蒙童」，日子過得雖清苦，但「詩書滋味長」，也該是有滋有味吧。老輩人說，當時村裡有三家名氣大：一家有錢，一家有勢，一家有學問。這有學問的一家便是我家。若有人進了村找我家，只要一問「師傅屋」在哪，便保管能找到。每每想到這，總還是有幾分自豪的，那是能被稱作「書香門第人」的自豪。
我當老師，更有幾分是熱愛。年輕時，每每看到「百年大計，教育為本」，「科教興國，教育優先」便心潮澎湃，更為《教師法》提出的「教師平均工資不低於或高於國家公務員平均工資水平」所歡欣鼓舞，覺得當老師真是一件利國利民利己的大好事。於是我就站上了三尺講臺，並且一站就是十八年。十八年中，有人推薦我去黨政部門，我說我就愛當老師，不愛去勾心鬥角的地方。有人提議調我到教育行政部門，我說我就愛站講臺，不願離開我心愛的學生。別人認為我傻，我卻覺得我執著。
二、初出茅廬
我從來不認為自己有什麼天賦，倒是更相信什麼都是逼出來的。小學時老師讓我代表班級朗讀課文，我竟然笨拙到出臺時不會走路。初中時在嚴厲的語文老師「猛擊一掌，促你清醒」的體罰下，我才開始了斷斷續續堅持二十多年的日記。高中時因年僅五歲的表妹和另外兩個幼兒誤食拌過農藥的花生米而死一事痛心疾首，寫了一篇報導發在了《運城日報》上。大學時，接過上屆校友文學社的接力棒，硬著頭皮當起了社長，把一個文學社也搞得有模有樣。大學畢業待分配，我在舅舅的公司辦公室邊打工邊備戰——為進入臨猗中學必須講好一節課，小黑板上練字，反反覆覆背課文，教案修改了又修改，請老教師指點支招，功夫不負苦心人，我終於以講課第一名的成績成了臨猗中學的一名語文老師。其實，不是我有多優秀，只是我做了儘可能充分的準備罷了。
剛站上講臺那幾年，我滿懷激情地投身到工作中。我讓學生堅持每天練毛筆字，並率先垂範把自己的「傑作」也和學生寫的張貼在一起。讓學生堅持寫日記，通過日記和學生進行心靈的對話。還讓學生辦「手抄報」，至今還有當年裝訂整齊的手抄報合訂本保存在學校。我為了準備好一節課，不惜騎著摩託車到幾十裡外的原臨晉中學借閱資料。我嘗試著一切我能嘗試的想法。那時的我感覺自己就像在大海中遨遊的魚兒一樣，盡情享受著工作帶給我的快樂。
三、獨上高樓
也許是校領導看重我的緣故，工作第二年我便被派出去參加「運城市三育人演講」，並抱回了個三等獎，那是個凡參加者最低都能獲得的獎項，當時很是愧疚，覺得對不起學校、對不起領導，如今回頭想來，也許領導當初本就沒有奢望我能奪個一等獎回來，只是為了讓我多一些鍛鍊罷了。緊接著，省上進行新課程培訓，我被學校派到了太原市一所私立學校——南洋中學，接受省教育廳組織的培訓，頓覺眼界為之大開，天地為之廣闊。這以後，如果有能夠外出學習的機會，我總是表現得很積極，學校也總是常常派我出去。2000年暑假，高考結束後，學校組織高三教師去雲南旅遊，而我在報紙上看到《語文周報》和全國中語會在大連市聯合舉辦「全國語文教學研討會」，便跟學校再三爭取，最終我和語文組的幾位老師到大連去「旅遊」了。那一次，我有幸見識了中學語文界的大家——錢夢龍、寧鴻彬，也領略了史建築等新秀的風採。錢夢龍老師那時已年屆七十，然而精神矍鑠、思想鮮活，讓人經久難忘。史建築一節《再別康橋》的公開課讓我明白了什麼叫「人上有人，天外有天」。那時，小小的我看到了大大的世界，於是也做起了美麗的夢。
夢想總是美好的，然而現實卻是「骨感」的。還是在2000年，臨猗中學承辦了運城市高三語文教學研討會，因受關雙全老師的垂愛，我得以在這次研討會上做了一節《詩歌鑑賞》的公開課。儘管我做了精心的準備，又是挑選詩歌，又是精心備課，又是查閱資料，甚至不辭辛苦到運城高專去請教一位老教授如何準確理解詩句，但最終連我自己也不知道能講清楚些什麼。至今我仍清楚地記得那一次做公開課的老師：臨猗中學關雙全老師、康傑中學梁元成老師、河津中學張廣錄老師、平陸中學劉向軍老師和那個「小小的我」。評課時市教研室的專家說：關老師和梁老師代表一個層次，張老師和劉老師代表一個層次，而我則代表另一個層次。總之，我著著實實又當了一回襯託紅花的綠葉，這讓我既欣慰又懊喪。
四、衣帶漸寬
曾經從高一帶到高二，又直接當上高三老師的我，在連續帶了四屆高三畢業班後，感到了前所未有的疲憊。這種疲憊不光是身體的，更是心理的。日復一日的高考備戰漸漸消磨了我那四溢的激情，教育教學找不到新的突破口也讓我倍感迷茫。於是，我主動向校領導提出下到高一，期盼著一個新的開始。
2002年暑假開學，我帶上了自己教學生涯中的第二批高一新生。年級主任陳富強似乎也很看重「失落」的我，把四個「火箭班」中的一個交給了我。面對著學生那一張張充滿朝氣和活力的臉，面對著年級主任的信任和厚愛，我又找回了剛剛踏上工作崗位時的那個積極樂觀、敢想敢幹的我。那一年，我帶222班。學校的教師子弟大多集中在這個班，這既是榮耀更是責任。軍訓時學生響徹天地的口號聲，歌詠比賽時學生吹拉彈唱展現著多才多藝，清明節時學生邀我一起去踏春，每次考試後學生都會捧回如約而至的獎狀。這個班帶給了我太多的歡樂、太多的成就感和榮耀。
我給學生免費發放日記本，專選紙張好而本子薄的那一種，從文具店裡一次買上幾百本，然後很大氣地對學生說，你能寫多少本我就發給你多少新本，有的學生一個學年竟能寫十本八本。有時學生的日記雖只寫了一頁，而我在批閱時有感而發可能會一口氣在他的本子上寫三五頁。許多學生上了大學後還帶著自己高中的日記本，說那上面有難忘的記憶。我和223班班主任吳崇剛老師有過一段至今回想起來仍覺得非常難得的合作。他帶物理，我帶語文，原本差異很大，可我們竟然實現了優勢互補。我們一起把學生帶到多媒體教室看《百家講壇》系列講座，許多同學看了紅學專家周汝昌的講座，就迷上了《紅樓夢》，更有一位同學上了天津的大學後還親自去拜會了周汝昌老先生。我們購齊了教育部推薦的所有中小學生必讀書，還有相當一部分是自然科學和人文科學讀本。我們編了書目表，貼上書籤，儼然建起了一個足夠兩個班級借閱的「小小圖書館」。我們覺得自己不僅僅是在搞教學，更是在搞教育。我們志存高遠，樂此不疲，夢想飛揚。那時，我們甚至一度覺得自己很偉大，因為我們在從事著「太陽底下最光輝的職業」，我們在「得天下英才而教之」。
有人說，素質教育在高一和高二，應試教育在高三，我也躲不過這一劫數。接連兩年的高一二「教育革新」過後，我又被迫開始了連續四年激烈的高考備戰，於是又陷入了新的一輪困頓。然而就算是「革新失敗」，我們總是嘗試過，嘗試過我們想做、能做和該做的事，我們無悔無憾。
五、驀然回首
歲月的年輪轉到了我教學生涯的第三個六年。不知不覺，我已年過四十，我已是一名高級教師，我已獲得了一個語文老師所能獲得的幾乎所有的榮譽。然而比榮譽更讓我珍重的還是那些經歷和感悟。
我參加過六年山西省語文高考評卷，這一經歷讓我明白了「評」甚至比「教」和「學」還重要。我去過江蘇洋思中學，那是一所譽滿華夏的學校，隨之我不由得思考：究竟是「教有定法」好還是「教無定法」好。我跟曾用筆名「吳非」寫過《不跪著教書》的王棟生，在太原、在南京、在運城、在鄭州一起喝過茶、聊過天，可還是沒搞明白他身上那種文人的骨氣是從哪裡冒出來。我聽過江蘇錫山高級中學校長唐江澎講《白髮的期盼》，這麼一篇被許多老師忽略不講的課文，竟被唐老師講得讓人動情、動容，乃至要落淚。我參加過市教研室組織的培訓團隊，當看到「歡迎各位專家蒞臨我校」的橫幅時，不由得暗暗笑自己：是專家了嗎？我受運中景明老師邀請，參與編寫山西教育出版社出版的《唐詩宋詞選讀》教輔資料，又一次搖身一變成了「專家」，但願不要成了挨「磚」的「家」。到現在，我也還是搞不明白，究竟是「做什麼」更重要,還是「為什麼去做」更重要？那就且行且思之吧！
（作者系運城市語文教育教學研究會臨猗縣負責人、臨猗中學語文教研組長）
微信編輯：張建文